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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278 说到这里，就自然提出了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赫鲁晓夫在自己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新的外交路线怎么就会引起共产党国家之间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的激烈争论呢？从共产国际时期起，苏联共产党就一直处于对各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社会主义阵营形成后，苏联自然也就成为这个阵营的头。列宁、斯大林被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赫鲁晓夫在这次大会上不仅要确立自己作为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地位，而且也要继承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袖地位。因此，他在自己报告中阐释的这部分内容不仅涉及两个阵营之间外交政策的原则，也涉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道路问题。为了取得各国共产党人的认可与支持，赫鲁晓夫在自己的报告中尽量讲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有关经验，特别突出了中国的地位，对中国革命的意义、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建设成绩给予很高的评价，总是把中国放在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首位。他希望首先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认可和支持。所以，不论从赫鲁晓夫报告阐述的原则还是从报告引起争论来说，实际上都包含着确立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领导权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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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280 赫鲁晓夫报告的第二个方面是对自己提出的国内建设路线的概括和阐述。这一建设路线就是前两年同马林科夫争论中提出的：在继续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的同时，急剧增加农业产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尽管优先发展重工业是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赫鲁晓夫却有意回避这一人所共知的事实，在报告中说：“苏联共产党遵循着伟大列宁的遗训，一直关心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因为重工业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一切部门、加强我们祖国国防、增进人民福利的基础。”他并且强调：“这是我们党的总路线”，“要十分坚定地贯彻这条总路线”。报告说：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要进一步发展钢铁和有色金属工业、燃料和化学工业，日益加快电站的建设和迅速发展机器制造业，使工业水平在1960年比1955年大约增长65%，其中生产资料生产增长70%。尽管赫鲁晓夫提到必须扩大消费品生产，但那是要在继续保持重工业高速度发展的前提下，所以，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仍然要超过消费品生产的增长速度，在五年中消费品生产增长6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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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282 赫鲁晓夫说，必须解决工业工作中若干根本性的问题。他提出，要加快工业技术进步，要能制造出生产力最大、最经济、最可靠的机器，广泛发展生产过程的电气化、全盘机械化和自动化，充分应用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的科学技术成就。他指出，苏联的钢铁工业发展很快，但对最需要的钢材和新型金属的生产则不甚理想，要大力增加有色金属、稀有金属、不锈钢、耐热钢合金的产量。到这个时候，苏联的铁路运输主要使用的还是蒸汽机车，赫鲁晓夫提出，要改用电力牵引机车和内燃机车，同时要发展公路运输和海运。在今后几个五年计划中，要合理配置生产力，把电力和燃料开采向资源丰富而开采成本低的东部转移，使西伯利亚成为苏联煤和电力的最大基地，成为制铝、制镁、制钛以及电冶业、焦炭化学和电化学的基地，要在西伯利亚建立起全国第三大钢铁工业。赫鲁晓夫的这一路线实际上是要继续发展斯大林建立起来的军工综合体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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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284 同斯大林的路线相区别的地方是，赫鲁晓夫维持斯大林之后马林科夫关于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承诺，而与马林科夫不同的地方是，赫鲁晓夫提出：“我们的任务是依靠优先发展重工业来大大提高农业，更迅速地推动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发展。”