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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123 其次是国家安全部本身遭到了清洗。尽管阿巴库莫夫在策划和指挥战后的反犹运动、暗杀米霍埃尔斯、逮捕和审讯犹委会成员以及“列宁格勒案件”当中死心塌地为斯大林卖命，但是，当斯大林谋划把对犹太人的镇压升级到全国规模的时候，阿巴库莫夫不但未能及时准确的领会主人长远的政治意图，而且因为对上层反犹内幕知道太多、贻误甚至妨碍了斯大林策划新的“医生阴谋”案件而沦为牺牲品。“斯大林既不信任内务部，也不信任国家安全部”[122]，他需要一套新的人马来推行新的政策。1951年6月12日，阿巴库莫夫被捕。国家安全部大案要案侦察处侦察员、病态的反犹主义者留明中校在马林科夫的授意下于1947年7月2日致函斯大林，对阿巴库莫夫提出了多项犯罪指控，其中包括故意阻挠和中断对与医学教授叶廷格尔有联系的著名医生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证据进行调查、刻意隐瞒国家安全部工作当中的许多重大失误、欺骗政府等。[123]1951年7月4日，政治局决定成立一个以马林科夫为主席的专门委员会立即对此进行调查。7月11日，中央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国家安全部里令人不满的情况的决议》，这份文件成为“对国家安全部进行大规模清洗和医生‘阴谋’的蓝图”。[124]8月，伊格纳季耶夫接任国家安全部部长，立即开始对国家安全部进行清洗。苏联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奥戈利佐夫和皮托夫拉诺夫、大案要案侦察处处长列昂诺夫、副处长利哈乔夫和科马罗夫、什瓦尔茨曼等一大批高层官员和资深侦查员相继被捕，其中包括不少“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主审官。这使犹委会案的侦查工作一度陷入瘫痪。1951年8月24日，伊格纳季耶夫致函马林科夫和贝利亚说：“在审查指控洛佐夫斯基、费费尔及其同谋者的侦查材料时发现，该案件处在无人办理状态，能够证明被捕者供认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掩护下从事间谍和民族主义活动的材料几乎完全没有。”[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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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125 此外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受到当时国际冷战形势的影响，斯大林处理该案的思想还没有完全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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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127 1951年秋，“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审理活动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这时，斯大林的意图已经清晰：在反对苏联犹太人的整体计划中，“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即使不能搞成一次公开的、作秀式的审判，也得为刚刚构思出来的即将令国人和全世界感到震惊、并且具有最大杀伤力的“医生阴谋”案件铺平道路。“犹委会事件将成为这个真正的、重要的案件的序幕。一个两幕血腥悲剧的第一幕。”[126]即是说，必须把“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变成一个核心案件，大多数反苏间谍案件特别是有关犹太人的叛国案件都必须从这里找到“出海口”——因为只有这些被告与国外特别是美国的犹太民主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保持着密切联系。为清洗国家安全部立下汗马功劳的留明及时准确地领会了上层的意图，并因此赢得斯大林的青睐。1951年11月，斯大林不顾伊格纳季耶夫的反对，把留明从一个普通的侦察员擢升为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兼大案要案侦察处处长，全权负责“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和“医生阴谋案”的审理工作，并且要求伊格纳季耶夫多听留明的话，与之搞好关系。[127]留明走马上任后，立即下令对此前所收集的犹委会的全部档案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整理。从1951年秋到1952年春，在意第绪语翻译们的协助下，留明组织国家安全部的大批官员对犹委会主席团的会议记录、与国内外的组织机构和个人往来的书信、犹委会寄往国外的稿件以及《团结报》上发表的文章进行了仔细审查和编目归类。不论是人名、组织，还是文章、出版物，根据目录索引一查便知。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材料不仅用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而且“由国家安全部系统提供给了正在对大量犹太民族主义者进行审判的苏联其他地区。”[128]留明虽然没有对被告采取强制手段，但是，他和他手下的侦察员们依旧按照斯大林设计的“蓝图”编织、伪造、篡改所有被告的证词，以使其满足整个案情的发展需要。为了在客观上支持这些指控，留明在1952年1～3月还组织图书出版管理总局、苏联作协的文艺批评家等方面专家对犹委会寄到外国报刊上发表的材料的机密程度及其所写的文学作品的民族主义性质进行了所谓的法律鉴定，以便给整个审讯工作披上一件合法的、权威性的外衣。留明思路非常“清晰”，而且富有“创造力”，迅速、准确地完成了上级交给自己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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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129 1952年3月，国家安全部大案要案处和苏联检察部门最终炮制出42卷关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审讯资料。