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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6568 特殊移民的遗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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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6570 苏联当局大规模解放特殊移民的活动是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实施的，而赫氏本人当年也是特殊移民活动的参与者之一，以他为首的苏联政府所进行的特殊移民解放活动必然存在一定的不彻底性，因而产生了一系列与特殊移民有关的历史遗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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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6572 第一，当局没有对20世纪30～40年代斯大林的强制移民活动作出公正的评判，没有从政治上对特殊移民给予彻底平反。在自己所颁布的解放少数民族—特殊移民的法令中当局总是极力回避对以前所实施的大规模驱逐少数民族行为作出正面评价。政府相关法令根本没有提及为诸遭驱逐民族进行政治平反的问题，只是强调强制迁移“与战争状态有关”，而如今之所以解放这些人似乎只是由于继续将其限制在特殊移民区内“已没有太大必要了”。根据这一逻辑来推理，这些遭到驱逐的民族仍是有罪的，政府以前所作的所有强制驱逐活动都是有其“必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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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6574 第二，当局没有对特殊移民在强制迁居期间被剥夺的财产予以应有的经济补偿。当局在所有颁布的法令中均指出，在解放这些特殊移民的同时政府不承担返还这些人在迁移时被充公的财物的义务。例如1956年4月2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的《关于解除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被迁入特殊移民区的克里木鞑靼、巴尔卡尔、土耳其等族—苏联公民，库尔德、赫姆等族人及其家属的限制》的法令中便规定：“鉴于对1943～1944年被从北高加索、格鲁吉亚共和国和克里木等地区迁入特殊移民区的克里木鞑靼、巴尔卡尔、土耳其、库尔德和赫姆申等族人继续在法律地位方面实施限制已无必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1）对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迁入特殊移民区内的克里木鞑靼、巴尔卡尔和土耳其、库尔德和赫姆申等族人给予解放，并撤销苏联内务部机关对他们所实施的行政监督。2）规定：对符合本法令第一条款的特殊移民给予解放并不意味着政府将承担返还其迁移期间被充公财物的责任和义务……”另外当局还要求所有被解放的特殊移民均必须在相关文件上签字画押，声明自己将不希望政府返还自己在迁移时被充公的财物。[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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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6576 第三，当局在解放了近乎所有特殊移民和允许部分被驱逐少数民族（如车臣族、印古什族和巴尔卡尔族等）返乡并重建原民族自治区的同时，拒绝给予其他一些被驱逐苏联少数民族（如德意志人、克里木鞑靼人等）上述同等权利。德意志和克里木鞑靼等被驱逐民族的返乡和自治区重建问题久拖不决，迫使这些民族在此后的40年间一直在为恢复本民族的应有权利而抗争。[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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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6578 第四，当局以搞政治运动的行政命令方式，简单化地处理特殊移民的返乡问题。以来自北高加索地区的被驱逐少数民族—特殊移民为例。1956年11月24日，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恢复卡尔梅克、卡拉恰耶夫、巴尔卡尔、车臣—印古什等民族自治区》的决议。1957年2月21日，俄联邦部长会议也通过《关于对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重建提供帮助》的决议。上述决议规定：在1957年内应让1.7万个车臣—印古什族家庭迁回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可是苏共中央和俄联邦关于恢复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和帮助车臣人、印古什人返回家园的决议没有在相关的苏共州委中进行研究和作出安排，甚至也没有在相关的区委员会会议上讨论和进行具体安排。例如车臣—印古什原州委班子和第一书记雅可夫列夫便对即将返回的大批人的居住、工作以及其他紧迫的安顿问题毫无计划和安排。恢复后的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共有14个区，可所有区的区委书记对车臣、印古什人的返乡情况均一无所知，持袖手旁观的态度。[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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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6580 1957年初，大批的车臣人、印古什人潮水般地涌回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他们大多拒绝接受政府部门为他们安排的新居住区，坚持回到原来被强迫迁出的旧住所，从而与当地现有居民发生严重冲突，导致人心惶惶，大批俄罗斯人、达尔金人、阿瓦尔人和奥塞梯人纷纷逃离。斯大林集体农庄出逃的庄员有一百多户。莫洛托夫集体农庄的庄员在几天之内就拆毁住房和农庄建筑物，然后出逃。到1957年5月，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已有1298户庄员出逃，其中971户是俄罗斯人。