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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832 1990年6月19日戈尔巴乔夫在俄罗斯共产党会议上表示：“我们应当毫不含糊地声称，苏共将毫无保留、斩钉截铁、毫不妥协地摒弃践踏社会主义精神和道德理想的斯大林的思想和实践。党坚决支持苏维埃拥有全权，人民当家作主；党不再赋有政权职能和经济职能，不再奢望垄断地位，不再谋求意识形态上的强行一致。党将通过说服工作，通过在群众中开展政治工作，参与议会辩论，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的活动，去争取社会对于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支持。”[50]戈尔巴乔夫要求共产党按议会党的方式行事，苏共不再履行执政党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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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834 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性文件和苏共新党章，为全党描绘了在多党制下党的建设的新机制。这个新机制标志着对传统的党建模式的彻底放弃。其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在党对国家的领导上，强调党放弃政治垄断，放弃在宪法中的特权地位，党的作用是成为通过共产党员发挥作用的、民主承认的领袖。第二，在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上，强调尊重各党的独立性，并为此在中央增设了由各共和国党选送的代表的名额。第三，在干部问题上，强调决定干部的权力由上级机关转交给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强调实行选举制，实行差额选举并有可更换性。第四，在党员个人权利上，强调允许不同意见的自由，党内要确保意见表达自由，不同观点和纲领的对比、公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党内不允许存在派别，但允许存在各种按志趣和问题成立的横向联系组织。第五，在党内监督问题上，强调监察委员会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可以监督同级党委。苏共二十八大形成的这个机制不可能在加强党的整体力量上创造奇迹。这时的苏共虽然事实上仍处于执政党地位，但在社会上反对派和党内反对派的内外夹攻下，苏共推行自己的改革政策日益艰难。到了1991年上半年，苏共的地位已岌岌可危。以1991年八·一九事变为导火索，人们把所有不满都倾泻到苏共头上，造成了苏共被停止活动的悲剧性结局，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目标在苏联并未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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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836 （三）承认多元化与多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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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838 1988年苏联结束了书报检查制，从而在苏联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言论自由和社会舆论多元化。在多年的压制后，自由的大门一经打开，其发展势头几乎无法阻挡。人民的政治热情和积极性空前高涨，社会政治的多元化与多党制已经成为事实，“戈尔巴乔夫只能根据局势行事”。[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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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840 1989年以后，各民族共和国的人民阵线、民主组织发展迅速，萨哈罗夫、叶利钦的跨地区议员团活动频繁。1990年春，非正式组织发展到了几万个，实际上是三股力量在较力：权力暂时还在共产党，确切地说是党的最高机关手中，反对派在朝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民主的运动和组织，另一个是民族主义性质的政党。到1990年春各共和国和地方选举人民代表前夕，俄罗斯联邦的民主反对派结成联盟，其基础是“民主俄罗斯”运动。“民主俄罗斯”运动内有俄罗斯民主党、宪法民主党（人民自由党）、俄罗斯东正教民主运动、俄罗斯农民党。[52]苏联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多党并存，在1990年1月22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在讨论国内政治气氛时，雷日科夫就认为：“我们在实践上已经转向了多党制。看不到另外的路。人民阵线发展成了政治组织。或者我们不承认这一现实，或者与其他政党一道走上广泛的民主制。需要明确做出回答：跟谁斗争和跟谁联合。”[53]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等基本同意雷日科夫的看法。但是，利加乔夫还坚持“应该保持一党体制。建立广泛民族公民阵线，把一切健康力量团结到这一阵线中。而共产党员要占据关键职位”。[54]梅德维杰夫、卢基扬诺夫等人也认为苏共的路线不是多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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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842 在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召开的前一天，莫斯科举行了由“莫斯科选民协会”、“莫斯科人民阵线”等激进派组织召集的规模空前的集会，集会的讲坛就在中央委员们所住的莫斯科饭店外的一辆卡车上，集会打出的标语口号有：“把多党制写进苏联宪法”、“取消宪法第六条”、“权力不能垄断”、“不要专制独裁者”、“政治局辞职”、“中央委员会辞职”，等等，叶利钦等激进派首领在会上发表演说，称苏共已经没有能力对本身进行根本改革，必须彻底改革党的机构，取消宪法第六条。