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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8056 在组建第一届民族阵线政府问题上，贝奈斯一直坚持伦敦流亡政府迁回国内，同时吸收共产党人加入政府的办法。早在1943年12月贝奈斯访问莫斯科时，就同哥特瓦尔德谈到过战后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制度及对外政策问题，哥特瓦尔德表达了“民族阵线在战后必须继续存在下去”和“同苏联结成牢不可破的友谊”的态度。[49]1945年2月1日，哥特瓦尔德和科佩茨基同联共（布）中央国际部负责人季米特洛夫进行了会谈，季米特洛夫在日记中仅做了简要记述：“商讨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活动和贝奈斯访问苏联的事情。”[50]第二天，2月2日，哥特瓦尔德就组建临时政府问题给贝奈斯的电报大致能反映出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哥特瓦尔德在电报中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认为，就成立共和国第一届政府问题进行谈判是时候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准备参加谈判”，随后以不容置疑的口气邀请贝奈斯立即来莫斯科就成立第一届民族阵线政府及捷苏关系中的重要问题进行谈判，指出：“我们认为这是合适的。”[51]显然，哥特瓦尔德能以如此口气说话，说明捷共目前的实力已非昔日可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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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8058 此后捷共国外局[52]立即着手草拟新政府纲领和章程的工作。2月23日，哥特瓦尔德向联共（布）中央国际部递交了关于新政府组成的草案。根据这一方案，新政府应由20人组成，其中捷克人14名，斯洛伐克人6名。新政府就其组成而言，应当是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民族阵线政府，并联合所有主要的政治集团。[53]3月10日，哥特瓦尔德向联共（布）中央国际部提交了拟定的政府纲领草案。哥特瓦尔德在附信中说：“根据自身的经验我们知道，他们对总的提法是会表示同意的”，“我们在政府纲领草案中提出的大部分问题会被贝奈斯接受”，哥特瓦尔德向季米特洛夫请求“以你们的建议和指示帮助我们完成这项任务”。[54]3月19日，新任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佐林在就任前夕对捷共提交的政府纲领草案作了严厉批评，他说：“全文都需要加以修正，使捷克斯洛伐克保持面向苏联和巩固斯拉夫人民团结政策的同时，还应强调捷克斯洛伐克同英国、美国和法国等联合国家保持友好关系，消除关于对外政策中的斯拉夫路线和中、东欧斯拉夫人民团结等尖锐的表达方式。”这些意见在最终形成文本时都受到重视。关于民族政策也提出了意见，佐林认为：“尽管谈到了捷克民族和斯洛伐克民族权利平等，但关于现今国家存在形式的问题说的模糊不清：既没有谈到斯洛伐克自治的问题，也没有谈到捷克与斯洛伐克联邦的问题。为了克服斯洛伐克的分离主义，特别是德国人的毒化教育影响，显然，应该明确谈到斯洛伐克在统一的捷克斯洛伐克框架内存在这个问题。此外，必须谈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问题（首先是乌克兰人和鲁辛人）。”这部分意见未被考虑，看来佐林作为新任大使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与敏感性了解不够。佐林还提出了其他一些意见，之后他把意见报送给莫洛托夫，莫洛托夫对佐林的报告作了简要批示：“1.斯拉夫联盟（联盟＋中欧和东欧）；2.外喀尔巴阡乌克兰立即转交并合并到苏维埃乌克兰；3.两个共和国（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55]从最后公布的文本来看，苏方的大部分意见都被采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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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8060 1945年3月11日，贝奈斯携带政府成员从伦敦出发，3月19日抵达莫斯科。与此同时，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代表也应邀来到莫斯科，根据斯洛伐克共产党[56]和民主党的协议，双方共同组成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代表团参加谈判。[57]作为此次谈判的会议记录员，时任捷共驻贝奈斯伦敦政府代表的拉什托维奇卡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比较完整地叙述了谈判过程，此外，捷共国外局领导人科佩茨基和贝奈斯的私人秘书塔波尔斯基也都在各自的回忆录中谈到了会谈情况。总统贝奈斯作为超党派代表不参加谈判，而去同苏联领导人就捷苏关系和战后合作问题进行会谈。3月22日，捷克斯洛伐克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各政治力量之间的谈判在捷驻苏联大使馆举行，参加谈判的各党派有：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国家社会党、天主教人民党、社会民主党、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斯洛伐克共产党和民主党）。会议共进行了一个多星期，主要议程有两项，一是讨论政府纲领，二是决定第一届民族阵线政府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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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8062 经询问各政党均未准备政府纲领草案后，哥特瓦尔德向与会代表提交了由捷共起草的政府纲领草案。草案共16章，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第六章关于捷克同斯洛伐克民族之间的关系上。原文表述为：“建立在各团体和地区民族委员会基础上的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政府不仅把其看作是斯洛伐克民族自治区的合法代表，也是斯洛伐克领土上国家政权的代表（司法权、执政权和执行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职责是在同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和作为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执行机关的斯洛伐克民族执行委员会密切协调的基础上解决共同的国家事务。”