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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争的结束，在享受胜利喜悦的同时，农民也表露出对沉重的生产负担和低下的生活质量的不满，他们期待着战后农村体制和农业生产制度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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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农民在1946年6月的一封信中说：“我们在集体农庄劳动就像是给地主干活一样，因为我们被驱赶着去劳动，不给吃的也不给工资。作为诱饵每天给一勺稀菜汤，50克面包，而且不是经常有，为了不饿死，每周给2～3次……”[37]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的一位庄员费多罗夫说：“集体农庄里的生活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们处在死亡的边缘……应该退出集体农庄。让我们扔下工作各奔东西吧。”[38]在奔萨州，一个叫舒雷根的人说：“一点儿办法没有，除非解散集体农庄。土地荒芜，没有牲畜，谁也不愿劳动……农民讽刺那些对农庄抱幻想的人。”[39]关于解散集体农庄的传闻在农民中广为传播，普斯科夫地区“火花”集体农庄成员们问来到集体农庄的一名区负责人：“是否要立即解散集体农庄？假若没了集体农庄，我们会生活得更好，也会给国家带来更大的好处。”[40]许多庄员将解散集体农庄的希望寄托在国际盟友的身上。在普斯科夫风传，“在旧金山会议上，建议莫洛托夫同志放弃布尔什维克和集体农庄。莫洛托夫放弃了集体农庄而不想放弃布尔什维克，所以美国向俄罗斯宣战了”。库尔斯克州情报员在报告中指出，集体农庄庄员之间议论着如下内容：“英国和美国向我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或者你们解散集体农庄，或者我们对俄国发动战争；在旧金山，莫洛托夫一开始拒绝消灭集体农庄，后来回来后又同意了；美国人将从飞机上检查，是否真的解散了集体农庄……”[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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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人在给上层的信件中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关于改革集体农庄的建议。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胜利者”集体农庄主席伊万诺夫在1945年7月议论说：“应当对集体农庄做一些改造，否则会彻底变穷，假若让集体农庄独立自主经营，不干涉它的内部生活，不给任何计划，而只保证向国家上交必要数量的产品，那我们将如数上交。但怎样上交——这是我们的事。我们将少种些地，但种得更好些，那时我们将有粮食，城市也会食品充裕。”[42]此外，一些农民也提出关于减免赋税、扩大宅旁园地等改革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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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政府并没有对集体农庄制度作出任何实质性的改革，相反却采取措施加强和巩固原有的农业制度。战后初期，苏联政府强化集体农庄制度的做法，一方面是在组织上建立新的农业机构，加强对农业生产收购等工作的领导，另一方面是采取严厉措施，惩罚庄员破坏劳动合作章程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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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对农业的管理，1946年10月成立了集体农庄事务委员会，决议规定：“集体农庄事务委员会在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可有自己的代表，作为中央的检查员，他们不受地方当局的领导。”[43]这一委员会的建立，使中央政府得以更加准确、有效地监察和管理地方农业经济的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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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苏联粮食收购计划完成得很不理想，当年收购到谷类作物只有1750万吨，比1945年少了250万吨，只完成了收购计划的76.9%。[44]粮食收购工作的不顺利，主要是因为该年苏联主要产粮区遭到旱灾侵袭，收成大受影响。为改善农业收购工作状况，苏联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监督。联共（布）中央于1947年2月通过决议，在机械拖拉机站设置了政治副站长职位。党组织挑选了数千名具有丰富的党的活动经验的共产党员担任这一工作，并给农村政治副站长提出了具体的任务。“如果农庄事务搞得不好，没有完成合同义务，就必须要求集体农庄领导人加强纪律。如果落后的集体农庄庄员们违反劳动纪律而给集体农庄带来危害，就不能坐视不管，而应该为彻底纠正这些现象作斗争。”[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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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因为1946年粮食收购工作的失败，中央统计局及其地方机构也被指责工作中存在着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46]为改善统计工作，1947年又成立了苏联国家计委国家产量确定监察总局，在地方上，成立了420个州监察局，每个局平均管8～10个地区。新监察机构被赋予重要的作用，当年3月18日联共（布）中央书记处批准苏军复员的一批政工人员为区际产量确定监察员。