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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勃列日涅夫致杜布切克口头信函的决定（1968年6月11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第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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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勃列日涅夫与斯姆尔科夫斯基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代表团成员的座谈记录（1968年6月14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第2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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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斯姆尔科夫斯基回忆录——苏联侵捷前后》，第40、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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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转引自Пихоя Р.Г. Чехословакия，1968 год，Взгляд из Москвы//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4，№6，c.3-20；1995，№1，c.3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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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从8月9日至13日，勃列日涅夫不断给杜布切克打电话，催问“执行切尔纳承诺”的情况。通话内容详见叶书宗《回眸“布拉格之春”——1968年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揭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199～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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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转引自《回眸“布拉格之春”》，第209～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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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阿纳托·多勃雷宁：《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肖敏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第206～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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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转引自《回眸“布拉格之春”》，第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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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沃罗诺夫同杜布切克会谈速记记录摘录（1968年8月23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第3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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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见《杜布切克回忆录》，第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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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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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分离”还是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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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正教会与苏维埃政权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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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外国语大学 戴桂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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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改变了俄国历史的进程，也改变了东正教在俄国的命运。旧俄时期，东正教一直作为俄国的国教而存在，俄国政教之间始终保持着紧密交织的关系。国家把东正教当作精神支柱给予扶持，受到恩宠的东正教则竭力为维护专制制度服务。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立即确定了宗教与国家政权分离的新型政教关系模式。在长达74年的苏维埃时期，得到官方承认的俄罗斯东正教会[1]（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经历了从与国家政权对立到服从于国家政权，再到服务于国家政权的转变。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东正教徒都赞成教会听命于苏维埃政权。那些不愿意服从苏维埃政权的东正教徒断然离开俄罗斯东正教会，并且成立了地下教会（Катакомбная церковь），他们成为苏联的隐形东正教徒；还有一些拒绝接受苏维埃政权的东正教徒离开祖国，流亡到国外并成立了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заграницей）。该教会长期与俄罗斯东正教会和苏维埃政权保持敌对状态，直到苏联解体。此外，俄罗斯民间东正教——旧礼仪派（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тво）也同俄罗斯东正教会有着颇为相似的经历。本文拟从政教关系的角度，分别揭示苏维埃时期俄罗斯东正教上述分支的命运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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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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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东正教官方教会与苏维埃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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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俄末期，俄国东正教官方教会——俄罗斯东正教会属于一个庞大的社会机构。