恰恰是这一表述方式引起国家社会党代表斯兰斯基、人民党（天主教）代表加拉和社会民主党右翼代表迈耶尔的坚决反对。加拉说：“政府不能承担属于选举出来的未来民族委员会的权力和责任。”斯兰斯基立即支持加拉说：“我现在要说，这种说法无法使我们信服，我们之间没有统一，这不是基于现今斯洛伐克形势的看法，而是把目前的结构以某种形式常态化了。”哥特瓦尔德反驳说：“是斯洛伐克人民想要这样，请不要忘记这一点。”斯兰斯基回答说：“如果斯洛伐克人民同捷克人民能达成协议的话，不排除把目前的形势最终常态化的可能，但是，我们不能承担为时尚早的责任。……解决未来国家联合形式的问题不能只由斯洛伐克人说，还要听捷克人的意见。”科佩茨基坚决支持斯洛伐克人民的意见，他说：“政府应该清楚地声明放弃‘捷克斯洛伐克民族’这一错误概念，斯洛伐克是个民族，而不只是文化上别具一格的人民”，“每个民族都应该成为自己土地的主人。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声明自己是斯洛伐克地区政权的唯一代表”。争论的实质在于捷克地区的中央集权主义同斯洛伐克民族主义之争。二战期间，斯洛伐克在德国的庇护下获得独立地位，他们追求的目标是联邦制的共和国，不想恢复到慕尼黑之前的状态。在争论过程中，捷克地区各政党代表（捷共除外）以退场相威胁，谈判有破裂的危险。在这个时候，很有可能贝奈斯对国家社会党人做了说服工作，最后采取了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的表述方式，即“新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着力以法律解决捷克民族和斯洛伐克民族之间的关系，确定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作为斯洛伐克人民的政权机关（拥有司法权、执政权和执行权），由捷克民族和斯洛伐克民族选举出的司法代表解决中央机关和斯洛伐克机关之间权限划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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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8064 在政府成员分配比例问题上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论，最后结果为：新政府25名成员有7位共产党代表，3名社会民主党代表，3名捷克社会党代表，4名斯洛伐克民主党代表，3名人民党代表，5名非党人士。亲近共产党的左翼社会民主党人费林格领导内阁。捷共和斯共代表占有两名副总理的岗位（哥特瓦尔德和西罗基），以及内务部长、情报部长、农业部长、社会保障部长和外交部国务秘书的岗位。这样，在政府组成中，捷共和斯共就控制了政府中的关键岗位，其深远影响在1948年二月政变时显现出来。塔波尔斯基指责说：“为了进一步加强控制，捷共又借口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斯洛伐克共产党是两个分开的党，硬让它们的领导人获得两个副总理的职位。”[58]显然，塔波尔斯基并不清楚捷共同斯共在1939～1949年期间一直是组织上分立关系，另一方面，斯共是以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的身份参加谈判的，同时也是斯洛伐克利益的代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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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8066 3月31日，贝奈斯及其政府随员离开莫斯科回国，4月4日抵达斯洛伐克东部城市科西策，4月5日在这里发表了关于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阵线第一届政府成立及批准其纲领的声明，政府纲领被命名为科西策纲领。纲领规定，目前政府最重要的任务是同苏联和其他盟国并肩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直至完全解放共和国，为全国大选作准备；在军队建设方面规定，按照苏军的样式迅速建立新型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在经济领域规定，要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决定剥夺敌人和卖国贼的财产，对重要的工业企业、银行、矿山等收归国有，实行土地改革，没收敌人和通敌分子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同时保护私人企业和一般商业；在民族关系上规定，政府将设法使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在新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中享有国家法律保证的平等地位，使斯洛伐克语和捷克语具有完全平等的地位；在对外政策方面规定：捷克斯洛伐克的对外政策以同苏联结成最亲密的联盟为基础，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同苏联实行广泛的合作。在斯拉夫兄弟关系的基础上，同波兰、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保持友好关系，同时也表示希望加强同英美的联系。[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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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8068 总体看来，科西策纲领是一份性质比较温和的纲领，既没有提出解决生产资料的问题，也没有提出剥夺一切资产阶级财产的口号，体现了民族阵线各政治团体协商的精神。同时，捷共的政治观点是在联共（布）通过共产国际的积极影响下形成的，这符合苏联当时追求“大国合作”、维持雅尔塔体系的战略，也是当时捷国内政治力量对比的真实反映，用哥特瓦尔德的话说：“我们不能单独执政，他们也不能单独执政，他们没有我们不行，我们没有他们也是一样，必须同愿意与我们合作的政治集团合作。”[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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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8070 按照苏联同英美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上达成的协议，被解放的欧洲各国在临时政府成立后应立即着手举行自由选举，选出永久政府。