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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28 2月1日,赫鲁晓夫采取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行动,把原苏联内务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特别案件调查局副局长罗多斯叫到主席团会议上进行审问。赫鲁晓夫要求他:“讲一下波斯蒂舍夫、柯秀尔的情况,你们为什么宣布他们是敌人?”罗多斯回答说:“这是上面的错误。对轻微刑事犯罪的人们,都是按照这种类型的案件追究责任的。斯大林有过错。”主席团会议的讨论由此转到大镇压同斯大林的关系问题上。阿里斯托夫问:“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勇气说出真相呢?”赫鲁晓夫冒出了一句话:“大概叶若夫也没有罪,一个老实人。”米高扬提起了1934年12月1日与恐怖活动作斗争的法令。波斯佩洛夫说:“还规定了被逮捕人员的指标。”谢罗夫说:“有这样的规定。”赫鲁晓夫提出,“也可能对报告要进行一些补充。”“责成谢罗夫、鲁坚科和委员会调查图哈切夫斯基案件以及贝奈斯在1936~1937年关于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集团给斯大林写的信。”这时,莫洛托夫提出:“应该承认斯大林是伟大的领导人。”米高扬立即反击莫洛托夫说:“而你,莫洛托夫,曾支持他。”卡冈诺维奇说:“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许多事情可以重新考虑,但是,斯大林终究还是当了30年的领袖。”莫洛托夫接着又说:“在报告里不能不说,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我坚持这一点。”米高扬则说:“就历史问题来说,简直令人发疯。”萨布罗夫也说:“如果事实是准确的,难道这是共产主义?这是不应该得到宽恕的。”马林科夫没有像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那样表示反对,他说:“应该正确地看待事实。正确地提出问题。应该向党说明。”布尔加宁明确表示:“应该向党说明全部真相,说明斯大林是什么样的人,应该采取这样的路线,不能再糊涂下去了。我不同意莫洛托夫的意见,不同意伟大继承者的说法。”苏斯洛夫也说:“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已经知道了许多可怕的事情。不能以任何理由宽恕这一点。不能再吹嘘了,个人崇拜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在这样的形势下,伏罗希洛夫表示:“党应该了解真相,但是,应该根据现实情况的要求来报告。应该考虑周全,不能不分青红皂白。”莫洛托夫又说:“我同意伏罗希洛夫的观点。”“真相就是在斯大林领导下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对不正确的事情应该进行衡量,可耻的事情也是事实。在代表大会之前我们未必能搞清楚。”赫鲁晓夫最后总结说:“大家表述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为了党的利益应该做出决定。斯大林忠诚于社会主义事业,但是,使用了残酷野蛮的手段。他毁灭了党。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泯灭了人所具有的一切神圣的东西,而让所有的人都屈从于他个人的意志。”但是,他又宣布,“在代表大会上不谈关于恐怖问题。应该制定一个方针——把斯大林放在应有的位置上。只宣传马克思和列宁。加强对个人崇拜的批判。”[35]历史学家对赫鲁晓夫在波斯佩洛夫发言后所说的“也可能对报告要进行一些补充”,有不同理解,有人认为这里所说的“报告”是指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因为“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这时还没有提出来。这个理解有道理。那么,又怎么解释赫鲁晓夫在最后所说的“在代表大会上不谈关于恐怖问题”的话呢?笔者认为,这前后两句话反映了赫鲁晓夫思想的变化。说前一句话时赫鲁晓夫还想在总结报告中作一些补充,而说后面一句话时,他已开始考虑应该另作一个报告,专门谈镇压等问题,所以在总结报告中就不谈恐怖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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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30 这一天,赫鲁晓夫向主席团散发了A.B.斯涅戈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演说草稿。这时距大会开幕还有近半个月时间,斯涅戈夫怎么就把自己的大会发言稿寄给了赫鲁晓夫?而后者为什么要把这篇发言稿发给主席团委员?斯涅戈夫在寄发言稿时附了一封给赫鲁晓夫的短信,其中说:“正如您认为需要的那样,我把自己即将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演说的草稿转呈给您,请您审阅。”原来这一演说稿是作者根据赫鲁晓夫的要求写的,内容主要是论述赫鲁晓夫领导下的党中央委员会在斯大林之后所采取的方针的正确性和所取得的成就。发言稿引用了列宁的多段语录论述:“在每一次重要的政治转折时期,列宁式政治活动家的责任在于:能勇敢的思考昨天,以及昨天的缺点和错误。”“不怕正视现实,在党面前展示过去的错误和失败,并果断地、坚定的和顽强的着手改正它们。”“有人认为,分析和揭露错误和失败,可能会被我们的国内外敌人所利用。这是不正确的。”“最可怕的就是顽固地坚持错误、虚伪的羞于承认和改正错误。”“应该与抓住昨天不放的那些人进行坚决的斗争。”[36]显然,赫鲁晓夫是要利用这一演说稿来对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施加压力,为在代表大会上揭露斯大林的种种问题做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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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32 从2月3日开始,斯大林的名字被从官方文件中取掉。这一天最高苏维埃授予伏罗希洛夫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在其贺信中称伏罗希洛夫为“伟大列宁忠诚的学生、共产党和苏联国家杰出的活动家之一”,没有依照惯例提到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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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34 2月9日,波斯佩洛夫委员会向主席团提交了长达70页的《苏共中央关于30年代大规模镇压行动的报告》。这份报告限于国家在1935~1940年间进行镇压的情况,没有涉及20年代到30年代初对“社会异己分子”的镇压以及1940~1950年的镇压。报告说,在1935~1940年以反苏活动遭到逮捕的共有1920635人,其中被处决的有688503人。