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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查人员经常伪造审讯笔录。叶若夫也不得不承认这点。他在1937年3月3日的党中央全会上说：“我应该坦率地说，有这样一种做法：在让被告签字之前，侦查人员先把笔录审查一遍，然后呈送上级首长，重要的笔录甚至要禀报人民委员。人民委员做出指示，说应该那样记录，而不是这样。然后让被告在笔录上签字。”[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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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务部为制造恐怖活动的证据，随意编造事实。它迫使曾在外贸部工作过的爱德华·格里茨曼承认他在1932年11月因公出差到柏林时，曾秘密前往丹麦的哥本哈根，在一家名为布利斯托里的饭店里，“当面”接受托洛茨基的指示：“必须除掉斯大林，必须挑选合适的人去完成这件事。”苏联政府还将格里茨曼的上述供词作为“反革命恐怖活动”的罪证予以公布。丹麦官方报纸《社会民主》报立即做出反应，发布一条消息说，“布利斯托里饭店已于1917年因大楼拆除而关闭了，苏联政府却说什么格里茨曼1932年在该饭店接受托洛茨基的指示，这纯属虚构”。内务部只好不再提及此事，但仍指控季诺维也夫分子接受托洛茨基指示，组织暗杀斯大林。[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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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多次遭逮捕、审讯、单独监禁、流放、囚禁。在这一轮的预审和庭审期间，他们在精神和肉体上又备受摧残，被折磨得心力交瘁。他们开始对指控抱无所谓的态度，都予以“承认”。加米涅夫在庭审时说，他承认自己有罪，这并非因为有不利于他的罪证，而是“因为我既然被捕而且被指控犯有这一罪行，我就认罪”。季诺维也夫在给斯大林的便函中写道，“我知道，不论怎么说，我的肉体存在也为时不久了。我本人觉察得到，也懂得，我的体力每个小时都在迅速地、无可挽回地枯竭下去，而且在我发生此事之后，也不可能有其他结果”。[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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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8月，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进行预审。在预审尚未结束、庭审尚未开始的时候，叶若夫于7月底将一封预计发往各地方党委员会的秘密信件草稿呈交斯大林审阅。斯大林作了修改和补充，他将标题由《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革命集团的恐怖活动》改为《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联盟的恐怖活动》，把被告说成是组织严密的联盟参加者，从而加重了他们的罪责。联共（布）中央于7月29日向各地方党委员会发出这封秘密信，信中断言，“季诺维也夫分子在从事恐怖主义勾当时，与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结成了直接联盟”。“谢尔盖·米龙诺维奇·基洛夫就是由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联合总部的决定而被暗杀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联盟联合总部的基本的、主要的任务，是谋杀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基洛夫、奥尔忠尼启则、日丹诺夫、柯秀尔、波斯特舍夫等同志”。[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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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秘密信发出后不久，维辛斯基就拟好起诉书的初稿，并呈报斯大林。原稿中的“根据列·托洛茨基的直接指示，在联合总部的直接领导下，1934年12月1日对谢·米·基洛夫同志进行了凶残的暗杀”，被斯大林改为“根据格·季诺维也夫和列·托洛茨基的直接指示……”。[88]还添加格·耶·叶夫多基莫夫等4人为被告。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审判长乌尔利赫将判决书呈送给在斯大林休假期间代行其职务的卡冈诺维奇。后者也随心所欲地作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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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8月10～14日对所有被告宣布侦查结束，但是未让被告了解侦查材料。8月19～24日，最高军事法院军事审判厅在莫斯科工会圆柱大厅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夫多基莫夫、姆拉奇科夫斯基[89]、斯米尔诺夫等16人进行公开审讯。审判长乌尔利赫宣布开庭，并声称“所有被告都拒绝请律师”。国家公诉人苏联检察长维辛斯基宣读了起诉书，指控被告犯有杀害基洛夫和准备杀害斯大林及其亲密战友的罪行。但是所有的控告都建立在被告的“交代”和“承认”上，没有任何物证或文献来证实。被告几乎千篇一律地供认了这一罪行。但斯米尔诺夫否认自己犯有上述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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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4日凌晨，军事审判厅判决季诺维也夫等人犯有如下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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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列·达·托洛茨基的指示，组织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恐怖总部，目的是杀害联共（布）和苏联政府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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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列宁格勒秘密恐怖集团，策划关于1934年12月1日实施对谢·米·基洛夫的凶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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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立一系列恐怖集团，预谋杀害约·维·斯大林、克·叶·伏罗希洛夫、安·安·日丹诺夫、拉·莫·卡冈诺维奇、格·康·奥尔忠尼启则、斯·维·柯秀尔和帕·彼·波斯特舍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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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8月24日，军事审判厅判决全部16名被告死刑。