在东欧各国中，捷克斯洛伐克是最先进行议会选举的国家。根据民族阵线各政党的协议——从政府和民族阵线到基层民族委员会的各级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中各政党平均分配代表名额，即代表“均等制”——1945年10月28日成立了临时国民议会，其中捷克人200名，斯洛伐克人100名，6个党派所占比例人数相同。临时国民议会着手批准临时政府所颁布的各项命令，但它的主要任务是筹备制宪国民议会选举。[61]到1945年末1946年初，随着苏美从捷克斯洛伐克撤军，进行议会选举的时机基本成熟。1946年1月和3月召开的民族会议通过关于“和睦地”进行选举的决定，规定各政党不能批评民族阵线和政府的政策，而只能宣扬他们的打算。在选举中不能利用总统的权威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不能批评苏联的对外政策。此外，还规定在选举结束后，不管结果如何都将组建联合政府。[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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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8072 尽管存在着上述协定，为了争夺选举的胜利，民族阵线共产党和非共产主义政党之间的思想和政治斗争还是不可避免地趋向尖锐化。1945年12月，苏美从捷克斯洛伐克撤军后，资产阶级政党在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运动中开始积极起来。国家社会党致力于取代共产党成为国内第一大党，他们提出的竞选口号不够具体，主要是捍卫民主、保护私有财产和法制，指控共产党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非爱国者。国家社会党小业主部的报告谈到了该党的计划：“我党定将在其中有着巨大影响的新政府，将不得不从空话转到行动。这将是对一切革命的罪过的纠正。我们相信，这将会是逐步的和彻底的。科西策纲领是所谓的东方纲领，它不适合我们的情况。”[63]为了同捷共争夺选民，国家社会党向被解散的法西斯主义政党（农业党、畜牧业党和人民团结党）的骨干分子打开了大门，希望以此能扩大队伍并取得对共产党的胜利。社会民主党内发生了分裂，左派致力于同共产党进行合作，推进革命，而右派则努力同国家社会党人合作。非共产主义政党，特别是国家社会党坚信自己的实力，认为自己会取得议会选举的胜利，把共产党甩在身后。他们对选举结果是非常乐观的。[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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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8074 斯洛伐克地区的情况更为复杂。斯洛伐克人同捷克人就国家政权体制的争论并未因科西策纲领的签订而得到解决，斯洛伐克民主党和人民党以维护斯洛伐克人利益的姿态出现，这种情况使得斯洛伐克共产党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如果支持联邦制的思想，它可能在捷克地区得不到足够的选票，如果放弃这一思想又担心会在斯洛伐克地区失去威信。为了筹备选举，捷共中央指示斯共采取分裂斯洛伐克民主党的办法来组建第四党，但没有成功。反倒是民主党随机应变，同天主教徒达成协定，巩固了自己的地位。[65]这一时期在斯洛伐克成立了两个新政党：劳动党和自由党。前者实质上是社会民主党的一个分支，刚一成立就得到了斯共的认可。自由党是在斯洛伐克民主党的同意下成立的，主要由天主教教徒组成，该党成为前赫林卡党成员的庇护所。这两个政党的成员较少，影响力弱，主要是斯共同民主党争夺选民的产物。面对即将开始的议会选举，斯共领导层显得缺乏信心。斯共领导人什米特克在同苏联驻捷使馆参赞奇恰耶夫谈到选举问题时说，他认为斯共获胜的前提条件是，中央政府“明确承认斯洛伐克是一个单独民族，承诺斯洛伐克工业化和其他纯斯洛伐克的问题。如果在选举以前这些问题会得到正面解决，那么共产党将取得巨大胜利”。[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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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8076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是一个在议会斗争中拥有丰富经验的政党，在慕尼黑事件以前的共和国议会选举斗争中就多次取得过好成绩，哥特瓦尔德曾任议会议员。捷共从国家解放伊始就已经在为议会选举做着积极准备。捷共还拥有比其他政党更为优越的先天条件：一是慕尼黑事件给国家造成的民族创伤。捷共紧紧抓住这一有力武器，谴责非共产主义政党在慕尼黑时期的懦弱和西方的背叛行为，指出只有同苏联结盟才能为国家的独立提供安全保障；二是来自苏联的解放。苏联军队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作出的重大贡献，增强了捷国民对苏联的好感，斯拉夫民族团结起来的思想在国内非常流行，这种情绪为捷共巩固和增强自己的实力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这种形势下，捷共非常注重自身组织的发展和对群众组织的领导工作，并取得了明显成绩。1946年2月27日，捷共中央总书记斯兰斯基和主席哥特瓦尔德就捷共八大和国民议会选举的筹备情况向联共（布）中央国际部报告说：“截至1946年1月1日，有党组织13193个，其中工厂党组织2950个，地方党组织10239个，党员数量为82.6万名。党提出了在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前把党员数量增加到100万人的任务，迄今为止已接纳了101674名新党员。我们相信，到3月底党员数量将接近100万人。”此外，全国性的群众组织，如青年组织、农民组织、妇女组织和工会等都陆续建立起来，捷共在这些组织中基本都处于领导地位。[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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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8078 为了筹备选举和明确党在下一阶段的工作任务，1946年3月28～31日捷共在布拉格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68]哥特瓦尔德在《今天的形势、党的政策及其行动纲领》的报告中阐述了捷共的战略和策略，他指出：“从劳动人民的观点来看，保持和巩固我们目前内外政策的方针，保持和巩固这一政策的人民的、民主的性质，彻底地实现和进一步创造性地发展我国民族民主革命已经开始的所有东西，这是一切问题中的问题，一切任务中的任务。”