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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80 赫鲁晓夫滔滔不绝地讲了将近5个小时。一位与会者回忆道：“大厅里鸦雀无声，没有坐椅的嘎吱声，没有咳嗽声，更没有窃窃私语声。大家谁也不看谁，谁也不吭声——或许是因为意外，或许是出于惊慌和恐惧。所有人都深感震惊。”[50]报告结束后没有热烈的掌声，克里姆林宫的报告大厅里只有寥寥的掌声响起。赫鲁晓夫讲完以后，主持会的布尔加宁建议不要对报告进行讨论，也不要提问题。接着，根据布尔加宁的提议通过了如下决议：“听取了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赞成中央委员会报告的论点，并委托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继续采取措施，确保完全克服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格格不入的个人崇拜，消除其在党务、国务和思想工作的一切领域里所造成的后果，严格执行党的生活准则和由伟大列宁制定的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最后，布尔加宁强调：“目前还不能公布尼·谢·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以及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但是，这些材料将寄发给各级党组织。”[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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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82 应当怎样看待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怎样看待他对斯大林问题的揭露与批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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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84 赫鲁晓夫曾是斯大林的亲信，是斯大林领导圈子的人，对于斯大林执政时期的真实情况比较了解，深知问题的严重性，如果对斯大林执政时期的问题不向大会代表做出说明和交待，作为后继者就得不到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信任，就站不住脚。只有以斯大林为戒，避免重蹈覆辙，才能提高自己的威信，维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在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上，一般都是后一个朝代编修前一个朝代的历史，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汲取前朝衰落的经验和教训，表明新王朝代替旧王朝的理由，从而树立新王朝的权威。在实行领袖政治的苏联，却存在着另一种情况：列宁和斯大林去世后，新的领袖都是在激烈的争夺和斗争中产生。列宁领导党和国家的时间比较短，苏联的社会主义处于开创阶段，他去世后，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竞相发表演说和论著来阐释列宁的理论和策略，以表示自己对列宁事业的忠贞。最后，斯大林以他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与路线战胜了其他领导人，确立了自己的领袖地位。斯大林领导党和国家达30年，国家的建设事业和国防力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积累了大量的严重问题。斯大林之后，他的继承者则竞相批判斯大林，清理斯大林时期的各种案件，以表示他们与斯大林之不同。赫鲁晓夫采取了后发制人的策略，先搞掉着手清理斯大林政治案件的贝利亚，接着又解除了最先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的马林科夫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然后才把反对个人崇拜的口号同斯大林时期的大镇压等问题统一在一个题目下，做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虽然上面说到的这两种情况在性质和表现方法上不一样，但目的却有相似之处。赫鲁晓夫采取这一惊世骇俗的行动首先是出于维护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确立和巩固自己的领袖地位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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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86 要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内容做出客观公允的评论，就要对报告中揭露的事实和材料进行仔细的分析和核实。从上面的引述可以看出，赫鲁晓夫报告所揭露的事实和材料大体上来自几个方面：波斯佩洛夫委员会的报告及其他有关人员的报告；一些知情者提供的事实和材料；赫鲁晓夫及其亲近者的亲身感受。报告中确实有未经核实的事实，如关于对基洛夫谋杀案的怀疑与推测；也有明显带着主观情绪的地方，如说斯大林按照地球仪指挥战争、依靠电影指导农业等；也有为自己进行辩解的说词，如关于哈尔科夫战役失利原因的解释等。不过，经过苏联共产党对有关案件的复查，包括二十大以后继续审理各种案件，戈尔巴乔夫时期对大镇压的复查，以及学者对斯大林时代历史的研究（包括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填补历史空白点），直到苏联解体以后根据档案进行核对，证明赫鲁晓夫的报告揭出的事实大部分有根据，完全没有根据的很少。而且，赫鲁晓夫报告所揭露出的事实只是斯大林时期实际存在的一部分。大镇压是赫鲁晓夫揭露的头一个问题。波斯佩洛夫委员会已报告了1935～1940年以反苏活动遭到逮捕和处决的总人数、1937～1938两年被逮捕和被处决的人数，赫鲁晓夫报告并没有引用这些数字，只讲了1934年以后对党的干部的镇压，举出十七大代表和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遭到镇压的数字。十七大一半代表和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70%遭到镇压，这个数字确实惊人，但同1935～1940年镇压总人数比较，则是一个很小的数字。