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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073 一是帮助政府收集有关以色列和犹太人的情报。以色列建国之前，犹委会就开始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外交部按月提供相关情报。以色列刚一建立，它就提交了以色列临时政府成员的个人传记和有关阿以军事力量的报告。不论是国外犹太友人的来信，还是与国外犹太组织代表的会晤，只要是涉及以色列的有价值的情报，犹委会领导人都会向上级部门汇报。就在犹委会被查封的前5天，它还提交了最后一份关于“美国在以色列内部的经济和政治渗透”的报告。事实上，犹委会给苏联当局提供最多、最重要的情报还是有关苏联犹太人对以色列建国的反应。根据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副部长巴拉诺夫的要求，海菲茨把所有打电话、来信或者亲自来到犹委会对以色列表示支持的人的姓名、职业、单位和住址都进行了详细登记，然后上报给中央委员会。从5月17日到31日，他至少汇报过3次，许多苏联犹太人给犹委会的呼吁和信件都被直接拷贝交给巴拉诺夫。[73]同时，《团结报》代理主编日茨也把编辑部收到的相关信件和评论呈报给了巴拉诺夫。[74]这些资料经对外政策部编纂后，迅速呈报中央委员会领导人。不仅如此，海菲茨和费费尔还把所有情况分头向国家安全部做了汇报。例如工程师罗加切夫斯基来到犹委会，邀请费费尔到他家里参加一些犹太人工程师对苏联歧视犹太人问题的讨论，并且请他把组建犹太志愿兵师派到以色列作战的倡议书转交给上级机关，而费费尔把这一切都报告了国家安全部的马尔丘科夫，并把那份申请书也转交给了国家安全部。[75]巴拉诺夫明确指出，收集这些情报的目的是“为了全面揭露民族主义分子和敌对分子。”[76]所以，海菲茨和费费尔不会不明白他们的行动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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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075 二是配合政府进行必要的、受到严格限制的陪衬性宣传。1948年4月，费费尔和海菲茨曾向莫洛托夫建议：“犹委会应对联合国全体大会通过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国家的决议表示支持，以便增加世界犹太人对于苏联的同情。”结果遭到否决。[77]5月19日，犹委会主席团专门开会讨论有关以色列的问题。它所能做的事情仅仅是就以色列的成立给以色列临时政府总统魏茨曼发去一封贺电，指出“这是犹太民族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事件之一”。就是这份寥寥数语的贺电，都要经过中央对外政策部部长苏斯洛夫、外交部副部长佐林、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层层审批，最后在签发时还删掉了犹委会主席团成员在贺电末尾的签名。[78]希梅利奥维奇在会上对只在犹太文报纸（即次日的《团结报》）上刊登这一贺电表示不满，为了扩大影响，他认为还应该在俄文报刊上发表。后来与有关部门协商后未获批准。由于苏联政府的限制，犹委会主席团对于苏联广大犹太人最为关注的有关支援以色列的要求和呼吁既没有进行讨论，也没有做出公开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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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077 犹委会在援助以色列问题上的暧昧态度引起了国内犹太同胞的强烈不满。从1948年5月20日开始，苏联犹太人对于犹委会的批评和责难汹涌而至。一位新西伯利亚的犹太人来电责问犹委会：“为什么你们不组织帮助新的以色列国家为其独立而战？”[79]有16个犹太人联名致函爱伦堡说，“我们要求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代表整个苏联犹太社团，大声疾呼捍卫犹太国家的合法权利，反对违反国际合约，反对侵略和干涉。……我们请求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大声疾呼，反对对我们犹太同胞的新的大规模杀害。”[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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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079 面对苏联犹太人的强烈呼吁和反复敦促，处于苏联政府严密监督下的犹委会进退两难，不知所措。而苏联犹太人在失望之余，也变得异常愤怒。一位犹太人在给犹委会主席的匿名信中愤然写道，“苏联全体犹太人就你们对巴勒斯坦事件漠不关心的态度深感气愤。如果你们还自称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那么您和您领导的委员会就应该第一个站出来号召犹太人武装起来……如果您在等待上级命令，那么您就不是一位好犹太人。”甚至指责“今天这个委员会绝不是犹太人的。”[81]还有不少犹太大学生直接来找犹委会，对其消极态度表示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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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081 犹委会对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指责不仅无动于衷，而且还逐渐表现出与犹太同胞的期望和呼吁完全相左的倾向。