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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波关系的恶化使得捷波联邦构想变为不可能，但贝奈斯并未放弃捷波以某种形式接近的努力，他又设计出签订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苏联三方条约的方案，并责成捷驻苏联大使费林格把这一消息转告给苏联外交部。在同苏联外交部第四欧洲司司长诺维科夫和副外交部长杰卡诺佐夫就贝奈斯的新建议进行讨论后，费林格向贝奈斯报告说：“苏联领导人对采取任何类似捷波联邦形式的行动都持反对意见。”[14]贝奈斯对此不死心。1943年3月20日，贝奈斯在同苏联驻伦敦各流亡政府大使博戈莫洛夫共进午餐时再次进行了试探，他说：“我有两个对他本人来说特别重要的问题，希望在访问美国回来之前能得到苏联政府的答复：1.苏联政府是否认为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这场战争结束前就签订相互援助条约是可行的？2.苏联政府是否想以英苏条约的精神签订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的三方条约？”[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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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苏联的态度发生了改变。4月22日，苏联外交部就签订捷苏条约问题给博戈莫洛夫发出指示，要求他向贝奈斯转达苏联政府如下意见：“第一，我们同意讨论关于签订苏捷互助条约的问题，如果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提出这样建议的话。第二，如果贝奈斯说，他上次同您的会谈应视为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的签订苏捷互助条约的建议，那么，您应该声明说，苏联政府原则上同意签订这个条约，准备讨论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具体建议。第三，如果贝奈斯声明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建议签订苏英类型的条约，那您就告诉他，我们准备研究这个建议。第四，鉴于贝奈斯提出关于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签订三方条约的问题，请告诉他，苏联政府原则上认为这个条约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由于现在苏联同波兰之间的关系紧张，显然，讨论三方条约的问题不合时宜。”[16]4月23日，博戈莫洛夫会见了贝奈斯，向他转达了苏联政府的答复。[17]这样，苏联在贝奈斯访问美国之前就给他做了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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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苏联政府的态度会发生如此变化呢？第一，以苏捷条约为样板向中欧其他国家展示自己良好打算的需要。在苏联政府宣布接受贝奈斯谈判条件的两天后，即4月25日，苏联政府声明中断同波兰伦敦流亡政府的外交关系。波兰同苏联之间历史积怨甚深，居民中有浓厚的反俄情绪。波兰流亡政府在苏波边界问题上的不合作态度以及“卡廷事件”的发生，使斯大林对波兰失去耐心。[18]而与波兰相比，捷克斯洛伐克同苏联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居民中素有亲俄情绪，选择捷克斯洛伐克而放弃波兰无疑是斯大林中欧政策的最佳选择。第二，向贝奈斯施加压力。苏联中断同波兰流亡政府的外交关系，转而实行支持“卢布林委员会”的政策无异于给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下了最后通牒。贝奈斯的态度直接决定了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的命运。第三，向西方盟友施加压力，要求开辟第二战场。尽管取得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但由于西方迟迟没有开辟第二战场，使得德国再次从西方战线抽调兵力到苏德战场，苏联仍面临着巨大的军事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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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奈斯没有对苏联的建议作出正面回应，此时，他非常想听听美国的意见[19]，同时也可利用访问的机会争取时间，观察事态的发展情况。这样，苏捷条约谈判就因此中断了两个月。从5月12日开始，贝奈斯在美国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访问，期间同罗斯福总统及政治家、新闻记者举行了多次 会谈。