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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2月16日，逮捕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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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哥里·叶夫谢也维奇·季诺维也夫和列夫·波里索维奇·加米涅夫都是1901年入党的老党员，1919～1926年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历任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加米涅夫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苏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这两位领导人于1927年年底被开除出党。他们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上发表《二十三人声明》，宣布停止反对派活动并完全服从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决议。1928年6月，他们被恢复了党籍。1932年9月底，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看到柳亭集团的《呼吁书》和《行动纲领》，但未向党和苏维埃机关报告。10月，再次将他们开除出党，并说他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的参加者和思想煽动者，判处流放3年。1933年5月8日，季诺维也夫写信给党中央和斯大林，承认他被惩处是正确的，但是希望得到一份工作，向党赎罪。12月14日，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恢复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党籍，季诺维也夫任《布尔什维克》半月刊编辑委员会委员，加米涅夫任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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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15日，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甫多基莫夫[62]等19名原反对派成员进行了秘密审判，指控他们秘密组织“莫斯科总部”，从事反苏秘密活动，企图取代现任领导人。加米涅夫向侦查机关提交一份声明，声称：“把我划归‘旨在消灭苏维埃政权领导人’的组织之列，与侦查工作的整个性质、向我所提的问题以及在侦讯过程中向我所提起的公诉不符。”[63]季诺维也夫断言，党的十五大以后反对派总部解散了，不再有什么组织；同时断然否认同基洛夫被刺一事有任何牵连，并且当庭谴责了恐怖行为。但在高压下，他们承认自己过去的反斯大林行为可能在客观上助长了目前存在的恐怖主义倾向，促使犯罪者堕落。因此他们对尼古拉耶夫的罪行在道义上负有间接的责任。这种承认并不能构成“暗害活动的策划者”的罪行。检察机关也拿不出其他任何材料来证明季诺维也夫等原反对派成员犯有罪行。审讯最后结论说，“侦查结果没有得到充分的根据足以证明季诺维也夫分子教唆谋害基洛夫的事实”。尽管如此，军事审判庭仍判处季诺维也夫10年监禁，加米涅夫5年监禁，其他人不同年限的监禁。现今材料证明，季诺维也夫等人与基洛夫被刺案无关，苏共已为他们平反昭雪。[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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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洛夫被刺，现在可以确定不是白卫分子也不是季诺维也夫分子干的。但尼古拉耶夫刺杀基洛夫究竟是个人行为还是有幕后指使人，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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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基洛夫事件中隐藏着许多无法说明、无法理解的地方，需要谨慎审核。会后，苏共中央主席团成立了一个以莫洛托夫为主席的委员会，调查基洛夫被刺案件。1957年4月23日，委员会作出结论，说凶手尼古拉耶夫从未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有任何联系。1960年，以政治局委员、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为主席的新的委员会，再次审查基洛夫案件。结论是，基洛夫被害是内务部人员根据斯大林指示干的。1961年5月，成立了由苏共中央、苏联检察院和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代表组成的联合委员会，主席是什维尔尼克。其分析没有超出莫洛托夫委员会所作的结论，但认为基洛夫被刺事件需认真审查。1963～1967年，佩尔谢领导党中央下属的一个委员会重新审查基洛夫案件，认定基洛夫是尼古拉耶夫刺杀的，基洛夫的警卫鲍里索夫是意外车祸死亡的。1988～1990年，苏联检察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再次审查基洛夫案件，认定尼古拉耶夫曾企图获得党积极分子会议的入场券，后来用自己的党证两次进入斯莫尔尼宫，在走廊遇见基洛夫，并向后者开了枪，接着又朝自己或是朝天花板开了第二枪，被斯莫尔尼宫的电工普拉特奇击倒。基洛夫的警卫鲍里索夫落在后面大约20步，没有能制止刺杀。尼古拉耶夫用的是1917年生产的纳甘左轮手枪，持枪许可证是列宁格勒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代表处在1930年4月发的，有效期到1931年4月21日，即行凶时已过期3年。至于28颗子弹，尼古拉耶夫完全可以合法地在内务部人员经营的体育协会商店“狄纳莫”购买。[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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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俄国学者对基洛夫案做了大量研究。[66]一些人认为是内务部根据斯大林指示干的；另一些人认为是尼古拉耶夫的个人行为，或说是因嫉妒基洛夫同他妻子有暧昧关系而干的。2004年，相关档案已解密，但没有足以说清问题的可靠资料。可能的知情人员，如列宁格勒州委第二书记丘多夫，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市苏维埃主席，内务部列宁格勒地方局正副局长梅德韦季和扎波罗热茨，基洛夫的警卫人员，以及审讯基洛夫案件的第一批内务部人员都被杀害。尼古拉耶夫的妻子，以及她的姐姐和姐夫也被处死。基洛夫被刺案的真相可能永远是一个谜。但无论如何，这一案件成为斯大林发动大清洗的源头，却是铁一般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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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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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三 “叛国案件”审判与大清洗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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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洛夫的遇害为斯大林开展大规模的镇压提供了借口。