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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139～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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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高晓慧：《“住”在俄罗斯》，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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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黄立茀：《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第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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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1920～1930年代干群之间的经济差距主要表现在工资、住房、交通补贴、公费医疗和免费疗养等方面。在工资方面已有学者做出了结论。因此，如果再能补充对交通补贴、公费医疗和免费疗养方面的研究，可以最终得出一个更为客观的结论。参见黄立茀《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第174～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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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黄立茀：《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第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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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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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由对抗到承认：1917～1933年的俄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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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大学 沈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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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1933年俄美关系（从十月革命到苏美建交）是俄美关系史上的重要发展阶段。在国外，很多研究俄美关系的学者力图通过对这一时期两国关系的深入研究，来阐释为什么俄美两个大国在长达16年的时间里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在外交关系封冻多年以后，又是什么原因使两国关系峰回路转，走上缓和、合作的道路，以及两国这一时期的关系与冷战的传承关系。遗憾的是，由于长时间内没有外交关系，二战结束后，苏美又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双方学者难有机会广泛接触保存在对方国家的档案材料，加之意识形态领域的严重对抗，很多学者从本国政府的立场和国家利益出发来评述两国关系，其结论往往不够客观，甚至存在明显的偏见。冷战结束后，这种状况得到很大改观。最近几年，国外史学界特别是俄罗斯史学界出版了不少关于1917～1933年俄美关系的档案文献、著述[1]，对涉及这一时期两国关系的重大问题重新进行研究。譬如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近现代史》杂志主编谢瓦斯佳诺夫从1996年开始，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先后主持编纂并出版了有关1917～1933年俄美关系的档案文献4部，其中经贸关系文献2部，政治关系2部。[2]2004年底谢瓦斯佳诺夫还出版了俄美关系的专著——《莫斯科与华盛顿：通往承认之路》。[3]与冷战时期相比，目前无论是美国还是俄罗斯史学界对这一时期两国关系的研究都有了长足进展。对很多问题的看法比较接近客观事实，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研究结论渐趋一致。尽管如此，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两国学者仍从各自的国家利益出发，难以得出公正、客观的结论。考虑到中国目前对这一时期两国关系的研究较为薄弱，作为对俄美关系很感兴趣的第三国学者，笔者希望利用手中掌握的最新档案资料特别是俄文资料，实事求是地对这一时期的俄美关系做出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研究这一问题对我们探讨冷战的起源，以及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决策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对当前我们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外交关系也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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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十月革命后俄美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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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0月25日（俄历），俄国爆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于十月革命及其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美国一开始就采取否认和敌视的态度。美国政府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对苏维埃政权进行了猛烈抨击，并断言苏维埃政权不过是昙花一现，不可避免地将面临崩溃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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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驻俄大使弗朗西斯认为布尔什维克是一伙追逐极端社会目的的激进革命分子。对于布尔什维克党发动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可能给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带来的影响，他曾做过这样的论述：“布尔什维克正试图创造一场世界范围的社会革命，并坚决鼓吹以暴力来推进这场革命。现在看来，资产阶级（我、你和所有受过教育的白领人士被划为这一阶级）能否使这个世界成为一个安全的社会都成了问题。”[4]国务卿兰辛是一名坚定的反共分子。苏维埃政府颁布《和平法令》后，兰辛称其是对“各国现存社会制度的直接威胁”，因此，“如果布尔什维克继续掌权，我们就毫无希望。”[5]威尔逊总统对苏维埃政权更是持否定态度。十月革命后，威尔逊总统在评价苏维埃俄国的社会制度时曾指出：“社会主义非常迷茫，或许，它不可能实现。”后来威尔逊又宣称，革命的“毒素”实际上已经渗透到美国这个自由国家人民的血液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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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如此否定苏维埃政权，其主要原因在于布尔什维克党统治下的苏维埃俄国与美国的社会制度及其价值观念存在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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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苏维埃俄国主张的公有制在美国就不能得到认可。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颁布了银行、铁路、矿山和大工业企业等国有化法令。