这次集会的目的，显然是向中央全会施加压力，戈尔巴乔夫没有对集会进行干涉，他也想借此向苏共党内的传统派施压。2月5～7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决定放弃一党制原则，承认了多党制的合理性和修改宪法第六条的必要性。党的高层领导几乎一致同意放弃党对权力的垄断，同意修改宪法第六条。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党的革新需要对党与国家机关、经济机构的关系进行重大变更，要放弃实际上向它们发号施令和取代它们职能的做法。党只有作为一种民主承认的力量，才能在革新着的社会中生存和起到自己的先锋队作用。这就是说，它的地位不应当通过宪法来强行合法化。不言而喻，苏共准备为争取执政党的地位而斗争，但这将严格在民主进程范围内进行，放弃任何法律上的和政治上的优先权”。[55]雷日科夫也说：“我们感受到一个真理，即任何一个党都不能永远垄断权力，先锋队的地位不是宪法赐予的。因此，十分重要的是，在全会上我们应当老老实实、认真、十分负责地正视真实情况，不管它是多么痛苦。”“讨论是否需要多党制的问题已经过晚。实际上多党制已经存在。不管各种社会政治运动的动机如何，这一主张正在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反响。……我们必须掌握同其他社会政治实体共同工作和生活的重要学问”。[56]苏共中央全会决定向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修改宪法第六条的动议，取消关于苏共是政治核心，是社会领导力量的提法。虽然戈尔巴乔夫开始想在一党制下进行改革，但现代民主政治以权力制衡和政党竞争为前提，不可能建立在一党制的基础上，苏联党内的民主纲领派和激进改革派实行多党制的要求是无法拒绝的，这是苏共顺应形势发展不得不做出的选择，正如雅科夫列夫所说：“任何激进的改革一开始就应该考虑自己改革的预先设想和时间表将会被推翻。生活这个主人会提出自己的速度、自己的逻辑、自己的事件先后顺序，会暴露自己的任性和失误，会显示出是悲剧演员还是喜剧演员，是英雄还是掘墓人来。”[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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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844 1990年3月第三次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苏联宪法修改补充法》，修改了宪法第六条、第七条，规定“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共青团、其他社会团体和群众运动通过自己选进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并以其他形式参加制订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一切政党、社会团体和群众运动在履行其纲领和章程所规定的职能时，应在宪法和苏联法律范围内进行”。“苏联公民有权结成政党、社会团体，参加有助于发挥政治积极性和主动性、满足他们多种利益的群众运动。”苏共成了与其他政党和社会团体地位一样的政党，苏共开始从一个执政党向一个在议会中活动的群众性政党过渡。这意味着苏共不再是苏联政治体制的核心，苏共在法律上变成了一个与其他政党一样的社会组织，苏联开始实行多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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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846 （四）按照西方三权分立原则彻底改革国家政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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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848 苏联实行人民代表苏维埃制度，特别是戈尔巴乔夫兼任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后，总书记的权限开始向最高苏维埃分权和转移。但是，最高苏维埃本质上的功能是议政、立法和监督，不能有效地做出决策，它也缺乏有效贯彻其决策的系统，因此，出现了权力真空和失控的现象。为了弥补最高苏维埃议而不决的缺陷、摆脱党对戈尔巴乔夫的阻碍作用，权力归苏维埃没多久，戈尔巴乔夫又进一步提出要在苏联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和社会管理体制的思想，同时还陆续派出一些代表公开或秘密地前往美国、法国等地考察西方的议会制和总统制。1990年2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首次公开提出在苏联设立总统制的建议，要求给总统一切必要的权力以便将改革的政策付诸实施。从这时开始，苏联才开始按西方的三权分立原则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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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850 1990年3月，苏联第三次非常人代会开幕，会上就要不要设立总统职务和怎样选举总统进行了辩论。实行总统制本是激进派的主张，戈尔巴乔夫曾反对，现在他同意实行总统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感到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不稳，威信在下降，当了总统，便可以摆脱党的制约，不会因为党内形势的变化而影响到他的权威。设立总统制，使党和国家分开，国家便不再属于任何一个政党。另外，苏联的混乱局面、日益恶化的形势，也需要有一个拥有强有力权力的国家元首。同时，戈尔巴乔夫接过激进派的这一主张，也使激进派措手不及。