根据戈尔巴乔夫时期对30～40年代及50年代初镇压材料的复查证明，实际镇压的人数要比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报告的数字更大。苏共中央政治局1988年12月25日的《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的简要报告》说：“现已重新审查了涉及1586104人的1002617件具有镇压性质的刑事案件。根据这些案件1354902人获得平反，其中包括非执法机关案件的1182825人。”“研究国家安全机关文献资料确定，1930～1953年间根据由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等机关起诉的刑事案件有3778234人受到镇压，其中被判极刑（枪决）的786098人。在被镇压的人中间由执法机关判处的1299828人（其中枪决129550人），非执法机关判处的2478406人（其中枪决656548人）。”“尚未重新审理的有1575958件，涉及2192130人，其中非执法机关受理的738866件，判处1097293人（其中枪决395125人）。”报告说：“所有非法院判决的受害者将自动恢复名誉。”[52]这个报告既说明了斯大林时期镇压的巨大规模，也说明镇压严重的非法性。赫鲁晓夫报告没有涉及大镇压总人数，也没谈到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以工业党、劳动农民党等名义对科技知识分子的镇压，也没谈到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对广大农民的残酷镇压。据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核实，1929～1933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逮捕了被划为富农的51.9万人，追究刑事责任；1930～1931年间将356500农户、总人数168万人从苏联欧洲部分强制迁往北部地区和西伯利亚。[53]事实表明，对斯大林时期的大恐怖、大镇压决不能用“肃反扩大化”给以简单化的概括。关于斯大林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种种错误，是按照赫鲁晓夫自己的思路加进去的，是赫鲁晓夫揭露的第二个大问题。而就在这一部分讲到战前斯大林对军队干部的镇压时只是笼统一提，并没有涉及镇压的具体情况。实际上那次镇压对苏联红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具有摧毁性，30年代的5位元帅3人被枪杀，16名集团军司令、副司令15人被枪杀，67名军长中60人被枪杀，199名师长中136人被枪杀，4名海军高级将领全被枪杀，6名海军上将全被枪杀，15名海军中将9名被枪杀。全部17名集团军政委、副政委及29名军级政委中的25名牺牲。这一镇压与战争初期的严重失利有直接关系。关于斯大林的错误所造成的后果，赫鲁晓夫也只是说，如果没有那些错误苏联在战争中的牺牲会少得多，并没有指明苏联损失了多少人。在赫鲁晓夫时期，已经知道反法西斯战争中苏联共牺牲了2100万人（斯大林时期宣布苏联战争中死亡700万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个数字增加到2700万。相比之下，德国在那次战争中总共死亡600万人，胜利者比战败者牺牲的人数要多好几倍。这就涉及关于评价战争胜否的标准问题，从消灭敌人、保护自己的战争基本原则来说，斯大林领导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付出的代价不是太惨重了么？！关于战争后期强迫迁徙少数民族问题，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只提到5个民族，而实际上全体被迫迁徙的有13个民族，如果包括部分迁徙的在内，则涉及23个民族。所以，斯大林的错误确实是相当严重的，他给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的损失是无法比拟的。如果不深入研究事实，不顾错误所造成的后果，仅仅以“功大于过”、“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等概念进行评论，难免曲解问题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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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88 赫鲁晓夫的这一行动并不违背共产党提倡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自律原则和不断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的要求。斯大林的错误及其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造成的严重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如果赫鲁晓夫不站出来进行揭露，以后还会有其他人起来揭露。作为历史学家，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如果把苏联解体的原因还往赫鲁晓夫身上推，就太缺乏历史意识了。应该看到，赫鲁晓夫这一行动包含着很大的潜在的积极的启迪意义。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甚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赫鲁晓夫第一次以批判的态度对待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史，特别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严重后果予以揭露与批判，这就为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与教训、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我们知道，在此之前，苏联官方的舆论工具一直给人民灌输这样的观念：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苏联共产党为之奋斗的事业代表着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美好的社会制度。同时还宣传，党的领袖代表和体现着党的意志，是真理的化身。