第二天执行了死刑。[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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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托洛茨基反苏平行总部”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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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审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案件的同时，内务部卖力地搜寻其他参与恐怖活动的原托洛茨基分子。1936年7月，内务部从“联合总部”案件被告那里获得一份既不具体又自相矛盾的供词，说前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林业第一副人民委员Г.Я.索柯里尼科夫也参加了这一组织。26日，逮捕了他。7～8月，内务部又从加米涅夫等人的口中获得了据说是还存在一个“托洛茨基反苏平行总部”的证词。不久，又有人供出重工业第一副人民委员Ю.Л.皮达可夫，说他曾领导乌克兰托洛茨基总部。叶若夫将此事报告了斯大林。8月11日，叶若夫向斯大林书面报告说，“已召见了皮达可夫。已对他言明撤销中央关于任命他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总部案件公诉人的决定的理由……并已建议他出任奇尔齐克建筑工程局局长。皮达可夫对此反应如下：1.他理解，中央对他的信任已发生动摇……4.他请求为他提供任何一种洗冤的形式（由中央斟酌）。在这方面，他个人建议批准他亲手枪毙所有本案被处枪决的人，其中也包括他的前妻。可将此事公布于报刊”。8月11日，皮达可夫写信给斯大林，说指控他的证词是造谣中伤，他保证彻底清算自己过去的政治错误，努力在行动上执行党的路线，愿意为党、为斯大林献出生命。皮达可夫恳切而又卑躬屈膝的表态并没有救了他。9月11日，他在出差期间被捕。[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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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皮达可夫被捕前后，内务部还逮捕了莫斯科十月武装起义领导人、后降为新西伯利亚市供应局农业处处长的Н.И.穆拉洛夫，内务人民委员会公路管理总局副局长Л.П.谢列布里亚科夫，党中央国际情报局主任К.Б.拉狄克，列宁格勒军区副司令В.М.普里马科夫，哈尔科夫军区副司令С.А.图罗夫斯基，驻英使馆武官В.К.普特纳，副交通人民委员Я.А.利夫希茨，重工业人民委员会基础化学工业总局局长С.А.拉泰恰克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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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一方面制定新宪法，树立社会主义建成、苏维埃民主扩大的新形象，另一方面加快清洗和镇压的步伐，以确保局势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他对内务部的工作不满意，认为对反对派的镇压还不够有力。1936年9月25日，斯大林、日丹诺夫从休养地索契打电报给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及政治局其他委员说，“我们认为绝对必须和刻不容缓的是，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在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案件中已明显地表现出不能胜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这一案件上延误了四年。所有党务干部以及绝大多数州的内务部代表都持这种意见”。[92]26日，亚戈达被解除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接替李可夫担任邮电人民委员。叶若夫出任内务人民委员，并保留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至于斯大林提出的“延误了四年”，看来是指1932年未能按他的意见处死柳亭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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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若夫上台后，立即扩大镇压规模，加快镇压速度。1936年9月29日，政治局根据叶若夫提交的草案通过了《关于对待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分子的态度》的决定，提出“必须镇压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恶棍，不仅镇压被捕者”，“也不仅镇压受侦讯者诸如穆拉洛夫、皮达可夫”，“而且还要镇压早些时候被流放的人”。[93]这实际把参加过托派组织，或某个时候曾经支持或同意托派观点的人，甚至在国内战争期间曾在托洛茨基领导下工作过的人都定为反革命分子。12月4日，叶若夫在党中央会议上汇报清除托派地下组织的工作情况时说，两个月内在乌克兰逮捕了400多人，在列宁格勒州400多人，在格鲁吉亚300多人，在亚速海—黑海边疆区200多人，在西西伯利亚边疆区120人，在斯维尔德洛夫州100多人。[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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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务部加快了对皮达可夫等人的侦讯工作，采用体罚和精神摧残的手段获取需要的口供。许多审讯笔录都呈送给斯大林过目。在1936年10月4日审讯索柯里尼科夫的笔录上记录着后者关于他不知道英国记者塔尔博特与英国情报机关有联系的口供。斯大林在这一记录旁边写道：“索柯里尼科夫当然向塔尔博特提供了关于苏联、关于中央、关于政治局、关于国家政治保卫局、关于方方面面的情报。由此可见，索柯里尼科夫是英国情报机关的情报员（间谍加奸细）。”[95]斯大林对维辛斯基呈送的起诉书进行了修改和补充，还更换了一名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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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新宪法顺利通过。斯大林抓住人们欢庆社会主义胜利的时机，进一步打击前反对派的领导人。