他说：“党面临着一个迫切的全民任务：急剧地增加农产品的产量”，提高畜牧业产品产量。谷物每年的总产量在第六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增加到110亿普特。用什么办法达到这一生产水平呢？一方面，仍然要依靠斯大林的农业体制，即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农业机器拖拉机站这三大支柱。他要求加强集体农庄、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的建设。另一方面，则要依靠他所发动的开垦荒地和扩大玉米播种面积两大措施。他说，1955年，全国开垦荒地达到3300万公顷。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提出，“有人问：在干旱地区垦荒是否正确？”随后回答说：“党的开垦荒地的方针是正确的”，“即使今后五年，只有两年丰收，一年普通收成，两年歉收，也合算”。他认为，这是用最少的人力和物力，迅速增加谷物的办法。他又说：“有人会问，也许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把适于南方种植的玉米推广到全国，犯了错误吧？这不是错误。全国各个地区玉米都能够有很高的产量，没有其他作物比得上玉米。”[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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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286 在谈到提高人民的物质与文化需要的时候，赫鲁晓夫承认：“我们的消费品还不十分充足，房屋还不够住，而许多有关提高劳动人民物质福利的重要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有些城市和居民点的肉类、牛奶、油类和水果等物品的供应，至今仍感不足；有时连马铃薯和蔬菜的供应都中断。”他希望通过他提出的农业政策和加快住房建设来解决这些问题。同时他也提出，在第六个五年计划中把工人和职员的实际月工资提高30%，把集体农庄庄员的收入至少提高40%，特别要提高工资低的那部分工人的工资。要整顿劳动报酬制度，要实行使工作人员从个人的物质利益出发去关心生产的原则。他还提出，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对所有工人和职员都实行7小时工作制。要改善抚恤金制度。[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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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288 应该指出的是，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提出的一些主要目标和口号在这个报告中几乎都出现了。例如，他已经把按人口计算的产量方面赶上并超过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苏联的主要经济任务提出。不过这个时候，他还说：“我们需要作不少的努力，才能完成我们的基本经济任务。”而关于共产主义建设的口号已喊得很响亮了，他在报告中说：“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国家在为共产主义社会建立强大的物质生产基础方面，将再向前迈出一大步。”他自己则十分乐观地说：“如果用形象化的说法，就是我们已经登上了这样的山巅，达到了这样的高度：从这里已经清楚地看到走向最终目标——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的广阔远景。”[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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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290 如果说赫鲁晓夫报告的一、二部分主要是阐述自己的外交和内政路线，那么在第三部分，则是要从党的思想和组织路线上确立自己的领袖地位。在“共产党队伍的巩固，党在苏维埃国家中领导作用加强”的标题下，他指出：“在报告所谈到的这个时期中，我们的党在国家建设中，在国家整个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更加提高了。”在论述这段工作时，赫鲁晓夫特别强调是以列宁的建党学说为指南的。他处处引用列宁的语录和原则。而对于斯大林，在整个报告中，只是在这一部分说到这样一段话：“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以后不久，我们队伍失去了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社会主义的敌人曾经希望我们党的队伍会发生混乱，在他的领导机构中会发生纠纷，在执行对内对外政策时会发生动摇。但是他们的希望落空了。党更紧密地团结在它的中央委员会周围，并且更高地举起了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16]莫洛托夫在1957年6月全会上的发言中说，在赫鲁晓夫交给主席团讨论的总结报告的初稿中，这段话的“约瑟夫”之前还有“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在“斯大林”之后还有“30年来，党在他的领导下履行了列宁的遗训”，而“这些话却从党的二十大上宣读的报告中消失了”。