在斯大林时代，斯大林被尊崇为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尤其是通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学习和宣传，把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说成唯一正确的理论，把斯大林在特殊的条件下为苏联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斯大林提出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说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路。是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战胜一切敌人，取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个又一个胜利的。不仅斯大林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神，苏联的社会主义也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天堂”。经赫鲁晓夫对苏联实际存在的严重负面现象这么一揭露，不仅破除了人们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而且也使人们对苏联，对社会主义制度有了比较实际的认识。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围绕如何评价斯大林的功过、如何看待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社会主义要不要改革、如何改革等重大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这些讨论推动各社会主义国家进一步探索符合本国情况的道路。这就是赫鲁晓夫报告不可否定的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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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90 不可否认，赫鲁晓夫的报告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问题。他把斯大林的错误概括为“滥用权力”、“专横暴虐”、“恣意妄为”，“践踏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苏维埃法制”，把它归结为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严重后果”。赫鲁晓夫并没有认真分析产生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社会和历史根源，仅仅把造成问题的原因简单地归之于斯大林的“粗暴、任性、不容人”的个性和“病态的疑神疑鬼”、“迫害狂”心理以及“自大狂”、“不容异见”、“贪权”、“残暴”等不良品质。而且他说：“斯大林极重的猜疑心被卑鄙的奸细、可恶的敌人贝利亚加以巧妙地利用。”人的性格、品德、心理状态对人的行为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特别会影响大人物做出的决策和选择。但是，有这些缺点和毛病的斯大林怎么就做了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为什么就接受他并容忍他的执政达30年？这里当然既有社会和历史的原因，也有制度上的原因。在俄国历史上不只产生一个斯大林这样的人物。俄罗斯人崇拜皇权，追求大俄罗斯的强国主义，他们迷信超凡脱俗的个人，缺乏个体的主体意识，缺乏民主的素养。这乃是产生斯大林现象的历史和文化根源。从社会制度上说，布尔什维克在建党初期就放弃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民主原则，确立了民主集中制，实际上就是集中主义的原则，党的领袖就是党的意志和权威的体现。斯大林执掌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以后，党和国家制度进一步极权化，斯大林成为至高无上的主宰。对他的个人崇拜就是在这样基础上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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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92 赫鲁晓夫在口授报告稿和做秘密报告的时候，极力想解释清楚：政治局委员们为什么没有阻止斯大林错误的发生？但是，他解释得很蹩脚、很费力，因为在他的头脑中有一个迈不过去的门槛，那就是既要批判斯大林，又不能触动党和国家的制度，还要为政治局委员、为他自己开脱和辩护，所以只能千方百计地把一切责任推到斯大林身上，推到贝利亚身上。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欲盖弥彰。有句名言说得好：德国皇帝的不好，要在德国臣民身上找原因。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被崇拜者有责任，崇拜者也有责任。斯大林时代发生的这一切严重错误和罪行，斯大林要负主要责任，但领导集团的每个人都有一份责任。当年他们唯斯大林之命是从，不仅积极拥护，而且竭力颂扬，他们实际上都是斯大林政策的积极推行者。在上面提到的戈尔巴乔夫时期关于大镇压复查报告中就罗列了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贝利亚、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马林科夫、米高扬、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安德烈耶夫、柯秀尔、苏斯洛夫等12人参与大镇压的具体活动及其罪行。这些人中，不仅有现在对揭露大镇压持反对和怀疑态度的，也有对揭露持积极态度的，也有被斯大林镇压或者被排挤的。作为斯大林当年的亲信，现在有所觉悟站出来对他进行揭露和批评，也应该进行自我批评，如果把一切错误都推给斯大林，把一切功劳都记在自己身上，就不是一个真正的负责任的政治家。正因为赫鲁晓夫采取这样的不正确态度，他也就不能正确总结经验，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后来又重蹈覆辙，犯唯意志论错误，搞对自己的个人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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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94 赫鲁晓夫在报告的最后还讲了这样一段话：“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上面讲到的一切都是斯大林生前、在他的领导下、经他同意搞起来的，而且他深信这是为捍卫劳动人民的利益、使之免遭敌人的暗算和免遭帝国主义阵营的攻击。