为了把全部被告推上审判台，参与侦讯的所有侦察员和检察长极尽歪曲捏造之能事。例如，犹委会本是经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批准建立的，所有成员都经过苏联情报局、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严格审查，但在侦察员的笔下则变成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是由洛佐夫斯基发起、按照事先深思熟虑过的怀有敌对目的的民族主义的图谋而建立起来的，是为了同资产阶级群体联络起来进行破坏工作的”。犹委会领导人和所有成员均是由洛佐夫斯基挑选和任命的，是一群狂热的犹太民族主义者，他们的目的就是“打着犹委会的旗号把苏联的犹太民族主义分子团结起来反对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民族政策”。[129]《团结报》、犹太剧院等是他们在苏联和国外的犹太人中间进行民族主义宣传活动的工具。1943年5月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受命赴美宣传募捐也变成了是受洛佐夫斯基派遣，去同美国的犹太资产阶级群体建立联系，以取得他们对在苏联进行民族主义活动的支持，而“克里木方案”就是犹委会领导人与犹太民族主义者的代表人物罗森贝格相互勾结进行犯罪活动的最重要的证据。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等人企图依靠美国犹太人提供物质援助，设法蒙骗苏联政府，在克里木建立犹太共和国，从而把克里木变成美国的“登陆场”。洛佐夫斯基、热姆丘任娜等几乎所有被告都被卷进了这个惊天大阴谋。为揭露纳粹暴行而编纂的《黑皮书》也不幸沦为犹委会与美国犹太民族主义者沆瀣一气进行民族主义活动的另一大罪状。为了给犹委会加上叛国的罪名，国家安全部颠倒黑白，竟然把著名的亲苏进步人士戈尔德贝格和诺维克诬称为美国间谍，指控他们1946年访苏期间从事反苏情报活动。于是，所有接待他们、与他们进行过会晤的犹委会领导人都因此获罪，被指控给他们提供关于苏联经济和文化的机密情报。这些险恶用心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证明犹委会已经变成了一个间谍活动和民族主义活动的中心”。[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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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131 尽管这些所谓的犯罪事实漏洞百出，自相矛盾，但是伊格纳季耶夫还是在1952年4月3日把留明完成的起诉书呈送给斯大林，将起诉书副本分别寄给马林科夫和贝利亚。1952年4月7日，经苏联最高领导人批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被交付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审判。[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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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133 对于苏联当局而言，“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审判只不过是走过场而已。在该案被提交给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审判后，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领导人的指示，由军事审判庭庭长亚·亚·切普佐夫担任审判长，与法院的另外两名法官德米特里耶夫和扎里亚诺夫一起负责对该案进行审理。4月21日，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召开预备会议，“批准了此案的起诉书”，决定“将洛佐夫斯基及其他人等交付审判”。[132]在审判开始之前，切普佐夫对有关审讯材料进行了认真研究，不仅查明了该案的历史原委，而且还获悉，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什基里亚托夫此前已经对该案所有囚犯亲自进行了审问，检查核实了相关起诉材料。加上几乎所有囚犯对其罪行供认不讳，许多证人的证词，军事检察长对审讯过程的参与，有关专家的鉴定结论，以及政治局对此案所做的决议，所有这一切在开庭之前就给法官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此案已经得到了客观公正的审查并且对所有囚犯的控告都是合理的。”[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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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135 1952年5月8日至7月18日，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进行了不公开审理，既无各有关方面参加，也未传唤证人出庭对质。当法庭逐一讯问所有被告是否承认对他们的犯罪指控时，15名被告人中有5人完全否认自己有罪，8人部分地承认自己有罪，只有费费尔和泰乌明承认自己有罪。但是，在接下来的庭审中，所有被告都推翻了他们预审时的供词，以言之凿凿的证据批驳了对他们从事反苏民族主义活动和向美国提供间谍情报的指控，并证实他们是在惨遭毒打或者不堪忍受的精神折磨的情况下，被迫在侦察员捏造出来的供词上签字的，他们期待法庭能够还自己以清白。作为苏联情报局领导人，洛佐夫斯基以无可辩驳的事实阐明了犹委会所从事的一切活动都是经过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批准的，是在相关部门监督之下进行的。