具体行动纲领主要包括如下内容：制定新宪法巩固民族民主革命的成果；维护民族委员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让捷克人同斯洛伐克人在国家中处于平等地位；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清除战争后果，改善劳动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开展国有化和土地改革运动；结束向边区移民工作；进行赋税改革和建立社会保障体制，等等。[69]根据八大会议决议，捷共为筹备议会选举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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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8080 第一，加强对工会组织的领导，开展工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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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8082 4月19日，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届统一工会联盟代表大会开幕，捷克斯洛伐克工会联盟同斯洛伐克工会联盟合并，捷共领导人萨波托斯基被选为捷克斯洛伐克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大会通过决议，要求进一步开展国有化运动，制定新宪法和巩固国有化成果，在计划的基础上发展国民经济，强调斯洛伐克地区工业化的重要性等。[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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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8084 第二，加强宣传，开展群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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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8086 八大会议结束后，党的基层组织活跃起来，在各级群众组织中努力开展工作。提出“为祖国多工作”的口号，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党报党刊对此广泛宣传。利用五一劳动节群众集会广泛宣传共产党的竞选纲领，哥特瓦尔德呼吁：“人民应该给我们力量和全权，以便我们在民族阵线中起到重要作用，必须这样做才能使民族阵线继续前进，而不是后退。”[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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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8088 第三，争取有利于共产党的竞选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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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8090 在拟定选举法的过程中捷共成功地实现了民主化的目的，规定：所有的候选人必须是民族阵线各政党的代表，不能以私人身份参加竞选。这项规定限制了非民族阵线政党参与政治生活的可能性，尤其是被解散法西斯主义政党的骨干分子。所有有选举权的公民都可以在现居留地投票，而不是依据先前的居住地。这项规定的意义在于，德意志居民被迁移后，许多迁移到边区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得到了土地和生产资料，选举结果显示边区移民基本都投了共产党人的票。拥有选举权的公民年龄由21岁降为18岁。共产党在青年组织中拥有很强的影响力，降低选举年龄限制有利于争取青年选民。[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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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8092 选举前夕，捷共从基层得到情报：共产党将会获得41%的选票，社会民主党：15%～16%，国家社会党：22.5%，天主教人民党：21%。[73]共产党对取得选举胜利充满信心。5月26日选举如期举行，选举结果如下：在捷克地区，共产党得到43.26%的选票，国家社会党得到25.21%，天主教人民党得到16.27%，社会民主党得到14.95%，弃权票为0.31%。在大型企业，共产党对在这里取得胜利充满信心，他们得到了60%～70%的选票。在斯洛伐克，民主党取得了胜利，得到62%的选票。斯洛伐克共产党得到30.37%的选票，劳动党和自由党得到3.11%和3.73%的选票，弃权票为0.79%。[74]这样，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占据了300席中的151席。尽管选举不能保证任何一个政党取得绝对的优势，但捷共作为最强的政党获得了组建民族阵线政府的权力。在当时，捷克斯洛伐克非共产主义政党和西方的一些观察员基本都同意5月26日举行的议会选举是公正而自由的，是遵守了民主形式的。[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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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8094 1946年7月2日，在哥特瓦尔德的领导下组建了捷克斯洛伐克新政府。26个岗位中有9个由共产党人占据，国家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各占4个岗位，天主教人民党占3个岗位，无党派人士占2个岗位。共产党除了得到副总理的岗位外，还得到7个重要的部长职位，其中包括内务部长、农业部长、财政部长、对外贸易部长、情报部长、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长、外交部国务秘书。