他是从捍卫工人阶级利益、劳动人民利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立场出发看待一切的。不能说这是刚愎自用者的行为。他认为，为了党的利益、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了捍卫革命成果，需要这样，这才是真正的悲剧！”这段话充分表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评论的基本态度，他没有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对斯大林的批判留有余地，预示着在未来的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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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99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1706460339]

1706471400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国内外的强烈反响与苏共中央的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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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402 关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有人回忆说，他是照本宣读的，有人则说，他登上讲台后便抛开讲稿“自由发挥”。据俄罗斯国家档案馆的说法，这次报告没有录音也没有速记记录，因此，无法辨析这些相互矛盾的说法。在苏共中央档案中有一份《可以得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外国共产党领导人名单》，列入名单的有参加二十大的11个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和法、意两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团长朱德、陶里亚蒂等。文件说：“应在1956年2月27日将文件交给中央对外联络部切尔诺夫，并由其转交给上述名单中指定的同志们。”文件指明：“文本在他们离开莫斯科之前收回。”文件注明：“打印30份”。[54]这表明，名单上的这13个人是最先看到秘密报告的外国人；从时间上推测，他们看到的可能是按赫鲁晓夫在大会上宣读的原稿打印的。赫鲁晓夫3月1日向主席团委员、候补委员分送了拟下发各级党组织的报告文本。这个文本在文字上做了润色和加工修改：注明摘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和其他著作语录的出处以及某些文件通过日期，加入了报告人离开报告稿的插话，并指出代表们对报告某些论点的反应。1989年《苏共中央通报》第3期公布的就是这个修订本。[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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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404 3月5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做出向下传达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决定：①建议各州党委、边疆区党委和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让全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及工人、职员和集体农庄庄员中无党派积极分子，了解尼·谢·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②向各级党组织分发的报告文本加上“非刊登用”，同时取消“绝密”标志。[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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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406 就在决定向下传达赫鲁晓夫报告的当天，格鲁吉亚共和国首都第比利斯首先产生反响。3月5日，正是斯大林逝世三周年纪念日，一批学生举着斯大林的画像和花圈，号召人们为斯大林致哀，沿中央大道到列宁广场，向斯大林纪念碑献花圈。第二天，群众性的纪念活动继续出现。格鲁吉亚共产党的领导人面临十分尴尬而难措手足的局面：既要按中央要求传达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又要面对悼念斯大林的群众活动。3月6日下午4时，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开会，第一书记姆扎瓦纳泽在简短的讲话中号召与会人员贯彻二十大决议，然后由中央书记姆切得利什维利传达“关于个人崇拜”的文件。3月7日，国立大学学生开始停课，其他学院的学生也表示支持，部分中学生也参加进来。学生们的游行队伍仍然沿中央大道向列宁广场前进，高呼“光荣属于斯大林”等口号，中途在市苏维埃大楼附近停留，朗诵了关于斯大林的诗歌，高唱颂扬斯大林的歌曲。3月8日，游行队伍的数量进一步增加，出现了满载人的卡车。斯大林纪念碑前摆满了花圈，广场上开始有人发表演说。示威者要求市苏维埃门前重新挂出不久前撤去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画像，也要求高加索军区司令部大楼挂出列宁、斯大林画像。广场上安装了麦克风和扩音器，一些人上台轮流发表演说，邀请诗人朗诵颂扬斯大林的诗歌。群众运动中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情绪，实际上把反对的矛头指向赫鲁晓夫。据赫鲁晓夫1956年7月10日同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会谈时说：第三天，人群中喊出了“为斯大林和贝利亚平反”、“打倒赫鲁晓夫、米高扬和布尔加宁”、“组成莫洛托夫政府”等口号。[57]3月9日，参加活动的不仅是青年，也有成年人，一些工人也停工参加进来。