由于该法令彻底否定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遭到了美国资产阶级的一片反对和斥责，他们将其视为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神圣原则的公然侵犯。例如，众议院代表米勒把俄国没收地主土地和工业企业的措施称之为“盗窃”。[7]苏维埃政府的企业国有化条款，也给外国投资者包括美国投资者在俄国的经济利益带来了严重损失。一战以前美国投入俄国工业的资本为6800万美元。[8]一战期间美国对俄投资逐渐加大，临时政府掌权后，美国进一步增加了对俄国的投资。然而，苏维埃政府企业国有化政策的出台使美国资本家在俄国的投资顷刻间化为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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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俄国的政治制度与美国的政治制度也是根本对立的。美国实行的是建立在自由主义基础上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这种民主制度的主要支柱是三权分立的制衡制度、选举制度和两党制度，而苏维埃俄国废除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实行一党执政、立法和行政合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威尔逊总统在评价苏维埃俄国的社会制度时曾指出：“莫斯科政体在一切方面都是对美国的否定。”[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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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独特的历史和政治文化传统形成了美利坚民族自由至上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使其对一切激进的暴力革命持否定态度。而布尔什维克党是靠暴力推翻选举产生的临时政府取得政权的。因此，对布尔什维克党发动的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激进、最具暴力色彩的革命，美国政府公然表示反对。国务卿兰辛这样评价十月革命：“我相信，在野蛮和毁灭生命财产方面俄国革命的恐怖远远超过法国大革命。后者至少拥有政府的外形，并制造了合法伪装，而前者哪一样都不具备。没有权威、没有法律。它是一个沸腾的专制与暴力的大锅炉。我想象不出对一个国家来说还有比降临到俄国头上更可怕的灾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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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布尔什维克党的世界革命思想使美国政府感到恐惧。一战期间，列宁依据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判断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需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论断，提出了武力输出革命的思想。1915年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说：“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同其他资本主义世界相抗衡，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发动反对资本家的武装起义，必要时用武力去反对各剥削阶级国家。”[11]世界革命对布尔什维克党来说是一种宣传需要，还是其长期的战略选择？关于这一点直到目前俄国史学界尚无定论。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1919年3月在莫斯科成立的共产国际被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看成是布尔什维克党试图推行世界革命的工具。世界革命思想不仅使很多美国人深感恐惧，也唤醒了自认为是上帝选民的美国人拯救世界的神圣使命感和危机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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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布尔什维克党的宗教观与美国主流社会的宗教信仰也存在根本冲突。美国是世界上宗教色彩比较浓厚的国家。在美国很多人包括威尔逊总统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任何对宗教的攻击和批判都会引起美国主流社会的排斥和反感。布尔什维克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而马克思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宣扬宗教是鸦片。这种无神论的宗教观必然会招致基督教信徒的不满和排斥，加之基督教教义本身就存在排斥其他信仰的倾向。因此，在美国广大基督徒看来，布尔什维克党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简直就是“异端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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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共产主义随即在德国、匈牙利和欧洲其他地区传播开来。为了推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发展，1919年3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共产国际的成立引起了美国资产阶级的极大恐慌。为了抵制和消除十月革命和共产主义给美国社会带来的影响，美国政府很快行动起来，开展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红色大恐怖”（Great Red Scare）运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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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2月6日，西雅图工人举行了总罢工，罢工导致工业生产停顿，公用事业和运输业严重瘫痪。西雅图市长奥利·汉森认为罢工是布尔什维克和世界产业工会一手策划的，并声称这次罢工是全国性工人运动的开端。随后，参议院一些委员会和纽约议会开始对国内共产主义运动展开调查。2月11日，美国司法部门在西海岸逮捕53名外国共产党人，并将其驱逐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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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9年4月起，美国接连发生几起暗杀州长、法官和其他政府官员的事件。有人把炸弹通过邮局寄给许多政府官员，包括西雅图市长汉森、司法部长帕尔默、邮政总局局长伯利森、霍姆斯法官以及摩根和约翰·洛克菲勒等。在佐治亚州国会参议员托马斯·哈德威家中，装有炸弹的包裹把他的妻子和女仆炸成重伤；司法部长帕尔默的住宅因炸弹爆炸部分受到损坏。美国报刊称这些爆炸事件是共产党和无政府主义者所为，因此美国各地很快出台了一些反对暴力组织及其成员的法律。例如，加利福尼亚州议会宣布，鼓吹使用暴力的组织和成员不受法律保护。一些州议会还通过法律，宣布悬挂红旗为非法，禁止参加鼓吹使用暴力推翻政府的组织，禁止发表煽动叛乱的言论。在1919年，美国共有34个州制定了同样的法律。1920年，又有两个州通过类似立法。[13]在1919年的一战停战纪念日，华盛顿州森特雷利亚的木材镇爆发了严重骚乱，新组成的美国军团成员袭击当地的世界产业工人工会联合会，在混战中4名袭击者被杀。事件发生后，警方随即突击搜查该州所有的世界产业工人工会联合会，逮捕该工会1000多名成员。涉嫌参与森特雷利亚事件的11名世界产业工人工会联合会成员不久以杀人罪被判处长期监禁。美国的报纸以触目惊心的大标题和耸人听闻的报道来渲染这一事件，引起了广大民众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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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还通过各种立法对外国侨民、持不同政见者和共产党人进行严厉惩处。1918年10月16日，国会通过一项法令，规定凡拥护或属于任何主张以暴力推翻政府、谋杀政府官员，或是非法破坏他人财产组织的外侨，劳工部长都有权对其实行监禁或驱逐出境。1920年5月10日，该项法律被重新修订。按照重新修订的法律，对所有判定违反或阴谋违反“间谍法”、“资敌法”等战时法律的外侨，只要在一次审讯后发现他们是“美国的不良”居民，都可授权劳工部长对其拘禁或驱逐出境。1919年12月21日，美国根据外侨法把249名俄国人押解到“布福德”号运输舰上驱逐出境。[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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