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猴:1.706471929e+09
1706471929
1706471930 苏联解体后，一些在西方出版的关于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内容的书籍开始在俄罗斯重版。例如Л.М.阿列克谢耶娃的《苏联持不同政见史》、萨哈罗夫的《论国家与世界》[23]、罗·麦德维杰夫的《论社会主义民主》[24]、阿马利里克的《苏联能生存到1984年吗？》[25]等书都属这一类型。这些著作为解读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本质，了解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各派政治主张，以及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发展变化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尔钦科的《我的证词》[26]，它是第一本揭露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监狱和流放地虐待政治犯的著作。
1706471931
1706471932 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内开始出版持不同政见者以及研究者撰写的关于1965年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兴起的著作。1995年莫斯科出版了科斯金柯等人主编的《参加者回忆录文献，私下出版物、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资料，以及克格勃给苏共中央报告中的1965年12月5日》[27]一书。该书收集了参加者的回忆录，私下出版物，党团组织和克格勃给苏共中央报告等大量资料，并深入地剖析了1965年12月5日苏联宪法日这一天发生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上的游行示威事件。提出这次以“遵守宪法”为口号的游行活动，不仅拉开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维护权利运动的序幕，而且开创了持续近20年之久的宪法日示威游行活动先河的观点。
1706471933
1706471934 9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有关于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档案文件集不断问世。1994年科罗特科夫等人编辑的《克里姆林宫的私刑：政治局关于作家亚·索尔仁尼琴的秘密文件》[28]一书在莫斯科出版。文件集有600多页，收集了苏共中央和政府各个部门，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关于索尔仁尼琴各个时期的报告、会议讨论记录和决定，以及索尔仁尼琴的声明、公开信等文献，是研究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最为重要的档案资料之一。
1706471935
1706471936 然而，苏联解体后，转型时期的俄罗斯社会动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萎缩。另外，关于持不同政见者的档案性文件有的已被销毁，而有的至今仍未彻底开放，这就为历史学家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与不便。因此，对于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的缘起、经过、特点以及对苏联社会发展变化影响的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706471937
1706471938
1706471939
1706471940
1706471941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1706460346]
1706471942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一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国际背景
1706471943
1706471944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是在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和“解冻”背景下出现的，不过，在赫鲁晓夫统治时期，“持不同政见者”只是一种社会思潮，并没有成为一种运动，参加者基本上局限于某些个别的人。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也就是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持不同政见者”运动逐渐成形，它几经起伏，成为勃列日涅夫任期内苏联政治和文化精神生活领域引人注目的重要现象。为什么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它产生的根源和社会基础等问题成为研究者争论的内容。有人强调其历史原因：“说到持不同政见者，必须说的是，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现象的独特之处有其一定的传统与根源。”