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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生前非常重视农民问题，一再强调工农联盟对苏联社会主义前途的重要性。他在自己的最后几篇口授文章中就曾指出，“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内社会制度是以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合作为基础的”，“如果在这两个阶级之间发生严重的阶级分歧，那么分裂将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共和国的命运归根到底将取决于农民群众是和工人阶级一道走”，还是“和工人分裂”。[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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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特殊移民活动完全背离了列宁的工农联盟原则。它以拔苗助长的方式人为地改变生产关系，通过使用强制和镇压等暴力手段强迫农民服从国家利益，打击和消灭农民中的中坚力量，严重损害了工农联盟，导致广大农民同无产阶级国家的关系日趋紧张。农业落后，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国家日益陷入危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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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特殊移民违背了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处理民族问题，加深了民族隔阂；恶化了边远移民区的自然环境，影响了族际关系；强行变更民族居住地，人为地加剧了国家内部原有的民族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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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坚持把解决无产阶级国家的建设问题同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紧密结合起来，把解决经济和文化建设问题同促进各民族全面发展问题紧密结合起来。在革命实践中，列宁提出了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是处理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联合和团结的基本原则的论断，并把这作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思路。斯大林的特殊移民活动背离了列宁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他无视民族平等和自决等原则，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民族矛盾一律归结为阶级矛盾并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处理民族问题。1934年1月，斯大林在联共（布）十七大总结报告中明确提出，苏联国内民族矛盾的实质是阶级矛盾，民族纷争就是阶级斗争。他认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不是导致阶级斗争的熄灭，而是导致阶级斗争的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前进越顺利，那么注定灭亡和绝望的阶级敌人的反抗就会越加激烈。[138]正是基于上述错误认识，斯大林实施了一系列针对境内诸少数民族的特殊移民活动。30年代初镇压富农期间，乌克兰、白俄罗斯、中亚和高加索等地区的少数民族便大量遭到流放。30年代中期以后，芬兰、伊朗、库尔德、朝鲜和波兰等多个民族被强制迁移。时至40年代，当局又对德意志、车臣、印古什等民族实施了整体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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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经济各领域大量利用特殊移民劳动力的过程中苏联政府往往采取粗放式经营的方式，对自然资源实行掠夺性开发。这使许多边疆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受到了巨大破坏，从而严重影响了族际关系。如在发展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共和国的农业水利和工业生产的过程中当局对咸海的主要供水源——锡尔河和阿姆河的河水开发和利用过度，致使这个世界上第四大湖的储水量不断减少，生态环境恶化，严重威胁到当地居民的生活和身心健康。在哈萨克斯坦由于当局盲目发展采矿和冶金工业，大量重金属、硝酸盐和致癌物质流入河流、湖泊和水库，造成水源和大气层的严重污染。根据苏联中央指令性计划，从30年代起政府就在乌兹别克不惜一切代价地发展棉花生产。由于科学管理水平低，滥用化肥，致使河流受到严重污染，影响了当地的粮食生产和食品供应。这些问题引起了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共和国人民的强烈不满。此外，波罗的海地区农业集约化水平比较高，但化肥施用量过大，河流和其他水源也受到污染。特别是当局在爱沙尼亚共和国大规模地开发磷灰岩，发展化肥工业，每年从化肥厂和发电厂排出数十万吨有害物质，严重地污染了生态环境，导致略尔努斯海湾的污染超过了国际规定标准几十倍。为此，当地居民曾向苏联有关部门提出强烈抗议。在特殊移民劳动利用过程中产生的上述生态污染问题是影响苏联族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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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17年之前，俄国便已是一个横跨欧、亚两洲的庞大的殖民帝国。它是沙皇在300多年间依靠侵略扩张、制造民族纠纷、挑动民族仇视、实行分而治之和残酷屠杀等手段形成的，民族积怨甚深。特殊移民期间，苏联当局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强行迁移诸少数民族和变更其历史居住地的错误做法更进一步加深了民族积怨和加剧了民族仇恨和矛盾。