而1937~1938年两年被逮捕的就有1548366人,其中被处决的有681962人。这两年镇压浪潮波及党务机关、苏维埃机关和经济组织的领导干部,以及军队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指挥人员。绝大多数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党和苏维埃机构的领导人几乎全部遭到了逮捕,被逮捕的还有数量众多的城市和地区组织的领导干部。有的机关2/3领导干部遭到逮捕。十七大选举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98人被逮捕和枪决。1966名代表被逮捕1108人,其中848人被枪决。报告用了以下7个题目说明这期间的大镇压对苏联法律的粗暴践踏及其手段的残暴:①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关于开展大规模镇压行动的命令。报告指出:1937年年中,叶若夫下达了镇压带有民族特征,或以前在国外居住过,与外国有联系的没有任何罪行的人的命令;1937年7月25日,叶若夫签署在5天内逮捕所有德国公民,包括在军队和工厂工作的人;1937年7月30日签署命令,从8月5日起,镇压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原富农分子、反苏维埃分子和犯罪分子。命令成立三人小组,被逮捕人员划分两类,一类立即枪决,二类监禁8~10年。简化逮捕和审讯的方法,内务部机关首长在没有任何材料的情况下只按名单逮捕。被逮捕者包括:波兰人和波兰共产党的领导人连斯基-列辛斯基、温什利赫特、奥尔斯基、普鲁赫尼亚克、贝斯特科夫斯基等;从中东路返回的所有苏联公民;朝鲜人和拉脱维亚人;住在苏联的外国职业革命家和兄弟党的领导人。到1938年9月10日,审理各民族和外国人227986人,枪决172830人,其他惩罚46912人,返回补充调查的只有5124人。1937年8月15日叶若夫命令逮捕叛国者的妻子,以及15岁以上的子女,剥夺自由5~8年。②人为制造的反苏维埃组织、集团和各种中心。报告说,除了要求揭露哥萨克暴动组织、间谍分子和破坏分子集团以及波兰军事组织外,还制造了右倾托洛茨基分子、间谍恐怖分子、颠覆破坏分子和各种组织和中心。在西伯利亚揭露了33个反苏维埃组织。凡揭露的这些组织都以当地党政领导为中心。基辅州揭露了87个暴动组织,365个破坏小组。内务部虚构了列宁格勒恐怖中心,列宁格勒州内务局局长扎科夫斯基要求被捕的老干部罗森布吕姆按照他的要求交待中心机构。该中心有4~5名领导人丘多夫、乌加洛夫、斯莫罗金、波泽金,每个分支机构2~3人。③关于在审判过程中对法治的粗暴践踏。报告揭露的践踏手法有,肉体惩罚和严刑拷打,极其消耗体力的连续数小时的审讯、恐吓和诱供。强逼出来的供词不进行调查。三人小组在完全没有材料的情况下做出判决。审讯记录是被告不在场的情况下制造的。在这部分列举了波斯特舍夫、柯秀尔、艾赫、鲁祖塔克、邱巴尔、叶夫多基莫夫、拉夫连季耶夫(卡尔特韦利什维利)、温施利希特、布柳赫尔、科马罗夫等10个重要领导人的冤案。④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里的“阴谋”。报告说,由于内务部机关人员不够,就调来其他部门的党员,这些人对非法行为感到气愤,结果遭逮捕,叶若夫承认,逮捕了1.4万名契卡人员。内务部管理局长绝大多数遭逮捕,边疆区和州的管理局干部2/3遭逮捕。绝大多数被指责参加右倾托洛茨基集团和内务部内部的阴谋活动。⑤在监督内务人民委员部审讯工作方面检察机关对苏维埃法制的破坏。报告指出,检察机关纵容并直接参与破坏法制。检察院只在审讯材料上盖章,确认起诉书和向法院寄发卷宗材料。苏联副检察长罗金斯基在被告没有按刑法典58—8条提出指控的情况下也把这条罪状写进起诉书。检察长维辛斯基和叶若夫在一天之内就制造出几百份死亡判决书。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的司法专横。报告说,内务人民委员部把案件交给军事法庭时提前规定了惩罚措施。叶若夫1937~1938年给斯大林提交了383份名单,共涉及44465名党、苏维埃、共青团、军事和经济组织的领导干部,其中绝大部分被枪毙。军事法庭根本不审理,开庭只用15~29分钟就判决了。对军事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梅日劳克、国防工业人民委员鲁希莫维奇、教育人民委员布勃诺夫、乌克兰中央书记波波夫、苏共中央副部长斯捷茨基等许多人都在20分钟内宣判。⑦关于非司法机关审理的案件。报告揭露,1938年11月之前绝大多数囚犯由内务部管理局三人小组判罪。后来便由叶若夫和维辛斯基组成的两人小组判罪,1937年12月29日一天他们两人就审理1000名囚犯名单,判处992名死刑。1938年1月10日两人审理了1667人的名单,1月14日1569人,1月15日1884人,1月16日1286人,1月21日2164人。内务部一个原负责人沙皮罗交待说,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名单都是由采萨尔斯基和米纳耶夫准备的。一个晚上审理200~300份材料,实际上只盖章而已。内务部领导人叶若夫或弗里诺夫斯基、检察院领导人维辛斯基或罗金斯基对这些文件不作任何核查,就在上面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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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36 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报告认为,以下两个文件对大规模镇压起了决定作用:基洛夫被暗杀后,1934年12月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为普遍破坏苏维埃法制的行为开辟了可能性;1936年9月25日斯大林和日丹诺夫从索契给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的电报,直接推动了内务人民委员部进行普遍逮捕和枪决的行动。同时,斯大林在1937年2、3月会议上提出的与“两面派分子”斗争的口号和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论断为普遍镇压行动提供了理论依据。1937年被枪决的人数与1936年相比,几乎扩大了3倍。托洛茨基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已在1935~1936年和1937年上半年镇压。1937年大规模镇压的是党和苏维埃干部。报告说:“病态怀疑的心态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在党组织中撒下了相互不信任的种子。”对囚犯采取肉体惩罚是以斯大林的名义批准的。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首先是因为中央委员会,作为集体机关,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对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影响力。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仅仅是为了讨好一个人。这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恶果。