案发的当天，斯大林就立即建议对苏联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根据斯大林的提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一项决定，决定：“一、侦查部门应从快处理被控策划和执行恐怖活动的案件；二、司法机关不得推迟执行对这类罪行的死刑判决，以研究是否可以给予赦免，因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认为作出这样的赦免是不可容许的；三、一俟对犯有上述罪行的罪犯作出死刑判决，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应立即执行。”这个决定公布得很匆忙，政治局事先未讨论，签署的竟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叶努基泽，而不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加里宁。[67]法令公布后，各类案件的审查处理速度大大加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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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准备新的镇压浪潮，斯大林调整了司法检察机关的领导。1935年2月1日，党中央全会决定叶若夫任主管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党中央书记，同时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苏维埃任命维辛斯基接替阿库洛夫，担任苏联检察长。5月25日，又解散了老布尔什维克协会。6月，解散了前政治犯和流放者协会。由叶若夫等人组成的委员会接管了这两个协会的档案，并利用它来编造问题，打击老一代布尔什维克。[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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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5年5月起，开展了检察党证的工作。1936年6月，叶若夫在党中央会议上说，通过更换党证共开除了20多万党员。[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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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斯大林提出要修订宪法，扩大民主。1935年6月17日，政治局通过《关于实行逮捕的程序》的决议，规定内务人民委员部要逮捕人必须事前得到检察院的同意。而逮捕全苏和加盟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委员、各级人民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工厂和国营农场的正副厂（场）长、工程师、农艺师、医生、教授等，不仅要得到检察院的同意，还要得到相关人民委员会的同意。[70]7月26日政治局通过《关于解除农庄庄员的前科罪》的决议。随后，政府决定对判处剥夺自由5年以下的庄员，如果现时老实劳动，可解除其前科罪，恢复其选举权。到1936年3月1日，共处理了768989人。[71]1936年4月，政府释放了因工业党案件而被判处10年徒刑的拉姆津、拉里切夫、奥格涅夫等人，并恢复其公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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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宽处理一些已不构成巨大威胁的人，只不过是为了集中力量搞大清洗。这以后，骇人听闻的“叛国案”被一个接着一个捏造出来，通过审判和片面宣传，在全苏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镇压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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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谋杀害领导人”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总部”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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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把打击的矛头首先指向前反对派分子。1935年1月17日，他将亲自起草的致党的各基层组织的秘密信《与谢·米·基洛夫惨遭凶杀相关联的事件的教训》文本交给政治局委员，并提议“今天就讨论这一案件并做出决议”。第二天，这封信发给各级党组织。它断言暗杀基洛夫是“季诺维也夫列宁格勒总部”干的。该总部处于“季诺维也夫分子莫斯科总部”的思想和政治领导之下，而后者“无疑知道列宁格勒总部的恐怖主义情绪并煽动这种情绪”。它还说这些情况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这封信做出结论，说“季诺维也夫派别集团是白匪组织最阴险、最卑鄙……的隐蔽形式”，并要求像对待白匪那样对待他们，不能仅限于开除出党，还应将他们逮捕和隔离。[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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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开始对原季诺维也夫分子进行大规模逮捕。在斯大林的倡议下，党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26日以征询意见的方式通过决议，“关于季诺维也夫分子：（1）将663名季诺维也夫分子逐出列宁格勒3～4年；（2）将党内一批原反对派分子共325人从列宁格勒遣送到其他地区工作”。[73]根据这一决议，内务人民委员部于1935年1～2月在列宁格勒逮捕了843名原季诺维也夫分子，大部分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北部和雅库特。[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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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初，内务部逮捕了大批的克里姆林宫各机关的职员及其家属，其中有清扫工、看门人和话务员11人，图书馆工作人员18人，指控他们组建反革命集团，准备采取恐怖活动反对党和国家领导人。7月27日，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在禁止旁听也没有国家公诉人参加的情况下对克里姆林宫案进行审讯。