苏联解体后爆发的车臣战争便是这方面最有力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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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实践表明，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以阶级斗争方式解决民族问题的错误做法不仅无助于民族问题的解决和民族关系的改善，相反只会加剧已有的民族矛盾和产生新的民族问题。而日积月累的民族问题和潜伏的民族危机一旦遇到适当的条件和时机，又必然要爆发出来，造成难以收拾的严重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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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特殊移民活动导致大量农业人口外迁和死亡，给国家人口再生产带来重大负面影响，为俄国的人口危机埋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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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以后，俄国人口状况不容乐观。2000年В.В.普京总统在俄罗斯联邦会议上所作的国情咨文中强调：“近十年来俄国人口每年减少75万，这一发展趋势可能导致在15年之后我国人口下降3300万的严重后果。”[140]俄国在21世纪所出现的人口危机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从历史来看，俄国一直都是一个人口稀少的国家。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和战争频仍等原因，俄国人口增长速度一直非常缓慢。进入20世纪，连绵不断的战争、天灾、人为制造的变故、苏联的解体和国家经济的衰败等都是导致俄国人口危机的重大原因。苏联领导人在30～50年代所实施的特殊移民活动加剧了俄国人口危机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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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移民和全盘集体化导致苏联农村生存环境恶化、农业生产萎缩和农民的分化，引发农业人口大量逃亡和迁移。这些从农村地区流失的人口主要以青壮年为主，留在当地的大部分都是行动不便的老弱病残。据苏联学者普利马克指出，在集体化运动中因受当局迫害和迁往城镇等因素影响，苏联农村共减少了300万农户（1500万人）。[141]由于向城市迁移和死亡，农业人口在1929～1940年从5370万下降至3410万，损失了约1/3。[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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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移民活动及其所促成的全盘集体化对斯大林执政时期数次农业危机中的大量人口损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例如在集体农庄社员的利益被漠视、社员生产积极性下降、农业抗灾能力降低和农业凋敝的情况下，1932～1933年乌克兰北高加索等广大地区出现了严重饥荒，人口损失巨大。针对这一天灾人祸，当局不但不承认事实反而变本加厉，继续要求农民完成国家农产品采购任务。各地农庄和社员被迫将种子粮和口粮全部交出，结果导致众多农民陷入饥寒交迫之中。1940年9月，斯大林在一次会议上承认，30年代初期国内共有2500万～3000万人挨饿。[143]据西方估计，1932～1933年大饥荒中有300万～400万农民饿死。[144]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拖拉机站政治部在相关报告中说，某些地区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哈萨克斯坦在这次饥荒中共有230万居民饿死，90万哈萨克人迁往中国、蒙古、阿富汗、伊朗等国家。[145]乌克兰共和国居民减少300万。[146]另据康克威斯特认为，1930～1937年的7年中苏联共有1450万农民死亡。[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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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特殊移民活动中遭到当局强制迁移的人口共计600万。特殊移民在迁往国家指定居留地的过程中死亡、患病现象极其普遍。1933年5月，М.Д.贝尔曼在写给Г.Г.雅戈达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尽管您曾多次批示北高加索边疆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全权代表，要求对发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所属集中营和劳动移民区的专列做好组织工作，并配备整套服务设施，但移民专列的状况依然相当糟糕。所有源自北高加索的移民专列中均存在人口大量死亡和患病的现象……”又据当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西伯利亚集中营负责人报告，从北高加索发往新西伯利亚的特殊移民10185人中死亡共计341人，比重达到3.3%。另外，还有大量特殊移民患有营养不良等疾病。[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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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移民区大多处于荒僻边远地区，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恶劣，再加上当地移民管理部门目无法纪，恶意虐待，迁移初期特殊移民人口均呈现负增长态势。以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为例。1930年代上半期，此类特殊移民人口死亡率居高不下，尤其是新生儿的死亡率更高。1932年，摩尔曼斯克自治区的西比诺格尔斯克（基洛夫斯克）区特殊移民新生人口为420人，死亡864人，其中儿童死亡人数达到589人，在该地特殊移民死亡人口总量中所占比重达到68.2%。[149]1931年10月26日，亚戈达在给俄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和工农监察人民委员鲁祖塔克的报告中指出：“特殊移民的患病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北哈萨克斯坦移民月死亡率达到1.3%，纳雷姆斯克边疆区达到0.8%。