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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这一方针政策，充分体现在由列宁奠基、布哈林主持制定的俄共（布）中央1925年《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决议中。这个决议无论在苏联思想文化史上还是在国际社会主义文化运动史上，都是一个少有的绝好的文件。它的意义绝不仅仅局限于文学方面，它实质上规定了俄共（布）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总路线和总方针，构成了当时俄共（布）思想文化体制的理论框架，奠定了苏联20年代思想文化模式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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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决议首先对过渡时期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在一定程度上趋向缓和的总趋势作了正确的阐述，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得政权以前煽起阶级斗争，实行把整个社会推翻的路线”，“而在自己专政时期则把和平组织工作提到第一位”。[13]这就是布哈林所说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应该“实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阶级斗争的政策”。[14]关于过渡时期的阶级关系，“决议”指出，无产阶级同农民的关系，是“和睦共处，慢慢地改造他们”；同资产阶级是“建立某种程度的合作，慢慢地排挤他们”；对知识分子则使他们“为革命服务，在思想上把他们……从资产阶级那里争取过来”。[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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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决议”对文学艺术的阶级性问题作了切合实际的辩证的阐述。“决议”认为，在阶级社会中虽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中立的艺术，但是“一般艺术的阶级性，尤其是文学的阶级性，其表现形式较之——比方说——在政治方面是更加无限地多种多样”。[16]这实质上是反对当时在文化艺术阶级性问题上普遍存在的一种简单化倾向——动辄给某一作家、作品或文艺现象贴阶级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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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的重点，也是占篇幅最多的，是对党在科学文化特别是文学方面的领导权问题，以及由此决定的党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作了正确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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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党在科学文化方面的领导权问题，“决议”作了审慎而明确的回答。它区分了党在科学文化方面的领导权与党在政治、经济方面领导权的不同特点和不同情况。“决议”指出，科学文化的领导权“是比无产阶级正在解决的其他任务更复杂得不知道多少”：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在于，“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能锻炼自己去进行胜利的革命，能给自己造就战士和领导者这样的人才，并且能给自己造成政治斗争的卓绝的思想武器，但是它当时不可能钻研自然科学问题和技术问题，而且它既是文化上被压迫的阶级，同样也不可能创造自己的文学、自己的特别艺术形式、自己的风格。虽然无产阶级手中现在已经有了衡量任何文学作品的社会政治内容的正确标准，但是它对于艺术形式的一切问题却还没有同样确定的回答”。[17]这就是说，党在政治领域比在文化艺术领域更加成熟；党在政治方面已取得了确定无疑的领导权，而在文化艺术和科学领域虽有取得领导权的“历史权利”——也就是说，在这里获得领导权，“夺取阵地”，“早晚应当成为事实”——但目前还得谨慎从事，目前还没有成熟到取得这种领导权的足够的程度。正是这种情况，决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在文化艺术方面下述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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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对待“同路人”作家的态度问题。“决议”指出，在注意他们分化的同时，应充分估计他们“许多人作为文学技术的熟练‘专家’的重要性”，“应当是周到地和细心地对待他们”；在同他们中间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时，“应当以容忍的态度对待中间的思想形态”。[18]这是十分讲究分寸地对待“同路人”作家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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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待无产阶级作家的态度。“决议”认为，文化艺术方面的领导权“整个是属于工人阶级的”；党应帮助无产阶级作家赢得“领导权的历史权利”，但他们“现在还没有”这种领导权。党应努力帮助他们成长，“支持他们和他们的组织”，“同时也应当用一切手段防止他们中间出现摆共产党员架子这种最有害的现象”，同“那些对旧文化遗产和文学专家的轻率和蔑视的态度作斗争”。[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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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张各文艺集团和流派展开“自由竞赛”。在坚持原则思想斗争的同时，党不仅允许各种艺术派别、团体和流派的存在，“还要对于一切可能而且一定会同无产阶级一起前进的文学集团表示最大周到、慎重和忍耐”，“党决不能偏袒文学形式方面的某一派别而使自己受到束缚”，“主张这方面的各种集团和流派自由竞赛”。[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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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鉴于对文化艺术领导权问题的审慎细密，党在“决议”中特别提出，反对在文艺中进行“专横的和外行的行政干涉的企图”。为此，提出要注意文化艺术界的领导人选，以保证在这里实行“真正正确的、有益的和灵活的领导”。[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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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决议”是以布哈林为首的主管俄共（布）思想文化的主要领导人，以列宁思想为指针，总结十月革命后苏俄文化运动，特别是苏联1922～1925年文学政策大辩论中同极“左”文化思潮作斗争的历史经验，通过较为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发挥集体智慧制定出来的。“决议”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无论在苏联思想文化史上还是在国际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个决议曾在1951年1月28日由中国《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发表，但遗憾的是，这个决议的精神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都没有得到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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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决议可以看出，布尔什维克党20年代文化上的方针政策是极为谨慎的，也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决议”能够满足当时文化发展的需要，其思想内容所体现的文化上的包容性、宽容性和文化艺术的多样性，是符合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的。