他批评侦察员在42卷案卷材料当中伪造的证词是“把苍蝇变成大象，再去卖‘象牙’。为这根令人生疑的象牙要价15颗人头”。他表示，“如果法庭能够认定起诉书哪怕有一行得到了确证，你们哪怕有5%的把握能够认定我在0.5%的程度上背叛了祖国，背叛了党和政府，那么把我枪毙都是罪有应得。”希梅利奥维奇是所有被告当中唯一宁死不屈的人。他在法庭上说，“我过去没有承认过，现在依然不承认自己在思想上或者行动上犯了什么罪，也不承认我有任何反对党和反政府的罪行。”[134]被告们的无罪陈述以及他们对于党和国家的忠诚对法官们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以至于整个案件的审判工作几度中断，难以继续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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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137 其实，整个审判过程从一开始就暗藏玄机。首先，按照此次审理组织者的意图，作为犹委会领导人的费费尔被列为第一个受审者。对费费尔的审问是“此案审理的关键部分”，其目的就是“为整个审理过程定下基调，以摧垮所有其他被告人的意志”。由于费费尔早就与国家安全部达成了合作协议，所以，他开始时不仅完全承认了起诉书上几乎所有的罪名，而且顽固坚持对其他被告，特别是对洛佐夫斯基所提出的各种严厉指控。但是，在审理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案情突然发生了戏剧性转折。费费尔在一次秘密开庭（即其他被告回避）时推翻了自己所有的口供，并且供认自己是国家安全部的密探。他揭穿了国家安全部策划此案以及强迫他在法庭上作伪证的阴谋，明确指出，“我供说戈尔德贝格是苏联的敌人和间谍那全是捏造。……这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证明”，同罗森贝格之间所谓的间谍联系也是如此，他证实说，“控告我们这些犹委会的成员们进行间谍活动，也就是据说仿佛按照我们同一些反动群体达成的协议往美国寄送间谍材料这一条没有任何证据，没有确凿的事实依据”。他在法庭上作最后补充供述时明确表示：“犹委会在工作中虽然也有个别的错误，但它不是一个民族主义的中心。……对《团结报》的鉴定结论我认为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不能设想在苏联国内众目睽睽之下可能有像鉴定所形容的那样的敌对性报纸的存在。”[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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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139 其次，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留明一直在暗中干预此案的正常审理工作。在侦查的最后阶段，布雷格曼、希梅利奥维奇、什泰恩和马尔基什已经撤回了他们的供词并且否认了他们的罪行。留明却对上级机关隐瞒了这一事实。由于苏联最高法院没有自己独立的审判大楼，军事审判庭只好临时借用国家安全部的会议室作为审判庭，不料留明不仅在审判庭内部安装了窃听设备，而且在休庭期间，指使侦察员一直给被告施压。更为严重的是，当切普佐夫要求留明和他的助手格里沙耶夫上校给法庭提供指控戈尔德贝格和诺维克是间谍的证据时，竟遭拒绝。与此同时，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还对鉴定结果进行了审查。结果发现其中存在着严重的疏漏和弄虚作假问题。切普佐夫最后断定，没有证据证明犹委会蜕变成了一个从事反苏民族主义活动的中心，个别未获证实的事件也证明不了犹委会与美国勾结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因此，“显而易见，在该案当中，不可能用这样没有得到检查和不可靠的材料去判刑”。[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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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141 作为一个当时罕见的有良知的法官，切普佐夫试图把案卷退回国家安全部进行补充调查。为此，在审判过程中，他多次乘休庭之机去拜访伊格纳季耶夫，向他反映留明及其侦察员伪造证词的行为，但是没有得到这位新任国家安全部部长的支持。事实上，伊格纳季耶夫当时已经被正在同时进行的“医生阴谋”案件搞得焦头烂额，斯大林甚至威胁他：“假如你不揭露这些医生当中的恐怖分子和美国间谍，那么你就将呆到阿巴库莫夫现在所呆的地方。”[137]在这种情况下，伊格纳季耶夫哪顾得上去理会他早就心知肚明的“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呢？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切普佐夫在1952年6月16日暂时中止了审讯工作，并且四处奔波，先后向苏联总检察长萨福诺夫、最高法院院长沃林、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什基里亚托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尼·米·什维尔尼克等领导人汇报了该案的案情，提出必须进行补充调查。但是，这些领导人在了解他的意图后不是拒绝接见他，就是建议他向中央委员会书记马林科夫提出呼吁。不久，根据切普佐夫的请求，马林科夫接见了他，伊格纳季耶夫与留明在座。听完切普佐夫的陈述后，马林科夫让留明发表意见。留明对切普佐夫横加指责，指控他“在对待人民敌人的问题上犯了自由主义”，说他“故意将审判推迟了两个月以便被告得以推翻之前在侦察中所做的供词”，而且控告他诽谤国家安全部。切普佐夫原以为马林科夫会支持他的意见，却没有料到事与愿违。马林科夫声色俱厉地斥责他说：“你到底想干什么？这个案子的所有判决已经得到了人民的批准，难道你还要我们在这些罪犯面前下跪吗？中央政治局已经讨论了3次，你执行政治局决议就是了！”[138]所谓政治局决议，几乎就是1952年4月3日伊格纳季耶夫和留明将起诉书呈送斯大林时在附函中提出的建议：除什泰恩外，将所有被告判处极刑——枪决。除了把对什泰恩的判决从流放边远地区10年改为5年之外，国家安全部的建议立即得到斯大林和政治局的批准。