[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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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38 主席团当天讨论波斯佩洛夫委员会的报告。赫鲁晓夫说:“揭露的情况表明,斯大林已经无法再作为一名领袖了。如果所有的人他都想消灭的话,他还算什么领袖呢?应该有勇气说明真相。意见是:一定要向党的代表大会说明,需要考虑的是应该怎样说明,由谁说明?如果不说的话,那就是我们对党的代表大会不诚实了。也可能,委托波斯佩洛夫起草报告说明一切。理由是:个人崇拜,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集中在不诚实的人手中。在什么地方说?在代表大会闭幕会上?”对于赫鲁晓夫的建议,莫洛托夫表示:“应该在代表大会上说。同时不仅仅说这些内容。在民族问题上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继承者。30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斯大林领导下,我们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在斯大林之后我们成了一个伟大的政党。个人崇拜是存在的,但是,我们也是这样谈论列宁,谈论马克思的。”卡冈诺维奇说:“历史是无法欺骗的,事实是无法抹杀的。赫鲁晓夫的建议是正确的,报告是要听取的。”但他又说:“我赞成莫洛托夫的意见,要冷静行事。报告最好从政治角度去起草,不能使30年代历史含糊不清。”伏罗希洛夫认为,“应该做更充分的准备”,“任何闪失都将招致不好的后果”。他们三位虽同意在代表大会上说明情况,但是要求全面评价斯大林。而其他人则持不同的态度。布尔加宁认为,赫鲁晓夫的意见正确。“党员们已经看到,我们对斯大林的态度起了变化。如果不向代表大会说明的话,人们将会说我们胆怯。应该把斯大林的作用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二个阶段斯大林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在个人崇拜的基础上,说明斯大林与党的关系。”米高扬说:“我们不能不向代表大会说明。在1934年以前,表现坚决果断,而在1934年以后,暴露了许多可怕的东西。篡夺了政权,把一切权力掌握在一个人手中。”别尔乌辛说:“在报告里,不要求谈正面的东西。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有害。篡夺了政权,取缔了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枪毙干部使我们在重工业方面已经丧失了速度。”马林科夫同意向代表大会说明情况,但他显然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我们将体验到一种欣慰——我们替同志们辩护了。不说明斯大林的作用,就不能为同志辩护。”阿里斯托夫表示不赞成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谈话里出现的“不应该说”。他说:“那是恐怖的年代,欺骗人民的年代。人们想把他变成神,最后却得到了一个魔鬼。所有人热衷的是讨好斯大林。党的威信已经丧失殆尽。”[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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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40 赫鲁晓夫最后作结论说:“关于在代表大会上应该进行说明,这一点已经没有了分歧。存在细微的差别,需要考虑。我们大家都同斯大林一起工作过,然而这不应该束缚我们。不应该无所作为,也不应该犹豫不决。应该彻底的揭露所谓的个人作用。在代表大会上应该作报告。”“在代表大会上另做一个说明斯大林时期大镇压情况的报告,将由谁来做报告——应该思考。”会议最后做出两项决定:① 2月13日下午3点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大厅召开中央全会,讨论与召开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有关的问题。②向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候补委员和苏共中央全体书记分发未发表的列宁《致代表大会的信》以及《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的文件,并向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介绍这些文件。[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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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42 由赫鲁晓夫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作“关于个人崇拜”报告的决定是在2月13日主席团会上做出的。这已是代表大会开幕的前一天,会上讨论了大会的一系列组织问题。在会议记录中“关于(个人崇拜)”报告人问题的议题下,列了米高扬、苏斯洛夫、别尔乌辛、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基里琴科、莫洛托夫、波诺马连科和波斯佩洛夫的名字,没有发言内容,接着就是“通过由赫鲁晓夫作报告”。[40]关于报告人的确定,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说:“应当由谁来作报告?我建议由波斯佩洛夫来做。理由是他研究过这个问题,他是委员会主任,我们大家正用着的报告就是他起草的。因此他无需准备:他可以把这份报告改成大会报告,在大会上一念就行了。其他人纷纷表示反对,建议报告由我来作。我感到难为情:我在总结报告中对此只字未提,接着再作第二个报告?我推辞了。然而他们反驳我说:‘要是现在不由你来做,让也是中央书记之一的波斯佩洛夫同志来做,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这个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只字未提,波斯佩洛夫却在发言中谈到这么重要的问题。赫鲁晓夫不会不知道或者说不会不正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就是说,也许领导层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分歧?波斯佩洛夫讲的是他个人的意见?’这个论据占了上风,于是我就同意了。决定由我来就此作报告。”[41]赫鲁晓夫所说的也许是这次会上的讨论情况,但无记录可查。不过,还有一种说法:上次主席团会议已决定中央全会(十九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2月13日下午3点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大厅召开,在主席团讨论这个问题时,中央委员们已经集合在会议厅里等候,所以没有怎么讨论就做出了决定。