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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坚持自己的建议。在确信美国代表团绝不同意将反对莫斯科决议的政党排除于协商对象之外以后，为打破僵局，苏联代表团决定作出妥协，建议联合委员会可以与所有政党协商，其中包括曾反对过莫斯科决议的政党，条件是他们的领导机关应通过一个支持莫斯科三国外长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并刊登在报纸上。对此，美国代表团试图辨明，没有必要向政党和社会组织提出要求它们支持莫斯科决议的任何条件。经过长时间的辩论，最后终于达成了一项决议，规定所有希望参加与联合委员会协商的政党和社会组织，都必须签字声明支持莫斯科决议。这份决议公布在1946年4月18日发表的“第五号公报”中。当联合委员会继续讨论应与哪些人进行咨商时，美苏双方代表又在言论自由问题上产生重大分歧。美国主张：头等重要的是要维护言论自由的原则。霍奇认为，在第五号公报的宣言上签了字的政党和团体，应保证它们有对于托管畅所欲言的机会，而不应使其言论自由受到损害。在宣言上签了字，并不意味着赞同或不赞同托管。签字即表示它们在进行咨商后愿与委员会合作。另一方面，苏联代表团则坚持认为不应该让反对托管的那些政党的领导人作为代表来与委员会商议。苏方还要求不与那些属于民主议院（李承晚等右翼）的个人进行商议，除非他们放弃自己反对托管的立场。5月6日，美国代表团在大会上提出了以下建议：“停止讨论与组建临时政府有关的问题，转而解决关于朝鲜经济统一和消除‘三八线’的问题，声称，如果苏联代表团不同意讨论关于‘三八线’的问题，那么我们除了休会以外，没有别的出路。”这样，美国代表团又回到了莫斯科协定签订之前的谈判立场，即通过经济、行政方面的统一完成统一体制的建立，再考虑政治方面统一政府的建立。[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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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什特科夫在汉城美军司令部与霍奇举行会谈。在谈话中，什特科夫直言朝鲜对苏联安全的意义和苏联在朝鲜的目标，“苏联直接与朝鲜接壤，非常关心与苏联友好的朝鲜临时民主政府。如果反对莫斯科决议、对抗和诋毁苏联的人混入政府，就会对苏联不利、会使朝鲜人民敌视苏联”；“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执行莫斯科决议，并无在朝鲜建立苏联秩序或苏联体制的想法”。对于美国借口言论自由纵容南朝鲜反托管势力，什特科夫加以反驳，“阿诺德将军在谈判过程中多次说，我们两国在管理体制、民主观念上存在差异，因此联合委员会无法在执行莫斯科决议上达成一致。苏联代表团对此无法理解。全世界都知道，我们两国在反法西斯德国、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找到了共同语言，打败了军事强大的德国和日本并取得了胜利。这并不能阻碍我们执行关于朝鲜问题的莫斯科决议。我们在开会时向美国代表团详细阐述了苏联代表团并非根据自己的民主观和体制来执行莫斯科决议”。什特科夫告诉霍奇，他已接到命令，让他返回北朝鲜。[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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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委员会休会，美苏联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建立临时朝鲜政府的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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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苏联要求协商对象必须排除反托管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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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委员会休会期间，美国政府已逐渐意识到在朝鲜问题上与苏联对决的重要性与艰巨性。1946年6月，美国总统代表保莱在巡视北朝鲜后，给杜鲁门写的一封信中说，朝鲜“是一个进行思想斗争的战场，而我们在亚洲的整个胜利就决定于这场战争。就在这个地方将测验出来，究竟民主竞争制度是不是适宜于用来代替失败了的封建主义，或者其他制度——共产主义，还更强一些”。[89]有观点认为：如果未能在南朝鲜建立临时政府，美军即撤出朝鲜半岛是对苏联的一种投降，这不仅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有害，而且有损美国的国家声誉。正因为如此，在与苏联的协商中，美国绝对不能有任何的示弱表现，一定要采取强势的立场和态度。[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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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驻南朝鲜政治顾问兰登访问北朝鲜期间，曾向苏联政治顾问巴拉塞诺夫指出美国无论如何不能允许成立一个为共产党所统治的临时政府。针对美国的担忧，苏联明确表示：苏联没有意图要在朝鲜半岛建立共产主义政权，苏联只是不能接受一个由李承晚或者金九领导的临时政府。[91]但同时，苏联亦通过各种途径开始扩大在北朝鲜的影响力。