在1948年6月7日召开的犹委会主席团会议上，与会者对犹太同胞的许多建议上纲上线，大加挞伐。费费尔指责来信者提出集资帮助以色列国战士和通过向巴勒斯坦派遣犹太志愿者的建议“非常愚蠢”，“未经政府批准是不能派遣志愿者和部队的。因为这将会引发中东地区的战争。”希梅利奥维奇认为“克服派遣志愿者和输送武器这一错误观念十分重要”。费费尔和克维特科指出，犹委会必须把斗争的矛头对准正在复活的犹太复国主义。日梅林卡市犹太人的信件成为众矢之的。费费尔提出，犹委会还应该与苏联作家协会协商，选派几批作家前往日梅林卡市组织一系列文学晚会，并派遣作家前往敖德萨、日托米尔等地。因为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信件汹涌而来，所以犹委会显然把加强对民族主义情绪的斗争看成了当务之急。费费尔就此提出了召开广播集会、对进步的犹太社会组织进行呼吁等四项建议，并宣读了关于召开广播集会给中央委员会书记苏斯洛夫的信。[82]该集会拟于6月15日举行，但是因为“它的观点听起来太像为以色列而发起的同情性群众集会”[83]，所以最后未获当局批准。此次会议表明，犹委会在思想感情上已经与苏联犹太人发生了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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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083 在苏联政府的压制下，在犹委会的敷衍下，苏联犹太人要求声援以色列的第一次热潮逐渐消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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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085 1948年9月，苏联在以色列问题上的政策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苏联侦察机关获得的文件显示，“以色列政府单一地采取了亲美和敌视苏联的立场”，正在抛开苏联，而“同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秘密结盟”。这使得斯大林不得不重新思考对以色列的政策。而最让斯大林担心的是，苏联一年多来的亲以政策不仅激活了国内犹太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且“促使苏联的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化，使他们‘突然感到自己是国际犹太组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84]成千上万的苏联犹太人不但要求援助以色列，为以色列而战，而且许多人竟然直截了当地要求放弃苏联国籍，移居到自己真正的祖国以色列去。这是斯大林始料未及的。尽管苏联正在通过东欧国家为以色列提供秘密的军事援助，但是它却不能允许自己国家的犹太公民去公开保卫以色列，更不允许出现大规模的移民潮——那将是对早已宣称在国内实现了各民族平等的苏联政府的极大讽刺。所以，从1948年9月初开始，苏联政府着手调整对以色列的宣传政策。1948年9月3日，斯大林在去南方休养前夕，指示部长会议副主席马林科夫要准备一些关于以色列国的文章。[85]1948年9月7日，《团结报》率先刊发了该报以色列问题专家列夫·戈尔德贝格的一篇文章，言辞犀利地抨击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以色列领导人，以及他们与美国瑙姆·戈尔德曼博士的联系。戈尔德曼在战时极力倡导援助苏联，一直是苏联媒体的宠儿，现在却突然被指控为“进步主义事业的叛徒。”[86]紧接着，《真理报》在1948年9月21日刊登了爱伦堡根据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等人授意撰写的文章——《关于一封信》。[87]从表面上看，爱伦堡是以公开发表文章的形式答复一个在战后欧洲继续受到反犹主义迫害、不知何去何从的德国犹太人所遇到的困惑：怎样才能真正解决犹太人问题？其实，他是在和苏联犹太人谈话，并试图向犹太同胞表明，犹太问题产生的根源是由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引起的，“犹太问题的解决必须靠全世界都实现社会主义”。面积狭小、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以色列根本不可能解决全世界犹太人的问题。[88]换言之，“以色列国家同苏联犹太人毫无关系，苏联没有犹太人问题，因此并不需要以色列”。[89]对于苏联犹太人而言，此文无疑是一颗充满警告意味的子弹，同时也打响了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第一枪。9月25日，《团结报》再次发了这篇文章。苏联犹太人明白：这是警告他们不要同以色列公使馆的人员接近！但是，他们却置若罔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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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087 1948年9月初以色列公使果尔达·梅厄抵达莫斯科后，苏联犹太人对以色列的狂热情绪再度爆发出来，莫斯科犹太大会堂成为亲以情绪的主要宣泄地。9月11日，果尔达·梅厄到莫斯科犹太大会堂参加安息日祈祷，离开时许多人向她欢呼致意。[90]10月4日，是犹太教新年，以色列公使馆的全体人员再次来到莫斯科犹太大会堂。他们没有想到，平时假日只有2000左右犹太人来会堂，当天却一下子拥来了近5万人，等着他们莅临。[91]参加集会的有红军官兵、青少年和怀抱婴儿的父母，除了莫斯科的犹太人外，还有从苏联最遥远的地方来的犹太人。[92]在苏联，“没有一个礼拜场所曾经有如此众多、如此热情的出席者”。