[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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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44 2月13日做出了由赫鲁晓夫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上作“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在接下来召开的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也报告了这一决定。他告诉与会者:“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不止一次地对斯大林死后的形势交换了意见,对一些材料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感到并认为有必要在非公开会议上作中央委员会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并提交代表大会讨论。主席团决定由我、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作这个报告。”他还问与会者:“有没有反对意见?”与会者高喊:“没有!”[43]但是,直到这时还没有报告的文本。由波斯佩洛夫和阿里斯托夫起草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稿直到2月18日才写完。这个报告稿以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报告为基础,增加了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谴责个人崇拜、用列宁的“政治遗嘱”批评斯大林的内容。报告稿指出:“约·维·斯大林的怀疑心到了病态地步”,“导致出现大灾难,导致在1937~1938年对许多无辜的人进行大规模镇压,导致贝利亚—阿巴库莫夫犯罪团伙制造‘列宁格勒案’,导致产生屈辱的‘医生谋杀案’”。这份报告稿详细讲述了联共(布)十七大代表的命运,列举了30年代对一系列党和国务活动家进行镇压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事实。但是报告稿小心翼翼地回避斯大林周围的一些人所应该承担的个人责任,把所有罪责推到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工作人员摆脱了党的监督”。此外,报告稿没有涉及1940年的镇压,没有对40年代到50年代发生的事件提出看法和评论。[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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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46 赫鲁晓夫看了这个报告稿感到不满意,2月19日把一名女速记员叫到他那里去,亲自口授了他自己的报告稿方案。赫鲁晓夫强调了一些方面,改变了按先后顺序叙述的方式和构思框架。他首先回答了一个必然会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党的领导人对斯大林的专横听之任之?赫鲁晓夫说:“斯大林一点也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他不是通过说服和做细致的工作……而是采用压服、强加于人和要求别人采纳他的意见的方式,如果谁表示反对或者试图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谁就可能被清除出领导集体,并随后被立即消灭。”赫鲁晓夫援引了波斯佩洛夫起草的报告稿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话指出:“我党进行的与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右派分子的残酷而有益的斗争是必要的和可以理解的,斯大林在这场斗争中起到值得肯定的作用。”但是,赫鲁晓夫对党内斗争方法的合理性表示怀疑,他回忆说,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对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提出过尖锐批评,但是十月革命后仍然让他们当了政治领导人。赫鲁晓夫说:“以托洛茨基分子为例……要知道,在托洛茨基周围也有不是资产阶级和地主出身的人……他们中许多人积极参加过革命和巩固革命成果,为什么非要把他们消灭?我相信,如果列宁还活着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赫鲁晓夫补充了战后的列宁格勒案、医生谋杀案、米格列尔案,同样把这些案件的责任推到斯大林身上。他说:“医生谋杀案,这可能吗?这不是医生谋杀案,而是斯大林制造的案件,因为根本就没有医生谋杀案。”赫鲁晓夫认为,评价斯大林在战争和战后事件中的作用同样十分重要。他给战争年代的斯大林画了一幅丑恶的肖像画。他认为,战争初期,斯大林看来毫无领导军队和国家的能力,整整一年没有签署命令。赫鲁晓夫问道:“这一段时间总司令在何处呢?他胆怯了,害怕了。我们国家当时的处境多么艰难,这是斯大林领导无力的结果。”赫鲁晓夫强调说:“老实说,我和其他同志从战争一开始到战争结束都是负责任的,我们承担了战争的重负,我们当然知道斯大林在战争中起了什么作用。这不是斯大林的作用,而是我们党发挥了作用,是党培养的人发挥了作用。”他把战争毫无准备的责任推到了斯大林身上。说到哈尔科夫战役,赫鲁晓夫回忆说:“我把电话打到斯大林的别墅,但是接电话的不是斯大林,而是马林科夫。我对马林科夫说,我想向斯大林本人报告,斯大林让马林科夫告诉我,让我对马林科夫讲。我再次请求说,我想给斯大林报告严重局势……斯大林居然不移大驾接电话……还是让我同马林科夫讲。”这样,赫鲁晓夫实际上把部分责任也推到马林科夫身上。赫鲁晓夫在口授中列举一些事实时常常即兴发挥,流露出对不久前的过去惶恐不安,对斯大林诚惶诚恐,对斯大林生命最后几年苏联领导人相互角逐的局面心有余悸。赫鲁晓夫往往一个问题还没有说完又说起另一个问题,常常不按先后顺序讲述。但是赫鲁晓夫有自己的逻辑,那就是尽量把往昔所有不好的东西的责任推到斯大林和贝利亚身上,从而恢复共产党的威信,恢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誉。[45]赫鲁晓夫的口授稿和波斯佩洛夫和阿里斯托夫起草的报告稿成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基础。至于这两份稿子是怎样变成赫鲁晓夫正式报告稿的,没有找到直接证明。有一种说法:在宣读“秘密报告”的前两天,赫鲁晓夫曾经和谢皮洛夫一起对他的口述报告稿进行了加工。[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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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48 按照党章规定,党代表大会开会期间,上届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和书记处就失去全权,这个时间发生的所有问题应当或者由大会解决,或者由大会主席团解决。但是,赫鲁晓夫不顾这一规则,2月22日又召开了一次中央主席团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召开来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大的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问题,同时审查了宣读“秘密报告”的一些问题,决定报告的宣读在选举之后的秘密会议上进行。可能赫鲁晓夫当时做了一个让步,保证不翻腾1936~1938年公开审判的案件。当时还通过了一个决定:莫洛托夫在1957年的中央全会上回忆说,在二十大,我们中央主席团委员们决定不就这个问题讲话。[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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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53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1706460338]
