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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401 “至1929年下半年和1930年初，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建成了完整的劳动改造营网络”。[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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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403 1929年11月6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对1924年通过的“苏联和加盟共和国刑法基本理论”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其中，该文件的第13条规定：“司法—改造性质的社会保护措施是……2）失去自由，在苏联遥远地区的劳动改造营服刑；3）失去自由，在集中关押地服刑……”而第18条又做了如下补充：“失去自由，在苏联遥远地区的劳动改造营服刑期限为3～10年。失去自由，在集中关押地服刑期限为3年以下。被判处失去自由、在普通关押地关押的人员，通常要在劳动教养院服满刑期。”[82]于是，在苏联的立法中首次出现了“劳动改造营”和“劳动教养院”的正式术语。[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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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405 1930年初，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劳动改造营系统逐渐得到扩大。[84]1930年2月5日，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了撤销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决议，其原有职能被转给了其他主管部门，其中最主要的是转给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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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407 1930年4月25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局长梅辛格签发第130/63号命令，组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劳动改造营管理局”。[86]它的内部机构迅速发展起来，并且于“1930年10月1日取得了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古拉格的法律地位。从这个时期起，大批被捕人员大军被派到各种工地上去劳动、去挖运河、开采有用资源，以此来保证苏联的国民经济计划的顺利实施”。[87]标志着古拉格诞生的第一个具有军事战略意义的工程是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在这里，古拉格展示出在短期内集中大量人力，通过大众突击的方式保证国家计划得以完成的可能性。“从1929年底开始，政治局直接批准下出现的新营加速增长现象说明，斯大林时期的政治制度改变了惩治政策，其目的是要建立起一个巨大的强制劳动体系，该体系的核心就是劳动改造营和劳动教养院管理总局，而建立该体系的推动力就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88]也正是从这时起，缩写词“古拉格”逐渐成为苏联最大、具有无限动员能力的经济机构的代名词。它标志着斯大林时期“使用囚犯的日劳动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因素”。[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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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409 1930年11月5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作出“关于撤销各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决议。“原隶属于它们管辖的关押地从1930年11月15日改为由共和国司法人民委员部接管”。[90]“为便于在各共和国对这些关押地进行领导，组建了共和国劳动改造机构管理总局（ГУИТУ）。在外高加索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由于没有联邦司法人民委员部，便采取了其他方式对劳动改造机构加以领导。在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劳动改造机构管理总局隶属于国家政治保卫局；在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则隶属于共和国最高法院；在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了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劳动改造特别处”。[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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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411 “1934年2月20日，斯大林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组建包括改组后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内的联盟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问题，并委托亚戈达、科甘诺维奇和古比雪夫负责在5天内根据政治局讨论该问题时的意见提出议案。次日，2月21日，亚加达将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组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决议草案交给了科甘诺维奇。在亚加达准备的草案中，提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下设一个有权决定流放、驱逐和关押到劳动改造营问题的特别会议。（注：从1924年起，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委员会就下设有具备类似权力和最大惩罚期限为3年的特别会议。同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委员会自己有权作出包括枪决在内的非司法审判决定）”。[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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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413 “1934年7月10日，根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组建了全苏内务人民委员部，改组后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以国家安全管理总局（ГУГБ）的身份进入其组成部分之中”。[93]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任务是：保证革命秩序和国家安全，保卫社会（社会主义）财产，记录公民身份证明文件，边境保卫。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包括劳动改造营和劳动居民管理总局（ГУЛАГ），工农警察管理总局（ГУРКМ），以及许多其他分支机构。在各苏维埃加盟共和国成立了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设立了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全权代表的职务。原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主要业务分支机构都进入国家安全管理总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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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415 “1934年7月10日，政治局最终通过了关于成立内务人民委员部和特别会议的决定，并在当天获得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批准。根力赫·亚戈达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而他的副手分别是：阿格拉诺夫（第一副手）和普罗科菲耶夫”。[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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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417 1934年7月，古拉格成为全苏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个组成部分。很快，1934年10月15日，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把司法人民委员部的关押地管理总局移交给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决定（П15/224）。从此时起一直到斯大林去世，监狱—劳动改造营系统的领导权全部集中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务部这个主管部门的手中。在新人民委员部基层班子和地方建立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取代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全权代表处）的重组过程中，劳动改造营的管理机构也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直属于古拉格的独立劳动改造营与内务人民委员部地方管理局创建的劳动改造营、劳动教养院和关押地进行了一些合并。原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政治犯隔离室”也被改革。“1935年11月，它们被改成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别监狱”[95]，“在刚好一年之后，即1936年11月，又被转交给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管理总局管理”。[96]1936年9月，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接替亚戈达的职位；1938年11月，叶若夫被撤职；同年11月25日，贝利亚接任该职务，从此古拉格的经济功能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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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422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1706460265]