“决议”提出的指导方针，不仅仅限于文学艺术领域，也适应于整个文化科学领域。这样，就为20年代文化科学领域的创造性提供了条件，造成了苏联20年代科学文化和文学艺术的发展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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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客观地说，布尔什维克党在20年代的文化政策上也受到一些因素的局限：一是，当时党内外存在着一股强大的极左文化思潮，一些人对“阶级文化”、无产阶级文化过分张扬，且把“无产阶级阶级文化”理解得过分狭隘，曾发生过否定文化遗产、排挤打击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专家和知识分子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党的文化政策；二是，由于当时阶级斗争的环境，党对“异己的”和“敌对的”意识形态标准掌握得过分苛刻，以致在政治运动中打击了不该打击的科学文化界的大批重量级人物；[22]三是，党内中下层干部和党员的文化水平过分低下，有数字显示，20年代初，俄共受过高等教育的党员不到1%，近63%的党员仅受过初小教育，26%的人仅自修了一些文化。这使贯彻布尔什维克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文化政策大大打了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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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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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斯大林文化管理模式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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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斯大林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了一场“大转变”。在这场转变中，联共（布）领导人抛弃了1925年《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决议，放弃了20年代正在形成中的、体现在这个决议中的已具雏形的思想文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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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大转变”，是随着政治经济领域的“大转变”而发生的。在思想文化领域“大转变”的过程中发生了思想文化体制模式的转型，由20年代的思想文化体制转变到了斯大林思想文化体制的轨道。也就是说，斯大林的思想文化体制模式是在意识形态“大转变”的过程中开始逐渐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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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意识形态“大转变”，是由1928～1929年的反“右倾”斗争进行酝酿，由斯大林1929年12月27日在共产主义科学院召开的马克思主义土地专家代表会议上以对布哈林经济理论的批判作动员，通过政治经济学领域对鲁宾的批判，哲学领域对德波林的批判，史学领域对《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的批判，文艺界对“拉普”的批判等，相继完成的。在这一“大转变”的过程中，一方面形成了以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和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为理论支柱，以大批判、大斗争、大清洗为主要手段的思想文化模式，使思想理论一步步趋向简单化、教条化和凝固化；另一方面，也对各个领域、各个部门的知识分子进行了一次次连续不断的清洗和镇压，以雷霆万钧之力威吓、震慑、压服了思想文化界。斯大林的或者说联共（布）的思想文化模式，就是在这个意识形态“大转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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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思想文化模式在30年代形成、确立以后，表现出了以下最明显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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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确立了斯大林理论的独尊地位，树立了对斯大林个人及其理论的崇拜。实际上联共（布）奉行的准则是，以斯大林的是非为是非，以其理论公式为衡量真理的唯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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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确立了以超高速工业化和强制集体化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模式，而工业化以优先发展重工业，重中之重是发展军事工业，整个经济发展则以集中计划、产品交换为特征。这也是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概念的主要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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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确立了随着社会主义愈益接近胜利，阶级斗争愈加尖锐化的理论，而党内斗争则是这一阶级斗争特点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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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出了社会主义超阶段的理论——完成生产资料由私人所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即是社会主义的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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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形成了关于资产阶级文化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文化是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载体，而消灭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及其残余，必须抛弃资产阶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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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以文化艺术的单一性取代其多样性，以钦定风格流派的垄断地位代替各风格流派的自由竞争。其集中表现是，在“大转变”过程中解散了几乎所有以前的文化艺术派别和团体，90%以上的人文社会科学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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