按照贝奈斯本人的说法，罗斯福总统赞同他的意见。[20]此后贝奈斯又去加拿大访问，于6月11日才返回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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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对苏捷关系的发展保持着警惕。6月6日，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马萨里克在给贝奈斯的电报中谈到了同英国驻捷大使尼科尔斯的会谈情况，尼科尔斯问：“总统是否打算在访问莫斯科时签订条约？英国政府认为，考虑到波兰问题，这个条约是不符合（英国的）愿望的。”而贝奈斯访问归来后亲自去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会谈时，后者明确表示：“英国政府不希望苏联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签订条约，因为这不符合英国的利益。”在艾登看来，“苏捷条约具有反波兰的倾向”，随后艾登提出了贝奈斯访问莫斯科的条件：如果苏联政府“同意”把波兰也纳入条约中，贝奈斯就可以去莫斯科。[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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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6月19日，贝奈斯在同博戈莫洛夫会谈时向后者提交了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苏联三方条约草案。贝奈斯解释说：“这是策略上的考虑，是为了迎合英国人和美国人，他故意强调条约的友好原则给波兰政府看，条约文本具有三方性质。”博戈莫洛夫明确表示：“三方条约草案在形式上不符合现在的局势，应该把捷苏双边条约问题同三边条约问题分离开来”；“现在波兰政府同苏联政府之间的关系不能令人满意，很难去研究。”针对贝奈斯对英国政府的疑虑，博戈莫洛夫说：“三个国家都是盟国和朋友，如果其中的两方想明确和进一步巩固这种关系，那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任何人都不可能干涉他们。”[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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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提出的理由还是无法打消贝奈斯前往苏联签订条约的打算。此时艾登又找出一个更有说服力的理由，他向贝奈斯指出其同莫洛托夫曾达成协议，战争期间双方不与同盟国中的小国签订涉及战后问题的条约。[23]在英国首相丘吉尔看来，阻止贝奈斯前往苏联签订条约的最好办法是让美国发表声明，澄清贝奈斯对罗斯福态度的误解。早在6月28日，英国驻美国大使哈里法科斯就向美国副国务卿韦尔斯询问贝奈斯同罗斯福的会谈内容，韦尔斯向哈里法科斯说：“贝奈斯在美国访问期间从未提过他打算同苏联签订条约的事，他只是说自己打算同斯大林在战后捷克斯洛伐克复国的问题上达成相互谅解。”[24]应英国政府的请求，美国国务卿赫尔亲自发表声明说：“无论罗斯福，还是他本人，都未对贝奈斯前往苏联签订条约一事表示过赞成。”[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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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对贝奈斯的打击很大，6月28日，贝奈斯致电费林格说：“近几天来，在我们、英国人和博戈莫洛夫之间就我们同苏联签订条约的问题出现了分歧。我向伦敦和华盛顿通告了关于我们在莫斯科签订互助条约的打算，美国人没有反对意见，但艾登要求我目前不要签订条约……博戈莫洛夫让我们在这件事情上不要对英国人让步，甚至是在我们感受到英俄可能发生冲突的时候。我坚定地告诉他说，我们的政策是想让俄国人和英国人接近，而不是分开他们，此外，英国人会把一切纷争的后果归罪到我们身上……我让博戈莫洛夫相信两点：1.在访问期间将会就条约内容达成一致意见，并发表某种形式的公开声明；2.如果弄清楚了，英国人确实想阻碍签订条约，我们就义不容辞地拒绝（签约）。”[26]随后，费林格在7月3日给贝奈斯的电报中谈到了苏联政府对艾登提出的贝奈斯访问苏联时不签约而只发表宣言一事的态度，苏联外交部第四欧洲司司长诺维科夫明确表示：“如果这是你们的最终决定，那您最好不要来，或者推迟此行。”[27]7月13日，苏联副外交部长考涅楚克在同费林格会谈时再次表示：“我期待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及其政府能独自解决国家问题。”[28]贝奈斯的莫斯科之行被拖延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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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夏天，红军取得了库尔斯克战役的胜利，战争的主动权完全转移到苏军手里，捷克斯洛伐克由苏联解放的前景渐趋明朗。