[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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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6582 面对这一情形，当地的区委，甚至州委领导，则拒绝接受将他们的区划归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更拒绝接受或安排返回的车臣人、印古什人。1957年1月14日，舒拉加特区列宁集体农庄召开庄员大会，州委书记马卡罗夫和切尔克维奇也出席了大会。965人参加的庄员大会通过决议，集体请愿，拒绝接纳返回的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决议说：“庄员全体大会请求苏共达吉斯坦自治共和国委员会和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向联盟政府提出在达吉斯坦自治共和国的编制中保留我们区的问题。全区集体农庄和全体集体农庄庄员都深信：我们无法与车臣人共同生活和工作。”[125]苏共舒拉加特区区委第一书记阿布杜拉耶夫也明确表示：无法为迁回的车臣人安排工作。类似的事情在安达拉尔区、里特良布区、维杰诺区以及其他区都不断发生。苏共中央只是简单地给予阿布杜拉耶夫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便草草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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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6584 自1957年春车臣人、印古什人以及其他被强迫迁徙的人口返回家园开始，群殴、集体械斗、集体逃离等事件层出不穷。直至70年代初，在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达吉斯坦自治共和国，几乎没有间断过不同规模的民族之间的暴力冲突事件。1973年1月，格罗兹尼发生大规模车臣人聚众游行示威，最终演变成流血冲突。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为此上报苏共中央，请求向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增派特种警察部队，重新部署苏联军队和加强暴力措施。1973年3月13日，苏共中央授权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以及北奥塞梯自治共和国增强国家安全机构，加强现有技术装备，以确保社会治安。[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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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6586 苏共中央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所进行的这场让被迫迁移民族回归家园的运动，不仅无助于消除昔日强制移民所造成的民族感情创伤，反而犹如在已渐结疤的创口上搓一把盐；更严重的是，这场回归运动不仅使当年被迫迁移的民族再受伤痛，同时也伤害了当年从其他地区迁到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的俄罗斯人以及其他民族。要知道，当年也不是他们自愿迁来这里的；他们也是被行政命令动员来的，或者被“按计划分配来的”。他们在新居住的土地上辛勤劳作了十几年后，却遭遇了苏共中央人为的一场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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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6588 第五，在解除对特殊移民人身限制的过程中新的苏联国家领导人不但没有吸取特殊移民活动的历史教训和彻底清算斯大林错误民族政策的遗毒，而且沿习斯大林的民族高压政策的旧辙，继续在执政期间以阶级斗争方式解决民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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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6590 自20世纪60年代起，在“解冻”的条件下苏联国内民族主义运动不断高涨。它具体包括以下几种类型：其一，争取生态安全、经济自主权和民族文化复兴。这在许多加盟共和国和民族地区都有不同的表现。其二，争取民族聚合，要求改变自治实体地位。这特别反映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个加盟共和国围绕着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归属问题的民族纠纷。其三，历史上曾受到迫害的民族要求平反，要求重返家园的活动。如克里木鞑靼人的抗议活动等。其四，争取共和国主权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这在经济、社会文化相对较发达的一些共和国里表现得尤为突出，而且主要是位于苏联欧洲部分的共和国：波罗的海三国、乌克兰、摩尔多瓦等。其五，一些加盟共和国和国内民族自治单位要求民族自决和“民族独立”的活动。如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南奥塞梯两个自治共和国，阿塞拜疆的纳希切万自治共和国，摩尔多瓦的德涅斯特沿岸地区，俄罗斯的鞑靼斯坦、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等，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要求扩大当地民族自决权、直至脱离所属加盟共和国而“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民族问题都在迅速发展，其中尤以民族分离主义对苏联的威胁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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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6592 平心而论，随着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和国家政治大环境的改善，在思想禁锢有所缓解的情况下，苏联地方民族主义情绪发生反弹和各少数民族提出扩大民族自主权等要求本也无可厚非。作为国家新领导人的赫鲁晓夫本应吸取斯大林的错误教训，运用民主、法制和政治方式合理解决民族矛盾。可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承袭过去的传统做法，继续采取压制和动武方法来处理发生的民族冲突。