他们在工作中独立于地方组织，后者不能干涉他们的活动。[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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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后初期农业机构调整可以看出，苏联政府在加强恢复农业生产的同时，十分注重贯彻劳动组合章程、完善收购工作等，尤其是削弱了地方政府在农业工作中的地位，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地方农业事务的直接控制，从而保证政府在农业方面的各项要求得到彻底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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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组织机构上完善的同时，苏联政府也开始对旷工、未完成缴纳任务、盗窃等所有违反劳动纪律、未完成劳动义务的行为处以严苛的惩罚。苏联领导人决定以高压手段挽救战争时期濒临解体的集体农庄制度，从而完成农业经济由战时向和平时期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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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后，饱受战争创伤的农民并没有得到休养的机会。1945年10月，义务交售和税收扩大到以前享受优惠待遇的所有居民，而根据苏联征购部的命令，阵亡烈士家属农户和其他人一样也必须向国家交售粮食。1946年苏联政府出台决议，提高了义务交售的标准，增加了1948年、1952年的农业税标准。农民的负担并没有因为战争的结束而有所减轻，与此同时，他们从集体农庄社会劳动中获得的工资却十分微薄。1946年全苏联75.8%的集体农庄每个工作日只发给不到1公斤的粮食。而7.7%的集体农庄则完全不支付任何粮食。在俄罗斯联邦，13.2%的集体农庄不给自己农庄的农民提供粮食。[48]本就负担沉重的俄国农民，1946年又遭逢旱灾，可谓雪上加霜，饥荒在全国大部分地区蔓延。在这样恶劣的生存条件下，旷工和盗窃的行为在农村不断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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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打击这些行为，战后苏联政府相继出台了多个相关决议。1946年7月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共同发布了《关于确保粮食完好无损、不允许浪费、侵吞、糟蹋粮食的措施》的决议，9月出台了《关于消除集体农庄中违反农业劳动组合章程的现象的措施》，10月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保障国家粮食不受损失》的决议，1947年6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了《关于盗窃国家和社会财产的刑事责任》的法令等。这些法令决议并不包含任何在制度上完善和改善的内容，只是不断加大对于农村地区的监管，并调整对违反劳动组合章程现象的惩罚力度。[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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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农庄管理缺乏民主，行政管理人员编制过多，不正确支付劳动日报酬等，是劳动组合章程在集体农庄中遭到破坏的主要现象之一，而这一现象主要涉及的是集体农庄的管理者。集体农庄的领导者，尤其是农庄主席，既是由农村居民“选举”产生的首脑，又是“专横独断的官僚”，他作为农庄首脑对农民生活有着重要影响，作为“官僚”又是政府意志的基层执行者，因此对于农庄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战后为强化对农村的管理，苏联领导者也将监管惩治的矛头指向了这一阶层。在1946年9月的决议中，决定对于庞大的农庄行政人员进行精简，对于农庄管理者的行为进行监督。[50]随后，裁减了45.6万名闲职工作人员，还有18.2万名与集体农庄没有联系的人，被取消依照劳动日支付工资。[51]行政人员的精简，使得集体农庄在行政管理方面的劳动日支付大为减少。例如在普斯科夫州由行政机关和服务性职工所完成的劳动日的百分比在1946年占14.5%，到1948年减至7.9%。[52]这样做的结果就是集体农庄可以将更多的资金支付给在田间劳作的普通庄员。在裁减冗员的同时，集体农庄领导者在执行国家计划中的效率也受到严苛的纠察，许多主席因未完成年度计划或其他过失，经常被追究刑事责任。1946年上半年，全国有3322名农庄主席遭到起诉，下半年遭到起诉的竟达6189人。集体农庄事务委员会法律处主任苏里达科夫在报告中指出，“检察机关在对待农庄主席的刑事处分上，态度常常表现得过分严厉，有时只为损失些许利益或非故意行为，便将之关入牢房。”[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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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限制宅旁地面积，打击侵占公有土地行为，是另一项重要举措。如前所述，个人经济的发展是农民生存的保障，但同时也是威胁集体农庄制度的重要因素。抑制农庄庄员个人经济的发展，严格限定宅旁地面积，是苏联在农业经济中一贯政策的延续，只是在战后初期显得尤为突出和迫切。1947年1月1日开始，在全国22.2万个集体农庄中的19.8万个农庄重新丈量了公有土地和宅旁园地，查出侵占集体农庄土地的事件225.2万起，查出侵占公有土地470万公顷。清查出来的被侵占的公有土地全部没收，归还集体农庄。[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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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盗窃、侵吞公有财产犯罪是战后法令的另一个重点。