[17]莫洛托夫这一揭示很重要，这一改动，不只是去掉了对斯大林的肯定语，而且使这段话完全变成对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领导下的党中央委员会活动的颂扬。它显示了赫鲁晓夫在本次大会上“非斯大林”化，从而确定自己地位的心计。接着，赫鲁晓夫列举说：中央委员会坚决制止了贝利亚及其同谋者的阴谋活动，恢复了由列宁制定的，而且过去常常被破坏的党的生活准则，纠正了工、农业生产中的错误，“中央委员会每逢发现党的领导者在工作中犯了错误的时候，就一直采取必要的步骤来纠正这些错误”。然后他又说了这样一段话：党“坚决反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不相容的个人崇拜，因为个人崇拜把这个或那个活动家变成创造奇迹的英雄，而同时缩小了党和群众的作用，降低他们的创造积极性。个人崇拜流行的结果就是降低了党的集体领导作用，有时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严重的损失。”[18]虽然，赫鲁晓夫在这里没有把“个人崇拜”同斯大林的名字联系起来，但是，把他的这些列举以及对上面那段话的修改联系在一起，听众就不难体会到赫鲁晓夫的用意了。赫鲁晓夫实际上在这里为自己下一个报告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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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292 赫鲁晓夫指出：“我们共产党是一个执政党。任何一件重大工作的成功，都取决于党的领导”，“今后要尽力提高党的作用”。怎样提高党的领导作用？他在谈到“党的组织工作”时强调：党的工作要同经济工作联结在一起。“现在当我们的社会正在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解决苏联的基本经济任务而奋斗的时候，提到首位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济方面，是具体经济的各种问题。”关于工业、农业、建筑、运输和贸易等具体经济问题，共产主义建设的经济学问题，又必须成为我们宣传的中心。他“号召党的干部和全体党员要彻底转变过来，对经济建设进行具体领导”。“要求党的干部加强研究工业企业、集体农庄、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的技术和经济，获得丰富的知识以便领导他们的工作”。[19]赫鲁晓夫特别关注对农业生产的领导。为了加强党对集体农庄、机器拖拉机站的领导，赫鲁晓夫在有拖拉机站的地区建立了以区委书记为首的指导小组，管理机器拖拉机站和集体农庄。在报告中，他同时还要求党的区委第一书记不能因此而放松对农业的领导。我们已经说到，马林科夫继承了斯大林晚年的一项重要改变，使政府成为权力的中心。而赫鲁晓夫则利用他掌握的党中央书记处，特别是在他做了党中央第一书记之后逐渐又使党的机关成为权力中心。当然，不管是斯大林还是马林科夫注重政府的权力，仍然是通过行政命令管理经济。不过，马林科夫是技术官僚的代表，他是要发挥技术人员的作用。而赫鲁晓夫则是党内权贵的代表，由党的机关和干部直接领导经济工作，就是由党内权贵领导和管理经济。这一改变必将更体现权力意志。这一点在赫鲁晓夫当政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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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294 报告在“思想工作问题”的标题下，赫鲁晓夫提出要“创造性地发展革命理论”。他批评“目前思想工作的主要缺点是，它在颇大程度上脱离了共产主义建设的实际”。因此，他所说的“创造性地发展革命理论”，就是要结合苏联的建设，特别是要研究和解决共产主义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为了阐述他的这些思想，在这里，他又一次批判了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关于前者，他说：“个别工作人员在言论中竟错误地认为，似乎我们直到现在仅仅奠定了社会主义的基础。”“断定说我们只奠定了社会主义基础，就会使党员和苏联全体人民，在关于我国的发展前景这样紧要的问题上迷失方向。”关于后者，他说：“居然有一些聪明人把轻工业同重工业对立起来，硬说优先发展重工业只有在苏联经济发展的初期是必要的，现在我们只要加速发展轻工业就行了。”“党对这种想贬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就的企图给予了应有的打击”。赫鲁晓夫还批评个别工作人员企图把和平共处应用到思想意识方面。“我们主张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和进行经济竞赛，但绝对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可以放松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人们思想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的斗争。”