1706471354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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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56 2月25日上午,苏共二十大召开了最后一次大会。代表们只能凭特别请柬与会。没有邀请外国兄弟党代表参加,却邀请了一些老布尔什维克。布尔加宁宣布由赫鲁晓夫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从形式上看,这项内容似乎是追加的,实际上是经过了精心的安排。用俄罗斯史学家皮霍亚的话说,就“非斯大林化”的宗旨而言,秘密报告是“最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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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58 这个报告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了不同看法和评论。中国共产党在后来与苏共展开大论战时,将这个秘密报告的性质概括为:“全盘否定斯大林,丑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丑化了社会主义制度,丑化了伟大的苏联共产党,丑化了伟大的苏联,也丑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48]直到现在,在一些学者的著作中仍然重复着这些看法,甚至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看作导致苏联垮台的重要起因。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早已成为一份历史资料,要比较客观地、历史地评论这一报告,首先应该知道赫鲁晓夫到底讲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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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60 赫鲁晓夫在报告一开始就明确指出:“斯大林去世后,党的中央委员会严格地、一贯地执行这样的方针:绝不容许那种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格格不入的对个人的吹捧,绝不容许把他变成像神灵一样的具有超自然品质的某种超人,这个人俨然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无所不能,替所有人思考,他的一举一动永远正确。”[49]报告点明,许多年来,关于斯大林就灌输这种概念。接着,赫鲁晓夫声明:“这篇报告的任务,并不是要对斯大林的生平与活动做出全面的评价。有关斯大林的功绩,早在他生前即有人撰写了相当数量的书籍、小册子和著作。斯大林在准备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国内战争、争取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已经尽人皆知。人人都清楚。现在要说的是对于党的今天和明天都有着巨大意义的问题,即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怎样逐步形成的,这种个人崇拜在一定阶段成了对于党的原则、党内民主、革命法制的许多极其严重的巨大的歪曲的根源。”“鉴于并非人人都清楚个人崇拜在实际生活中曾引起了怎样的后果……已造成多么巨大的损失,党的中央委员会认为必须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汇报有关这个问题的材料。”在阐明了报告的宗旨和任务后,报告人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两段语录以及列宁关于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作用、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党内生活准则的论述,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是严厉谴责个人崇拜的表现的”。报告特别引出列宁1922年12月给下次党代表大会的信中评论斯大林的两段话,以及克鲁普斯卡娅因斯大林对她粗暴无礼给加米涅夫的信和列宁就此事给斯大林最后通牒式的信,说明列宁生前就对作为党的总书记的斯大林的“粗暴”、“任性”、“不容人”等缺点十分“担心”,并希望把他调离这个岗位。赫鲁晓夫说:“斯大林身上的缺点在列宁生前尚处于萌芽状态,近年来即发展成为斯大林严重的滥用权力行为,这给我们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这些说法表明,赫鲁晓夫的报告并不是全面评价斯大林的功过,而是集中论述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而且对斯大林的批判是根据马克思和列宁的语录,是以他给党的事业造成的严重损失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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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62 赫鲁晓夫指出,列宁历来强调党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领导作用和意义,指出布尔什维克作为执政党的重大责任,号召严格遵守党内的一切生活准则,实行集体领导。他说,革命后,在十分严峻和困难的条件下列宁一直按时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党的中央委员会,一切重大问题都在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上讨论解决,从不搞独断专行。在列宁刚去世的那几年,斯大林还按时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后来就愈来愈滥用权力,这些原则就受到粗暴的违反。从十八大到十九大13年不召开党代会,“中央全会几乎没有开过”。