随着红军在战场上的胜利，捷共加大了宣传，在国内的声望与日俱增。苏联在单方面同波兰流亡政府中断外交关系后，开始扶植“卢布林委员会”。对捷克斯洛伐克伦敦流亡政府来讲，同苏联签订条约来保障自己的地位，防止出现波兰流亡政府的命运和战后国内出现革命危险显得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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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发表了关于尽快同苏联签订条约的公开声明。[29]但英国政府继续对捷克同苏联签订条约一事持反对态度，贝奈斯对此非常生气。8月8日，贝奈斯对尼科尔斯说：“你们对我们面向东方一直持反对态度，最终我们别无出路，只能面向俄国。”[30]尽管没有明说，显然贝奈斯指的是慕尼黑时期英国的绥靖政策给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带来的灾难。话虽如此，贝奈斯还是清楚地懂得，没有英国政府的同意他还是不能前往莫斯科，所有期望只能寄托在苏英协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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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捷条约谈判因英国的阻碍陷于绝境的情况下，莫斯科亲自同英国交涉显得非常有必要。概括起来，英国反对贝奈斯前往苏联签订条约的理由有两点：一是强调莫洛托夫同艾登有战争期间不同小国签订涉及战后问题条约的协定；二是该条约没有包括波兰。苏捷双边条约势必对英国战后欧洲成立捷波联邦构想造成冲击，此外，波兰流亡政府的命运将会更加艰困；鉴于此，苏联采取了两手策略：一是对所谓的英苏协定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二是强调未来波兰政府加入苏捷条约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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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43年7月26日，苏联驻伦敦大使迈斯基就向艾登转交了一份关于莫洛托夫同艾登之间的“协议”问题的备忘录。备忘录中说：“1942年6月9日，莫洛托夫在伦敦访问期间，艾登建议苏联同英国在未经双方相互协商和达成一致不得同欧洲各流亡政府签订涉及战后问题的条约，莫洛托夫答应研究这个问题和把这个问题转告给苏联政府。1942年7月15日，苏方在答复备忘录中说，苏联政府原则上同意他的建议，但对此指出，苏联政府想得到英国政府就上述问题的具体建议。但是，后来英国政府未能提出具体建议，这样，一切仅仅限于意见交流。文件中指出，苏联政府认为在遵守1942年5月26日两国政府条约方面尽了自己的义务，在该条约中没有禁止同其他国家签订有关战后问题的条约。”[31]近一个月后，8月23日，英国政府对苏联政府的备忘录做了答复。艾登在备忘录中说：“他不记得迈斯基当时提过这个建议，他只是后来再次同迈斯基会谈时才知道这件事。”鉴于此，“英国政府准备重新提出当时艾登向莫洛托夫提的建议。”[32]针对艾登所说的“不记得迈斯基说过苏联政府在等待英国政府就此问题提出具体建议这件事”的问题，莫洛托夫指出：“鉴于此，苏联政府再次对所掌握的材料进行了审查，从材料中可以看出，迈斯基向苏联外交部报告了去年7月他对艾登所做的声明。”针对英国驻苏联大使克尔所说的“英国政府提议两国政府依据艾登的建议——在任何情况下都禁止同上述盟国政府签订条约一事——达成了协定”，莫洛托夫指出：“艾登先生的建议中只是谈到了涉及战后的问题，还提到了未经双方相互协商和达成一致不得同欧洲其他盟国签订上述问题的协定。此时，在便函中提出不能同这些国家签订任何协定，这与艾登去年的建议是相矛盾的。”[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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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英政府关于以上问题的三份往来照会进行分析，我们发现，艾登所提的“未经事先协商和达成一致不得同欧洲各流亡政府签订涉及战后问题的条约”这句表述本身就有前后矛盾的地方。按照对这句话的理解，如果双方经过“事先协商和达成一致”就不排除可以“同欧洲各流亡政府签订涉及战后问题的条约”的可能性。按照英国政府的理解，就是不能签订涉及战后问题的条约，而苏联政府坚持的正是前者。双方的争执一直拖到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上才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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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苏联就签订苏捷条约一事也采取了一些灵活手段。