[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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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296 总之，赫鲁晓夫在报告的这一部分，把死去的斯大林从党的领袖地位一笔勾销，又批判了斯大林之后的新领导人马林科夫和作为三朝元老的莫洛托夫，不言而喻，只有赫鲁晓夫自己才是列宁事业的“真正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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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298 在讨论赫鲁晓夫报告时，有95人报名要求发言。大会的发言稿事先经过审查，绝大多数发言者都回避了斯大林的名字。大部分发言者都是对报告表示肯定和赞颂，最多联系本人所在的部门或地区的情况进行一些必要的补充和说明，没有争论，没有不同意见。只有文学家肖洛霍夫别出心裁，批评了苏联作家协会，特别是它的领导人法捷耶夫。最引人注意的是米高扬的发言，不仅时间长，而且涉及了赫鲁晓夫报告的方方面面，几乎等于一个副报告。他对赫鲁晓夫的报告作了高度评价，说报告“研究了人类历史当前时期的情况和事件，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阐明了这些新的情况和事件”，“大大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做出了宝贵的贡献”。米高扬赞扬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近3年来的工作说：“我们党内的集体领导经过长期的间断之后又建立起来了”，这个“领导集体遵循着列宁的思想、列宁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原则，在短期内自上而下地恢复了列宁党的生活准则”。“大约二十年内我们没有集体领导”。他先用这样一些比较含混的语言把批评矛头指向斯大林，后来就公开点了斯大林的名。他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谈到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时候说，在世界市场瓦解以后，这些国家的生产将要萎缩，未必正确。他批评党的宣传工作不能令人满意，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我们照例仅仅根据《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简明教程》）来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说：《简明教程》“是包括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财富的”，《简明教程》及一些被作为范本的历史书歪曲事实，有些人被推崇备至，而对另一些人则干脆不提。次要的事情被提到不应有的高度，其他一些重要的事情却没有受到重视。他提议，找一些档案和历史文件，从列宁主义立场来阐明《简明教程》中所叙述的许多事实和事件。米高扬还要求哲学家、法学家也要创造新东西，而不是重弹老调。[21]米高扬的发言实际上是在会上公开放出的一个试探性的气球。马林科夫在发言中谈到了苏联电力和电站的发展计划，同时不得不承认：“共产党遵循着我们的领袖和导师列宁的指示，始终不渝地执行着把苏联变成先进的、更加强大的工业国的政策。我们获得的成就的确是巨大的。我们应当把这些成就归功于我们党和党中央委员会对尽力发展重工业的经常关心，而重工业乃是发展国民经济一切部门和进一步提高苏联人民物质和文化福利的基础的基础。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路线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总路线。”[22]莫洛托夫在发言中也承认：“执行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的大胆计划，有着特别重大意义。”[23]同时他也检讨说：“还在战争时期，我国人民就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而现在正在实现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逐渐过渡。”许多外国代表团的成员对这种情况感到十分诧异，摸不透大会组织者的用意。据来自的里亚斯特的共产党代表维·维达利《苏共二十大日记》记载，外国代表的发言稿同样事先受到审查，所以，绝大多数的发言也没有出现斯大林的名字，只有两个例外，一个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朱德在宣读毛泽东主席的贺信中说道：“苏联共产党愈益巩固，苏联在各方面的胜利愈益辉煌，就愈益证明列宁所缔造的、斯大林及其亲密战友所共同培育的苏联共产党是坚强而无坚不摧的。”另一个是法共领导人多列士，在发言中几乎以挑战的姿态提到斯大林的名字。[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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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00 到了2月20日，大会主席苏斯洛夫宣布，对中央委员会报告的讨论已有51人发言，主席团收到建议，主张停止讨论。赫鲁晓夫不再作结束性的发言，因为全体发言人都完全同意报告的观点和结论。在科兹洛夫等的建议下，代表大会当即通过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关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的决议》：“完全赞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和实际活动。”而苏斯洛夫又说，有代表提议成立一个委员会起草决议草案，接着大会又选举了一个起草委员会。