大街上的一些大楼门前挂上了列宁、斯大林画像，还出现了降半旗的做法。共和国报纸《共产党人》和《东方曙光》都发表了纪念斯大林逝世三周年的社论，刊登了斯大林和列宁的照片。各企业、机关、学校召开了纪念大会。其他城市哥里、库塔伊西也召开了大会。中午1时，姆扎瓦纳泽在列宁广场发表了讲话，宣布人们的“请愿”会给予研究并得到答复。与此同时，根据莫斯科的指示，党政方面发出了《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格鲁吉亚共青团中央的告居民书》，用大功率的扩音器在全市播放。告居民书说：这几天是第比利斯劳动人民缅怀和哀悼斯大林的日子，“劳动者们前往广场斯大林纪念碑前寄托哀思，这种感情是完全自然的和可以理解的”。但是，竟出现了一些破坏分子和挑唆者企图利用格鲁吉亚人民的儿女的哀伤之情，胡作非为，破坏社会秩序，破坏正常生活。号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所有爱国和珍惜社会主义事业的人立即恢复秩序，制止破坏分子的破坏和挑唆活动。就在这天晚上11时，发生了军队同部分活动参加者之间的冲突，后来当局用坦克驱散列宁广场上的人群。部队包围了公园，并动用了武力，有人被打死。10日早晨，第比利斯市贴出了《第比利斯市卫戍司令部的命令》：“近日来第比利斯市内有人破坏公共秩序，破坏企业学校的正常工作和第比利斯市的城市生活”。为此，“特命令第比利斯市警备长马库舍夫中校自1956年3月9日24时起实行军队巡逻。”[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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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408 在其他地方传达赫鲁晓夫报告的时候也出现了知识分子的抵触情绪。1956年3月23日，苏联科学院热工学研究所召开非公开的党员大会，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些科技知识分子在讨论中指出，秘密报告是一个对党、二十大、中央委员及其领导人进行诬蔑诽谤的报告。也有发言者根据秘密报告尖锐地指责苏联的制度。初级研究员Р.Г.阿瓦洛夫说：“人民的力量太弱，所以一小撮人得以建立起自己的专政……只有人民拿起武器，才是消除我们生活中的这些有害现象的根本措施。”技术员Г.И.谢德林说：“我们总是说党的力量和人民的权力，过去没有过，现在也没有。我们跟着斯大林一起走向法西斯主义……我们现在还在重复个人崇拜，吹捧赫鲁晓夫。代表大会上没有讨论他的关于‘合理崇拜’的报告……赫鲁晓夫把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实强加于我们，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代表大会上没有把这一切搞清楚。”初级研究员斯莫利亚金说：“真是让人困惑莫解，为什么在代表大会上不讨论关于个人崇拜问题。也许我说得不对，不少党员丧失了独立性和党性……对于许多人来说，党票是得到生活中好位置的手段。”初级研究员Ю.Ф.奥尔洛夫的发言成了这次党员大会讨论的中心议题。他说：“我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又是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可能是不正确的，但是为什么不能同奴隶社会进行比较呢？……我们这里出现了这种情况，所有制属于人民，而政权却属于一小撮坏蛋。……我们的党奴才性十足，大部分党员看风使舵，二十大就是这样。……最高苏维埃会议给人的印象是可怜巴巴的。代表大会没有讨论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让人觉得好笑。我们党还是那老样子：阿谀奉承，拍马屁，我们的国家和党的机关中这样的人比比皆是。办报刊的是一些骗子和看风使舵的人，国家安全机关培养了一些打手。”许多与会者发言，对奥尔洛夫的发言表示支持。主持会议的人试图扭转话题没有成功。会议参加者的发言被立即报送中央委员会。奥尔洛夫被叫到热工学研究所政治处，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且说他在1946年就有这些想法。会议的情况引起了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注意，为此专门通过了《关于苏联科学院热工学研究所某些人在讨论二十大总结报告的党员大会上进行恶意攻击的决定》，Р.Г.阿瓦洛夫、Ю.Ф.奥尔洛夫、В.Е.涅斯捷洛夫、Г.И.谢德林被指控“鼓吹虚假的资产阶级自由”，攻击党和苏维埃机关，犯了自由主义。他们被开除党籍、责令该研究所的所有党员必须重新登记，研究所政治处主任被撤职。这只不过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契卡洛夫、基辅、萨哈林也发生了类似事件。实际上全国都有类似的“自由主义”议论。[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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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410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早在2月底或3月初就在国外开始传播。据南斯拉夫伏克曼诺维奇·泰波回忆：“将近2月底的一天夜晚，铁托临时召集了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成员，向我们宣读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3月10日，美国驻苏大使查理·波伦第一次听说有这份报告，传闻来自英国共产党《工人日报》的通讯记者。第二天，一位美国教授也证实了这一传闻。他刚去探望过他的苏联父亲，他父亲曾给苏共中央一名成员治过病。几天后，在外国新闻记者和外交官那里工作的苏联人员开始谈论他们在党的积极分子会上听到的消息。在西方报纸上，第一篇关于秘密报告的报道出现在3月16日的《纽约时报》上，由该报驻莫斯科的通讯记者写的，有好些材料还不准确。第二天，一篇由路透社发出的波恩快讯则更准确的勾勒出报告的粗线条。[60]3月14日，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在意共的一个文艺性刊物《新主题》上就苏共二十大发表了长篇谈话。他反驳了那些指望苏共二十大所开辟的民主发展进程将是西方的民主制度在苏联东山再起的谬论。同时，他就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评论说，对今天受到谴责的那些错误不仅仅是个人事情，而且和苏联生活的现实有密切的关系，把斯大林的缺点当作所有问题的根子加以抨击，而且局限于“个人崇拜”，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看问题。