“对党、对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专横态度,在1934年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以后更是暴露无遗”。赫鲁晓夫还强调,列宁在对人的处理、进行干部工作中的“英明”,对人进行耐心细致的工作,善于通过整个集体从坚持思想原则立场出发对人施加影响,而不是通过强制的办法率领人们前进,即使对犯了错误的人也主张宽容和有耐心。他说:“斯大林则同列宁这些特点格格不入”,“抛弃了列宁的说服教育方法,从思想斗争的立场转而走向行政压制的道路、大规模镇压的道路、恐怖的道路”。对于斯大林的功绩,除了在说明主题时作的明确表述外,他还特别肯定了斯大林在20年代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右派、资产阶民族主义者斗争中的“积极的作用”。他说:这是“党同自己队伍中那些反对列宁主义的原理的人、同敌视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路线进行的重大政治斗争。这是一场顽强、艰苦却必不可少的斗争,因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和布哈林分子的政治路线实质上是要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导致向国际资产阶级投降”。他说,如果没有这场斗争,“我们不会有强大的重工业,不会有集体农庄,我们就会在资本主义的包围面前解除武装,束手无策。”这就清楚地表明,赫鲁晓夫既不否定苏联共产党领导下的苏联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不否定斯大林在20年代进行的党内斗争和斯大林的“资本主义包围下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也不否定斯大林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道路和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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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64 在《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中,赫鲁晓夫确实揭露了斯大林时期大量鲜为人知的、使人触目惊心的错误事实,甚至可以称为“罪行”。报告的第二部分主要揭露1934年以后斯大林对党的干部的镇压情况,说明“个人崇拜给党的利益造成多么大的损失”。不过,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镇压情况的揭露作了严格限制:时间限于1934年以后,范围只涉及对党内的干部的迫害和镇压。他指责说,当时“社会主义已在我国基本胜利,剥削阶级已经基本消灭,苏联社会的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敌对的党派、政治派别和团体的社会基础大大削弱,党在思想上的敌人已从政治上被彻底粉碎”,斯大林却提出一个“人民敌人”的概念,对那些没有犯下反党反苏罪行的人进行镇压,使“许多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党的杰出活动家和普通工作人员成了斯大林专横的受害者。”赫鲁晓夫甚至批评了斯大林对党内反对派的镇压。报告说:“中央委员会掌握了许多足以证明斯大林对党的干部粗暴的恣意妄为的事实,成立中央主席团下设的党的专案组”,“查阅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档案中的大量材料和文件,确认了许许多多对共产党员制造假案、提供伪证、触目惊心的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因而导致无辜者死于非命的事实。现已查明,1937~1938年间被宣布为敌人的许多党的、苏维埃的和经济部门的工作者,实际上从来就不是敌人、间谍、破坏分子等等,他们其实始终是正直的共产党员,然而却横遭诬陷,有的因经不住野蛮拷打,自己给自己加上无奇不有的严重的不可思议的罪名。”报告引用了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报告中关于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超过一半的代表和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70%被镇压的数字后说:“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是以胜利者的大会载入史册的”,完全不可思议“会选举产生一个大多数为敌人的中央委员会”。“当选大会代表的都是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积极的建设者,其中许多人曾在革命前的地下活动中和内战前线为党的事业进行忘我的斗争,他们勇敢地同敌人搏斗,不止一次的视死如归,面不改色。怎么能够相信这样一些人竟然在季诺维也夫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分子已经被粉碎、社会主义也已取得伟大胜利的时期,充当起两面派,投入社会主义敌人阵营呢?”报告说:“这是斯大林滥用权力的结果,他开始对党的干部搞大规模的恐怖。”赫鲁晓夫解释,为什么在党的十七大之后,针对积极分子的大规模镇压变本加厉了呢?“因为斯大林当时已经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他已经根本不把中央委员会和党放在眼里了。”斯大林认为自己可以决定一切,其他人只能起统计员的作用。赫鲁晓夫重述了波斯佩洛夫报告中指出的发动大规模镇压的三个文件,证明大规模镇压应由斯大林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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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66 赫鲁晓夫特别提出对谋杀基洛夫的案件的怀疑。他说,“应当说,同基洛夫同志遇刺有关的情况中,至今仍有许多令人费解和莫名其妙的地方,需要进行最仔细的调查。有理由认为,杀害基洛夫的凶手尼古拉耶夫曾经受到负责保护基洛夫安全的人员中什么人的帮助。在刺杀的一个半月以前,尼古拉耶夫曾因为可疑而被捕,但是放掉了,甚至没有对他进行搜查。最令人生疑的是,1934年12月2日基洛夫的贴身警卫被带去审问时,却因‘车祸’死亡,而陪同人员无一人受伤。基洛夫遇刺后,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均被撤职和受到很轻的处罚,却在1937年被处决了。不妨认为,处决他们是为了销毁策划刺杀基洛夫的罪证。”赫鲁晓夫还举出了原政治局候补委员埃赫在遭诬陷和残酷折磨中给斯大林的申诉信,原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鲁祖塔克在军事法庭上的无罪申述,以及罗森布吕姆在法庭上揭露内务部审判官员用严刑拷打迫使他炮制列宁格勒暗害总部等案件的过程,指责斯大林不仅不同他们谈话,也不改变这些案子。报告揭露,当时形成了一种恶劣的做法,由内务人民委员部拟定其案件由军事法庭审理的人员名单,事先就定好了这些人判刑轻重。报告说,1937~1938年斯大林收到383份名单,涉及成千上万人,全都得到他的批准。