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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社会组织和集团包括：来自“黑海沿岸”的移民（希腊族、“达什纳克党人”、土耳其族等），“奥乌诺夫分子”，“符拉索夫分子”，耶和华教派（现耶和华显灵派），“安捷尔斯分子”，“福尔克斯多伊奇分子”，“德国人的帮凶”，“巴斯马奇分子”，“正宗东正教徒”，战后被迁移的富农（1948年来自伊兹梅尔斯克州的富农、1949年来自摩尔达维亚的富农、1951年来自西乌克兰的富农、1951年来自立陶宛的富农、1952年来自西白俄罗斯的富农），根据1948年6月2日法令被迁居的移民，以及1944～1945年来自波兰领土的被拘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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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移民期限上，苏联特殊移民又可分为如下三种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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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性移民——来自北高加索、克里木、格鲁吉亚等地的移民，卡尔梅克族移民，德意志族移民，“奥乌诺夫分子”，战后来自波罗的海沿岸的移民（1945～1948年来自立陶宛的移民除外），来自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和摩尔达维亚的移民，来自“黑海沿岸”的移民，耶和华教派，“巴斯马奇分子”和“安捷尔斯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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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注明期限的移民——属于“遣返民”、“当地民”和“动员民”诸类型的德意志族移民，1945～1948年来自立陶宛的移民，1936年被强制迁居的波兰人，1937年从伊朗和阿富汗边境地区被强制迁移的移民，正宗东正教派，1929～1933年被迁移的流放富农，“福尔克斯多伊奇分子”，“德国人帮凶”，部分来自克里木的“其他”类移民，1945年来自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遣返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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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期移民——1940～1941年来自波罗的海沿岸、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和摩尔达维亚的移民，1942年来自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和罗斯托夫州的移民，“符拉索夫分子”和根据1948年6月2日法令被强制迁移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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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特殊移民的人口来源和历史演变总体进程等综合因素上，特殊移民大体可分为两种基本类型：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和少数民族—特殊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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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时期，针对不同类型的特殊移民当局所实施的管理体制是不同的。例如40年代初当局对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管理已变得较为宽松。大量流放富农—特殊移民被解除迁移限制，但波兰族阿萨特尼克[15]即使在移民区内也不得自由改变住址。当局为少数民族—特殊移民所制定的管理制度更加严厉。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在移民区内所生的子女从出生之日起便是自由人，即使那些随父母一起迁入移民区的流放富农子女，如果年满16周岁要到外地求学便会被注销特殊移民身份。少数民族—特殊移民子女则没有这样的待遇，他们从出生之日起便被登记为特殊移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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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同一类型特殊移民，在不同时期当局的管理体制也会发生变化。30年代初，当局对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管理相当严格。例如1931年10月7日一份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长Г.Г.雅戈达签署的《关于特殊移民义务和特殊移民区内行政机构职能的临时条例》的文件便规定：“凡特殊移民不得离开移民区，不经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派出机关允许，无权变更居住地点和居所；取消其个人和家属生活不得侵犯权、私人住宅不得侵犯权、通信保密权、国家事务的参与权（特殊移民不能参加选举）和自由集会权；特殊移民必须接受强制劳动，其工作地点和工作性质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派出机关负责；在企业工作的特殊移民的工资和其他工作条件与所有国家职工和公务人员一样，但不得参加工会组织，其工资的5%将被扣除。”[16]而到了1944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苏联检察院颁布的决议则规定：“擅自离开特殊移民区的流放富农，如果在离开政府指定移民区的最近三年内一直从事社会有益劳动政府将不再追究其从移民区逃跑的责任和强迫其返回特殊移民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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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分析我们看到，苏联特殊移民是一个极其复杂而特殊的历史现象，要想为它作出一个十分精确的定义是相当困难的。不过我们至少可作出如下基本定义：特殊移民是斯大林执政时期在国家专政机关的强制作用下产生的一个非自愿性移民群体；特殊移民属于特殊人口之一，社会地位较一般苏联公民（如农民）低下，但又较其他特殊人口优越；受到政府严格监督，必须定期到当地移民区警备管理机关登记，只能居住在政府事先指定区域，不经管理部门同意不得随意离开，否则便要受到罚款、拘留甚至被追究刑事责任，关进监狱或罚作苦役；特殊移民包含有多种类型，但基本上可分为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和少数民族—特殊移民两大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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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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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二 特殊移民政策的两个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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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逝世后不久，联共（布）党内便爆发了列宁所担心的分裂和激烈的权力争斗。20世纪20年代末，随着斯大林击败各个反对派，确立了自己在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地位，斯大林模式开始在各方面取代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特殊移民政策也随即出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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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30年代起，当局开始将特殊移民政策付诸实践。该政策具体包括人口的迁移、运输、移民区管理、劳动生活安置以及特殊移民的法律地位等多项内容，总体可划分为以下两个发展阶段：第一，整个1930年代，特殊移民以“流放富农”为主（包括居住在边境地区的部分“可疑分子”和城市中的无业游民等）。人口数量约250万人，其中流放富农220万人，其他30万左右。3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俄国“富农”人口资源的枯竭，特殊移民政策的民族驱逐特征逐渐增强。第二，40年代至50年代初，苏联特殊移民政策在放松对流放富农—特殊移民控制的同时，开始将移民重点转向诸少数民族和许多带有民族特征的社会集团。特殊移民类型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特殊移民监管制度不断强化。这一时期，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人口持续缩减，截至1953年仅剩两万多人。随着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人口数量的下降，以民族特征为标志的特殊移民人数渐居主导地位。