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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数苏联特殊移民政策负面影响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否认广大特殊移民在国家边远地区经济开发方面所作出的成绩，在促进国家工业化的顺利实现和对苏联东西部人口平衡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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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数百万特殊移民的牺牲换来了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如期建立和国家工业化的顺利实现。特殊移民政策促使农业集体化制度的迅速建立。虽然这种制度没有效率，但它的确将苏联粮食的商品率从1929年的13%增加到1933年的40%。1933年国家得到11.3亿普特商品粮，从而基本满足了国家对粮食的需要，有力地支援了工业化。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结果来看，苏联在工业发展速度方面超过了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总产值也已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期间共有4500个新工业企业建成投产，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基本完成。1937年苏联工业总产值比1932年增长了12倍，农业总产值增长0.5倍，国民收入增长1倍以上。[163]苏联已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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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特殊移民促进了俄国东西部的人口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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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殊移民运动过程中，当局将600多万人迁往国家东、北部边远地区。虽然，随着特殊移民的解放，大量移民返回了原迁出地，但最终还是有100多万此类人口留在了移民区。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国家东西部人口的不平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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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特殊移民政策促进了俄国边疆地区的土地和经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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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移民在迁入移民区后便被大量利用于国民经济领域各部门参加劳动，并创造了相当大的业绩。这尤其体现在土地开发方面。例如截至1938年1月1日劳动移民共开发各类土地3035644公顷，其中，耕地和有耕种能力土地1128194公顷，刈草地287431公顷，牧场590789公顷，宅基地44914公顷，其他土地984316公顷（沼泽地2988公顷，可灌溉土地12857公顷，生荒地243161公顷，特殊移民通过挖掘树根，铲除和清理灌木丛而开发出的新土地183416公顷等）。其中俄罗斯联邦境内由特殊移民所开发的土地便有1662280公顷，其他联盟共和国——1373364公顷。截至1938年初由特殊移民铺设的土质道路共计7294公里，在农村地区架设桥梁21400米，开掘水井1578口。[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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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总体来看，苏联当局通过特殊移民政策而得到的这些“成绩”和“积极作用”的代价过于高昂，有些得不偿失。特殊移民政策充分体现了斯大林动员型发展模式竭泽而渔、急功近利的特点。它对国家的长远利益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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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移民现象是苏联历史上悲惨的一页，是斯大林时期苏联产生的诸多悲剧性重大历史现象之一。它既与斯大林的名字紧密相关，同时也打上了斯大林个人活动的深刻烙印。特殊移民历史现象之所以产生，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苏联当局的特殊移民政策，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它既是对俄罗斯帝国传统的沿承，同时也与斯大林对农民问题、民族问题的错误认识和对马列主义关于暴力运用的经典论述的片面理解密切相关，另外还涉及斯大林防患于未然的心理、政治家“为求大善不避小恶”的善恶价值观及其暴戾的个性，等等。[165]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落后的俄国爆发，本身就是俄罗斯传统与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合流[166]，因此这期间所产生的一切历史现象必然会带有俄国历史和传统的印迹。国内落后的社会现状和严峻的国际形势迫使个性粗暴、只对马列主义具有教条式理解的斯大林重蹈了俄国动员型社会发展模式的覆辙，而加速工业化和集体化的斯大林模式又导致了特殊移民政策的出台及其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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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苏联特殊移民政策诸问题的目的在于以史为鉴，其中，最大的教训便是苏联领导人没有解决好农民问题和民族问题。斯大林以简单粗暴的特殊移民方式来对待农民和处理民族矛盾，人为地加剧社会紧张和民族分离，最终导致农业问题和民族问题成为国家分裂的重大诱因的前车之鉴无疑对当今的俄罗斯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首先，善待农民、慎用暴力。农民问题解决得好坏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亡。苏联领导人的重大错误之一便是没有善待农民，最终导致工农联盟的破裂和农业的破产，在人民的冷漠中葬送了整个国家。其次，谨慎对待民族问题。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民族问题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苏联当局的特殊移民活动不但未能解决苏联旧有的民族矛盾，反而制造了新的矛盾。特殊移民的痛苦经历成为苏联少数民族心中一个永远的痛。苏联国家领导人没有谨慎地对待民族问题，没有充分认识到民族问题本身所具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等特点。他们试图以简单的人为“组织”或“融合”等强制手段来解决国家内部的民族矛盾，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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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动荡不安的90年代之后，我们看到以普京为首的俄罗斯政府在处理国内问题尤其是民族问题方面已变得成熟起来。有理由相信，普京之后的俄罗斯国家领导人一定会吸取历史教训，在解决民族问题时绝不会再犯苏联那样的错误——把步子迈得太急和采取简单化的解决方式，而会从捍卫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团结与发展、促进社会繁荣富强的高度，以更加谨慎和务实的态度来重视和解决俄国当前所面临的农民和民族等敏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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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事这方面专题研究的俄国学者主要有В.Н.兹姆斯科夫、Н.Ф.布卡依，前者主要从事特殊移民史研究，后者主要从事民族驱逐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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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学者目前还没有直接涉及苏联特殊移民史方面的学术著作，只有一本关于俄国时期移民的著作（王晓菊：《俄国东部移民开发问题研究（1861～191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该著作以1861年至1917年以前沙俄时期的西伯利亚移民为主，对苏联特殊移民问题只是稍有提及。涉及苏联时期移民问题的论文有谭继军的《试析苏联特殊移民的饥饿现象》（《俄罗斯研究》2004年第1期）和冯佩成的《苏联农业集体化中的特殊移民现象》（《俄罗斯研究》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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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文参考和引用的资料包括俄文著作：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М.：НАУКА，2005；Бугай Н.Ф. Л.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Согласно Вашему указанию…”，М.：АНРО-ХХ，1995；Вербицкая О.М. Насел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деревни в 1939-1959гг，проблемы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М.：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Институ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2002，以及俄国学者近年来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文资料有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徐天新、叶书宗、郑异凡、杨存堂等《中国史家论苏联》，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赵常庆等《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宫达非主编《苏联剧变新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王晓菊《俄国东部移民开发问题研究（1861～191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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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1946～60年代初）》第6卷，盛曾安等译，东方出版社，1986，第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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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苏联在表述这一概念时，使用过三个俄文词，即трудпоселенец，спецпереселенец，спецпоселенец，三者为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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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М.：НАУКА，2005，с.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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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见赵常庆等《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第2页；叶书宗《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第384～3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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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特殊人口”一词最先见诸于古拉格相关文件。据最低估计，1929～1953年苏联国内此类人口共计3200万人，其中被送进劳改营、教养院、监狱和苦役营的人数至少有1800万人。参见Суслов А.Б. Системный элемент совет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конца 20-х-начала 50-х годов：спецконтингент//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4，№3，с.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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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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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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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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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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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见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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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129.附表44《截至1954年1月1日苏联特殊移民人口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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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940～1941年，遭到当局强制迁移的波兰族人。阿萨特尼克（осадник）主要是波兰军队退役人员。他们由于在1920年的苏波战争中表现英勇，作为奖励于1920～1930年在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聚居的地区获得了大量土地。阿萨特尼克对当地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肩负着警察职能。1939年以后随着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等地区被并入苏联，阿萨特尼克及其家属被苏联政府宣布为“劳动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并强制迁往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伏尔加流域、乌拉尔、苏联欧洲北部等特殊移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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