赫鲁晓夫说,大规模镇压对党的政治与道德状况产生了消极影响,助长了病态的疑神疑鬼心理蔓延,许多滥用权力行为都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根本不顾忌什么党纪和苏维埃法律的准则。使用肉刑,通过拷打,让犯人失去知觉,丧失理智,丧失尊严,提供假供词。许多滥用权力行为都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一切都任凭一个人恣意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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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68 报告的第三部分揭露“斯大林的独断专行导致了卫国战争过程中特别严重的后果”。赫鲁晓夫批评许多小说和学术著作把斯大林描写为“料事如神”,说“苏军几乎是按照斯大林事先拟定的战略计划使用了所谓的‘积极防御’策略”,“把德军放进来直到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城下”,“才转入进攻并打败敌人”,从而把苏联军队和人民取得的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全都归功于斯大林的统帅天才”。报告批驳了苏联在战争初期的悲惨遭遇是所谓德国对苏联袭击的“突然性”结果的论点,指出斯大林不相信、不理睬战争爆发前丘吉尔、苏联外交官和军方提出的有关德国准备进攻苏联的许多警告,“并未采取足够的措施来使全国做好防御准备并排除突然袭击的因素”。他说,战争初期就暴露出军队装备很差,缺少反击敌军所需要的足够数量的火炮、坦克和飞机。敌人入侵苏联领土时,无论换下来的旧武器还是打算采用的新武器都不够,高射炮的情况很糟,没有安排打坦克的穿甲弹的生产。许多筑垒区旧武器换下来了,新武器还没有装上,连应召服现役的军人使用的步枪都不够。赫鲁晓夫说:“说到这里,不能不提起下面这件事。希特勒军队入侵苏联之前不久,当时任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基尔波诺斯写信给斯大林说,德军已向布格河畔开进,正加紧进攻准备。他建议在边境构筑牢固防御阵地,迁出30万居民,建立几个强大的筑垒带,挖反坦克壕沟、修战士的掩体等等。莫斯科回答说:这是挑衅,不必给德国人提供向我们开始军事行动的口实。”赫鲁晓夫说,甚至法西斯军队已经开始进攻以后,莫斯科还下令不要还击。“这种粗心大意,这种对显而易见的事实的置若罔闻”,导致“战争爆发的头几个小时和头几天,敌军在我国边境地区摧毁了大量飞机、火炮和其他军事装备,消灭了大量我军干部,打乱了军队的指挥系统,使我们无法阻止敌军进入我国腹地”。报告还批评斯大林1937~1941年根据诬陷材料,除掉了为数众多的军队指挥干部和政工人员,致使战争初期缺少合格的指挥官。赫鲁晓夫说:“我国在战争初期面临可怕的危险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斯大林对国家和党的错误领导方法造成的。”不然,“我们在这场艰苦的战争中的伤亡就会少得多。”报告还批评:“斯大林在干预军事作战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神经过敏和歇斯底里,也使我军损失惨重。”赫鲁晓夫重述了口授报告稿中1942年红军在哈尔科夫地区遭受失败损失几十万军队的情况,说“这是斯大林坚持错误作战计划造成的。”赫鲁晓夫甚至指责斯大林“按地球仪指挥战争”。报告还批评说,从1941年底开始,斯大林就不再采取从敌人两翼迂回到敌人背后的大规模机动作战的战术,而是要求不断地正面进攻,以夺取一个又一个村庄。我们因此伤亡很大。报告还指责,斯大林有意贬低甚至诬蔑朱可夫等著名指挥人员。赫鲁晓夫批评电影《攻克柏林》,说里面只有斯大林一人活动,“斯大林顶了所有的人”。报告下结论说:“保证卫国战争取得胜利的,不是斯大林,而是整个党,苏联政府,是我们英雄的军队,我军天才的统帅和勇敢的士兵,是全体苏联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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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70 报告的第四部分是讲斯大林粗暴地践踏列宁民族政策,战后制造列宁格勒等案件,以及在与南斯拉夫关系上的错误行为。报告说,当卫国战争在各条战线上都出现有利于苏联的转折时,斯大林却强迫一些民族大规模迁离自己的家园。1943年末,将全体卡拉恰耶夫人从居住地强制迁出。12月末,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的全体居民也遭此厄运。1944年3月,全体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被强制迁离家园,车臣—印古什共和国不复存在。1944年4月,全体巴尔卡尔人被从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强制迁往遥远的地方。赫鲁晓夫说:“乌克兰人免遭这场厄运,是因为他们人数太多,无处可迁。否则斯大林连他们也要强制迁出的。”他说:“怎么能够把个别人或者个别集团的敌对行为的责任推到整个民族身上,连妇女、儿童、老人、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不放过,使他们遭受大规模的迫害、困苦和磨难呢?”接着,赫鲁晓夫讲到使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罗季昂诺夫、波普科夫等遇害的所谓的“列宁格勒案件”,“现已查明,这是一起假案”。他说,战后“斯大林变得更加任性、更爱发火、更加粗暴了,他的猜疑心变得尤其严重,迫害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列宁格勒案件是斯大林对党的干部恣意妄为的结果”。赫鲁晓夫解释说:“斯大林极重的猜疑心被贝利亚加以巧妙利用”,“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不了解全部情况”。赫鲁晓夫还讲了米格列尔民族主义案件。他说:“格鲁吉亚不曾有过任何民族主义组织,数以千计清白无辜的苏联人成了牺牲品。”报告人又转到“医生谋杀案”说:“其实什么案件也谈不上”,斯大林仅凭季马舒克的一封信,“就得出苏联有从事暗害活动的医生的结论,下令逮捕医学界一批著名的专家”。他说:斯大林亲自指示怎样进行审查,怎样审问犯人,给犯人戴上镣铐,进行拷打。他还揭露,斯大林对原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说:“你如果弄不到医生的口供,就要你脑袋。”赫鲁晓夫认为,在策划五花八门的肮脏可耻的案件中,贝利亚起了卑劣的作用。他说,早在1937年,卫生部长卡明斯基就揭露贝利亚曾替木沙瓦特间谍机构卖过命。因为斯大林相信贝利亚,卡明斯基因而丧命。赫鲁晓夫又举出斯涅戈夫给党中央关于贝利亚迫害外高加索党委书记卡尔特韦利什维利的信,说在1931年斯大林要让贝利亚担任外高加索第二书记,卡尔特韦利什维利不同意,后者因此而受到迫害,并说米高扬和卡冈诺维奇可以证明。他还讲了贝利亚迫害凯德罗夫的过程,尽管军事法庭根据凯德罗夫的申诉已宣告其无罪,贝利亚还是枪决了他。赫鲁晓夫还揭露,贝利亚曾迫害奥尔忠尼启则兄弟。赫鲁晓夫说:斯大林的恣意妄为不仅表现在对国家内部发生的问题解决上面,而且在苏联的国际关系领域也有所表现。