因此，切普佐夫的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除了执行马林科夫的指示外，他已经无力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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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143 1952年7月11日，切普佐夫宣布犹委会案法庭调查完毕。7月18日，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按照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做出终审判决。8月12日，洛佐夫斯基、费费尔等13人被枪决。什泰恩被发配到边远地区的劳改营。他们所获得的各种奖章和勋章也被全部剥夺。布雷格曼因为心力衰竭1953年1月23日死于狱中。[139]俄国学者雅可夫·拉波波特写道：“苏联犹太文化被置于行刑队面前，它最优秀的代表被从肉体上消灭了。”[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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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145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不仅是一个多幕剧，而且是一个连续剧。悲剧的规模并不局限于洛佐夫斯基等15名被告。1948～1952年，受到此案件牵连而遭到逮捕并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还有110人。其中有10人被判处极刑，95人分别被判处5～25年的劳改或者流放，被捕后终止诉讼的仅5人。[141]例如，犹委会代理责任书记海菲茨在犹委会被查封后不久，即被指控参加“有关犹太复国主义阴谋”而被捕，1952年8月，受到单独审判，判处在劳动集中营监禁25年，斯大林死后不久获释；《团结报》代理责任编辑日茨，1949年被捕，1954年10月死于狱中；犹委会的编辑瑙姆·列文（1950年11月22日）、记者马里亚姆·艾森施塔特（1952年7月30日）、武装部队授衔委员会副主任阿伦·托卡里（1952年8月1日）都因为被指控在犹委会的掩盖下，从事反苏间谍活动和民族主义活动等罪名先后被枪毙……不仅如此，“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就像一股可怕的龙卷风，在苏联社会四处盘旋，张开了血盆大口，准备吞噬更多的无辜者。因为，斯大林还远远没有达到他的真正目的——驱逐整个犹太民族，并且在苏联掀起新的一轮大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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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147 1940年代末到1950年代初，斯大林在苏联和东欧国家掀起了一股反犹主义狂潮。这一政策显然是与那一时期国际冷战形势的恶化分不开的。当时，“苏联在东西方冷战中总体上处于下风”。[142]1948～1949年，苏联在长达一年多的柏林危机中一无所获，与此同时，因为苏南冲突，苏联还失去了南斯拉夫这个在欧洲最大的盟友。1949年9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式建立，美国在欧洲大陆组成了一个遏制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弧形包围圈。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东西方之间的冷战达到新的高潮。就在此时，苏联一手扶持建立起来的以色列为了寻求美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援助，公开放弃了冷战初期的中立政策，支持美国出兵朝鲜，开始向美国靠拢，苏以关系逐渐恶化。这种形势对于苏联的内外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种种迹象表明，斯大林当时已经在为新的战争做准备，他希望通过新的战争来埋葬资本主义制度，在全世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下一场战争的对手无疑将是美国。当时，两国不仅在心理上已经处于战争状态，而且双方的飞行员事实上已经在朝鲜战场上暗中交火。1951年10月6日，斯大林在关于原子弹问题答《真理报》记者问时说，“一旦美国进攻我国，美国统治集团就将使用原子弹。正是由于这种情况，苏联才不得不备有原子武器，以便有充分准备来对付侵略者。”[143]1953年1月13日，《真理报》发表了揭露“医生阴谋”的文章——《披着医生和教授外衣的卑鄙的间谍与谋杀者》，其中苏联方面就指责美英“在狂热地准备新的世界大战”。[144]在美国，犹太人势力举足轻重。不论是苏联还是东欧国家的犹太人都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犹太人憎恨苏联是因为苏联对他们不公平，犹太人热爱美国是因为美国支持以色列”。[145]一旦战争爆发，这些亲美、把以色列视为自己真正的祖国的犹太人无疑就会成为美国的第五纵队，成为苏联的背叛者。1951年10月，苏联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留明在审问被捕的列·罗·舍伊宁时一语道破天机：美国“现在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所以，“在我们的时代，敌对的活动和计划均与美国难脱干系”。[146]1952年12月1日，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讲话时更直言不讳地指出：“任何一个犹太人都是民族主义者，都是美国情报机关的间谍。犹太民族主义者认为，美国拯救了他们的民族……他们认为自己欠了美国人的债。”[147]因此，为了对付美国人，首先就要解决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犹太人问题。