梅列茨科夫元帅和什特科夫就向斯大林论证了加速派遣专家的必要性，他们认为此举“将加强我国将来在朝鲜的地位和影响”，因为“美国人在朝鲜的影响的增强必然会给我国的利益造成损失”。斯大林批准了这一要求。[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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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美苏双方一方面为了美苏联合委员会的复会，在美苏两国政府之间以及美苏驻军司令部之间不断地进行书信往来，另一方面各自也在加紧制订在朝鲜半岛扩大影响力的计划。[93]1946年底，尽管有关美苏联合委员会复会的交涉进入轨道，复会的可能性也在逐步增大。但美国与苏联在朝鲜问题上的对立却在加剧，尤其是美国，美国的对朝政策在1946年底至1947年初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冷战大格局的影响下，美国政府逐步放弃了那种将朝鲜半岛作为与苏联协调关系的地区的初衷，转而越来越多地从遏制苏联出发来考虑朝鲜问题。[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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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分歧加大，对立加剧，但美苏双方依然尝试着以合作的态度解决朝鲜问题。经过马歇尔将军与莫洛托夫间的书信交涉，美苏一致决定于1947年5月20日在汉城重开美苏联合委员会，由于苏联代表团晚到了一天，美苏联合委员会比原定计划推迟了一天，于5月21日复会。两星期的时间里，美苏双方在想要与联合委员会磋商的社会组织和政党所应采取的做法、程序和时间表的问题上达成了协议。会议的结果在6月12日的第十一号公报中发表。公报登载了朝鲜人要参加磋商所必须签署的那个宣言。公报还陈述了要求各党派和社会组织遵守的程序。[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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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联合委员会开会讨论应同意哪些党派和组织有资格参加磋商这个问题时，美苏双方立即就出现了分歧。苏联方面称在第五号公报上署名之前的反托管运动可以不追究，但加入反托管委员会[96]的政党和团体必须在脱离反托管委员会之后，才能够成为美苏联合委员会的协商对象。与之相对，美国方面则主张反托管委员会成员的事实并不能作为反对莫斯科协定的行为，在问题出现时需要逐个地加以解决，如果苏联方面一味固执的话，只会导致美苏联合委员会陷入僵局。苏联代表团反驳道，即便可以成为协商对象，目前仍是反托管委员会成员的团体必须被排除在外，苏联并不是反对言论自由，也不是偏向左翼政党。由于有关反托管委员会的报道主要集中在南朝鲜，因此只有公开宣布退出该组织才能进入协商对象名单。美国代表团则认为相关的反托管示威并不是希望协商的团体所为，而是李承晚、金九等人的追随力量主导，主张在没有有力证据之前不能把任何团体排除在外。美国还主张，对于那些积极反对莫斯科协定的政党或团体，经美苏商议达成一致后，将其从协商对象中删除。[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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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协商团体资格的具体条件，两国代表团各持己见。在463个申请团体中，苏联代表团坚持将不符合莫斯科协定定义的社会团体、郡及郡以下的纯粹的地方性团体、反对莫斯科协定而成立的政党或团体排除在外。与此相对，美国代表团则声称莫斯科协定中并没有有关社会团体的定义，不能接受将中央没有本部的团体排除在外的主张，但会员未满1000名的团体可以被排除，所有参加申请的政党和团体都有资格成为协商对象。在美国代表团反对苏联的主张中，言论自由问题决不是一个可以妥协的对象，因为美国断定一旦对试图排挤右翼势力的苏联让步，那么朝鲜半岛必将出现一个左翼政权。[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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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什特科夫坚持认为那些反对莫斯科协定的人正在试图剥夺朝鲜人民的民主改革和他们的政治权利。美国人坚持主张朝鲜人应该有权陈述他们的观点，不管他们反对托管制度，反对莫斯科协定，或反对任何其他决定。8月2日，什特科夫开始发表一系列声明，把联合委员会未能就成立临时政府和促进朝鲜独立的问题达成协议的责任归咎于美国。布朗将军则发表反声明作为答复，他指出，苏联要阻拦那些反对在朝鲜实行托管的朝鲜人参加与委员会磋商，其真实意图是在于增加左翼党派和团体在代表方面的比重。[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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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谈再次陷入僵局时，美国三部协调委员为了打开僵局，准备了一个新的提案：举行一次符合美式民主概念的全国大选，通过大选选出政治领袖，由他们组建立法机关并担任临时政府的要职。因此在8月12日召开的第53次会议中，美国代表提出朝鲜的领导人可以通过选举选出，建议举行选出代表及政府要员的大选。