其中尤其是婴幼儿存在大量死亡的现象，如马格尼托格尔斯克地区，婴幼儿的死亡率占到了当地人口月死亡总量的15%。导致儿童大量死亡的原因除传染病、居住和生活条件不周之外，主要还由于缺乏必要的儿童营养食物。”[150]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1930～1950年特殊移民死亡人口至少有120万。[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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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950年代末，农村人口仍在苏联人口构成中占据主导地位。特殊移民活动所引起的农业人口大量死亡，成千上万精壮人口的流失和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对农村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造成了重大影响。[152]它加剧了农村人口的性别失衡状态、人口的老龄化和人口质量的下降趋势，对苏联人力资源再生产潜力构成威胁，为俄国未来的人口危机埋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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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特殊移民违反人类基本道德准则，肆意践踏国家法制，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给民众精神和心理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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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1月1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在相关宣言中承认，“政府从前对少数民族所实施的强制迁移法令属于非法和犯罪性质……”它指出，“斯大林时代那些痛苦的记忆至今仍在我们心头留有难以磨灭的印迹。违法和恣意妄为成为普遍现象，大规模的逮捕，集中营折磨，无数妇女、儿童和老人无家可归。所有这些惨景至今仍折磨着我们的良心，成为我们永远难以忘却的痛苦记忆。苏联最高苏维埃认为，强制移民活动是最严重的犯罪并无条件地对之予以强烈谴责。它违反了国际法准则，背离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人道主义本质。苏联最高苏维埃保证此类践踏人权和人道主义原则的事件再不会在我们国家重演。”[153]苏联最高苏维埃的这一宣言充分证明了苏联特殊移民活动的非法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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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殊移民活动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大量违反人类基本道德准则的丑恶现象。近年来，俄国学者公布了许多关于这方面情况的档案资料。原苏共北奥塞梯州委部门负责人印古什族人Х.阿拉比耶夫回忆了自己当年被迁往特殊移民区的情景：“那是1944年2月里的一天。在超载的‘装牲畜用的’车厢内见不到一丝光亮，也没有一滴饮水。几乎一个月时间，我们都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朝着未知的目的地前行……有的人得了伤寒，却得不到任何医治……只能在人迹罕至的会车处，在列车暂时停靠的那几分钟内用蒸汽机车的煤灰将死人草草掩埋在附近，如果有人企图离开火车5米之外，便会被随行的警卫人员枪杀。”[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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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特殊移民在移民区内的生活状况，1933年7月3日古拉格负责人在给俄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和工农监察局的报告中指出：“……随着物资供应标准的下降，在林业部门（尤其是乌拉尔州和北部边疆区）从事劳动的特殊移民的生存状况也急剧恶化了……北部边疆区和乌拉尔州林业部门的特殊移民中普遍存在以粮食代用品充饥的情形，甚至有人吃猫、狗和死亡牲畜的尸体……由于饥饿，特殊移民的患病和死亡人数剧增……有人因饥饿而自杀。由于营养不良特殊移民根本无法完成劳动定额，一些人已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特殊移民在生产过程中或在下工返回的途中便因饥饿而死亡……”[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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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移民除了要承受繁重的体力劳动，恶劣的物资供应和生活资料匮乏外，精神上还要忍受行政警备人员和小头目们的欺压和污辱。后者可随意提高移民的劳动定额或压低其工作量评估，克扣其口粮，取消孕妇的物资供给，将丧失劳动能力者指责为装病并指使爪牙对其任意实施殴打。乌拉尔州执委主席1931年5月9日在一份《关于特殊移民的迁移、经济安置和劳动利用》的文件中指出：地方上出现了大量针对特殊移民的“犯罪和污辱事件”。在很多移民区均存在这样的事实，“移民区管理部门……不给特殊移民发工资（如楚索夫斯克林业局），给移民制定根本无法完成的劳动定额，不给在工区工作的移民发放食物和必要的服装，拒绝向患病的特殊移民提供救助，强制驱赶快要临产的孕妇和儿童参加劳动，任意对移民实施打骂，等等”。[156]一些企业领导者经常会公开表示对移民的恶感。例如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应国家动员而参加劳动军的德意志族人经常会受到管理人员公开的歧视。1943年8月索里卡姆斯克纸业联合企业工厂的德意志族人在食堂吃午饭时，有关部门刻意将其安排在最后用餐，而且不给他们吃第二道菜。第二工段的负责人巴尔科夫斯基有意将原先应给德意志族人的补餐券发给了其他工人和犯人，并宣称：“你们，德国佬！还加什么餐！”[157]1948年12月2日“莫洛托夫森林纸业”托拉斯姆基辛斯克林业局副经理在工人大会上便曾这样答复移民关于改善生产和物资供应状况的请求：“即使死上10～15个人（指移民），我们也无所谓。”[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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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在特殊移民期间的残暴和不人道做法，败坏了社会主义声誉，伤了广大民众的心。