这就是斯大林下令在国内制造“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策划“医生阴谋”等一系列反犹案件，在捷克斯洛伐克制造斯兰斯基案件，以及把逮捕“犹太复国主义代理人”和“世界主义分子”的反犹行动扩大到东德、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波兰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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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149 按照斯大林最初的设想，准备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15名案犯进行公开审判，以便为全面清洗苏联犹太人进行舆论造势，即是说，该案将发挥后来由“医生阴谋”案件承担的功能。但是，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调查结束多半年后，“到了1950年11月，斯大林开始担忧这一审判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148]原因是当冷战已经进入第一次高潮之际，有关犹委会的犯罪指控根本无法引起公众的关注，难以在舆论界产生震撼人心的轰动效应：在预定的审判中，对于犹委会从事反苏民族主义活动最严重的指控就是它与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相互勾结，企图在克里木建立犹太共和国，而能够昭示给世人的最有力的证据仅仅是那封关于“克里木方案”的建议信；至于把苏联多年来最忠诚的友人戈尔德贝格和诺维克诬陷为美国间谍，并以此为由指控犹委会把所谓的国家机密泄露给美国人则更是家丑不可外扬；另外，被告们的供词不仅自相矛盾，而且洛佐夫斯基和希梅利奥维奇等四人在侦讯结束时就已经推翻了自己的供词。由于缺乏过硬的、令人信服的证据，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进行公开审判的想法最终走进了死胡同，以至于所有被告从开始被捕、侦查、审判到最后被枪决，苏联当局均未向任何媒体披露过任何消息。即是说，“这一案件并未实现它的更广泛的目的”。[149]因此，要达到全面清洗苏联犹太人的目的，斯大林就不得不借助于其他案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医生阴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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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151 1953年1月13日，《真理报》首次把“医生阴谋”公诸于世。这一案件的公布立即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苏联社会的反犹情绪像火山爆发一样喷发出来。从这一方面来讲，“医生阴谋”案件的确达到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所不能达到的效果。根据整个事件的发展来看，斯大林可能打算在1953年3月中旬对“医生阴谋”案件进行公开审判，并借机将犹委会案件的详情公之于众。[150]届时苏联人的反犹情绪将会达到高潮，并会自发的对犹太人实施屠杀和酷刑。那时，苏联当局就会以从人民的怒火中解救犹太人为名将所有的犹太人驱逐到比罗比詹，然后从肉体上加以消灭。这就是斯大林“彻底解决”苏联犹太人问题的“地狱计划”。[151]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突然驾崩，苏联犹太人才免去了一场灭族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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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153 斯大林去世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平反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马林科夫、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有好几次平反机会都与之擦肩而过。一直到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才为这一历史冤案平反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1988年12月29日，苏共中央政治局政治镇压受害者平反委员会召开专门会议，讨论有关“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平反问题，最后决定通过司法程序为本案被非法镇压者恢复名誉。[152]这样，尘封了40年的“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终于真相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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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158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1706460321]