[100]针对美国提出的通过选举组建临时政府的提案，苏联主张先组建类似咨询会议的机构，并且坚决将指责苏联非民主的政党、会员未满1万名的政党及团体以及反对莫斯科协定、反抗美苏联合委员会及联合国军的团体排除在外，在南部人口是北部人口的两倍这一事实下，仍要求南北双方以一比一的比例人数参加立法机构。[101]假如南朝鲜的左右翼以同样比例参加，由于北方已被苏联化，那么整个朝鲜半岛将建立起左翼占优势的政权，因此苏联的提案是试图组建一个由共产党支配的临时政府，这是美方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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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苏在选举问题上也无法达成一致，由于朝鲜问题无法在美苏联合委员会内部解决，美国政府遂向苏联政府提出将朝鲜问题交由美英中苏四国会议解决。[103]对此，苏联政府指出美苏联合委员会毫无进展，是由于美国力主将反托管团体包含在协商对象以内，并且打压南朝鲜的民主政党、逮捕政党领袖所致。遵循莫斯科三外长会议决定，应在美苏联合委员会范畴下解决朝鲜半岛问题，所以将朝鲜问题交由四国会议解决是违反三外长会议决定的，因此苏联是无法接受的。[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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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否决了美国提出的将朝鲜问题交由四国会议处理的提案后，美国称只有将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并于1947年9月16日通报了苏联。[105]1947年9月17日美国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了一份题为“朝鲜独立问题”的书面申请，正式将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意味着美苏联合委员会工作彻底破裂，意味着美苏通过托管制帮助朝鲜建立统一政府的设想宣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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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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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四 简短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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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美国为中心的有关对朝托管政策的研究论著中，苏联仅仅是一个“配角”，被作为美国对朝政策的参照物加以描述的。苏联在处理朝鲜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其出发点何在，其动机何在，仿佛一直是“雾里看花”，不甚清晰。本文通过对苏联接受美国提出的朝鲜托管政策构想，到与美国协调合作确定朝鲜托管政策，直至因美苏对朝鲜临时政府人选各持己见，导致美苏联合委员会以破裂告终，托管政策“流产”这一完整过程的梳理，比较清楚地确认，其实，苏联的每一步举措都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莫斯科从托管政策的接受者、合作者变成朝鲜托管政策的坚决执行者，其根本动机就在于托管政策本身是符合苏联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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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意识形态的层面来看，托管制实质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为战后继续维护其殖民权益而特制的一件“合法外衣”，与苏联所倡导的世界革命理念是完全不符的。然而苏联初始即对战后托管朝鲜政策表示赞同，是因为苏联通过托管政策可以参与战后朝鲜事务，这将有利于苏联将朝鲜变为自己的安全缓冲地带；同时，苏联也试图以在朝鲜托管问题上的合作向美国换取更多的政治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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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国家利益的驱使，促使苏联在朝鲜问题上最初采取与美国协调合作的态度，甚至接受了杜鲁门政府提出的“三八线”划分。随着事态的发展，苏联在朝鲜半岛的利益诉求也逐渐提高。当杜鲁门政府意识到在美苏对决中美国已力不从心，从而转变其对朝政策，由最初的与苏联协调转为遏制苏联时，苏联随即转变立场，针锋相对，毫不示弱。最终，双方的利益分歧在美苏联合委员会期间全面暴露。苏联和美国之所以对临时朝鲜政府的人选坚决不肯让步，是因为双方都明白，无论是占领还是托管都是暂时的，朝鲜最终仍要交给朝鲜人管理，要想保住各自的朝鲜半岛的控制和影响，就必须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和寻找合适的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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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来说，自二战后到1947年初，苏联先是试图通过托管或其他方式，与美国合作在朝鲜建立一个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统一的朝鲜政府；与美国矛盾日渐加剧后，又转为加强北朝鲜的政治、经济力量，并在此基础上促进朝鲜民族的统一，从而保证通过全朝鲜普选建立的统一政府实行对苏友好的政策。