1706465423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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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425 对于布尔什维克而言，全俄特别委员会的成立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剑与盾”。在这个最重要的国家机构的帮助下，布尔什维克不仅守住了政权，而且还通过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了自己的思想主张。而古拉格的诞生则为斯大林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高速度实现工业化方针发挥了巨大作用。苏联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由一个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农业国。经过第二个五年计划，苏联基本上实现了其预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目标，一些主要工业部门的产值、产量指标赶上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个内向型的经济结构体系也已建立起来。凭借辽阔国土所拥有的丰富资源和高度集中的资源配置方式，苏联以其粗放型经济发展阶段所取得的工业发展的高速度，使自己在30年代跻身于工业化国家行列。这些成绩的取得在某种程度上与古拉格强制劳动经济体系所发挥的作用密不可分。因为古拉格囚犯的劳动是20世纪30～50年代决定苏联经济的实质性成分。对于这种经济而言，必须有机动的劳动力资源，将劳动力资源集中到所需地区不需要更多的开支和复杂的组织措施。劳动改造营的劳动力大部分被使用在大型工地、矿山开采行业、木材采运、劳动力资源特别缺少的偏远地区的工业工程设施建设方面。[97]“在斯大林领导集体的眼里，强制劳动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动员能力的强弱和在社会生活基础设施处于最低投入的条件下，把大量劳动力从一个地区调到另一个地区的能力”[98]和攻坚能力，如：①20世纪30年代它为苏联工业化纲要任务的完成建设了大量的基础设施，修建了许多运河、铁路，建成了许多工业项目，流放的农民则开垦了许多新土地，还有许多被流放农民在煤炭、森林领域从业；②远北工程管理局开采的黄金为苏联政府保证了国家经济发展所必需的、不可替代的外汇来源[99]；③工业化时期苏联的一些重要企业，如诺里尔斯克联合企业在自身建设和发挥职能作用的头20年期间，实际上全是靠强制劳动[100]发展起来的；④古拉格设计机构——特殊技术局使用强制劳动构成了强制劳动的特殊部分。古拉格特殊技术局的囚犯被用于解决那些用通常方式很难解决的问题。由于特殊技术局的工作而加速了红军的现代化。据统计，卫国战争时期，设计和装备着由特殊技术局研制的发动机的飞机占苏联轰炸机的2/3。[101]在1947～1948年苏联核方案实施的关键时期，古拉格强制劳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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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427 从目前已解密的文献等资料来看，要想从历史文化视角比较清晰地展示出古拉格的全貌，至少需要把握住古拉格历史的三个发展阶段，即第一，古拉格成立之前身的机构演化阶段；第二，其成立之后的鼎盛时期；第三，走向衰亡阶段。要想展示出古拉格这三个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至少需要数倍于本文的篇幅才行，因为古拉格几乎涉及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司法、管理等苏联社会的方方面面，鉴于此原因，本文只侧重从经济层面展示了古拉格成立之前各个时期机构演化的政策理论依据和实践过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文只能让读者对古拉格有个阶段性的局部认识，而非全面认识。另外，第一阶段又是古拉格后两个发展阶段的基础，不展示这个阶段的曲折演化历程，就无法充分理解其后两个阶段的必然发展结果。因此，本文旨在通过丰富的材料支撑，充分揭示出古拉格成立前期所经历的曲折漫长发展历程，以便向读者展示“古拉格的前身究竟是什么样子”，从而达到让读者看到以后古拉格第二和第三阶段的发展结果时，能够不惊讶，能够做出：“这是古拉格整个历史演化过程的必然结果”这种判断的认知目的。最后，由于目前我国与古拉格有关的汉语研究成果和文献资料仍处于完全空白状态，没有任何可以直接借鉴的文献，所以本文对古拉格问题的认知与研究就只能完全依靠外文资料了。由于笔者的外文水平有限，行文中出现一些错误在所难免，请读者多多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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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429 [1]Петров Н.В.（отв. ред.）История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гулага. Конец 1920-х-первая половина 1950-х годов. Собрание документов в 7 т.，Том 2. Карательная система：структура и кадр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4，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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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431 [2]Бородкин Л.И，Грегори П，Хлевнюк О.В.（отв. ред.）Гулаг：экономика принудительного труда，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5，с. 6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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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433 [3]Бородкин Л.И，Грегори П，Хлевнюк О.В.（отв. ред.）Гулаг：экономика принудительного труда，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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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435 [4]Михайловна И.Г. История Гулага 1918-1958，Москва：Наука，2006，с.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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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437 [5]Бородкин Л.И，Грегори П，Хлевнюк О.В.（отв. ред.）Гулаг：экономика принудительного труда，с.25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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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439 [6]Бухарин Н. И. Экономика переходного периода. В кн.：Бухарин Н. И. Проблемы теории и практики социализма，Москва：Политиздат，1989，с.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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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441 [7]Бухарин Н.И. Экономика переходного периода，с.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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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443 [8]Ленин В.И. Плеханов о терроре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т.35，с.184-185，转引自Михайловна И.Г. История Гулага 1918-1958，с.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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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445 [9]Михайловна И.Г. История Гулага 1918-1958，Москва：Наука，2006，с.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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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447 [10]Михайловна И.Г. История Гулага 1918-1958，с.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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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449 [11]Петров Н.В.（отв. ред.）История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гулага，с.545-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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