例如当经济改革遇到困难和阻力而赫鲁晓夫决定把下放给加盟共和国的部分权力收归联盟中央时，1959年8月以拉脱维亚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别尔克拉夫为首的一批领导干部便抵制联盟中央的决定，主张共和国自主发展和管理经济。赫鲁晓夫对此正当要求大为恼火，下令对拉脱维亚共和国中央和首都里加市的党政机关进行清洗，以强制手段打击民族自主的要求。在不到半年时间，当地就有24名主要领导被解除了职务。1961年12月，格鲁吉亚哥里市居民举行大规模集会和示威游行，反对拆除斯大林铜像。这是斯大林的故乡人对他怀念的表现，赫鲁晓夫本应采取疏导办法处理这一事件。可他却下令出动军警进行镇压。1961～1964年，乌克兰出现了以知识分子、党和国家机关干部、高等学校师生为核心的维护民族自主权的地下组织“乌克兰工农联盟小组”和“乌克兰民族委员会”。其主张维护乌克兰共和国独立自主权，反对联盟中央集权制。根据苏联当局的旨意这两个组织的主要成员卢克雅连科、康巴吉、魏伦、利鲍维奇等人均被捕入狱，受到审判和被判以重刑。苏联当局甚至于把基辅大学师生要求保护乌克兰语言文化传统，青年师生和市民举行纪念乌克兰著名诗人舍甫琴科的活动也视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活动”加以取缔，对其组织者绳之以法。同期，其他共和国也出现过要求维护民族自主权和保护民族语言传统的活动，但都遭到了苏联当局的打击或镇压。[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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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6594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也继续采取民族高压政策。例如1965～1967年在乌克兰出现了主张扩大民族自主权和保护民族语言文化传统的“乌克兰民族阵线”等地下组织。基辅市高等学校师生和市民多次集会要求保护和发展乌克兰民族语言。文学评论家伊凡·久巴撰写了《国际共产主义还是俄罗斯化？》一书，批评苏共的民族政策。苏联当局把这些事件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进行了严厉批判，并逮捕和关押了数百名组织者和参加者。伊凡·久巴被开除党籍，判处重刑。1968年4月，乌兹别克斯坦奇尔奇克市的克里木鞑靼人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要求返回家园和恢复民族自治实体。但在当局的镇压下最终有300多人被捕入狱。1972年3月，苏共中央通过了批判格鲁吉亚共和国首都第比利斯市党组织的工作的决议，指责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姆日阿瓦纳泽等领导人是“民族主义者”。结果，200多名对苏共民族政策不满和主张维护民族自主权的党政干部被撤职查办，许多知识分子被批判。1972年5月，乌克兰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因撰写了歌颂和维护乌克兰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我们的苏维埃乌克兰》一书被当局免职，受此株连的共和国中央和州、市、区委干部还有50多人。1974年5月，苏联当局审判了“亚美尼亚统一党”成员托夫马相等20多人，同年12月逮捕了“爱沙尼亚民族阵线”成员缅尼克等十几人。1975年4月，阿塞拜疆共和国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党委书记阿鲁久尼扬因“庇护民族主义”被批判和解职，其他多名州委干部均受到牵连。同年11月，波罗的海舰队“警戒”号舰上的拉脱维亚、立陶宛等族士兵因反对民族歧视而遭到当局镇压。1976年，贾巴里泽因在格鲁吉亚作协八大上批评强制推广俄语受到批判并被开除出作协。[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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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6596 总之，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国家领导人在解放特殊移民和以后执政过程中仍将民族矛盾归结为阶级矛盾，用阶级斗争方式处理民族关系问题，继续伤害少数民族的感情和在民族关系中播下不和的种子。由此导致苏联内部的民族离心倾向不断发展，民族问题最终演化为点燃苏联剧变的导火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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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6601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1706460281]
1706466602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四 特殊移民政策的后果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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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6604 特殊移民政策涉及农民和民族两个方面的问题，对苏联的政治、经济、人口和族际关系等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国家的最终解体和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挫折负有一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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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6606 第一，特殊移民促成了生产关系超前的农业集体化体制的实现，对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破坏；消灭了俄国农民中最积极肯干，最有经营头脑的中坚力量，助长了农村中的闲散、懒惰等不良风气；损害了工农联盟，对党和国家的前途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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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6608 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当局实施强制移民活动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实现农业全盘集体化。