1937年1月23～30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在莫斯科举行第二次公开审讯。检察长维辛斯基提起公诉，指控皮达可夫等人根据托洛茨基的指示，在“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总部”之外，于1933年在莫斯科建立了一个“托洛茨基反苏平行总部”，指控他们在新西伯利亚等城市建立了地方总部，在库兹巴斯等地进行破坏煤炭生产、铁路运输的活动，还图谋暗杀莫洛托夫。他们的罪行比“联合总部”更为严重，不仅进行恐怖活动，而且替日本和德国情报机关从事间谍活动，图谋推翻苏维埃政权。被告承认自己有罪，说这是为了揭露和粉碎托洛茨基主义。1月23日，皮达可夫在法庭上供认，他于1935年12月利用出差柏林的机会，乘飞机秘密前往奥斯陆，在赫利尔机场着陆，与居住在挪威的托洛茨基密谈。1月25日即皮达可夫供认后的第三天，挪威《晚邮报》发表一条通告：赫利尔机场的官员肯定地声明，1935年12月间没有任何民用飞机在那里着陆，皮达可夫来奥斯陆会见托洛茨基一说，完全不能相信。挪威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工人日报》也于1月29日刊登消息：根据官方的航空日志记载，1935年12月没有任何外国飞机在该机场着陆。穆拉洛夫在法庭上说：“在过了将近8个月之后，我对自己说，还是让我个人的利益服从国家的利益吧。我为这个国家奋斗了23年，为这个国家在三次革命中英勇战斗，曾经有数十次生命危在旦夕……假定说，甚至要把我关起来或者枪毙，那么我的名字无论对现在还在反革命阵营里的人，还是对逐渐长大成人的人来说，都将有一种代表意义。”[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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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月30日，军事审判厅仅凭被告人的口供就判决皮达可夫、谢列布利亚科夫、穆拉洛夫、利夫希茨等13人死刑，索柯里尼科夫、拉狄克、阿诺尔德——10年监禁，米·斯·斯特罗伊洛夫——8年监禁。13人当即被枪决。阿诺尔德、斯特罗伊洛夫在1941年被缺席判处枪决。索柯里尼科夫、拉狄克在1939年5月被同室囚犯打死。[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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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谋组织军事政变”的“托洛茨基反苏军事组织”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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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国际局势日趋紧张。斯大林对一批有职业素养和独立见解、又在军队中享有声望的将领不放心，对他们批评自己提拔的不懂得现代化军事科学的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更是感到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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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4月9日，红军情报总局局长乌里茨基向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报告说，柏林盛传在将军们中间存在着反对苏联领导人的派别的谣言，但又说人们都不大相信这种传闻。叶若夫也呈送了一份从巴黎搞到的白俄侨民组织“俄国军人大同盟”的材料，说苏联有一批高级指挥员正准备发动政变，为首的是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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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生于1893年，曾在沙皇军队服役，任大尉。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国内战争期间先后任东线第一集团军司令，南方方面军副司令，西方方面军司令。1919年12月28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鉴于第五集团军司令员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同志在英勇的红军向东部胜利进军（这次进军以攻占鄂木斯克为结局）中，作战勇敢，善于发挥主动性，能当机立断，指挥有方和精通本行业务，特授予他荣誉金剑一柄，以资嘉奖”。[99]1921年他指挥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和安东诺夫叛乱，后任军事学院院长，红军副参谋长、参谋长，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1935年第一批获苏联元帅称号，著有《现代战略问题》、《我们的战术训练任务》等书，强调发展炮兵、航空兵和装甲兵的重要意义，提出纵深作战的理论。为此，他曾和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发生过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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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5月8日，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送来了有关图哈切夫斯基计划“在德国总参谋部和盖世太保的协助下”暴力推翻苏维埃政权的信件。[100]这是德国伪造的文件。为了使人相信，情报机关利用图哈切夫斯基1926年同德国一家公司签约时留下的签字伪造了他的签名；同时还演出了一场德国军部遭纵火和这一文件被盗的闹剧。斯大林究竟如何对待这一文件，不得而知。在图哈切夫斯基案件的卷宗中也没有编入这一文件。[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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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务人民委员部早在1936年就开始积极收集各种指控军队将领的“证词”。1936年8月，先后逮捕了列宁格勒军区副司令员普里马科夫和苏联驻英国全权代表处武官普特纳。两人曾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后退出。现均被指控参加“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组织战斗集团”。斯大林亲自参加了对普里马科夫的审讯。参与审讯的两名内务部工作人员事后供认，普里马科夫和普特纳是在遭到毒打后才招出关于参加阴谋的口供的。[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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