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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文学创作“真诚和真实性”讨论的不断深入发展，一种重新认识社会和全人类的价值观——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公正、公平、历史真实、道德理想，追求个人生活权利和一切以人为中心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尤其是在知识分子中间得到共鸣，因为“即使在战争当中，人首先仍然是人，只不过战争给正常人的生活作了非人道的矫正”。[47]这样就开始了一个内心精神世界解放的进程。正像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西尼亚夫斯基论述的那样：“持不同政见是以重新评价那些具有重要价值的东西的形式开始的。”[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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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冻文学思潮流行的同时，哲学和社会科学也开始了解冻的进程。1953～1956年，在《哲学问题》杂志上展开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的讨论。随着论争的不断深化，一种认为社会主义矛盾具有客观性，并不是所有矛盾都是阶级敌人和外国敌对势力的蓄意破坏，社会主义社会某些矛盾的激化，完全有可能是因为政策错误或者是违反客观规律而造成的观点越来越深入人心，而且，革命和暴力的问题也引起社会学家的普遍反思。哲学和社会科学富有逻辑思维的特征和哲理性，为深入分析个人崇拜和大清洗时期惨无人道的恐怖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冲破教条主义束缚和人性的复归，以及摒弃“建立无产阶级社会的利益高于一切，革命本身就是法令和法律”[49]的信念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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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通过秘密报告的形式，揭露了斯大林大清洗的严重错误，开始大张旗鼓地批判个人崇拜，但同时对一个领导苏联党和国家近30年，受到千百万人热情拥戴，也曾给苏联千百万家庭带来巨大伤害的政治领袖的复杂行为，只是简单地归结为斯大林个人品质和个性的缺陷，并没有把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现象放在俄国的具体环境中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和认真反思，从而找出它产生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土壤。这导致苏联知识界和社会上逐渐出现一股强调民主与法制，强调人道主义，否定苏共一党专制和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无形力量，这就是苏联最早的持不同政见者。西尼亚夫斯基在论述持不同政见者产生与苏共二十大的关系时说：“并不是因为直到那时（1956年苏共二十大）他们才看清了过去不计其数的犯罪，而是因为揭开犯罪中的某一部分之后，二十大及以后的苏联意识形态没有作出也无法作出任何严肃的、历史性的解释。”[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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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赫鲁晓夫执政期间解冻思潮兴起和曲折发展的历程，我们会发现虽然赫鲁晓夫力图使解冻思潮朝着政府希望的方向发展，既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又不要触及斯大林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特别是不要触及执政党至高无上的地位，然而，解冻思潮、人道主义思想在后斯大林时代出现有其深层原因和现实条件，仅凭一纸文件或一个决议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即使它暂时销声匿迹了，但其并未彻底消失，只是作为一种潜流蛰伏下来，一有时机又会复活。加之，深受斯大林时代熏陶的赫鲁晓夫工作作风粗暴，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观念浓厚，当大权在握后，独断专行和个人崇拜的恶习重新复活，“反个人迷信的斗士自己反倒成了个人迷信的牺牲品”。[51]随着对斯大林惨无人道大清洗揭露的不断深入，一种怀疑和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强调“神圣的不是社会，不是国家，不是民族，而是人”的人道主义思潮潜流逐渐凸显。[52]虽然这种力量当时还很弱小，但它却是在不断壮大和发展的。可以这样说，当时的这股潜流就是日后勃列日涅夫时期持不同政见者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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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意识形态与领导体制的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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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0月14日，通过一次宫廷政变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成为第五位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与赫鲁晓夫不同，在他执政的18年间（1964～1982）刻意求稳，尽量避免赫鲁晓夫时期大起大落局面的出现，稳定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最大的特点。正是这种不求上进的稳定，使惰性和停滞不前风气逐渐滋生、蔓延，导致社会结构凝固与意识形态全面僵化，歌舞升平的表象背后是越积累越严重的社会矛盾和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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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意识形态领域继续坚持解冻方针还是全面倒退，重新恢复斯大林地位的争论相当激烈。1968年苏联出兵镇压了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后，意识形态的保守思潮开始泛滥。“1968年年底，在文化领域里保守势力的进攻加强了……1969年国家文化生活出现了转折”。[53]1969年3月，苏共中央几位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在《共产党人》杂志发表文章，批评一批历史学家背离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原理，主张加强思想领域反自由化的斗争，很快代表改革思潮的《新世界》杂志主编、著名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被迫辞职，斯大林主义开始全面回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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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苏共中央多次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措施。在政治局讨论意识形态的会议上，勃列日涅夫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尽快编写一部由党中央奉献给党和人民的党史教科书，必须“加强对发表的东西、出版的东西进行监督，应当加强对我们工作中意识形态方面的监督”。[54]为了落实勃列日涅夫的指示，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和对不同于官方的异己思想进行斗争，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思想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概念，专门成立负责知识分子工作，以及“组织反间谍工作去与境内的思想颠覆活动作斗争”的第五局。[55]在强化国家安全部门权力的同时，政府还积极发挥那些长期延续下来的行政机构的监控职能，扩大保密范围，不断加大书报检查力度。