在2月24日的大会上又通过了一项同名决议。这项24页长的新决议，除了重复前一决议的那句结论，又一次概括和重述了赫鲁晓夫报告的基本内容。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集》中就收集了两个同名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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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02 从2月21日到24日，大会听取并讨论了布尔加宁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指示报告。公开大会的最后一个程序就是进行新的中央委员的选举。赫鲁晓夫在自己报告中多次提到要发扬党内民主，而这次大会的选举进程则是赫鲁晓夫党内民主的一个很典型的例证。根据大会的速记记录记载，在选举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的大会上，先由苏斯洛夫宣读了赫鲁晓夫交给他的大会主席团确定的候选人名单：133名中央委员和122名中央候补委员无差额候选人名单以及63名中央监察委员无差额候选人名单。作为主持人的赫鲁晓夫问大会代表：“同志们有异议吗？谁有异议？”大厅里高喊：“没有！”（鼓掌）赫鲁晓夫总结：“没有人对哪一个候选人有异议。”他又问：“有没有对候选人补充提名？”大厅里发出喊声：“没有。”赫鲁晓夫再问一次：“有没有提名其他候选人？”大厅里重新高喊：“没有。”（暴风雨般持续不断的掌声）赫鲁晓夫总结说：“这就是说大家接受了选举中央委员会组成的候选人。”然后选出由33人组成的计票委员会，休会两小时后进行了投票。经过计票委员会的清点和统计，共发出1341张选票全部投入票箱，并且有效。其中有11张选票勾掉了其中某位候选人，得到反对票的是：赫鲁晓夫、阿里斯托夫、福尔采娃、拉普捷夫、科涅夫和马利诺夫斯基各1张，朱可夫2张，马林科夫3张。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1/3是新人，候补中央委员一半是新人。1952年十九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各有1/3无影无踪地消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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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07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1706460337]

1706471308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准备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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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10 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是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另一项重要内容。由于报告是在没有外国兄弟党代表参加的秘密会议上做的，因而被称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报告文本当时没有公开发表，外界长时间得不到真实的文本，也不知道报告的准备过程。后来，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散布了这样的说法：“大会快要结束了。要通过决议。这一切都是表面上的东西。以后怎么办？我们还要对数十万受到处决的人们，包括十七大选出的三分之二的中央委员负责。幸免于难者寥寥无几，几乎党的全部骨干均受到了处决或者迫害。走运者、幸存下来的人是凤毛麟角。现在该怎么办呢？”“我终于鼓足了勇气，在一次会间休息，主席团房间里只有中央主席团委员在场时，提出了一个问题，波斯佩洛夫的报告怎么办？过去处决、逮捕的事情可怎么办？大会要闭幕了，我们没做交待代表就要分赴全国各地了，我们可是已经知道遭到清洗的人清白无辜，他们并不是‘人民公敌’，他们都是好人，忠于党，忠于革命，忠于列宁的苏联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事业。人们要从流放地返回。我们现在不会再关押他们了。要考虑一下如何遣送他们回去。”赫鲁晓夫说，他的话音未落，大家就群起而攻之。经过几番激烈的辩论，最后才同意由赫鲁晓夫在会上做这个报告。[25]这一说法曾使许多历史学家对秘密报告出笼的过程做了不准确的记述。已公布的苏共二十大档案证明，赫鲁晓夫说的确定做报告的时间不对头，对主席团内的辩论情况的介绍也有很大的随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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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12 苏共新领导对斯大林的批判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过程。斯大林逝世以后，马林科夫就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贝利亚很快重新审查和平反了斯大林时期的一些案件。贝利亚被逮捕后，马林科夫在中央7月全会的报告中，继续批评个人崇拜。7月会议之后，苏共中央在向东欧国家共产党通报会议的情况时，莫洛托夫在宣读全会文件后进行的解释性发言中也提到个人崇拜问题。