陶里亚蒂把个人崇拜现象的存在看作苏联制度的某种“蜕化”。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共产党要求做出解释：在苏联制度下为什么会产生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斯大林犯错误时现在揭发他的领导人干了些什么？3月18日，《真理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个人崇拜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这篇公开宣传苏共二十大精神的文章，实际上等于承认了秘密报告的存在。4月15日，中国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讨论而撰写的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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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412 看来赫鲁晓夫等事先并没有预料到秘密报告会引起国内外如此强烈的反响，也没有作好应对的准备。开始，赫鲁晓夫对国内出现的突出问题进行了一下处理，在大的方向上仍然按照大会的决议，采取继续克服个人崇拜后果的措施。3月1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做出了《关于审理因政治、职务和经济犯罪服刑人员的案件》的决议。决议说：“在监禁地至今仍然关押着大量的人员，他们是被毫无根据地指控犯有反革命罪行和依据虚构的案件被判有罪的人员。还有一部分被关押的人员，把他们与社会隔离开并不是因为国家和社会安全的利益，尽管他们犯了政治性质的罪行，以及职务和经济罪行。”决议认为，以普通的方式，通过司法机关审理上述人员的案件，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为了从监禁地尽快释放上述人员，苏共中央委员会决定成立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专门委员会，其任务是：与犯人进行私下接触，审查各监禁地现有的案卷和其他能够证明罪犯在被逮捕前和在监狱中行为表现的材料，在必要的情况下，还可以索取并审理调查和诉讼案卷。委员会可以当场做出释放那些被错误判罪，以及没有必要继续关押的人员的最终决定；做出关于缩减那些被判不相称的处罚的监禁期限的决定，或者在由罪犯的亲属个人和社会组织担保的情况下做出释放他们的决定。苏共中央委员会还委托上述委员会审理关押在劳动教养院里的所有未成年人案卷，在必要的情况下决定关于释放他们，或者把那些没有必要继续关押在劳动教养院里的未成年人交给其父母或者亲友托管。该委员会审理案卷是一次性措施，应该在1956年10月1日前结束这项工作。允许委员会吸收各地方内务部机关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参加提交委员会审理的材料的准备工作。责成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委员会、苏联共产党边疆区委员会和州委员会，确保为那些从监禁地释放出来的人员及时地安排工作，并为他们创造生产、日常生活和居住条件。决议规定：祖国的叛徒、从事恐怖行动的人员、破坏分子、从事间谍活动和敌对活动的人员、反革命的民族主义地下组织的组织者和积极参加者以及因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杀害和残酷折磨苏联公民而被判有罪的讨伐队员，不属于被释放人员之列。不属于被释放之列的还有如下人员：因土匪活动和蓄意谋杀被判有罪的人员、抢掠犯、惯贼、凶恶的流氓分子、社会主义财产的重大盗窃分子以及因捏造虚假的刑事案件被判有罪的人员和其他特别危险的罪犯。为了贯彻执行这一决议，决定由А.Б.阿里斯托夫（委员会主席）、Н.М.别戈夫、Р.А.鲁坚科、Н.П.杜多罗夫、И.А.谢罗夫、К.П.戈尔舍宁、В.В.佐洛图欣和З.А.博尔德列夫组成苏共中央的委员会，对审理因政治、职务和经济犯罪服刑的人员案件的工作实行监督，并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会提供帮助。[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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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414 在4月5日的主席团会议上决定：将在6月4日召开中央全会，由谢皮洛夫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改善思想工作的任务》的报告。从报告的题目可以看出，这次中央全会是要清除贯彻二十大决议的思想障碍。[62]40年后，人们在苏共中央档案中发现一份朱可夫元帅题为《军事思想工作的形势和任务》的发言稿，签注的日期是1956年5月19日。朱可夫在给赫鲁晓夫的短信中说：“现向您呈送我在即将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上的发言稿，请审阅并提出自己的意见。”[63]显然发言稿是根据赫鲁晓夫的布置准备的。发言稿的开头就说：“在某些同志中有关于不宜继续和深入重提与个人崇拜有关问题的意见，因为按他们的意见，深入批评与个人崇拜有联系的问题会给党的事业、给我们的武装力量带来危害，会降低苏联人民的威望，等等。”“我认为，类似的情绪是不同意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这段话表明，在领导集团内对继续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存在着不同意见。朱可夫在发言稿中说：“个人崇拜的广泛蔓延是在与卫国战争有联系的许多问题上开始的。”“直到最近，我们国家的军事思想工作依然是个人崇拜盛行”。朱可夫是卫国战争中最著名的将领之一，卫国战争前夕和初期任红军总参谋长，后来担任方面军司令员、副最高统帅，组织和指挥了莫斯科、斯大林格勒、攻克柏林等重大战役，对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有卓绝功勋。赫鲁晓夫让他在中央全会上就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作用问题作一次系统发言，这将比赫鲁晓夫自己在这方面的讲话更具权威性，显然要进一步推动对个人崇拜的揭露与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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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416 朱可夫的发言稿对斯大林在战争前夕和战争中的作用以及他的军事理论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与评论。