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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的第二部分解释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产生的原因以及现在的领导人为什么当年没有公开反对斯大林、没有解除他的领导职务两个问题。关于前一个问题,文件的作者显然费了很大心思,企图说出一些能够说服人的道理来。决议认为“应该既考虑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处的具体的客观历史条件,也考虑到同斯大林个人品质有关的某些主观因素”。决议强调,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25年时间里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下,曾经有东西方敌人的武装干涉、十字军讨伐、法西斯的战争威胁,苏维埃国家必须竭尽全力加强国防,同敌对的资本主义的阴谋进行斗争;而在国内进行着长期残酷的阶级斗争和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斯大林领导党进行了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斗争,采取了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文化革命的方针。“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需要有铁的纪律,需要不懈的提高警惕性,需要有极其严格的集中领导,不得不对民主做一些限制”。决议承认,斯大林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理论家和大组织家,在这些政治和思想斗争中,斯大林获得了绝大的威信和声望。“但是,我们一切伟大的胜利从此被不正确地同他的名字联系起来,党和国家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对斯大林的颂扬,使他冲昏了头脑。在这样的情况下,逐渐形成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决议说,斯大林的一些个人品质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个人崇拜的发展。列宁就曾批评过他,后来,“斯大林过分的高估了自己的功绩,相信自己不会犯错误”,他把特殊情况下对民主的限制变成党内和国内的生活的准则,粗暴的践踏列宁的领导原则。决议指出,斯大林关于苏联愈向社会主义前进,阶级斗争就愈尖锐的错误公式,也起了很坏的作用。在严酷的斗争条件下形成了国家保安机关变为由斯大林个人监督,在帝国主义代理人贝利亚窃取了保安机关的领导职务后,苏维埃法制遭到破坏,发生了大规模的镇压,许多正直的共产党员和非党苏联人无辜受难。关于后一个问题的回答,作者同样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一方面强调,“不能说没有反对过那些与个人崇拜有关的、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的不良现象”。比如,在战争期间,斯大林的独断独行曾经受到大大的限制,违法和专横等等不良现象曾经大大地减弱。另一方面又辩解说,斯大林在苏联人民心目中是一个始终保护苏联、反对敌人的阴谋、始终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人,反对斯大林就会被看作反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行为。这一切也使反对当时发生违法现象的斗争得不到人民的支持的危险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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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的第三部分集中反驳了把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的观点。决议说:“如果从过去存在个人崇拜的事实做出苏联的社会制度有了什么改变的结论,或者从苏联社会制度的本质中寻找这种崇拜的根源,那将是严重的错误。”尽管决议不得不一再承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给党的事业和苏维埃社会造成严重损失”,“给党和人民造成很大祸害”,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积极创造性,但还是硬着头皮声明,它“不能改变而且也没有改变我们社会制度的本质。任何个人崇拜都不能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决议不仅反驳了那些认为个人崇拜是由于这一制度不民主的议论,把这种说法统统归诸敌对言论,而且也批评了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提出苏联社会是否已经走向某种“蜕化”形式的疑问,说他没有事实根据。决议提出的最主要的论据就是,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社会本质。苏联的生产资料属于人民,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手中。认为个别人物,包括像斯大林这样的大人物在内,能够改变我国的社会制度,那就是完全违反事实、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违反真理,陷入唯心主义境地。决议坚决否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由于苏联不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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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这个决议比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要站得高些,对斯大林的评价也比较全面,对于个人崇拜产生的原因,不只指出斯大林个性和个人品质方面的原因,也分析了客观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但是,由于决议的作者既要把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严重后果同苏联共产党、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分割开来,既要批评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又不能损害党、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形象,既要指出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又不能否定苏联在他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既说个人崇拜限制了苏联的民主,破坏了法制,又要为苏联的民主与法制制度进行辩护,因而便导致了逻辑上的一系列混乱,矛盾百出,往往不能自圆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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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发表后,虽然得到一些兄弟党的赞扬与支持,但是,许多党却围绕对斯大林的评价和对苏联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苏共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突然揭露”,提出了一系列疑问。7月10日,赫鲁晓夫同到访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进行了会谈。意共中央书记贾恩卡洛·巴耶塔谈到,意共对揭露个人崇拜“没有准备”,“经历了一个混乱时期”,在工作中引起“休克”。赫鲁晓夫辩解说:“做出这个问题的决定不是在筹备代表大会时,而是在大会进行过程中,因此我们就没有机会与兄弟党协商,并在对待斯大林的态度上使肯定和否定的两个方面保持足够的平衡。”[65]原来,赫鲁晓夫把做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报告决定的时间有意推迟到代表大会召开以后是为了对付各国共产党对这件事的指责。为了保持对外宣传的口径,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也就继续采用这一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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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中央主席团7月6日通过了勃列日涅夫起草的《关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决议讨论情况和对代表大会决议执行进程》的致全体党组织的信函。[66]如果说6月30日的“决议”主要是对外宣传的,那么,这封发给全国各级党组织的信函则主要是对内的,针对二十大决议讨论中出现的一些激烈意见,要求各级党组织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同一切怀疑和反对二十大精神的思想行动进行斗争。和“决议”一样,信函首先对二十大的意义进行了一番自我宣扬,指出其“伟大历史意义”和“巨大的影响力”:“就连我们的敌人也无法否定这一点”,然后才说,“与此同时,不应该避而不谈在一系列党组织会议上出现的反党演说,在这些演说中打着谴责个人崇拜的幌子,把党的政策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正确性置于怀疑的境地,对党的苏维埃社会制度进行诽谤和中伤,不加区分地贬责和破坏党和国家机关。”信函点出了东方学研究所和莫斯科故事影片厂党组织以及其他党组织里某些共产党员在自己的演说中建议对整个党和国家机关进行清洗;在某个单位党组织的会议上,出现了旨在破坏苏联各民族友谊的充满民族主义性质的发言,并发表了蛊惑性的声明,提出了具有挑衅性质的问题,其目的在于把党员的注意力从讨论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根本的原则性的问题上转移开,在党员群众中播撒对领导干部不信任的种子;在作家和艺术家的一些党组织会议上,出现了反对党关于思想问题的决议的言论。决议说,所有这一切都证明:存在着那样一些共产党员,他们不明白或者不愿意明白,不应该把个人崇拜视为苏联社会一种固有的现象,为此所传播的一切缺点和错误,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苏维埃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可能改变党的总路线以及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不可动摇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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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函说,发表这样演说的都是一些肆无忌惮的单干者,绝大多数人是平庸的知识分子,在苏维埃部分人的意识中还没有完全消灭资本主义残余的时候,偶然混入党内和钻进党的队伍里的异己分子。信函提出,对于那些因不成熟和没有经历过足够思想锻炼而发表了错误言论的共产党员们,应该耐心地说明他们的错误。