在人代会上，绝对多数票通过了实行总统制的决议；跨地区议员团提出要由民众直接选举总统，反对派成员阿法纳西耶夫则提出反对总书记兼总统，他担心戈尔巴乔夫会因此成为独裁者。这个提议正中党内传统派的下怀，戈尔巴乔夫当总统，正好给他们提供了一个选举新的总书记的机会，也许可以重新加强党的权力，与戈尔巴乔夫抗衡。反对派很快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收回了这一提议。第三次人代会通过了“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对苏联宪法（根本法）的修改和补充”，规定实行总统制，总统由全民选举产生（第一任苏联总统由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任期5年，连任不得超过两届。总统是国家的元首，享有广泛的权力，包括总理、内阁成员、最高法院院长等重要公职人员的提名权，签署苏联法律、宣布实行紧急状态、解决苏联最高苏维埃两院争端等；苏联最高苏维埃只享有立法和监督职能，卢基扬诺夫被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戈尔巴乔夫以1329∶495票当选苏联第一任总统，有不少人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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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852 国家的最高权力转移到总统系统，各共和国也效仿联盟中央实行总统制，民选产生了自己的总统和苏维埃主席，他们不是对联盟中央，而是对本共和国的选民负责，许多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派“和平”夺取了政权。但是，苏联的总统制并不是西方的三权分立，法治建设明显滞后，实际上仍是另一种集权。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关系国家命运的新联盟条约的问题不是在最高苏维埃决定的，而是由戈尔巴乔夫这个苏联总统与各加盟共和国的首脑共同决定的，实际上是大总统与小总统支配着国家，最高苏维埃被抛在一边。戈尔巴乔夫当上总统后，成立了总统委员会和联邦委员会，行政实权落到了总统委员会的手中，总理及其领导下的部长会议只是执行总统委员会所制定的政策。在改革政策上，雷日科夫与总统的分歧也越来越大，在雷日科夫看来，苏联不仅需要强有力的总统，也需要强有力的政府。雷日科夫认为在联盟条约签订前对政权体制进行改变只会引起混乱，而戈尔巴乔夫却对政治体制进行无休止的改革，于1990年11月撤销了总统委员会，把联邦委员会从议事机构变为协调联盟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国行动的决策机关，取代总统委员会成为最高决策机构。改行总统制，使苏共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严重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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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854 作为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但他并没有真正利用自己的权力去维护联盟的统一，也没有利用这一权力整顿国家秩序，挽救国家的经济。改革后期，特别是1991年以后，戈尔巴乔夫已经起不了多大作用，“改革”进程并未按照戈尔巴乔夫的设想发展，苏共反对派开始左右苏联社会的发展方向，这时苏联政权的政治资源已经大部分落入戈尔巴乔夫亲自培植的政敌——叶利钦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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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856 经过1990年后的政治体制改革，苏联基本上转向了多元化、多党制、总统制，这与从前的体制有了实质性的差别，但这一体制是不完善的，中央行政权力大为削弱、法律体系不健全，难以挽救局势和摆脱危机。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初衷是好的，目的是让民众过上幸福生活，让社会制度为人的福利服务，但在实践中是不成功的，其目标并未实现，这一结果与苏共党内意见不一致、没有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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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861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1706460372]

1706473862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苏共党内在“新思维”实践中的分歧与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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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864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对苏联过去的弊病进行了深刻分析，也指出了苏联未来发展的方向，苏联改革的各项措施也都经过政治局、中央全会、党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的讨论和确认，但是，苏共并未形成一个领导改革的坚强领导核心，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叶利钦、雅科夫列夫、雷日科夫、谢瓦尔德纳泽之间的关系都不是很和谐，他们在改革问题上有共识，都认为苏联需要改革，但在改革的步骤与目标上始终存在分歧，在性格与处事方法上也有许多难以相容之处。