根据1947年6月的法令，盗窃国家和集体财产将被处以在劳改营监禁5～8年[55]，而侵吞或挪用公有财产则依照1932年法律处以10年以上监禁。以1947年下半年为例，在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农村地区，以盗窃公有财产罪共审判了13044人，其中71.4%为农庄普通社员，案件性质多为盗窃粮食。在所有被审判者中，40%被判处8年监禁，32.4%判处8～10年监禁，19.4%的人判处10～15年监禁。在地方上，对于盗窃罪的起诉和审理过程十分草率，量刑往往过重。例如，巴什基尔共和国的一位69岁农民被判处劳改5年，而罪名成立的根据只是在搜查中发现他家里的黑麦同农庄的黑麦十分相似，而总重才2.5公斤。[56]苏联的司法部门本身纪律涣散，执法粗暴且不近人情。1946年8月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女庄员叶夫多基莫娃给《社会主义农业报》编辑部的信中为其丈夫叫屈，并描述了这次审判的过程。在原定的审判开始后，法官、检察官、辩护人都喝得酩酊大醉，有的是在别人的搀扶下才得以入场，有的则因醉酒而无法按时参加审判，而所有案件都是在这个“酗酒的法庭”中进行的。后来这封信辗转被送交到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手中，在日丹诺夫的指示下，地方党委才对案件及其审理过程进行了重新调查，并对酗酒的司法人员进行了处理。此外，这个案件值得关注的是，叶夫多基莫娃在信中所提到的因盗窃56公斤粮食而被起诉的庄员（她的丈夫），两年中一直没有得到劳动日工资，集体农庄欠他1044公斤粮食。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的报告也承认，“如果这些粮食早一点发放的话，叶夫多基莫夫的犯罪是可以避免的”。[57]类似因为饥饿而盗窃，进而遭到不合理审判的例子在当时屡见不鲜，但只有部分案件能得到申诉机会并获得重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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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强化集体农庄制度的各项举措，其作用归根结底就是通过严厉的镇压手段使农业生产者在极端疲惫的情况下，仍被迫最大限度地完成国家计划。在战后的农业方面，苏联领导人选择了与民众意愿相背离的政策，其中的原因，一是受到意识形态的传统束缚，斯大林和苏共干部已经习惯于集体经济和“贡赋”理论；二是战后的工业恢复同样需要投资，特别是重工业的生产发展，核武器的开发研制，以及一度希望发展的轻工业，所有这些都需要资金。因此，亟待休养生息的农业再一次作出了牺牲。而对于农民（其实也包括城市居民，他们同样在饥饿的威胁下高负荷工作）来说，这种牺牲不是第一次，更不是最后一次。在经历了饥荒之后，他们又将面临另一次个人财富的被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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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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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三 货币改革及其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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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面临的国家重建，特别是经济的恢复和调整，对苏联政府来讲，其重负丝毫不亚于应付战争。究其实质来说，不仅仅是恢复和发展被战争破坏了的国家经济，更重要的是调整经济结构，使之适应战后苏联国家发展的需要，这种特点在1947年货币改革与取消票证配给制度中表现得极为明显。[58]不幸的是，在这次重大的政策调整中，农业经济的发展被置于最底层，而不得不再次担负起缴纳“贡赋”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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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提高税收、增收战争税、发行国债等途径，苏联政府在战争中获得了大量的财政收入，而战争结束后，战时的非常收入手段就不得不取消。战后为应对新的国际形势，苏联的国内政策也相应调整，由于倾力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苏联的国家预算支出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不断增加。苏联1940年的预算支出为1743亿卢布，1945年为2986亿卢布，1946年增加到3075亿卢布，之后几年又不断增加，1950年是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国家预算支出达到了5395亿卢布。[59]如此看来，如何调整财政政策、增加国家预算收入就成为政府在战后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此外，战争期间，苏联在城市地区实行了票证配给制度（农业地区部分人口享受配给待遇），但在商品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国家无法完全保证各类粮食产品的供应。在这样的条件下，集体农庄市场对于保证城市居民生活方面的作用就变得十分突出，市场因素在人民生活中活跃起来。1944年国家开始了议价商品贸易，苏联国内商品的价格变得更加复杂多样，因此在战争时期政府根本无法有力地调控国内贸易的发展，对于苏联领导人来说，如何限制市场因素的发展，加强对于国内贸易的计划控制，是战后重建的一个重要任务。在市场因素的刺激下，无论是农村居民还是城市居民的个人经济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农民因为战时市场粮食商品价格的飞涨集聚了不少货币，收入结构的变化也使农民对于集体农庄的依赖以及参加集体劳动的热情大大降低。