他告诫，为了避免重犯个人崇拜的错误，应该坚持集体领导。1954年，赫鲁晓夫重新审查了列宁格勒等案件，并对其他一些案件也进行了平反。但是，直到这次大会之前不久，在媒体和领导人的讲话中并没有把个人崇拜、非法镇压同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在赫鲁晓夫领导下的党中央委员会掌握的舆论工具还一直宣传和颂扬斯大林。在1954年斯大林逝世一周年之际，《真理报》发表的纪念性文章，实际上就是他生前出版的《斯大林传略》的缩写本。同年12月，为斯大林诞辰75周年举行了广泛的庆祝活动，《真理报》开辟了专栏，刊登纪念逝世领袖的文章，列宁图书馆举办了纪念性的展览，有的地方举行了群众集会，还颁发了“争取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的斯大林国际和平奖。在1953年7月会议以后，赫鲁晓夫及其他领导人的讲话中，都把大镇压的责任推到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身上。在1955年6月准备苏联领导人访问南斯拉夫的文件时，赫鲁晓夫和米高扬还坚持把苏南关系破裂的责任推到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身上。为此他们同莫洛托夫之间还发生过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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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14 看来，只是在准备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过程中，经赫鲁晓夫、米高扬以及中央书记处成员的思考和讨论，才把“非斯大林化”列为大会的主旨。根据档案：在1955年11月5日的主席团会议上讨论关于12月21日，即斯大林诞辰纪念日，赫鲁晓夫提出，只在报纸上刊登这个日期，不举行集会。卡冈诺维奇认为，应该在工厂里集会。伏罗希洛夫也说，如果不举行集会，人们将会反感。布尔加宁和米高扬不主张集会，理由是“要显示同以前的区别”，“不用束缚自己”。米高扬还提出：我们“有斯大林奖金，而列宁却没有。应该认真想一下，为什么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卡冈诺维奇针对赫鲁晓夫反驳说：“从这一立场攻击我没有理由。我支持中央反对个人崇拜的路线。我同你，赫鲁晓夫，没有差别。但有一些微小差异。没有反对你的斗争意图。我建议形成决议——怎样纪念斯大林的生日？”萨布罗夫说：“赫鲁晓夫提出的问题正确。”[26]根据会议记录，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没有出席这次会议。莫洛托夫这时正在日内瓦参加四国外长会议，马林科夫缺席的原因不详。这是代表大会之前在主席团内围绕斯大林问题发生的第一次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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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16 大约就在这前后，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开始找一些恢复了名誉的知情人交谈大镇压与斯大林的关系问题。据现有资料可知：赫鲁晓夫找过A.B.斯涅戈夫，他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早年在乌克兰作过赫鲁晓夫的领导，30年代初，曾担任过联共（布）外高加索边疆区党的组织部长和政治局委员，同贝利亚共过事，也认识米高扬。1937年、1939年两度被捕，被监禁15年。1953年审判贝利亚时把他从监禁地提出来作证。1954年被召回莫斯科，得到平反并恢复党籍，被派到内务部作政委。米高扬同О.Г.沙图诺夫斯卡娅谈过话，她是1916年入党的老党员，曾在莫斯科做组织工作，赫鲁晓夫认识她，后来遭流放，1953年被释放，恢复了党籍，分配到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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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18 这期间，米高扬曾单独向赫鲁晓夫报告过根据后者的指示由Л.С.邵武勉准备的联共（布）十七次代表大会大部分代表以及由他们选出的大部分中央委员被镇压情况的调查资料。米高扬告诉赫鲁晓夫，将向主席团提出建议：建立有威望的委员会研究内务部、监察机关、最高法院全部文件以及仔细准备向代表大会报告关于镇压的全部案件。鉴于问题的重要，委员会应当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组成（赫鲁晓夫、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及其他人）。赫鲁晓夫同意，但提出了一些修正：第一，我们的负担很重，实际上仔细研究所有问题对我们来说很困难。第二，这个委员会应由有威望的同志组成，但不应该包括同斯大林工作上很接近的政治局委员。他提出组织以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П.Н.波斯佩洛夫作为负责人的委员会的建议。尽管米高扬说，全部委托他不可能，因为他过去和现在都保留有很深的斯大林的情结，但仍同意赫鲁晓夫的意见。米高扬后来回忆说，赫鲁晓夫“想把这个问题作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想法，提在中央主席团会上讨论。”