特殊移民大量的申诉信充分反映了民众精神和心理上的巨大创伤。纳兹拉尼村特殊移民С.Ш.伊兹马伊洛夫便写道：“我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我要让他知道，人类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如此没有人性地对待整个民族的事件。”卡尔梅克族人А.У.巴德马耶夫和苏塞耶夫说，“当局所实施的特殊移民活动，实际上是一场旨在灭绝印古什、车臣、鞑靼、卡尔梅克诸民族的犯罪活动。斯大林所颁布的宪法是彻头彻尾的样子货”。“我真不明白，在卡尔梅克、车臣、印古什等民族被如此摧残的情形下斯大林又怎么能说出关于苏联民族大团结的话来呢？！难道，在经过这一切之后还可能存在所谓的民族统一和巩固的国际主义吗？！”[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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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特殊移民活动及其所促成的集体农庄体制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扼杀了农民的个性和主动精神，导致农业发展丧失了革新的活力，农业长期落后，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改革举步维艰，国家陷入危机；特殊移民活动对苏联民族主义运动不断高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民族问题成为引发苏联解体的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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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新国家领导人对农业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活动。但他们没有废除斯大林当年通过镇压农民手段才得以建立的集体农庄农业体制，没有改变庄员对国家的依附地位。因而成果是暂时的，危机不断加深，最终导致农业问题积重难返，陷于停滞。苏联农业生产的长期落后拖了工业发展的后腿，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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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农业长期低迷。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农业产量徘徊不前，市场供应紧张。1986～1990年苏联谷物年均产量为1.965亿吨，比上一个五年计划略有提高，但低于1976～1980年的2.05亿吨。棉花、甜菜的情况也相类似。棉花年均产量是840万吨，低于70年代的855万吨。甜菜为8730万吨，也低于70年代的8870万吨。1991年的情况更糟，谷物产量直线下跌到1.6亿吨左右。[160]农业的停滞倒退，再加上收购供应渠道的日趋瓦解，国家掌握的农畜产品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居民收入不断增多，对高脂肪高糖高蛋白食品的需求明显增加，结果导致供求矛盾日趋尖锐，市场上每一卢布货币只有0.12～0.14卢布的商品。农业捉襟见肘，限制了工业的发展，人民生活需求得不到满足，国民经济状况不断恶化，社会安定局面无法维持，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面对危机戈尔巴乔夫锐意改革，但改革的进程却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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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年代，斯大林当年镇压富农、消灭个体农民阶级的特殊移民举措的恶果逐渐显现。这在苏联解体前夕表现得尤其明显。由于长期在行政命令和农庄制度的保护下从事生产活动，苏联农民的个性遭到窒息，没有了劳动积极性和主人翁感。多数农庄庄员已不会独立进行农业生产，习惯于一切依赖农庄和安于现状。相当一部分庄员甚至不知离开集体农庄后如何生活。他们害怕竞争，惧怕变革，特别是那些前景不明的变革。据1990年1月对823名农村居民的调查显示，只有40%的人希望独立经营生产。当问及获得土地后想做什么的时候，44%的人回答要种蔬菜瓜果，26%的人想建私房，很少有人想进行大田生产。至于农村干部，则大多数都反对或抵制发展私人经济。1990年最高苏维埃开会讨论《土地法》时，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领导们几乎一致反对平等对待集体经济和私人经济。[161]农民个性和主动精神的丧失，成为苏联农业变革的巨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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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最大危险更来自民族问题。由于特殊移民问题解决得不彻底和苏联新国家领导人继续推行民族高压政策等原因[162]，自60年代起在“解冻”的条件下苏联国内民族主义运动不断高涨。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国家已是进退维谷，岌岌可危。按说，苏联有耕地2.15亿公顷，人均耕地面积达0.79公顷，比美国多5%，粮食本应自给有余，但如今却要每年花费大量外汇进口3000多万吨粮食。政府为弥补外贸赤字，每年不得不减少先进设备和技术的进口，大量出口石油、木材等原料。恰逢当时世界石油和黄金价格急剧下滑，苏联欠西方的外债高达800亿美元。经济陷入困境，政府被迫向外国进行粮食借贷，结果使国家的债务愈加沉重。苏联对国外金融资本不断增长的依赖，迫使她不得不经常向西方作出妥协，政治上沦为西方资本的人质，改革受到西方国家的钳制。随着冷战对峙的日趋缓和，公开性、民主化思潮的广泛传播，农民已很难再忍受斯大林体制，更不愿向国家交售自己的产品。国家经济状况不断恶化，社会主义威望不断下滑。人民对改革的兴趣直线下降，对政治家们的活动越来越冷漠。一些政治家为转移人民对生活状况及其政绩的不满，极力挑动民族主义情绪，民族问题成为国家分裂的导火索。1991年，苏联农业再度跌入低谷，城市供应明显紧张，民族矛盾和民族分裂也被煽动到顶点。各种矛盾和冲突的激化终于导致国家的瓦解和列宁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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