特殊移民人口总计约3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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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的特殊移民政策——流放富农和迁移部分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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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以前被当局以“富农”名义流放的农民，称作特殊移民，1934～1944年间——改称劳动移民[18]，1944年3月以后——又继续称作特殊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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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作了《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演说，他说：“现在在全盘集体化地区剥夺富农财产已经不是简单的行政措施。现在在这些地区剥夺富农财产是建立和发展集体农庄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现在来谈剥夺富农财产问题是可笑而不严肃的。既然割下了脑袋，也就不必怜惜头发了”，“绝不能让富农加入集体农庄。所以不能，是因为他们是集体农庄运动的死敌”。[19]1930年1月21日，斯大林在《红星报》上又发表了《论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问题》一文，进一步表明消灭富农阶级政策并不是限制政策的继续，而是党对富农政策发生根本转变的结果。“目前党在农村中的政策并不是旧政策的继续，而是从限制（和排挤）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旧政策向消灭富农阶级的新政策方面的转变”。[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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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斯大林关于富农阶级政策的讲话精神，1930年1月1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成立了以莫洛托夫为首的新委员会，具体制定了对待富农的新政策。1月26日，政治局批准了该委员会起草的《关于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消灭富农经济的措施》的决议草案。1930年2月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加强全盘集体化地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与富农作斗争》的决议，从法律上明确了消灭富农阶级的新政策。1930年2月4日，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和全苏集体农庄中央草拟了关于消灭富农阶级的具体指令，并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名义电告各地苏维埃政府。[21]由此，当局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暴风骤雨般的消灭富农阶级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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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基层苏维埃和基层党组织也迅速行动起来，他们将消灭富农阶级作为完成全盘集体化的纯行政措施来对待，即先消灭富农，然后实现全盘集体化。遭到当局迁移的富农具体包括以下三个类别：其一，反革命积极分子——积极反对集体农庄组织，擅自逃离常驻地和以非法身份存在的富农分子；其二，各地方对反苏维埃富农积极分子提供支持，并对之产生着重大影响力的大富农；其三，落后的富农。在各地方政府对富农实施迁移的活动中，被剥夺财产的并非只有富农，实际上还包括了一些所谓“依附于富农的人”，即中农、贫农，甚至还有一些伙同富农，公开从事反集体农庄活动的雇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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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富农家庭的家长均遭到当局的逮捕，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特派员、俄共（布）州委（边疆区委）和检察院组成的特别机构负责此类案件的审理。针对第三类富农的迁移，由乡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负责。一般情况下，只在各州或边疆境内执行，不必发往当局指定的特殊移民区。第二类富农，以及第一类富农的家属均被迁往国家在边远地区为其划定的特殊移民区或劳动移民区（此类移民区又称作“富农流放”区或“劳动流放”区）。具体由当地村苏维埃提出名单，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编制名册和实施没收富农财产的行动。为了帮助各地贯彻消灭富农阶级的新政策，联共（布）中央决定从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工业城市，动员2500名党务工作者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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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0、1931年的两年里，共有60万户富农被剥夺财产，24万户富农被强迫迁徙。西伯利亚、乌拉尔、北方地区等人迹罕至的地方出现了许多“富农流放”区。到1931年底，全国的富农户大约只剩下15万户。到1932年底，只在民族区和粮食消费区大约还有6万户富农。富农作为一个阶级，被从苏联社会的阶级结构中消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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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移民到达指定特殊移民区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工作人员会对这些富农移民进行挑选：一部分人予以释放，其他一些送往集中营，绝大多数则留在特殊移民区内。例如1933年5月20日М.Д.贝尔曼向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主席Я.С.阿格拉诺夫和Г.Е.普罗科费耶夫报告说：“根据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西伯利亚集中营的通报和你们的批示，我们已对今年5月20日从高加索来到托姆斯克的9868名富农移民实施了检查，其中根据西西伯利亚边疆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全权代表三人领导小组的决议，被彻底解放的移民有85人，有条件获释2422人，送入集中营64人，发往特殊移民区7297人。”[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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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初，流放富农基本在各移民区安定下来，俄罗斯联邦境内各移民区的特殊移民数量占到了其总量的97.9%。[23]1935年以后，当局将富农分子强制迁往特殊移民区的活动仍在继续，但流放富农的规模明显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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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7月以前，特殊移民的迁移、劳动安置等问题均由边疆区和州执委负责。1931年7月1日，苏联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关于特殊移民安置》的决议，责成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承担特殊移民的行政管理、生活和劳动安置等职责。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要求古拉格[24]来具体负责特殊移民区的组建工作。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1931年8月16日第174c号、1933年4月20日第775/146c号和1933年8月21日第1796/393c号诸决议，古拉格肩负了对富农迁移民的行政监督、生活和劳动安置等各项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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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1741个特殊移民区实施行政管理，截至1938年6月古拉格共设置了150个区级和村级警备派出机构。1937年，特殊移民区管理和警备机关共有工作人员25000人。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特殊移民部和地方囚禁部负责这些警备派出机构的领导工作。各级管理机构行政费用的5%（1931年8月前为25%，1932年2月前为15%）由在经济部门从事劳动的劳动移民的工资来支付。例如1937年劳动移民行政管理机关的实际支出费用为1700万卢布，而同期当局从劳动移民工资中所扣除的5%提留则高达2740万卢布。[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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