1943年8月22日，贝奈斯向博戈莫洛夫提交了苏捷条约草案，建议进行预先谈判。[34]9月30日，费林格致电贝奈斯说：“苏联政府同意您8月22日的建议，只是对条约草案作了某些修改，修改意见完全符合您的意愿。”[35]把经过苏方修改的条约草案同贝奈斯提交给苏联政府的条约草案相比较，核心变化是苏方在条约中加上了第三方（指的是波兰）加入该条约的可能性。[36]贝奈斯对这样的修改意见非常满意，因为他的三方条约思想已部分地得到实现，同时也满足了英方提出的贝奈斯莫斯科之行的前提条件。自然，贝奈斯没有意识到，强调“第三方加入的可能性”与三方条约是有本质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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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贝奈斯低估了来自英国方面的阻力。10月6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国务部长里普卡在同尼科尔斯会谈时，后者再次表示：“他们不反对苏捷条约的思想，而是反对现在就签订条约。”里普卡在解释贝奈斯的立场时论证说：“我们想通过同苏联签订条约来保障我们内部的独立，因为担心同共产党人对抗，这是其一。其二，通过吸收共产党加入政府进行合作可以消除这种危险，因为他们也要承担政府责任。”更让贝奈斯气愤的是尼科尔斯表示：“战争结束前我们不可能考虑英国政府发表承担边界问题的宣言。”[37]10月18日，贝奈斯打电报给费林格说，他不能去莫斯科签订条约了，因为担心“这会引起同英国的冲突，这种后果对捷克斯洛伐克来说是危险的”。[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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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小国领导人的立场完全取决于大国之间的利益协调情况，作为现实主义政治家，贝奈斯既不想加剧反法西斯盟国之间的分歧，又担心遭到任何一方的埋怨。1943年10月16日，斯姆特内同贝奈斯公开的、详细的会谈证实了这种情况。贝奈斯在分析围绕谈判出现的问题时说：“今天我明白了，苏联说的那些话是想把我控制在自己手里，这一切多么龌龊。他们不惜任何代价来迫使我签订条约；他们的打算是，如果我这样做了，那么，英国人和美国人同我的关系也就彻底结束了，这样，我只能同他们打交道。”贝奈斯认为：“我们既反对英国也反对俄国”，因为“双方都在同我玩不诚实的游戏”。但是，贝奈斯承认，“从俄国方面来说，与英国相比，他们更为不诚实”，俄国人致力于“把形势弄乱，以便使他们的角色变得不那么明显”。[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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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30日，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如期召开。10月24日会议研究了关于盟国内部主要国家同小国缔结涉及战后问题的条约问题。出人意料的是，苏联同英美之间在苏捷条约问题上未发生什么争执。莫洛托夫在会议召开两天前已把条约草案送给了艾登和赫尔，艾登声明说：“熟悉了条约草案后，我感觉这是一项好条约，我对条约没有异议。”[40]似乎长时间制约条约签订的各种麻烦顷刻间化为乌有，这里令人感兴趣的是英国的态度为什么发生改变？通过对影响条约签订的各种因素和本次会谈记录详加分析后，可以做如下判断：第一，“波兰问题”始终是影响条约签订的核心因素。如果签订苏捷双边协定而把波兰排除，势必给波兰流亡政府的命运带来负面影响。而如今的条约中规定了第三方加入的可能性，丘吉尔所极力倡导的“波捷联邦”尚存在实现的可能；第二，莫斯科外长会议上明确了在同小国缔结条约时大国协商一致的原则，这被艾登看作是防止出现“势力范围”的有效手段[41]；第三，苏捷双方已就条约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贝奈斯态度明确。如果继续向贝奈斯施加压力，势必会使捷克斯洛伐克倒向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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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晚上，考涅楚克把这一消息告诉给费林格。[42]第二天，苏联驻伦敦各流亡政府临时代办奥尔洛夫正式向贝奈斯通告了这一消息，并向他转达了苏联政府希望他“尽快来莫斯科签订条约”的愿望。[43]这样，阻碍苏捷条约签订的各种障碍都被消除了。12月12日，贝奈斯前往莫斯科访问，并于12月16日签订了《苏捷战时友好互助与战后合作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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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2月签订的苏捷条约是战争期间苏联同被占领的法西斯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其内容反映了苏联战后对中东欧政策的基本倾向和目标。