这样一来，使任何新的思想和不同于政府的主张都很难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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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1月，勃列日涅夫在庆祝苏联成立5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提出了“发达社会主义的理论”，“在我国建成的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各尽所能，按劳付酬的原则占统治地位的社会”。[56]此后，在1970年列宁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和二十四大上，发达社会主义理论被一再重申，甚至还把“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内容写入1977年的苏联新宪法之中。在大力宣传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勃列日涅夫还为苏共制定了新时期奋斗的主要目标，即在苏联建立“无阶级社会或称不分阶级”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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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执政中后期，苏联党和政府领导体制日趋僵化，官僚主义盛行，权力高度集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风气愈演愈烈。1977年勃列日涅夫打破党政职位不得一人担任的规定，以总书记的身份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同时，根据新宪法增加的条款，他又成为当然的国防委员会主席，一人兼任三个职务，独揽了党、政、军大权。同时，勃列日涅夫稳定干部队伍的政策逐渐导致干部事实上的终身制，尤其是高级干部表现最为明显。中央委员重新当选率不断升高，“二十三大——79.4%；二十四大——76.5%；二十五大——83.4%；二十六大——89%”。[57]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除了与勃列日涅夫有矛盾的人之外，基本上是连选连任。伴随着干部职务终身制的泛滥，苏联开始出现老人政治现象。“1952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55.4岁，书记处成员平均年龄为52岁……到1981年苏共二十六大时，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70岁，书记处成员平均年龄为68岁，核心成员的平均年龄高达75岁”。[58]老龄化干部固守原来的观念和作风，安于现状，对时代和社会发展视而不见，无论思想上还是工作上都已失去应有的活力和进取精神，社会死气沉沉，许多正常工作很难有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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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体制僵化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个人崇拜再度复兴和特权阶层的形成。勃列日涅夫上台初期，尚能坚持集体领导，国家内政和外交重大问题都在政治局会议上集体讨论决定。但是，到了70年代中后期，随着苏联国力的增强和勃列日涅夫个人地位的进一步稳固，尤其是勃列日涅夫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后，独断专行和个人崇拜的体制弊病再度升温。[59]1976年底勃列日涅夫70岁诞辰时，颂扬总书记的宣传高潮迭起，《真理报》连续开辟7天专栏，专门刊登吹捧勃列日涅夫的文章。二十六大勃列日涅夫的报告，竟然被“78次掌声、40次长时间的掌声和8次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打断，这种盛况比斯大林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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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时期，被赫鲁晓夫改革一度冲击的干部特权现象重又死灰复燃，而且发展速度之快，特权阶层呈现稳定化和扩大化的趋势，甚至在共和国、州、区也形成了自己的小特权阶层。西方学者估计特权阶层人数大约为25万人，约占苏联人口的千分之一。[60]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者最近的估计为50万～70万人。[61]特权阶层享有名目繁多的津贴；免费疗养和特别医疗服务；宽敞的住宅和豪华的别墅；特殊的配给和供应等。这一方面使党和政府的高级干部愈来愈脱离人民群众，与社会其他阶层鸿沟不断加深，形成一个尽情地享受社会主义优越性，高高在上的社会集团。他们拉帮结派，互相包庇，贪污腐化，反对任何动摇现存体制的变革。另一方面成为领导人控制党政干部，保持集权统治的有效工具，因为失去职位就意味着失去特权。特权和领导干部中的腐败现象不仅毒化了社会风气和人际关系，疏远了党群关系，而且严重败坏了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人们极度不相信党和政府，对党所描绘的发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美好前景失去信心，他们的工作热情普遍消退，“到处都弥漫着虚无主义。青年学生对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漠不关心，对我国过去的历史传统不感兴趣，冷漠和玩世不恭，在反对个人崇拜的旗帜下批评政府”。[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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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社会，远不像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描述的那样美好和完满，“发达社会主义”理论不仅脱离了当时苏联社会实际状况，而且相去甚远。事实上，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苏联，在稳定表象的背后是特权横行，僵化教条的官僚统治；是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的各种社会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此起彼伏，接连不断。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连年大幅下滑，科学技术同美国的差距不断拉大，而苏共中央却视而不见，用一种鼓舞人们向往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形态来掩饰因停滞而产生的种种社会矛盾、弊病和危机，结果进一步加剧了严重的社会危机。正如俄罗斯著名政治学家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所指出的那样：苏联人民虔诚地相信共产主义即将到来，这种宗教性质的信仰激发了人们最初的热情和感情的高潮，但是“在革命成功之后，幸福对许多人来说仍像以前那样难以企及。对社会具有神圣意义的言辞与现实发生了冲突。结果就重演了大家都熟悉的基督教历史上的一幕：神职人员和牧师表面上仍留在教堂里，但其内心已放弃信仰”。[63]正是这种理论与实际、现实生活与期待的巨大反差和脱节，导致怀疑和不满社会主义的呼声日渐高涨，一部分不满者开始通过非正常渠道表达自己的意愿，他们就成为持不同政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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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际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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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国际方面的背景，西方的影响和苏联霸权主义政策促使某些人成为持不同政见者。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他们较之其他社会成员更多地接触到西方社会的思想文化，感受到苏联与西方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一切为了人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像宣传所说的那样完美无缺，僵化的政治体制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苏联人民虽然名义上是国家的主人，但高度集权和一党专制统治模式很难为主人们提供民主表达的渠道和途径，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也并非像苏联各种传媒所报道的那样，到处都是“贫民区，游行示威，与警察的冲突”[64]，以及工人阶级毫无权利可言，时时处处受着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等。