审判厅指控加米涅夫是犯罪集团的主要组织者，但没有提出任何事实根据。加米涅夫在预审时和在法庭上都不承认对他的指控，可是审判长В.В.乌尔利赫仍判处加米涅夫10年监禁，与1935年1月判处的5年监禁合并执行。判处克里姆林宫管理局代理书记西涅洛博夫、工农红军情报部处长切尔尼亚夫斯基死刑，判处其他27人以不同刑期的徒刑。在此之前，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于7月14日对牵连进此案的80人判处了徒刑。1957～1958年，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决定撤销对因克里姆林宫案而被判罪的人的判决，但加米涅夫等3人不在其中。1988年，最高法院又撤销了对加米涅夫等3人的判决。[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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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5月17日，斯大林得到叶若夫呈送上来的一部书稿——《从派别活动到公开反革命》。这是叶若夫写的一本有230打字页的小册子，它毫无根据地说，“季诺维也夫分子与托洛茨基分子定期互相通报自己的活动情况。毫无疑问，托洛茨基分子也熟知季诺维也夫组织的活动中的恐怖主义方面。不但如此，在对基洛夫同志遇刺事件进行侦查时某些季诺维也夫分子的供词，以及随后对季诺维也夫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的逮捕，业已表明，托洛茨基分子也走上了恐怖集团的道路”。[76]斯大林非常赞赏叶若夫的这本小册子。他认定季诺维也夫分子同托洛茨基分子有组织联系并转向恐怖活动，决心把对前反对派分子的打击推向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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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务部按照斯大林的意图，千方百计地捏造托洛茨基指挥反苏活动的证据。1936年1月，逮捕了高尔基市师范学院教员瓦连京·奥尔贝格。他原是德国共产党党员，因赞同托洛茨基观点，进行派别活动于1932年被开除出党。1935年7月来苏。内务部迫使奥尔贝格承认，他是带着托洛茨基交给的特殊任务来苏联的，目的是组织针对斯大林的恐怖活动。接着在高尔基、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明斯克等城市对托洛茨基分子进行大搜查，共逮捕100多人，指责他们进行反革命恐怖活动。[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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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3月，亚戈达向斯大林汇报了“消灭托洛茨基地下势力和揭露恐怖集团”的进程，同时建议将参与恐怖活动的托洛茨基分子交付法庭，全部处死。3月31日，政治局通过决议，“将已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经侦查揭穿、犯有参与恐怖活动罪的全部托洛茨基分子交付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根据1934年12月1日法令执行枪决。责成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苏联检察长于侦查终结后提出根据1934年12月1日法令应交付法庭的名单”。[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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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5月20日，政治局以征询意见的方式通过决议，并由斯大林签署。决议指出，鉴于托洛茨基分子不肯善罢甘休、反革命气焰嚣张，建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将现在流放地和保密地点的托洛茨基分子及因大肆进行敌对活动而被开除出联共（布）而尚住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和苏联其他城市的托洛茨基分子，遣送到远方的集中营3～5年。建议由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审判被告发参与恐怖活动的所有被捕托洛茨基分子，将他们处以极刑——枪决。[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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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6月19日，亚戈达和维辛斯基遵照斯大林下达的关于加强与托洛茨基分子斗争的指示，向他提交了包括82名据说参与恐怖活动的托洛茨基分子的名单，并建议将他们作为反苏恐怖组织参加者交付军事审判厅。[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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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戈达试图把恐怖集团局限于И.Н.斯米尔诺夫[81]及与他有联系的奥尔贝格等人。斯大林非常不满，认为不能只对托洛茨基分子进行公开审判，而是要对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进行统一的审判，认定亚戈达执行的是一条错误的路线，会使消灭托洛茨基集团的工作半途而废。他召见叶若夫，指示要继续彻底侦查，并指派叶若夫对侦查工作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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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务部采用非法逼供手段迫使原托洛茨基分子Е.А.德赖采尔和原季诺维也夫分子理·维·皮克尔[82]承认存在“莫斯科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总部”，承认它是在恐怖主义基础上建立的。亚戈达在这些供词旁边批上“不可信”、“不真实”。许多被捕者提出申诉。沙茨金在写给斯大林的申诉书中写道：“他们是这样审问我的。首席侦查员根金拟好了我承认进行恐怖活动的4页供词（而且他在其中写上了我与洛米纳泽之间的谈话，关于这场谈话他不可能有任何资料，连假资料都不可能有）。当我拒绝在这份认罪书上签字时，他们就威胁我：不经审判就枪决；或由军事审判厅在侦讯室里开庭审判15分钟走走形式，审判时我只限于作一个字的回答，‘是’和‘否’，然后枪决；在布特尔监狱刑事犯囚房里组织犯人将我毒打一顿；用刑；把我母亲和妹妹流放到科雷玛边疆区。有两次，夜间不准我睡觉：‘直到你签字为止。’而且，有一次夜间连续审问12个小时，审问时侦查人员发号施令：‘站起来！摘掉眼镜！’还在我眼前挥舞双拳：‘站起来！拿钢笔！签字！’如此等等。我举出这些事实，绝不是出于空泛的人道主义向他们表示抗议，而只是想说，采取这样的手段进行几十次的审问（审问的大部分时间用于辱骂）之后，会把人搞得不知所措，这时会出现虚假供词。然而，比审问更重要的是：侦查人员要求在供词上签名时，竟然以党的名义，说是为了党的利益。”[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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