[93]狂热的人群簇拥着梅厄，大声呼喊着她的名字。犹太教首席拉比什洛伊梅·施利费尔试图制止狂热的群众，人们埋怨说，“我们等待这件事已经等了2000年，你怎么能不让我们表达自己的感情！”[94]苏联犹太人以这种勇敢的方式向以色列外交使团表示了双方之间的亲属关系，表明了他们对以色列建国的庆祝，以及以色列对他们的重大意义。自十月革命以来，苏联犹太人与国外的犹太同胞已经分离了30多年，尽管饱经磨难，但是苏联当局的高压统治“仍然未能削弱他们的精神……犹太人还是犹太人”。[95]10月14日是犹太人的另一个重大节日——赎罪日，成千上万犹太人再次涌向莫斯科犹太大会堂，同果尔达·梅厄在会堂待了一整天。苏联犹太人对以色列公使的狂热欢迎表明，“30多年的共产主义宣传也不能抹掉犹太人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热情”。[96]它不仅使苏联当局大为震惊，同时也使犹委会惊恐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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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089 面对苏联犹太人愈燃愈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犹委会立即采取措施灭火。《团结报》一马当先，发表了大量针对性的文章：一方面批评以色列国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并没有享有真正的民主；一方面刊登了一系列同民族主义和民族局限性作斗争、对犹太居民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文章。文章引用苏联犹太人在生活和建设中的大量实例指出，“苏联犹太人唯一的祖国是苏联”，“只有在我们国家，在列宁—斯大林民族政策的基础上，所谓的‘犹太人问题’才得到了彻底的解决，苏联犹太人在一切方面与苏联其他民族都是平等的”。为了协助党对犹太人劳动者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日茨还致函马林科夫，要求加强《团结报》的编辑力量，增加报纸的发行量。[97]1948年10月21日，犹委会主席团再次专门开会讨论有关以色列建国在苏联国内所引起的反响。这是犹委会历史上最后一次主席团会议。与会者认为，苏联支持以色列建国只是同情巴勒斯坦人民的表现，“我们从未表达过对以色列国领导人或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同情”。“苏联犹太人同情为自由而战的以色列工人，但并不同情准备把以色列变成美国实现扩张计划的忠实工具的以色列政府”。有人错误地认为苏联政府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态度已经改变，事实上，苏联政府“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态度从未改变。我们一直以为犹太复国主义是一场极其反动的运动”。几乎所有人都对爱伦堡和日茨在《团结报》上发表的文章大加赞赏。费费尔说，“爱伦堡的文章是基于深刻的原则并且是绝对正确的。现在苏联犹太人真的不再指望中东。这是对的。”克维特科表示，日茨“昨天写的文章非常好”。会上还有人抨击在犹太大会堂所发生的群众集会，指责果尔达·梅厄“是一个心胸狭隘的女人”。[98]从与会者的立场可以看出，犹委会已经完全显露出其政府传声筒和打压犹太人的工具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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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091 由于犹委会表现出来的对苏联犹太人利益的损害，他们最终也被自己的同胞所唾弃。1948年10月8日，一位来自莫斯科的犹太老人在给费费尔、日茨等人的匿名信中对爱伦堡在《团结报》发表的鼓吹同化论的文章进行了猛烈抨击。他明确表示，“犹太民族不想听到爱伦堡的建议”。他对犹委会领导人赞同爱伦堡的观点感到难以置信，并且指出，“如果伟大的米霍埃尔斯读了爱伦堡在《团结报》上的文章，他会因愤怒和悲伤而在自己的坟墓中辗转反侧。”[99]1948年11月25日，一位名叫摩西·戈里德曼的犹太人在给日茨的信中把紧随爱伦堡在《团结报》上发表文章的日茨比作跟着一只“大狗”狂吠号叫的“小狗”，谴责他对犹太人“在我们可爱的社会主义祖国”到处从所有重要职位上被解雇、对许多机构拒不接受犹太毕业生的反犹现象视而不见，而为了一己之私利，阿谀奉承，“扮演白痴”。信的末尾说，“爱伦堡厚颜无耻地以全体苏联犹太人的名义讲话。他没有这个权利。而您也根本没有任何权利代表犹太人讲话。”[100]从苏联犹太人利益的代言人到最后被犹太同胞剥夺了代表他们讲话的权力，犹委会在苏联犹太人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犹委会之所以对苏联政府惟命是从，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然而，这不仅未能挽救它的命运，而且毁掉了多年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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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093 1948年5月以色列建国对苏联犹太人和犹委会的命运产生了重要影响。苏联国内的反犹政策骤然加剧。如果说此前斯大林对于犹太人的打压更多的是出于担忧和怀疑的话，那么现在他的想法则完全得到了证实。在苏联那样封闭的社会里，犹太人对以色列的狂热认同和支持被当局看成是对苏联的严重不忠，是对共产主义思想的背叛，“在斯大林看来，它就像危险的资产阶级犹太民族主义在破坏苏维埃国家的权威”。