在“南斯拉夫事件”中,“斯大林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赫鲁晓夫说:“有一次,我从基辅到莫斯科”,斯大林就南斯拉夫问题对我说:“我只要动一动小指头,铁托就会完蛋,他就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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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72 报告的第五部分揭露说:“个人崇拜能够有如此骇人听闻的规模,主要是斯大林千方百计的鼓励和支持对他的个人颂扬。”赫鲁晓夫举出了斯大林亲手写进《斯大林传略》一书中的7段自我吹嘘的文字。比如,对列宁之后自己的活动自我评价说:“在这场同不坚定分子和投降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同布哈林一伙和加米涅夫一伙进行的斗争中最终形成了列宁去世后我党的领导核心……它捍卫了列宁的伟大旗帜,使党团结在列宁遗训的周围并带领苏联人民走上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康庄大道。这个核心的领导者以及党和国家的领导力量就是斯大林。”在这本书的样本中原有这样一句话:“斯大林是今日的列宁”,斯大林觉得这句话不够有力,便亲自改成:“斯大林是列宁事业当之无愧的继承人,或者照我们党内的说法,斯大林是今天的列宁。”斯大林在书中特别加上了论述自己军事天才的文字:“斯大林进一步发展了苏联的先进军事科学,斯大林同志阐明了关于决定战争命运的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关于积极防御和反攻与进攻的规律、关于现代条件下各兵种和武器协同作战、关于坦克集群和空军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关于作为最强有力的兵种的炮兵等原理。在战争的各个阶段,天才的斯大林都能做出完全估计到形势特点的正确决定。”“无论在防御还是在进攻中都表现出斯大林的作战艺术。斯大林同志以天才的洞察力识破了敌人的计划,并予以反击。在斯大林同志指挥苏军的战役中,无不体现了军事作战艺术的光辉典范。”报告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党中央的一个特设委员会编写的,《斯大林传略》的原稿中写道:“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在他亲自直接参与下编写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斯大林觉得不满意,在出版时就改成:“1938年出版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该书由斯大林同志执笔并得到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的赞同。”赫鲁晓夫说,这本书把党的一切活动与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报告人问道:“难道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可以这样来写自己,可以把对自己个人崇拜搞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吗?”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对列宁不尊重,把一切都说成是斯大林起了主要作用。赫鲁晓夫还批评,斯大林亲自批准以自己的名字为大企业和城市命名,特别指出,斯大林于1951年7月2日亲自签署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在伏尔加—顿河上建造斯大林纪念塑像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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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74 报告的第六部分指责:“个人崇拜助长了党的建设和经济工作中错误方法的泛滥,导致了对党内民主和苏维埃民主的粗暴践踏,导致了单纯行政命令、各种畸形现象、对缺点的掩盖和对现实的粉饰。我国出现了大量的阿谀奉承者、好吹捧者和骗子手。”赫鲁晓夫说,斯大林几十年如一日,从不外出,只有1928年1月去西伯利亚了解粮食收购的情况。凡是稍微关心国内情况的人都看到了农业的严峻形势,斯大林却毫无觉察。“他仅仅从电影上去研究国内和农业情况。”他特别指责,斯大林1953年建议向集体农庄庄员加征400亿卢布税款。赫鲁晓夫说:1952年集体农庄和农庄庄员向国家交售的全部产品才得到262.8亿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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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76 赫鲁晓夫在报告的第七部分说:“我们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要归功于党及其为数众多的地方组织的组织工作,归功于我国伟大人民的忘我劳动。”“决非如个人崇拜盛行时期所试图描绘的那样是斯大林个人领导的结果。”他说:“斯大林晚年所形成的领导实践已成为苏联发展道路上的一个严重障碍。”接下来他又转变话题说:“有些同志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央政治局委员当初都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他们没有及时站出来反对个人崇拜,直到最近才这样做?”赫鲁晓夫解释说:“首先应该考虑到,政治局委员对这个问题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看法,最初他们许多人积极支持斯大林,因为斯大林是最坚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之一……可是后来,斯大林愈来愈滥用权力,开始迫害著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用恐怖手段来对付正直的苏联人。”那时“试图站出来反对毫无根据的怀疑和指控的做法,只会使反对者惨遭迫害”。为了说明当时的政治气氛,赫鲁晓夫举出布尔加宁一次在汽车里对他说的话:“有时候去见斯大林,他把你当成朋友叫去,你在斯大林那里坐着,却不知道过后会把你送到哪里去:是回你家还是进监狱。”赫鲁晓夫辩解说:“这种气氛使任何一名政治局委员都陷于极其困难的境地。”他又说,斯大林晚年用各种小组代替政治局,许多事情不经政治局讨论。斯大林荒唐地怀疑伏罗希洛夫是英国奸细,多年来伏罗希洛夫事实上被剥夺了参加政治局工作的权利。安德烈耶夫也被排除在政治局之外。斯大林有一套整治老政治局委员的计划。十九大以后成立了由25名委员组成的主席团,目的就是要搞掉老政治局委员。在十九大以后的第一次中央委员会上,斯大林在讲话中就给莫洛托夫、米高扬作了鉴定,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赫鲁晓夫断言:“不排除这种可能:假如斯大林在领导岗位上多待几个月,那么本次代表大会就不会有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的发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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