通过政治上的镇压和经济上的剥夺，一方面取得建立集体农庄所需要的物质手段，另一方面又可铲除反对派，威慑农民中的等待观望者迅速加入集体农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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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6610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开始了集体经济的实践。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在政府的积极扶持下已出现了集体农庄、共耕社和农业公社等集体经济形式。但由于这种体制效益低下，对农民没有吸引力，一直没有形成规模。20年代，合作社的发展依然缓慢，国家的重点主要放在建立供销社方面。甚至到了1928年年中，集体农庄农民还不到苏联农户总量的2%，其播种面积也没有超过全国总面积的2.5%和谷物播种总面积的2.1%。[129]截至1929年11月，全国只有6万多个集体经济组织，耕地面积仅占全国的3.6%，参加集体经济组织的中农户只有全国中农户的3.3%。[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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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6612 1930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根据斯大林的意见作出决议，规定苏联必须在1932年基本完成全盘集体化。全盘集体化遭到了广大农民的强烈抵制。斯大林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分子反抗改造的表现，要求采取强制措施，以阶级观点对待全盘集体化运动。1930年1月16日，А.А.安德烈耶夫从北高加索边疆区向斯大林发电：“我们正准备将富农迁出边疆区境外，需要中央对以下各项举措予以批示：1）将极其反动分子约2万人迁往北部殖民区。1/4的富农分子被迁出边疆区，一定会对留下来的人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2）希望尽量加快富农迁移进度。”安德烈耶夫建议中央“最好能根据地方的愿望，将这一针对富农的措施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有必要“全部没收富农用于剥削式经营的生产手段和工具，以利于集体农庄的发展壮大”。[131]从安德烈耶夫的上述电报内容可明显看出，北高加索边疆区区委正试图将针对富农的强制迁移活动合法化。不久，当局便出台了消灭富农的政策。其中规定：凡不愿立即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即使是中农或是贫农也将视作“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准富农分子”或者“富农分子”予以镇压——剥夺选举权，没收财产，流放外地。在如此强大的政治攻势下苏联农村集体化运动飞速发展起来。截至1930年3月1日，1200多万户农民加入了集体农庄。全国集体化农户从占农户总数的7.6%猛增到56%。稍后，由于农民反应强烈，斯大林发表了《被胜利冲晕了头脑》的文章，当局放松了对农民的强制，很多刚刚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都纷纷退出。但随着政府镇压政策的再度加强，农户集体化的比重又开始迅速增长。到1932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全国1490万农户被组织进21万个集体农庄。集体化农户占到了全国农户总数量的60%。1933年1月，联共（布）中央宣布：“把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大农业轨道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又有360万农户加入农庄。苏联农村集体化比例达到了93%。[132]就这样，苏联完成了改造小农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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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6614 事实上，截至20年代末全盘集体化前夕沙皇俄国时期原本意义上的富农阶级已在1918年的农村社会主义革命中被基本消灭殆尽。后来，苏俄政府实行新经济政策，富农力量又有所恢复。但他们大多是农村中拥有较高劳动技能、文化知识、善于经营和销售的中农，未必可以列入富农的队伍。镇压富农政策的实施使苏联农民中那些积极勤劳肯干的中坚力量基本被消灭。随着经营自主权的丧失，依赖心理和闲散习气在苏联农村中占据了上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明显下降。他们出工不出力，出力不用心，生产效益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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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6616 在强制移民的威胁下数千万中农违心地加入了集体农庄，被迫交出家具、牲畜以及分配给他们的土地，失去了基本生产资料、失去了独立劳动者的地位，被迫改变了生活方式。大量农民在被迁移和加入集体农庄之前通常会把牲畜和家禽都宰杀掉。仅在1930年2～3月间，便有1400万头牛、占总数1/3的猪和1/4的绵羊与山羊被农民故意宰杀。[133]1930年到1933年，哈萨克地区的大牲畜减少了4/5，牛从650万头减少到96.5万头，羊从1860万只减少至130万只，马从350万匹减少到30万匹，骆驼从100万头减少到60万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时，苏联畜牧业规模仍未达到集体化前的水平。[134]农民中普遍存在消极怠工、有意损坏劳动工具和忍痛挥霍多年积蓄的现象。例如某地区有家酒店在1930年2月的一个月内便卖了4万卢布左右的酒，这笔钱在当时可以购买20台拖拉机。另据报道，在不少集体农庄中收获时损失的粮食达到全部粮食的20%～40%。[135]全盘集体化后连续几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谷物产量一直低迷不前。如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年均谷物产量为736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为7290万吨，均低于1927年的7683万吨。[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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