1944年1月10日，迈斯基在给莫洛托夫的供内部研究使用的呈文中这样阐述了苏联的立场：“苏联的目标是组建独立的和富有活力的波兰，但我们对出现一个强大的、有实力的波兰不感兴趣。过去波兰一直是俄国的敌人，今后波兰是否会成为俄国的朋友，谁也说不准。鉴于上述原因，我们对战后组建波兰的问题应该格外谨慎，尽可能地缩小波兰规模，遵循以民族来确定边界的原则。如果波兰愿意，它可以在这一基础上以第三方的身份参加不久前苏联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的互助条约。”在谈到捷克斯洛伐克时，迈斯基说：“组建一个强大的捷克斯洛伐克来对抗波兰，对苏联是有利的，因为捷克斯洛伐克居民的政治情绪，以及不久前签订的为期20年的苏捷互助条约，使得捷克斯洛伐克可以成为在中欧和东南欧保持我们影响的传导者。”[44]1943年的苏捷条约是苏联在战时外交中取得的重大胜利，同时也是大国协调利益的结果。贝奈斯的民主观念及其给捷克斯洛伐克在东西方之间的定位符合斯大林战后对中东欧的战略意图，斯大林接受并推而广之，借助苏军解放中东欧的历史契机成功地把这一地区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1944年末，惊慌失措的丘吉尔急忙飞抵莫斯科同斯大林就划分东南欧势力范围问题达成百分比口头协议。[45]其实，此时苏联方面已实现了预定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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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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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二 斯大林在捷推行联合政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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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斯洛伐克民族抵抗运动有两支领导力量，一支是贝奈斯领导的驻伦敦流亡政府，一支是捷共在莫斯科的领导中心。苏联在与贝奈斯流亡政府保持政府层面关系的同时，也在通过共产国际与捷共保持着联系。二战期间，捷共执行联共（布）（经过共产国际）的指示，通过开展游击运动掌握了武装，通过建立民族委员会掌握群众，二战后期成长壮大起来，成为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推行联合政府政策的依靠力量。联共（布）帮助捷共制定了科西策政府纲领，纲领的基本精神与斯大林从“大国合作”战略出发在东欧推行联合政府政策相吻合，纲领的实施也就意味着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政策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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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0月，苏军解放了外喀尔巴阡乌克兰，随即出现了要求合并到苏维埃乌克兰的事件。[46]1945年1月，苏军开始了解放斯洛伐克的行动。贝奈斯担心斯洛伐克也会出现类似外喀尔巴阡乌克兰事件，决定同苏军一同进入斯洛伐克。经过协商，贝奈斯接受了苏方的建议，准备携流亡政府成员途经苏联回国，并在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和捷共领导人会谈。[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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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贝奈斯访问莫斯科前夕，为迎接同贝奈斯即将举行的谈判，捷共在联共（布）的帮助下积极进行准备。1945年1月23日，斯大林同捷共中央主席哥特瓦尔德在克里姆林宫进行了会谈。按照当时的惯例这种性质的会谈一般不做会议记录，不过根据后来的事件及相应的回忆录来判断，很有可能谈的正是关于捷克斯洛伐克未来国家制度，针对贝奈斯来访捷共应采取的措施等内容。科佩茨基在回忆录中谈到了这次会谈，据他讲此次会谈的内容是哥特瓦尔德告诉他的：“哥特瓦尔德在前半夜去拜访了斯大林，那次会谈持续了6个小时，一直到早晨7点”，斯大林带着某种好感谈了捷克斯洛伐克，捷克和斯洛伐克人民，称赞他们有民主政治性和心地善良，还谈了德意志人的情况。斯大林指出，斯拉夫人应该行动起来，“避免德国这架军事机器怪兽再次制造惨剧”。按照科佩茨基的话说，“哥特瓦尔德同斯大林讨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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