[29]也有人认为：“苏联经济的衰退现象，苏共远非热爱和平的外交政策，以及受到自上而下控制的科学与文化的停滞，这一切反映在社会意识中，乃是政治解冻年代出现诸如持不同政见运动这样的独特社会现象的根源。”[30]当然，也有的人特别强调西方敌对势力的煽动和支持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延续不断的重要原因。实际上，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是一种相当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是苏联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几十年来积弊沉淀，各种矛盾和纷争未能得到及时有效解决引起的。同时，亦是苏联共产党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党内外民主制度遭到破坏，政治思想工作僵化教条，不允许任何不同于政府的声音存在，人民没有切实和通畅的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造成的。正如雅科夫列夫所讲的那样：“不同政见者最初的想法和意图非常简单，无非是想比较深刻地研究一下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原理，分析一下现实生活中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和矛盾，作出某些可以付诸实践的建议。”[31]当然，也与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体制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为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留下了一定的空间有关。
1706471945
1706471946 （一）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传统
1706471947
1706471948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参加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俄罗斯知识分子固有的历史传统和精神自由的追求激励其不断地去探索真理、公正、民主和自由，直面权势，批评和质疑占统治地位官方意识形态和现存的社会政治制度。“知识分子”（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一词在俄国有着与西方不尽相同的特定内涵。在俄罗斯传统的知识分子不仅是指那些封闭于书斋和学院象牙塔内，专心研究学问的学者和专家，而更偏重于精神性，即社会责任感和高尚的道德品质。追求社会正义，献身革命事业，关心民众，作为公理和正义及弱势群体与受迫害者的代表，即使是面对艰难险阻也要向大众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见解，是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典型的精神特征。“俄国知识分子信仰的标志则是民众的幸福，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服务于这一目标对于他们来说是人的最高的、总体上说是唯一的义务……这种情感存在于俄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之中。”[32]
1706471949
1706471950 在俄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向来以道德纯洁、理想崇高和富于牺牲精神而著称。同时，他们多具有“经世”的作风，总认为知识是实现社会正义、公道和自由的手段。被别尔嘉耶夫誉为俄罗斯知识分子始祖的拉吉舍夫就表现出如此的特征，他不仅同情苦难深重的人民，号召有识之士以革命的方式推翻农奴制度。同时，他还主张良心和美德至高无上，认为履行美德不应受到任何阻碍。“假使法律或国君或世界上某一个政权怂恿你违背真理，破坏美德，你要坚定不移地维护美德。嘲笑不要怕，折磨不要怕，病痛不要怕，坐牢不要怕。连死也不要怕。你的心要像惊涛骇浪中的中流砥柱一样坚定。你的迫害者的狂暴终将为你的坚定所粉碎；如果他们处死你，侮辱你，那你将千秋万代活在高尚人们的心中。”[33]拉吉舍夫的可贵之处不在于独创的新颖思想，而在于他对现实主义、自由和改变社会不公正的不懈追求。他的思想影响了俄罗斯几代人。
1706471951
1706471952 俄罗斯知识分子酷爱真理，许多人都是满怀激情的“真理追求者”，然而，他们追求的真理（Правда）概念也有特定含义，它不仅仅是纯理论认识上的真理（Истина），而且包含了“公正、正义、合乎道德”的意义。俄罗斯知识分子所苦苦追求的真理，一方面是对世界所做的理论解释和说明，而另一方面要使“社会公正、自由、民众幸福”成为生命的真谛，使生命变得圣洁。斯拉夫派是这样，西方派亦是如此，双方都是理想主义者。正如赫尔岑所讲的那样：“我们有同样的爱，只是方式不一样……我们像伊阿诺斯或双头鹰，朝着不同的方向，但跳动的心脏却是一个”，即都在为社会公正、自由和人道而奋斗。[34]
1706471953