事实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比苏联人民享有更多的言论自由和民主，以及更丰富的物质财富，这种强烈的反差使那些思想较为活跃和开放的科技人员、作家、艺术家首先冲破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藩篱，开始用现实主义的眼光来思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他们逐渐明白外国人也是人，资本主义也有许多值得苏联学习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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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也极力向苏联传播西方的自由思想。在现代通讯技术日渐发达的情况下，人们已经不可能被完全隔绝和封闭。外面的书进来了，里面的稿子寄出去被印成书送回来，西方的“自由”电台，不断对苏联东欧国家进行宣传和渗透。1976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上报苏共中央的材料详细地记载了这方面内容，“仅仅在美国，根据中央情报局的任务，研究对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包括青年进行思想影响的就有大约80个研究中心和研究所……现在从资本主义本土向苏联进行广播的有41个无线电台，一昼夜播音253小时，其中12个固定栏目中有7个是针对青年听众的”。[65]由于政府停止了干扰，使收听西方广播成为合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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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70年代随着人权公约签署国的增加，原本是一项道义权利的人权也越来越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尤其是1975年苏联签署《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最后文件》后，一些维护人权的国际组织乘机在苏联成立了自己的分支机构，如人权组织、大赦国际等。这些组织甚至专门组建了“萨哈罗夫国际听证会”，每年听取有关苏联政府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情况，利用各种手段和方法积极支持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难怪持不同政见者动辄找西方媒体和组织发布公开信息，甚至直接写信给美国总统和联合国呼吁对苏联施加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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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推行扩张、争夺世界霸权的政策，特别是镇压捷克“布拉格之春”和出兵阿富汗的举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持不同政见者的发展和成长。镇压“布拉格之春”使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追求的通过改革、多元化、民主、权利、言论自由改变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希望破灭。“1968年对捷克的入侵摧毁了人们对‘更富人情的社会主义’的希望，使许多赞成二十大的知识分子放弃了政治乃至社会活动”，走上持不同政见者的道路。[66]例如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都是在1968年积极参加到持不同政见者行列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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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在苏联国内的产生既有内部的原因，亦有外部的作用，但社会基础和政治体制弊病等内部原因是第一位的，正如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著名代表人物西尼亚夫斯基所指出的那样：“他们的产生是完全有机的、自然的现象，并不如苏联政府想让人相信的那样，是所谓‘颠覆思想’和‘资产阶级影响’的产物。持不同政见者不是阶级敌人，也不是苏联社会的异己分子，而是这个衰败体系的产物。”[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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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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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二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缘起及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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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2月5日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爆发了苏联历史上第一次以“遵守宪法”为口号的游行示威活动，从此，以“维护苏联宪法所赋予人民的权利、要求公开性、民主和自由”为宗旨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由地下浮出水面，成为伴随勃列日涅夫执政始终，而且影响巨大的政治问题。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在苏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然而，作为国家主人的俄罗斯民众，在社会生活中却发现宪法赋予的民主和自由权利可望而不可及。斯大林时期苏共关于民主的论述不比列宁时期少，但这并不能改变斯大林实行专制统治的现实，任何流露不同思想的人都可能被扣上“人民敌人”的帽子，流放逮捕直至肉体消灭。赫鲁晓夫尽管严厉批判了斯大林个人崇拜和任意践踏人性的丑恶行径，但对宪法给予人民的民主和自由权利也很少给予保证。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社会虽然自称已进入发达社会主义阶段，信访制度，公民监察制度一应俱全，人民依然感到很难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特别是勃列日涅夫后期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僵化教条的意识形态控制熄灭了赫鲁晓夫改革和柯西金“新经济体制”带来的最后一点活力，导致共产主义信仰悄然下降，党群关系严重疏远，社会矛盾日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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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于20世纪60年代中叶，结束于80年代中期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主要由麦德维杰夫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派、萨哈罗夫为首的西方派、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新斯拉夫派以及其他一些思潮构成。各派主张既有区别，又有相似之处，但在反对复活“个人崇拜”，要求民主、自由和法制方面，即要求“在尊重人的基本权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法律秩序是一致的”。[68]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压力，几经沉浮，但一直没有中断，这说明它有深刻的社会基础，是苏联社会病态的自然产物，并不像苏联当局所说的那样是西方颠覆苏联社会主义的结果。尽管西方的宣传和支持确实对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活动起过重要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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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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