特别是随着改革的发展，苏共内部在改革的方针、政策、步骤等问题上开始出现矛盾和分歧，争夺权力的斗争也夹杂其中，使问题越来越复杂化，苏共党内的分裂是戈尔巴乔夫政治新思维实践失败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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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866 戈尔巴乔夫仍然沿袭过去苏共很多老的工作方法和作风，他主管办公厅和组织部，却没有认识到改变机关作风的必要性。戈尔巴乔夫迷信更换干部，通过换上他认为有改革思想的干部来解决问题。他更换了大批干部，但党的机关的体制、作风和方法依然如故，不改体制，只换人，并不能解决问题。后来戈尔巴乔夫也承认：“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之后，区委和市委的班子曾变动过三次，实际上苏维埃的机构也已彻底更新过了。1987年中央一月全会之后，经过差额选举已经换掉了一批第一书记，许多‘老人儿’退休了。掌舵把的已经是第二代、第三代，甚至是第四‘梯队’的人马，可事情一如既往，一切仍在按老规矩办。”[58]戈尔巴乔夫虽然要搞民主化、公开性，却仍然听不得不同意见，不能容忍有人对其工作进行批评，对叶利钦进行围攻和撤职，而实际上他又同意叶利钦的许多改革主张，结果把叶利钦推向了对立面，致使这个具有巨大能量的人成了改革和国家的破坏者。尽管他组建了自己的顾问班子，但常常是顾而不问，自己决策。他虽然取消了党的高级干部的一些特权，但他自己又花了国家大量资财到克里米亚修建豪华的新别墅。由于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领导能力有限，不能很好地发挥每个人的特长，1990年后他个人的威信日益下降，苏共未能形成坚强的领导改革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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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868 （一）苏共高层领导间分歧逐年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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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870 1987年后在苏共党内逐渐形成了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改革派、以利加乔夫为代表的所谓“传统派”、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主流派，由于改革事业本身的复杂性，存在着矛盾与分歧本来是正常现象，但因为苏共没有相应的机制来化解这种矛盾与危机，三派之间的斗争分化削弱了苏共党的力量，对苏联的改革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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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872 叶利钦，1931年出生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农村。1955年毕业于乌拉尔工业学院建筑系，曾经当过一年普通工人、工段长、工程师。30岁时加入苏共，后来从政，1976年成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1985年4月，被戈尔巴乔夫调往莫斯科任苏共中央委员会建设部部长，半年之后被提拔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兼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在任期间，他能够深入市民群众，反对特权，打击黑社会，赢得了居民的普遍好评。从性格上看，叶利钦是个急躁激进、缺少耐心的人，权力欲、自尊心都很强，容不得别人的轻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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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874 从1987年秋天起，叶利钦等激进派开始向戈尔巴乔夫施压，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速度太慢，没有去碰官僚机构这个最“神圣”的东西，他们公开宣传“批评无禁区，公开无限制”，这不仅引起了利加乔夫，也引起了戈尔巴乔夫的不安。当利加乔夫在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下，在全国搞反酗酒运动，要求叶利钦关闭莫斯科的酒厂并停止出售酒类产品时，叶利钦与利加乔夫间发生了公开分歧。戈尔巴乔夫没有支持叶利钦，而是静观他们二人在政治局会议上争吵，叶利钦感到工作没有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在1987年苏共中央6月全会上，刚刚当上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雅科夫列夫升为政治局委员，当了一年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斯柳尼科夫也晋升为政治局委员，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尼科洛夫则越过了候补阶段，直接升为政治局委员，而叶利钦仍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没有得到晋升。这对于自尊心很强的叶利钦来说，是个很大的伤害，他自然心怀不满。在工作上叶利钦与利加乔夫间冲突增多，于是，叶利钦于1987年9月12日致函戈尔巴乔夫抱怨自己的工作得不到支持，最后请求免除其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和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叶利钦希望跟戈尔巴乔夫谈谈，但戈尔巴乔夫没有及时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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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876 在1987年10月21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叶利钦向利加乔夫和戈尔巴乔夫公开提出了挑战。