1706471954 19世纪后半期，随着平民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以及他们发起的民粹派运动，把俄罗斯知识分子追求社会正义和社会平等的理想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他们怀着对人民的负罪感走向农村，发动农民进行争取幸福的伟大斗争。为了这一事业，有多少知识分子甘愿放弃了家庭、事业，乃至自我牺牲。许多俄罗斯知识分子即“真理追求者”正是憧憬着这样的理想和抱负，义无返顾地走向寒冷的西伯利亚，走向刑场，走向绞刑架。也正是这种可贵的生命价值观，使俄国知识分子获得社会“良心”的称号。
1706471955
1706471956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采用镇压和改造的手段解决了对新政权持消极态度的旧知识分子。“红色恐怖”使“旧知识分子的命运极为悲惨。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侨居国外，一部分人在集中营和流放地死去，只有很小一部分人靠拢新政权。革命前许多代知识分子忠诚地服务的事业完成了，人民从沙皇地主资本家的政权下解放出来，然而，知识分子却陷入悲剧性的境地。”[35]新政权在打击不服从的旧知识分子的同时，开始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培养新知识分子。从1917年12月开始，苏俄教育人民委员部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把所有教育机构收归国家管理，并使宗教教育和宗教仪式同学校教育彻底脱离。此后，又陆续制定了全国各类学校统一执行的教学大纲，并把教育与社会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具有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劳动者作为指导思想，大批劳动者子女和工农干部开始成为知识分子，然而，知识分子固有的历史传统，即精神自由的追求、正义感、社会责任感是很难因其出身和教育思想的变化而被人为地割断。被称为“二十大产儿”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绝大多数是在革命后接受的教育，即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1706471957
1706471958 总的来看，持不同政见者是斯大林以后苏联社会的产物，这是一些在苏联社会里成长的知识分子，他们陷入了与父辈的心理和理想的抵触之中，“政治评价在持不同政见者中完全是被忽略的，而提到第一位的是精神和道德的使命。”[36]以“俄罗斯民族精神”作为自己不同政见纲领的索尔仁尼琴，其身上处处充斥着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而自命为“苏联知识分子良心”的安德烈·萨哈罗夫，同样也不例外。他更是把道德准则和精神自由看作是高于一切的。赫鲁晓夫曾经把反对他进行氢弹试验的萨哈罗夫称为“道德的水晶”，“他是我们科学家之中的圣人”。[37]人们在谈论持不同政见者时以下的话是非常典型的：“他们缺什么？高工资！公寓！他们本来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但是不！”问题就在这里，因为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的一部分最活跃和最具进步思想的苏联知识分子同样面临着沙皇俄国时期旧知识分子的困境，“知识分子崇拜的，至今无限信仰的东西完结了，丧失殆尽了。在革命后形成的新形势下，知识分子不能够保存自己作为社会的真正民主力量，不能够深刻地思考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为自由而采取什么斗争方法和手段。”[38]
1706471959
1706471960 （二）斯大林时代的遗产
1706471961
1706471962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宣告诞生，几代俄罗斯革命者奋斗的目标实现了，人民摆脱了沙皇和地主的奴役，成为国家的主人。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瓦吉姆·弗拉基米罗维奇·别洛策尔科夫斯基在《自由、权力和所有权》一书中，形象地描述了其父辈那一代人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向往。“在我父亲保存的材料中我常常看到一张小传单，是当时美国的社会主义者交给所有回俄国的人的传单。在那上面写到：‘如果你们回俄国是为了在那里促进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那么我们祝愿你们的船只在海洋里沉没！’”[39]而1972年作者本人不得不离开祖国时，心里想着如果朋友要写什么嘱托的话，那一定是：如果你们到国外是为了在那里促进建立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民主，那么我们祝愿你们的飞机掉到海洋里去！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十年内，满怀着对社会主义自由民主理想憧憬的一部分俄罗斯人会出现这种巨大转折而成为持不同政见者呢？这无疑同斯大林把暴力作为达到政治目标的工具，压制民主，大搞个人崇拜等专制统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706471963