[101]斯大林后来在一次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明确指出，“任何一个犹太人都是民族主义者，都是美国情报机关的间谍”[102]，苏联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留明指控犹太民族“是一个间谍民族”[103]，显然都是源于这一事件。1948年6月，第一次柏林危机爆发，美苏冷战日趋白热化。在这种形势下，斯大林认为，万一同美国发生战争的话，那么仇视苏联、与美国和以色列有着难以割舍的亲情联系的苏联犹太人就会成为西方的“第五纵队”，从背后对苏联人民下手，直接威胁国家的生存。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犹太复国主义情绪不仅表现在苏联普通犹太民众身上，而且反映在克里姆林宫内部某些人物的言行当中。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的犹太人妻子伏罗希洛娃·叶卡捷琳娜·戈尔普曼在以色列国成立当天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激动地对自己的家人说：“今天我们终于有自己的祖国了。”[104]在1948年纪念十月革命胜利30周年的外宾招待会上，莫洛托夫夫人、苏共中央委员热姆丘任娜与以色列公使果尔达·梅厄和其他外交人员用意第绪语进行了倾心长谈，最后还意犹未尽地说，“祝你们一切安好！那样所有的犹太人事情就好办了。”[105]在斯大林看来，这说明犹太复国主义势力已经渗透到了苏联政权的心脏地带，威胁到了国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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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095 为了消除苏联犹太人狂热的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情绪，斯大林随即在国内加强了反对“世界主义者”的运动，运动的性质也从最初的批判、降职、解雇升级到逮捕、流放和枪毙。“从1948年到1953年，数以千计的犹太知识分子、科学家、政治领袖、国家安全部职员和私营单位人员都遭到无情地审讯，丢掉职位，并且公开地受到嘲弄、奚落、恫吓和监禁。许多人被枪毙。”[106]犹委会虽然对苏联当局忠心耿耿，但是，它与美国的联系最为广泛，是斯大林心目中“世界主义者”的典型代表，是苏联犹太人的文化精英和精神领袖。大量的事实证明，斯大林在内心深处不仅把苏联犹太人看成是一个民族群体，而且把犹委会看成是他们的代表，无论苏联犹太人还是犹委会都是“潜在的危险的‘外国人’，敌视苏联政权和他个人”。[107]按照斯大林的逻辑，要消灭一个民族，首先就要消灭这个民族的文化和精英。于是，犹委会就在劫难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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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100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1706460320]

1706470101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四 大难临头：“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审判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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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103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是美苏冷战时期的不幸产物。它的出笼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酝酿和炮制过程，并且与冷战的发展历程几乎是亦步亦趋的。早在1946年10月12日，苏联国家安全部就向联共（布）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呈送了《关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某些工作人员的民族主义表现》的报告。此后，国家安全部便盯上了犹委会。1947年12月，在侦办斯大林私生活泄密一案中，国家安全部通过严刑逼供迫使伊萨克·戈尔德施泰因在诬陷犹委会的审讯记录上签了字。该记录指出，“戈尔德施泰因曾听格林贝格讲，后来又通过他亲自同犹委会的领导人交往了解到，洛佐夫斯基、费费尔、马尔基什还有其他一些人利用犹委会作掩护，从事据说仿佛是反苏的民族主义活动，与国外的反动犹太人群体保持密切的联系，并进行间谍活动。”1947年12月28日，国家安全部据此逮捕了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犹委会成员扎哈尔·格林贝格，然后使用欺骗的方法诱使格林贝格于1948年3月1日在事先编造的“审讯记录”上签了字[108]，其中详细供述了犹委会的民族主义活动以及米霍埃尔斯、费费尔、洛佐夫斯基在这种民族主义活动中所起的作用，证实了戈尔德施泰因的供词。1948年1月10日和3月1日，阿巴库莫夫先后把审讯戈尔德施泰因和格林贝格的笔录分别呈送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正是这些假口供成为“有名的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起因”。