1706470159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五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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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161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是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犹太人当中的一批富有社会使命感的社会名流响应斯大林全民抗敌的号召而建立起来的半官方的犹太人反战组织。它不仅为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在救助犹太同胞、复兴犹太文化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是，在战争胜利后，随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进入对峙与冷战，犹委会的命运也随之发生逆转，昔日的辉煌成为诟病，正义的事业变成罪行，正常的友好往来被视为出卖国家情报的间谍勾当。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最后竟被人为地炮制出一桩骇人听闻的叛国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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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163 纵观这一历史悲剧，我们可以发现，“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是1930年代大清洗运动在战后的重演，是斯大林体制的产物，是斯大林两极对立思维下最大限度地加强阶级斗争，最大限度地加强国家政权路线的结果。更具体地说，犹委会案件又是斯大林战后对外同美国进行冷战，对内加强专政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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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165 犹委会的悲剧命运是俄国的反犹传统在冷战年代的极端表现。布尔什维克虽然提出了反对大俄罗斯主义的口号，但并没有根除反犹主义的毒瘤，并且从沙皇帝国那里继承了反犹主义，以镇压犹太复国主义来巧妙地对付人民的不满。美苏成为冷战对手后，斯大林把迫害犹太人公然作为国家政策的一部分，在他的心目中，犹太人已经变成“最重要的敌人”。[153]“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和“医生阴谋”案件就是这种反犹主义思想的集中反映。随着东西方冷战的加剧，斯大林病态的多疑心理也变得日趋严重。他对周围的一切都表示怀疑。莫洛托夫是他最忠实的助手，协助他完成了许多重大的内政外交任务，晚年他竟怀疑莫洛托夫是“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伏罗希洛夫一直是其忠实干将，但也被怀疑为英国间谍。把米霍埃尔斯置于死地，把犹委会打成出卖国家利益的间谍集团和反苏宣传中心，甚至把整个犹太民族视为美国的第五纵队，完全是斯大林的多疑心理在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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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167 斯大林对犹委会的镇压以及接踵而来的反犹行动对苏联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后果。在国内，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因为不满苏联当局的反犹政策而迁往以色列、美国等西方国家，使苏联丧失了大量优秀的科技人才和文化精英。[154]反犹主义就像一个毒痈，削弱了苏联社会的民族凝聚力。在国外，一些西方犹太组织借机掀起了反苏浪潮，苏联一手扶持起来的以色列也倒向美国阵营，苏联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被严重抹黑，在外交上也陷于被动。今天，当我们重温这段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导致苏联这个强盛一时的超级大国在冷战的历史舞台上轰然瓦解、黯然落败的，并非被视为第五纵队的犹委会和苏联犹太人，而是斯大林本人！或者说，是他一手打造的政治体制！当斯大林在精心炮制犹委会的悲剧之时，可能万万没有想到，他同时也在给自己亲手缔造的红色帝国炮制着一出更大的历史悲剧！孟子说，“杀一无罪非仁也”，又说，“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视民如土芥，绳民若盗贼，或许这就是苏联70年而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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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169 [1] 俄文为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в СССР（ЕАК），英文为The Jewish Anti-Fascist Committee in the USSR（JA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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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171 [2] Yehoshua A.Gilboa，The Black Years of Soviet Jewry：1939-1953. Boston，Toronto：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71；Shimon Redlich，Propaganda and Nationalism in Wartime Russian：The Jewish Antifascist Committee in the USSR，1941-1948. University of Colorado，Boulder：East European Quarterly，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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