1706471964 1924年1月列宁去世后，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斯大林战胜了对手成为胜利者，同时也成为列宁主义唯一的解释者，“真理”的代言人。斯大林执政时期（1924～1953）在社会主义愈发展阶级斗争愈尖锐的理论指导下，对政治反对派、老布尔什维克以及具有不同思想，甚至仅仅是怀疑其行为的人进行了一系列残酷的清洗。接连不断的迫害和镇压，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给苏联社会和社会主义建设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以至于一提到斯大林，在许多人的脑海里首先浮现的是悲惨的1937年，是目无法纪的政治迫害，成千上百万人的死亡，人人感到畏惧甚至恐怖的社会。
1706471965
1706471966 “斯大林遗产的首要成分是人们的不自由”。[40]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尽管剥削阶级已被消灭，人民当家作主，成了名义上的“国家主人”，然而，伴随着禁止、限制和强制等一整套精心设计的统治措施的日益强化，人的本性被严重扭曲，民主自由发生异化，出现了哲人别尔嘉耶夫在世纪初担心的情况。“没有被任何东西限制的抽象的民主制，轻易地就走到了敌视人的精神、敌视个性的精神本性的地步，而另一种精神、人类的真正精神、个性的精神和民族的精神，应该断然与抽象——形式的民主制的精神相对立”。[41]成为国家主人后的苏维埃人民，在革命激情逐渐消退后，社会意识形态中漠不关心、因循守旧和教条僵化心理越来越占了上风。政府为了纯洁共产主义信念，对社会思想实行普遍监督，任何“异己”念头和思想都在萌芽状态就被扼杀。人民非但不能要求自由，即使是谈论和想象也是对理想的背叛。国家安全机构培植的巨大告密网，更使人际关系始终处于人人自危的状态之中。
1706471967
1706471968 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的不自由演变为一种自然状态。当许多人希望用纯洁的手段建设纯洁而光明的未来——共产主义时，个人自由、公民社会的幼芽和人道主义的历史传统都被集权国家连根铲除。结果陷入一个难以逾越的怪圈。“我们为自己提出的历史目标越高，向未来跃进的计划定得越紧，要求进入无限幸福和无限进步的社会的心情越是迫不及待，那么，对法制的要求就越低，那么牵引着社会主义进步的驳船前进的人们的权利和生活福利就越少”。[42]为了满足追求那个整齐划一的神秘目标，许许多多人的幸福甚至生命都被用作无谓的牺牲，到头来，共产主义的幸福目标对大多数人仍是那样难以企及，对社会具有神圣意义的言辞和社会现实严重背离，促使一些不安现状的人开始思索和探求。
1706471969
1706471970 斯大林一上台很快就开始了造神运动，在20多年的时间里，人们对斯大林的颂扬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他的名字事实上已变成国家、人民、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概念的同义词，仿佛全国的一切成就都与他的关怀和指导密不可分。他要人们相信“我们是特别的人民，是特别的国家，我们被创造出来为的是实现不可能实现的奇迹，为的是把童话变为现实”。[43]而他正是作为万能的全才带领大家奔向美好的未来。斯大林不仅自认为是伟大的政治家，同时还是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在百忙之中还不忘亲自审核《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样一本明显伪造历史的书，来统一知识分子的思想。斯大林多次指出：对知识分子政治教育不够导致“把一部分知识分子教坏了，被外国间谍机关所收罗……我们首先要把这本书献给我们的苏维埃知识分子，使他们有可能在政治上得到深造”。[44]
1706471971
1706471972 从上述文字可以发现，“所有斯大林的‘遗产’就实质而言，不管它涉及的是国家、社会还是思想领域，都同使用暴力的可能或必要性有关。斯大林终身维护他参与建立的各种制度，支持和灌输最正统的观点，即相信运动没有他的革命推动就具有社会惰性的观点。”[45]然而，谎言总归是谎言，迷信亦一样，它们是经不起时间检验的，但作为政治遗产的影响却是深远的，社会总要为其付出沉重的代价的。
1706471973
1706471974 （三）赫鲁晓夫解冻思潮与知识界人道主义潜流的萌动
1706471975
1706471976 清除个人迷信、平反冤假错案和大规模释放无辜受迫害的苏联公民，是赫鲁晓夫执政初期的当务之急。在他上任主持的第一次苏共中央全会上（1953年9月），赫鲁晓夫就大胆地号召揭露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反对官僚主义。随着苏共领导层对意识形态控制的松动，人们在内心深处已明显感到政治气候变暖，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开始出现所谓的“解冻”思潮。
1706471977
1706471978 1953年波梅兰采夫在《新世界》杂志第12号上发表了《论文学的真诚》一文，呼吁作家在创作中要体现文学的“真诚和良心”，写“生活的真实”。此文一经发表，立刻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著名作家杜金采夫在一次座谈会上谈到：“我认为，波梅兰采夫同志的巨大功劳在于，他第一次大声喊出了诚实的必要性，他是在向我们的良知呼吁。”[46]文学的诚实和社会良知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创作问题，它是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的反映，即克服斯大林个人崇拜影响的社会通病。1954年作家爱伦堡的小说《解冻》一经刊出，一个以冰河解冻来隐喻斯大林时代结束的思潮就开始了。
[ 上一页 ]  [ :1.70647192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