[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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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105 事实上，1948年1月12日国家安全部受命谋杀米霍埃尔斯后，阿巴库莫夫就明白：此举“必将成为一个更大规模‘案件’的开始”。[110]1948年3月26日，他给斯大林、日丹诺夫和阿·亚·库兹涅佐夫呈交了一份长达15页的文件——《苏联国家安全部就犹委会的严重问题致苏联部长会议的报告》，直言不讳地指控“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领导人是积极的民族主义分子，他们面向美国人，实质上在进行反苏的民族主义活动”。犹委会前主席米霍埃尔斯把费费尔、马尔基什等一大批与自己志同道合的民族主义的犹太权威人士拉进犹委会，和他们一起“把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用来作为进行反苏活动的掩护”。[111]该报告与此前其他相关报告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第一次把叛国罪加到犹委会身上，从而“加速了1952年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员的审讯乃至判决的步伐”。[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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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107 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爆发“二月事件”，4月，斯大林采取措施封锁了西柏林，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加剧，形成了第一次冷战高潮。在这种形势下，斯大林对犹太民族固有的敌视和疑虑日益加剧。为了在与西方的冷战中清除一切潜在的威胁和异己力量，苏联当局决定对国内这个唯一具有影响力的犹太人组织采取断然措施。1948年11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授权苏联国家安全部立即解散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因为事实表明该委员会乃是反苏宣传的中心，并且经常向国外情报机关提供反苏情报。同时，据此查封该委员会的报刊出版机构。接管委员会的善后事务。目前不逮捕任何人”。[113]次日，国家安全部秘密查封了犹委会办公大楼，所有档案与书籍都被打包用卡车运往国家安全部的仓库。在苏联历史上存在了7年之久、曾经辉煌一时的犹委会及其机关报《团结报》就这样一起被腰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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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109 斯大林关于解散犹委会但“目前不逮捕任何人”的决定非常短暂。1948年12月下旬，大规模的逮捕就已经开始。12月24日，犹委会领导人费费尔第一个被捕，并且被直接关进国家安全部的内部监狱。阿巴库莫夫在当天夜里就对费费尔进行了审问，并威胁他说，如不招认，就要挨打。[114]随后，费费尔按照阿巴库莫夫的指示开始诬告犹委会的相关成员和其他与犹委会有关的人。12月24日晚上，正在包特金医院住院的莫斯科国家犹太剧院艺术指导祖斯金被捕。1949年1月13日，犹委会主席团成员希梅利奥维奇和尤泽福维奇被捕。1月下旬逮捕达到高潮。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15名被告中，有9名都是1月24～28日这短短的几天时间里被捕的。其中包括：犹委会主席团成员贝格尔森、伊·谢·瓦坚贝格及其妻子柴·谢·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克维特科、洛佐夫斯基、布雷格曼、马尔基什、什泰恩、苏联情报局官员埃·伊·泰乌明。该案最后一个被捕的是苏联情报局官员列·雅·塔尔米（1949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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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111 新解密的档案表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是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副主席马林科夫的直接领导下炮制的。1949年1月13日，马林科夫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马·费·什基里亚托夫陪同下，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召见了已经卸职的洛佐夫斯基。他以洛佐夫斯基曾经参与审订了1944年2月15日由米霍埃尔斯、爱泼斯坦、费费尔签名起草的有关“克里木方案”的信件为由，指控其进行犯罪活动。尽管洛佐夫斯基不承认自己犯有任何罪行，但在谈话结束后，马林科夫和什基里亚托夫还是给斯大林写了一份报告，以“有政治上不可靠的联系和与中央委员行为不符”为名，建议将洛佐夫斯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949年1月18日，联共（布）中央以征询意见的方式通过了将洛佐夫斯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开除出党的决议，1949年1月26日下令将其逮捕。