那些心怀恶意的批评者,他们为了修正党的政策基础,千方百计地利用党内民主和实事求是地讨论党内生活问题的自由,对于这样的人不可能有两种意见:党不需要这样的“共产党员”。信函发出了明确的信号,要对党内的一些不同意见者进行打击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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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首先要弄清事实,然后才能进行评论。笔者想通过对苏共二十大的基本内容和整个进程的追述来揭示这次大会性质及其在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在本文的开头,我们就指出,苏联实行的是领袖政治。每一个新上台的最高领导人都要根据自己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和估计,确立自己的思想路线,因此,每个时代都会形成鲜明的历史特点。苏共二十大是赫鲁晓夫时代的里程碑。赫鲁晓夫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提出的以避免世界大战为目的的和平外交路线和在“秘密报告”中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与批判,这两大主要内容无疑同斯大林的政治遗产拉开了距离。此后,虽然苏联仍然同美国继续进行冷战,但是热战的危险大为降低;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揭露斯大林对党的干部的大规模镇压,缓和了国内紧张的政治气氛,从此完全进入了赫鲁晓夫的“解冻”与开始改革的时代。这个时代同斯大林时代比较起来不能说不是一个大的变化和进步。但是,无论赫鲁晓夫的总结报告还是《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都表现出赫鲁晓夫及其时代的局限性。赫鲁晓夫所继承的基本上仍然是斯大林的思想理论,他批判斯大林并不否定斯大林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理论,并不否定斯大林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他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否定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及其所谓“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斗争,继续维护斯大林的国有化、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的路线。因此,他所进行的改革仍然是在斯大林的思想理论框架下,既没有意识到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没有意识到体制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正是由于赫鲁晓夫思想路线上的种种局限性,在苏共二十大以后不久,在国内外强烈反响的压力下,他很快又改变自己的路线。实际上,在赫鲁晓夫执政的整个时代,他的“非斯大林化”,他的改革一直处于反复与曲折之中。这也是赫鲁晓夫时代的一个明显的特点。在党的领导方面,虽然恢复了按时召开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的制度,强调集体领导原则,但赫鲁晓夫却坚持由党具体领导一切经济部门,而且他自己仍以领袖自居,听不进不同意见,甚至排斥异己。所以,苏共二十大及其以后的改革并没有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开创出崭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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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赫鲁晓夫关于召开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致中央主席团成员的报告》,РГАНИ,ф.1,оп.2,д.1,л.7,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 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2,с.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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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苏共主席团会上批准了4项议程,修改党纲和党章没有列入本次大会议程。关于主席团为什么没有把修改党纲列入议程,赫鲁晓夫在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说:“党纲草案的拟定要和以几个五年计划为期的我国经济和文化发展远景计划的拟定同时进行。”在二十大只成立了一个修改党纲的委员会,党纲修改移到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至于党章,二十大只做了个别改动,没有作为一项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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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列宁是亲自准备自己在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据说斯大林在历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也是自己准备的。大约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领导人在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便由一个班子准备和起草。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谈到这次报告的集体准备情况。见《赫鲁晓夫回忆录》,第1148~1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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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56,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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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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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第37、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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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第39、40、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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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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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斯大林:《答〈纽约时报〉外交记者詹姆斯·赖斯顿问》,《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第6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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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第6、38、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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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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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第44、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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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第58、62、6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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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第80、81、8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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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第46、80、130、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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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第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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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莫洛托夫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57年6月全会上的发言,《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赵仲元等译,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第208~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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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第112、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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