虽然这个发言稿是应当时的政治斗争需要准备的，由于中央全会没有如期召开朱可夫未得到发言机会，但它对研究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思路变化是一份重要资料，而且发言稿对研究苏联卫国战争史也有重要价值，不妨作如下引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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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418 朱可夫说：“在对斯大林的功绩、毅力和组织工作给予应有的评价的同时，我应该说，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解释战争方面导致的结果是：我国人民的作用、党和政府的作用、我们武装力量的作用都被降低了，斯大林的作用被过分夸大了。”“为了赞扬斯大林，粗暴的歪曲一系列历史事实，隐瞒失败、错误、缺点及其原因”。朱可夫首先从战争初期遭受的重大失败和巨大损失及其原因说起。他说，战前一直宣传“我们的国家始终不渝地准备给任何侵略者以毁灭性的回击”。“但是我国的国防准备的实际情况距离这些夸耀却相差甚远”。战争前夕，部队的组织和装备都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组建机械化军为时过晚；空军的质量比德国低得多，缺乏机场，飞机极其密集地停放在容易遭受攻击的边界地区；炮兵和高射炮缺少牵引力，致使军队退却时抛弃了很多火炮；“总参谋部没有最终的和经政府批准的作战及动员计划”。他也谈到，斯大林对军事干部的怀疑态度给武装力量带来巨大的危害。“在苏芬战争和远东事件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我国和我军的战备薄弱方面，不仅没有克服，而且更为严重”。“斯大林轻视法西斯德国对苏联进攻的明显威胁”。除了赫鲁晓夫报告中通报的资料外，朱可夫举出了总参谋部向政府提供的德国军队在边界附近集结情况的报告。他有意地特别引用了总参谋长给政府首脑莫洛托夫的一份报告，他说：“政府没有对这一报告采取任何切实可行的措施”。朱可夫还批评了战争爆发前一周，也就是6月14日塔斯社公告中所宣布的：“根据苏联资料，德国如同苏联一样始终不渝的遵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关于德国企图撕毁条约和准备进攻苏联的传闻纯属无稽之谈”，把苏联人民、党和军队引入迷途。朱可夫甚至提供了这样的事实：6月22日3点15分，德国人在全线开始了军事行动，3点25分，朱可夫向斯大林报告了这一重要情况，并和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请求批准向军队发出实施相应抵抗行动的命令，斯大林竟以“这是德国军人的挑衅”，不许开火，到6点30分还不允许采取反击行动，结果使敌人“把主动权牢固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的部队在战略方向上遭到失败、退却和在许多地区被包围”。朱可夫指责：“从战争发生第一分钟起，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国家最高领导人表现了对国土防御指挥的完全张皇失措。”他批驳所谓的“积极防御战略”说，“斯大林实际上没有这样的决定。”“积极防御理论”是为掩盖战争开始阶段失败的真正原因而提出的。接着，在“斯大林对待我们武装力量人员的态度”的标题下，朱可夫批评斯大林竭力把战争初期的失利的所有罪过推到武装力量人员身上。他认为，组织对西方方面军指挥人员的审判，枪毙方面军司令员帕夫洛夫、参谋长克里莫夫斯基、通信兵主任格里戈里耶夫和其他一些将领，以及毫无根据的指控集团军司令员卡恰洛夫向敌人投降，其目的就是为了洗刷自己的罪过和转移人民对没有做好国土防御准备、错误指挥而遭受的失败的不满情绪。朱可夫指出，在战争初期，尽管军队处于独立作战的境地，士兵和军官总的来说，顽强战斗，不怕牺牲，给敌人以重大打击。他认为，战争的第一阶段不应称作“苏联武装力量的积极防御时期”，应该正确地叫做“退却和破坏法西斯‘闪击战’计划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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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420 接下来，朱可夫发言稿批评了所谓“斯大林战役”和“斯大林的军事科学”的不实宣传。他指出，由各兵种在辽阔的国土上进行的现代化方面军战役或方面军群战役，不是一个人能够考虑、盘算、计划和实施的，而后来却把许多战役都命名为“斯大林战役”。朱可夫不否认斯大林曾设计并坚持了一些战役，但“这些战役都造成严重后果”。除了赫鲁晓夫报告中说到的，朱可夫举了几个实例：一个是损失严重的波罗的海沿岸利耶帕亚地区的战役，由于战役失败，斯大林撤换了3个方面军司令员；一个是华沙北部战役，由于盲目进攻造成成千上万人员死亡。他还举出在敌人向莫斯科扑来的严重时刻，斯大林硬是命令正在担任指挥任务的朱可夫和布尔加宁分别去夺回杰多沃村和红波利亚纳两个小据点，结果造成敌人从另外地区突破、向莫斯科猛攻的危险局面。朱可夫批评“为了迎合个人崇拜，我们这里根深蒂固的风行一种认识，认为苏联军事科学是斯大林重新制定的。”在《军事科学百科词典》中，把前人的格言和人所共知论点说成斯大林的天才发现。另外，把战争初期证明是错误的“反攻”奉为神明确立为未来进行战争的可能方法。朱可夫指出，苏联的军事科学是由党和国家领导人、军事活动家、军事科学工作者集体创建的。“迄今在军事工作的许多方面，特别是在军事理论和军事历史方面都打上了个人崇拜烙印”，战争已经过去11年，还没有一部能历史地、真实地总结卫国战争的书。个人崇拜实际上束缚了军事干部创造性的思想，应当使我们的军事科学首先面向现代化和远景发展的任务。他提出，应当重新出版伏龙芝和其他军事理论家的著作，还要重视资产阶级军事科学、外国的军事思想、军事技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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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422 朱可夫发言稿的最后一个标题是“关于消除对从法西斯俘虏营返回祖国的前战俘的不正确态度”。朱可夫第一次提出斯大林时代这一重大问题。战争初期由于上面提到的情况，相当数量的苏联军人陷入包围，违心的当了俘虏。斯大林既不考虑被俘时的情况和当俘虏时的表现，也不考虑从俘虏营中逃出来的事实，不分青红皂白，未经法庭审判，把这些人一律送往惩戒营。战后返回祖国的绝大多数被俘人员都受到从流放到特殊居住地到处以极刑的各种惩罚。