[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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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20 在1955年12月31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讨论“与平反有关的问题”时，根据赫鲁晓夫的建议，成立了波斯佩洛夫委员会，其成员包括阿里斯托夫、什维尔尼克、科马罗夫，“委托他们翻阅所有资料。”[28]据波斯佩洛夫委员会在后来的报告中说：主席团成立委员会的“宗旨是调查关于对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举出来的联共（布）中央绝大多数委员和候补委员进行大规模的镇压行动是如何完成的问题”。委员会还吸收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罗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多布罗霍夫、国家安全委员会档案统计处负责人普列特涅夫、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机关负责人卡里斯托夫和苏联检察机关的副军事总检察长捷列霍夫。[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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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22 会前，米高扬收到沙图诺夫斯卡娅给他的一封信。沙图诺夫斯卡娅在信中说，这封信是根据米高扬的请求，“再次阐述一下，有一次我曾经对您说过的事情”。她说，她从阿尔曼水产工业企业监狱医院医生基尔恰科夫、护士杜霞·特鲁尼娜那里得知，原列宁格勒国家政治保安局局长梅德韦季曾告诉他们，基洛夫被杀害以后，斯大林到列宁格勒亲自审问凶手尼古拉耶夫，尼古拉耶夫当场交待，是国家政治保安局迫使他干的。尼古拉耶夫刚说完这些话，立即有几支纳甘手枪击打他的头部，他被拖了出去。[30]赫鲁晓夫十分重视沙图诺夫斯卡娅提供的材料，决定在这次主席团会上宣读。布尔加宁还没有读完信，伏罗希洛夫就大喊起来——“撒谎！”，接着表达自己的看法：这说明契卡分子（基洛夫的警卫人员）参与了谋杀的事实。莫洛托夫说：“事情牵连到老契卡人员”。但他订正说：“三个人一起同尼古拉耶夫谈话的，斯大林是当着我们的面同尼古拉耶夫谈话的。没有打他。”米高扬则说：“当事件发生时，斯大林被激怒了。契卡人员插手了这件事。”赫鲁晓夫说：“如果追查下去，将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应该找来医生、司机和库普利亚诺夫。对司机进行审查。”别尔乌辛、萨布罗夫、基里琴科、马林科夫提议：审查雅戈达、叶若夫以及内务部列宁格勒管理局长梅德韦季审判的案件。[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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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24 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成立后就对委托他们的事情全力以赴，不只审阅内务部、监察机关和最高法院的档案，而且由委员会成员、中央书记阿里斯托夫指示地区安全部门向委员会报告1937～1938年地方的逮捕情况。地方上的镇压情况十分惊人，仅在切列亚宾斯克州这两年内就逮捕了2.5万人，其中1.3万多人受到最高惩处。这些逮捕有多少证据？在重新审查的1943个被控审判案件的侦讯档案中，当时只有两个人承认对他们指控的罪行是真实的。[32]委员会不断向赫鲁晓夫报告对案件审阅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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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26 1月份，赫鲁晓夫一方面主持主席团会议讨论了总结报告的修改稿和第六个五年计划中的一些发展指标，另一方面认真思考和筹划对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提供的材料如何处理。1月20日，他收到А.В.斯涅戈夫的来信说：“从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起到十七次代表大会，我参加了所有的代表大会，由于你所知道的原因，我没有参加第十八和十九次代表大会。我请求发给我通用来宾票，使我能够出席二十次代表大会。”当天，赫鲁晓夫就把这封信分发给中央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中央书记。[33]之后，在会上出现了“邀请恢复了名誉的老布尔什维克出席大会”的抄件及包括沙图诺夫斯卡娅、斯涅戈夫和米尔恰科夫在内的12人名单。后来又增加一个人——第13个——首都一个区的前书记也是赫鲁晓夫以前的助手。赫鲁晓夫邀请这些人参加代表大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有助于对斯大林问题的讨论。1月30日，主席团根据赫鲁晓夫建议，做出了《关于被判刑人员和在监狱里服刑人员》的决议，成立了苏共中央的专门委员会，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的名义，前往各地的监狱，审理那些因政治性质和职务犯罪而被判刑的人员的案件，以便就地做出释放他们的决定。[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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