从这一点来看，其结果既是对集体农庄制度稳定性的极大威胁，也是对苏联战前的经济体制的巨大冲击。因此，战争刚刚结束，关于货币改革的建议便纷至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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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进行货币改革的建议有一部分来自下层群众。从他们的信件中可以看出，战时一部分人通过市场积攒一定的财富，但这在大多数人眼中被视为是一种投机行为，所以人们建议通过改革对这种情况加以纠正。例如在1946年一封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幼儿园经理和厨师在战争期间通过克扣儿童口粮获取了上万卢布。[60]在另一封信中提到，战争时期国内出现了上百个百万富翁，他们把钱藏在家里而不是放入银行，使得这些钱无法为国家所用。[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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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上层对于进行战后货币改革的筹划或许可以追溯到更早。兹韦列夫在1938～1960年间长期负责苏联的财政工作，货币改革就是在其任内进行的。[62]根据兹韦列夫的回忆，1943年底斯大林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讨论了战争中财政问题，也提及了战后进行财政改革的相关问题。斯大林向兹韦列夫提出了改革的几项原则：“要使苏联的财政基础比战前更加巩固；总支出必然增长和国家预算的逐年增加，要求财政机构有能力在几年中适应变化的形势；恢复国民经济的艰难状况要求苏联国民进一步作出牺牲，但要使他们相信，这是最后一次牺牲。”[63]回忆录中还记述说，兹韦列夫在1944年曾就货币改革问题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过一次报告，并提出了详细的计划和措施，但出于保密原因，这次报告并没有形成文字记录，会后兹韦列夫专门调集三名专家进行货币改革的筹备工作。[64]货币改革时兹韦列夫就任财政部长，参与了从筹备到实施的整个过程，并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回忆录本应是最为重要的口述史材料，但有学者怀疑回忆录为了夸大作者本人在历史事件中的地位，而将货币改革筹备的时间提前了。[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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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档案文献来看，关于货币改革的文件最早出现在1946年初。1月8日兹韦列夫向斯大林提交了题为《战争时期的预算和货币流通及必要措施》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兹韦列夫指出，如果说战争时期巨大的开支“很大程度上被来自居民的收入所掩盖”，那么在战后国家预算就失去了这个重要的收入来源。但是战争结束后，国家预算支出“几乎没有缩减”。为了解决现实面临的财政问题，兹韦列夫建议依靠贸易流通税来作为国家预算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因此，报告建议发展纺织工业，恢复和发展日用消费品的生产。为了积聚战后恢复发展经济所需的资金，兹韦列夫主张夺取“居民中个别阶层在战时通过临时性收入所得的货币积累”，即通过实行货币改革来达到这一目的。报告建议委托苏联财政部、国家银行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在3个月内制定相关实施建议，并确定新币的样式准备投入生产。斯大林看过报告后，批示：“转送贝利亚、沃兹涅辛斯基和马林科夫同志阅，希望在五年计划中充分考虑到兹韦列夫同志关于扩大市场贸易资源、降低生产成本的重要建议。”[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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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韦列夫在报告中提出的依靠流通税作为国家预算收入主要来源的主张，沿袭了苏联传统的财政政策方针，战前的1940年贸易流通税占国家预算收入的58.77%，战争时期由于大量临时性收入的增加，流通税占国家预算收入的比例降至40.76%，而1946年又恢复到58.67%。鉴于1946年的预算收入从1940年的1802亿卢布增加到了3254亿卢布，对于刚刚遭受战火荼毒的苏联人民来说，其负担之巨可想而知。苏联领导者在制定恢复发展经济的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的方针时，考虑的是在国民收入增长有限的情况下，尽可能地通过国内的二次分配增加国家预算收入，这实质上就是将国家经济发展的负担转嫁到人民身上。这一方针在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表现得极为明显。在了解了战争前后国家预算历年状况，了解了苏联财政政策的实质后，也就可以更准确地理解兹韦列夫在报告中为什么建议发展纺织工业和其他消费品工业，并且得到斯大林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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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将贸易流通税作为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就需要改善商品流通环境，扩大商品流通量，从而增加贸易额。票证配给制度越来越无法完成这一财政方针，这也使得取消票证配给制成为战后经济改革的必然的组成部分，这在后面还会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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