这样的做法当然是很不人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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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424 朱可夫的发言稿送上去了，而中央全会的日期却一改再改。在5月7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决定，鉴于在1956年5～6月计划召开最高苏维埃会议、经互会会议和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共产党领导人会议，委托苏共中央书记处重新确定苏共中央全体会议召开的日期。6月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做出决定：将苏共中央全会推迟到秋季举行，认为必须以苏共中央委员会名义起草一封总结党组织对苏共二十大决议讨论情况的信函，发给党的全体基层组织。信函委托中央书记勃列日涅夫牵头起草。由于中央全会没有如期召开，朱可夫也就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发言稿便在党中央的档案库中搁置了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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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426 发生这一变化的原因，除了上面说到的具体情况，主要是国内外对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反应越来越强烈。6月4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同一天，《纽约时报》刊登了这份秘密报告的全文。苏联当局调查发现，是华沙一名记者从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那里拿到这个小册子。赫鲁晓夫怀疑是波兰共产党中央书记罗曼·萨姆布罗夫斯基泄露出去的。这名记者意识到，这是一份轰动性材料。他用了几个小时，将小册子复印，然后将复印材料寄给了住在以色列的亲戚。随后报告又从那里转到美国记者的手里。秘密报告立即引起了全世界各国媒体的转载和评论。共产主义营垒出现极大的疑惑与混乱。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透露的有关苏联的内部消息或负面材料，苏联官方一般都会予以批驳，称作“诬蔑”或“谣言”。各国共产党也都会跟着苏联的调子为其辩护。现在，竟从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的口中说出了大量鲜为人知的事实。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政治家、学者便把这些事实同苏联的社会制度联系起来分析，指出其社会制度的固有缺陷。国际共产主义营垒中的一些大党，如中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法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或机关报先后发表重要的评论，对苏共的做法和斯大林问题做出自己的解释。有些党还派出代表团同苏联共产党进行谈判。一些国内力量比较弱的党，由于一直跟着苏联的舆论走，现在感到很尴尬，遭到很大压力，要求苏共做出解释。在苏共中央的档案中保存着各驻外使馆关于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反应报告。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发表了大量的评论和决议。苏联国内也出现了不同意见的争论，而且意见日趋尖锐。在这种情况下，苏共中央主席团改变了方针，由“放”转到“收”，由继续批判斯大林转变到全面评价斯大林和纠正国内出现的一些危险倾向。为此采取了两项新举措，一项是通过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另一项是发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全体党组织的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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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428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于6月30日通过，7月2日在《真理报》公布。[64]这是一份主要对外宣传的文件，充分体现了赫鲁晓夫所处的时代特征及其思想和文风，竭尽自我宣扬和自我辩解。决议首先对苏共二十大的意义进行了夸张的宣扬，说：二十大“标志着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阶段”，“为一切工人阶级政党共同努力防止新战争威胁、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开辟了新的远景”；决议“得到全党、全体苏联人民、各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劳动人民、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千百万人的完全拥护和热烈支持”，“引起了蓬勃的热情、新的旺盛的创造性主动性和革命毅力”；“苏联人民在执行二十大的决议中，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各方面取得了新的卓越的成绩”。党的二十大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创议，大胆公开的说明个人崇拜的严重后果和斯大林生平后期所犯的严重错误，进行自我批评，再一次表明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力量的巩固性。“资本主义国家的任何一个执政党决不敢这样做”。文件说，大会的决议引起了帝国主义营垒“惊慌失措”。美国帝国主义集团围绕着苏联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而大肆叫嚣，广泛进行诬蔑性的反苏宣传，企图把水搅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制造混乱。决议强调，不管有多么痛心，引起暂时困难，相信将会有巨大的良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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