它拥有占全国人口0.5%的神职人员，掌握着全国0.8%的土地，官方教会教徒的人口占全国国民总数的69.9%。[2]直到十月革命胜利以前，东正教在俄国各宗教中一直保持着主导地位。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立即颁布了《土地法令》（1917年11月8日），规定“土地私有权永远被废除”，“地主的田庄以及一切皇族、修道院和教堂的土地，连同耕畜、家具、庄园建筑和一切附属物，一律交给土地委员会和县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这就意味着教会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被切断，教会人士对新政府的土地政策怀恨在心。为把教会阶层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消除教会旧思想的影响，人民委员会又颁布《关于教会与国家分离和学校与教会分离》的法令（1918年1月23日），规定“教会与国家分离”，“任何教会和宗教团体都不享有法人的权利”。[3]这样，在坚持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政教关系一开始就具有对立色彩。对于教会来说，一种非传统意义上的、难以接受的政教“分离”（отделение Церкви от государства）关系为新政权确立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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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政权诞生不久，便经历了一场反对国内白卫分子和协约国侵略者联合武装干涉的国内战争（1918～1921）。在这场战争中，东正教会是作为苏维埃政权的对立面出现的。当时，许多神职人员都加入到白军的行列。在几股白卫军队中都有数量可观的东正教神职人员参加。例如，在高尔察克军队里，有几千名神职人员，邓尼金的军队里有教士近千名，弗兰格尔军队中有神职人员500多名。[4]苏维埃政权把教会人员视为白卫分子来处理。据不完全统计，仅1918年6月至1919年1月，除了伏尔加河流域和卡马河流域以外，全国被处决的神职人员就有：都主教1名，高级黑神品18名，神甫102名，执事154名，修士和修女94名。因参与反苏维埃活动被幽禁的神职人员有：主教4名，神甫198名，修士大司祭8名，修道院长5名。1918～1922年有27名主教被捕，帝俄末期俄国的10万多名神职人员到1919年仅剩下4万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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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苏维埃政府在内战中的胜利已成定局，这时牧首和教会黑神品开始改变对这场革命的态度，宣称教会在政治问题上持中立态度。然而，1921～1922年，新生的苏俄遇到了天灾，歉收和饥荒造成全国16个省份受灾，苏维埃政权又一次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为了筹措资金赈济灾民，1922年2月16日，全俄中央执委会通过了《关于没收教会财产用于帮助饥饿者》的主席团令。法令规定“教会需将一切贵重金银物品、宝石，按照财产清单和契约移交给财政人民委员部各机构”。[6]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吉洪对苏维埃法令采取抵抗态度，声称苏维埃的法令亵渎宗教和冒犯教规，号召教徒不惜一切手段来抵制法令的实施。面对教会的反抗，苏维埃政权再次采取暴力强制推行法令，又有一大批神职人员遭到镇压，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吉洪也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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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苏维埃政权的日趋巩固，东正教会内部发生了分化，一些有影响的白神品人士（белое духовенство）表示愿与政府合作，他们形成东正教内部的改革派（обновленцы）。1922年5月29日，东正教改革派成立了自己的组织——“活的教会”（Живая церковь）。该教会将白衣教士联合起来，表示拥护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不久，革新派代表受到苏维埃中央执委会主席加里宁的接见。得到官方承认的革新派教会还组建起自己的权力机构——最高宗教事务局（Высшее церко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1922年8月，东正教改革派神职人员在莫斯科召开会议，要求牧首吉洪退位并把权力移交给改革派神职人员，还建议改组教会，吸收那些辛勤劳动的教徒进入教会高级管理层。这样，革新派成为1922～1927年间得到苏维埃政权正式承认的唯一的东正教组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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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教会内部出现的分裂形势，俄罗斯东正教会上层改变了对苏维埃政权的敌对态度。1923年，东正教会召开地方主教公议。牧首吉洪承认自己从事过敌视苏维埃政权的行为，他对自己“所犯的反对国家制度的罪行表示忏悔”，并申明“今后不再与苏维埃政权为敌”，“永久地、明确地放弃反革命立场”。[8]为了恢复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合法地位，吉洪宣布解散改革派组织，东正教会继续实行牧首制管理。然而，这些倡议并没有得到苏维埃政府的认可。1925年4月7日，俄罗斯东正教牧首吉洪去世。1927年5月10日，都主教谢尔吉·斯特拉戈罗德斯基上书内务人民委员会，请求允许他管理俄罗斯东正教会并组建教会的最高管理机构——牧首区神圣公会（Патриарший Священный Синод）。由于革新派提出的允许主教结婚和神甫再婚等改革措施得不到多数教徒和教会人士的赞同，革新派的影响远不如俄罗斯东正教会大。基于此，5月20日，苏维埃内务人民委员会承认了以谢尔吉为首的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合法地位。7月29日，谢尔吉发表了“致教民咨文”（即“谢尔吉宣言”），对苏维埃政府承认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合法地位表示衷心感谢并宣布服从苏维埃政权：“我们需要不仅通过口头，而且通过行动来证明，我们是苏联忠实的公民，是服从于苏维埃政权的公民。”[9]此后，革新派的影响骤然减小。1943年，出于战争的需要，苏维埃政权完全支持谢尔吉领导的俄罗斯东正教会，革新派受到致命打击。1944年，大批革新派教徒并入俄罗斯东正教会。1946年，革新派领袖维京斯基去世，革新派也随之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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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教会上层的不积极态度使苏维埃政权把他们当作“阶级敌人”来处理。1922～1938年，苏维埃政权为摧毁教会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无神论宣传成为俄共（布）及后来的联共（布）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1922～1932年，全国脱离东正教会的教徒达2500万，占全国人口的1/4。[10]二战前夕，苏联东正教地方机构几乎全部被取消，神职人员多被关入集中营，拥有人身自由的主教寥寥无几，一些主教隐居在深山老林中或装扮成神甫度日，绝大多数教堂被关闭，全国从事宗教活动的教堂仅剩下几百座，成千上万的神甫改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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