[76]在政府和民族委员会中巩固了自己的势力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开始进一步“从上层”推动社会变革，和以前一样，仍在人民民主的口号下进行，争取到国内各阶层广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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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8096 议会选举结束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成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政党，第一次成立了以共产党为首的新政府，毫无疑问，民族阵线中的其他政党密切关注着捷共将要采取的施政方针，共产党面临着执政考验。7月8日，哥特瓦尔德向民族委员会提交的第三届民族阵线政府纲领被称之为《建设纲领》，这份纲领是根据捷共八大会议决议起草的，它是对《科西策纲领》的继承和发展。该纲领的目标是进一步巩固“人民民主制度”：在政治方面，打算制定和通过新宪法，将民族民主革命的成果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在经济方面，制定和通过《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两年计划》；在对外政策方面，巩固和发展同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合作，这是国家安全和独立的保障，等等。[77]在议会讨论这个纲领的过程中，国家社会党、人民党和民主党没有提多少反对意见，而社会民主党则表现得非常冷淡。[78]7月11日，略加修改后的纲领获得了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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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8098 在这种力量对比条件下，捷共把获得苏联的帮助与支持视作稳固自己在国内统治地位的外部保障，同时更需要就党目前应采取的战略和策略问题向斯大林进行请示。1946年7月，以哥特瓦尔德为首的新政府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访问。访问期间，双方就两国在国际舞台协调行动、军事合作、交通联系以及签订贸易协定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苏捷双方7月会谈最重要的成果是签订了《关于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军战利品协定》，根据这项协定，苏军在捷克斯洛伐克所拥有的一切战利品，其中包括上百个合成纤维厂、金属加工厂，以及其他一些企业都转交给捷克所有。[79]这是政府层面的谈判，而在哥特瓦尔德同斯大林的私人会谈中，斯大林表达了关于通往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式道路的看法。斯大林说：“正如经验和马列主义经典教导我们的那样，通过苏维埃和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并不是唯一的道路，因为在确定的条件下可能存在其他的道路。”接着斯大林指出：“的确，在希特勒德国被打败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场战争一方面付出了巨大牺牲，另一方面揭穿了统治阶级的面具，广大群众的自我意识增强了。在这样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许多可能性和道路。”具体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实际情况，斯大林指出“捷克斯洛伐克存在着通往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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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8100 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可以发现，尽管斯大林在此前也多次发表过类似的言论，但在捷共取得国内议会选举胜利之后的几次谈话更具意义。[81]无疑，捷共在议会选举中的胜利验证了斯大林的良好打算，使他确信东欧各国“以民族道路通往社会主义”策略的正确性。哥特瓦尔德正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来制定捷共的策略和政府的施政方针的，即借助人民民主这个平台同民族阵线的伙伴继续合作，同时利用和平手段发展和深化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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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8102 实施建设纲领中的经济部分应从制定和批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两年计划》着手，《两年计划》反映了捷共发展经济的基本观念，即强调计划的作用，面向斯拉夫国家的对外贸易方针，着力解决市场和原料的问题。其基本内容可概括为：①彻底恢复被占领者破坏的国有经济，到1948年底工业生产水平提高到战前水平的10%，强调要集中主要精力发展关键工业；②农业生产要达到战前水平，在农村要完成社会经济改革，特别是土地改革；③消除斯洛伐克地区的落后局面，依靠斯洛伐克地区的资源和把捷克地区的一些企业迁至斯洛伐克为工业化奠定基础；④完成向边区移民任务，彻底恢复那里的工业和农业生产。与此同时，还提出政府打算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住宅条件，进行有利劳动人民的赋税改革，等等。[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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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8104 民族阵线中的各党派围绕计划的思想和计划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产生了争论。《两年计划》的制订者——共产党人把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纲领的基础，打算通过成立中央经济部来实现对私有资本的监督。非共产主义政党认为中小企业、手工作坊和农业生产是物质生活水平的基础。最后，捷共被迫向自己的同路人作出让步，如承认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事实，维护私有者的利益，银行的监督功能仅适用于国有企业等。[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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