苏联为保障其在远东的安全，试图在朝鲜建立一个亲苏政府，从而使朝鲜不至于成为日后威胁苏联安全利益的“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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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关的中文文献有《朝鲜问题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54；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2；刘金质等编《中朝中韩关系文件资料汇编（1919～1949）》3卷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3卷本，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相关的研究成果见牛军《战后美国对朝鲜政策的起源》，《美国研究》1991年第2期；王春霞《杜鲁门政府对朝政策及朝鲜的分裂》，《丝路学刊》1993年第4期；王媛《美国对朝占领政策述评》，《东北师大学报》2004年第6期；余伟民、周娜《1945～1948年朝鲜半岛南部地区的政治变动》，《史林》2003年第4期；张民宪、萧石忠《1943～1950年美国对朝鲜问题的政策演变》，《武汉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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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所谓美国档案主要是指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的系列文件。西方的研究成果可见William George Morris，“The Korean Trusteeship，1941-1947：The United States，Russia，and the Cold War，”Ph.D.dissertation，Texas：The University of Texas，1974；Bruce Cumings，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Liber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Separate Regimes，1945-1947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1；James Irving Matray，The Reluctant Crusade：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Korea，1941-1945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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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崔相龙，《美军政의 初期占领政策：信托统治案과 分割占领의 现实》（美国军政初期的占领政策：托管制与分割占领的现实），《서울평론》（서울），제40 호，1974 년8 월15 일，pp.14-26；崔相龙，《미군정의 초기점령정책 연구》（美国军政的初期占领政策研究），《고대운화》（서울），제22 호，1983 년，pp.120-128；崔相龙，《美军政期 韩国의：아시아 冷战의 초점》（美国军政时期的朝鲜：亚洲冷战的焦点），《한국사회연구》，제1 호，서울：한길사，1983，pp.351-367；李东炫，《韓國信託統治研究》，서울：평민사，1990；李愚振，《独立运动에 대한美国의 태도：루즈벨트 行政府의 信託政构想을 中心으로》（美国对于独立运动的态度：以罗斯福政府的托管制构想为中心），韩国政治外交史学会（编），《韩国独立运动 과 列强关系》论议 第2辑，서울：평민사，1985；李完范，《한반도 신탁통치안과 국내정치：1943-1948》（朝鲜半岛托管制与国内政治：1943-1948），연세대 대학원정치학 석사논문，1985；李在都，《모스크바信托统治协定과 韩半岛政治变化에 관한 研究》（莫斯科托管协定与朝鲜半岛政治变化相关的研究），东国大大学院정치학박사논문，1987；申福龙，《한국 신탁통치의 결정 과정에 관한연구：미국의 구도와변질을중심으로》（朝鲜托管政策的决定过程研究：以美国主导与变化为中心），한국정치학회세미나논문，1993；沈之渊，《미-소공동위원회연구》，서울：청계 연구소，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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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文使用的俄文档案文献及其中译文，均由沈志华老师提供，笔者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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