[115]随后，马林科夫、什基里亚托夫和阿巴库莫夫及其亲信利用犹委会被解散这一事实，以各种捏造的政治罪名和伪造的审讯记录，精心炮制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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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113 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审理的整个过程来看，可以把它分为“侦查起诉”和“审判”两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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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115 应该说，苏联国家安全部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侦查起诉阶段是从1948年12月费费尔等人被捕开始的，因为各种因素的制约，拖延了近3年半之久，一直持续到1952年4月。这一阶段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阿巴库莫夫担任国家安全部部长时期和伊格纳季耶夫取而代之以后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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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117 在侦查起诉阶段，国家安全部的首要任务就是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所有被告罗织罪名。档案材料表明，国家安全部一开始就把犹委会打成从事反苏民族主义活动和间谍活动的中心，并认定这种犯罪活动是在莫洛托夫夫人、中央委员波莱娜·热姆丘任娜、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和苏联情报局副局长洛佐夫斯基的庇护下进行的。为了配合斯大林对于苏联犹太人的大清洗，尽快取得所有被告从事犯罪活动的供词，国家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亲自出马，专案重案调查处副处长、以残忍和反犹著称的科马罗夫上校具体领导犹委会案件审讯小组的侦讯工作。在该案的初审阶段，除阿巴库莫夫和留明之外，国家安全部还动用了利哈乔夫、希什科夫、库兹明等34位官员。这些工作人员按照阿巴库莫夫的罪恶指示，从一开始就“粗暴违反法律并采取违禁手段，以取得‘认罪口供’”。[116]他们或者采取以施行肉刑进行威胁恫吓的手段，或者把犯人关进单人牢房进行精神折磨，或者“对被捕的人进行殴打和刑讯，经常不准他们睡觉，用这种方法迫使他们在侦查员们伪造的审讯记录上签名”。[117]费费尔、洛佐夫斯基等人就先后遭到利哈乔夫、科马罗夫的威吓；而希梅利奥维奇、尤泽福维奇则惨遭毒打。希梅利奥维奇“在1个月（1949年1～2月）的时间内每昼夜要被打大约80～100下”，总共挨打2000下左右，以至于后来不得不用担架抬着去受审。[118]由于尤泽福维奇拒绝按照阿巴库莫夫的旨意诬告洛佐夫斯基，阿巴库莫夫便把他转到列福尔托沃监狱去用橡皮棍进行毒打，他倒翻在地时还用脚踢他。[119]其余被告虽未遭受皮肉之苦，但是却在精神上备受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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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119 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侦查工作主要集中在1949年1～3月进行。由于采用了各种非法侦查手段，除希梅利奥维奇外，所有人都被迫“承认”自己有罪，并招出了关于犹委会成员进行间谍和反苏活动的供词。1950年3月，所有被告都接到通知，“调查已经结束，审判不久就会开始”。[120]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从一开始就密切关注着此次审讯。在审讯的前两个月里有20份报告由阿巴库莫夫呈交给他”。[121]毫无疑问，斯大林也一直等待着该案的审判。但是，所有计划都被一系列接踵而来的事件打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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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121 首先是1949年2月至1950年10月的“列宁格勒案件”。在这场席卷整个苏联的清洗运动中，不仅中央书记、组织局委员尼·亚·库兹涅佐夫（曾被斯大林视为自己党务工作的接班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尼·阿·沃兹涅先斯基（曾被斯大林视为自己国务活动的接班人），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罗季奥诺夫，列宁格勒市和列宁格勒州第一书记波普科夫等一批中央和地方的高级领导人被判处死刑，而且成千上万的党政干部受到株连被投入监狱或者遭到流放。在马林科夫亲自监督和直接参与下，以阿巴库莫夫为首的国家安全部把主要精力都放到了这个案情更为重大的案件上，不少“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主审官被抽调过去参加“列宁格勒案件”的侦讯工作，这就不能不延缓“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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