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戈尔巴乔夫在即将召开的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在当时的条件下，需要对苏联7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历史做出应有的评价。戈尔巴乔夫读完报告，请大家提意见，叶利钦犹豫地举了一下手又放下了，作为会议主持人的利加乔夫本不想让他发言，想进入大会辩论，但戈尔巴乔夫坚持让叶利钦讲。叶利钦说：戈尔巴乔夫的报告他已经看过了，也提了意见，他不再提意见了。接着，他话锋一转，离开了大会的主题，谈到了改革的问题。他指责改革进展缓慢，人们一无所得，并说近来对总书记的吹捧有所增长，他还指责利加乔夫和书记处的工作作风没有任何改变，最后，叶利钦提出辞职。[59]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对叶利钦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叶利钦的发言是不负责任的，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全会通过《苏共中央全会关于叶利钦在中央全会上发言的决议》，指出：苏共中央全会认为叶利钦在1987年10月全会上的发言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委托苏共中央政治局和党的莫斯科市委会研究叶利钦同志关于解除他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的申请，研究此问题时应该考虑到中央全会上所交换的意见。[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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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878 1987年11月9日叶利钦自杀未遂，11月11日，病中的叶利钦被戈尔巴乔夫硬拉到莫斯科市委会上，这次会议是为了执行十月全会的决议而召开的，讨论解除叶利钦职务的问题，戈尔巴乔夫和会议的参加者一致谴责叶利钦的立场，指责他怀疑改革；他攻击政治局和书记处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一立场是冒险主义的；叶利钦在政治上不称职，工作中有严重失误，他的工作作风和所作所为是反民主的和独裁的。会议解除了叶利钦莫斯科第一书记的职务。1988年2月中央全会解除了叶利钦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叶利钦事件”在苏联引起了轩然大波，雅科夫列夫指出：“整个事件不是个别的偶然事件，它反映了由潜在的意见的分歧走向公开的意见分歧。正像我已经说过的，正是在这个时候在权力的最高层开始以较为明确的形式表明各自的立场。”[61]叶利钦获得了许多人的同情，“被罢官的叶利钦马上变成了一个游离于有70年历史的国家政治生活规则之外的政治人物。他成了国内所有不满者的领袖，成了前不久还是其领导成员的那个党的政治反对者……为未来年代的激烈政治斗争和政治对抗创造了重要前提条件”。[62]在处理叶利钦的问题上戈尔巴乔夫过于情绪化，他反感的是叶利钦对中央工作的批评，而在对戈尔巴乔夫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报告的看法上双方是一致的，戈尔巴乔夫自己说：“他无论是对报告，还是对我在报告中阐述的思想都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不仅如此，他在全会上还发言，表示自己拥护报告，尽管当时并没有建议大家发言表态。”[63]实际上戈尔巴乔夫后来同意和接受了叶利钦的许多看法，在组织上他排除叶利钦等激进派，仍用利加乔夫等人，但在实际措施上他又把叶利钦等人当成推动改革的力量，因此，在叶利钦离开高级领导层后，戈尔巴乔夫跟叶利钦的关系时合时分，当他需要对付正统派或保守派时，往往与叶利钦形成一种联合或同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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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880 叶利钦事件有利于利加乔夫等政治局内认为应该加强社会主义信念的一派，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列宁格勒一所高校不知名的女教师安德列耶娃的文章《我不能放弃原则》，作者反对苏联社会出现的对历史消极现象的揭露，呼吁承认斯大林在苏联历史上的作用，认为：“我们应该从这些党的、阶级的立场出发来评价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其中包括斯大林的历史作用。”她批评“左派自由社会主义”的追随者们只谈过去的错误不谈成就的做法，她得出的结论是：“现在，在全国范围内正在进行的这些讨论的主要和最最基本的问题是承认还是不承认党和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的领导作用。”[64]这篇文章实质是主张回到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价值观上，这篇文章被认为是利加乔夫指使发的，利加乔夫本人说：“正像所有读者一样，我只是在《我不能放弃原则》一文发表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的时候，才第一次看到它。”[65]但这篇文章显然与利加乔夫的观点相近，在之后召开的一次编辑会议上，他建议大家读一读这篇文章，于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运动开始了：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举行了讨论并支持这篇文章的‘读者代表会议’，在一些州，党的地方报刊转载了安德列耶娃的文章。这种做法——转载中央报刊上的文章，只适用于非常重要的党的文件。转载这一事实本身证明，这篇文章被视同这样的文件”。[66]当时戈尔巴乔夫在国外访问，回国后他也没注意，但是，局势的发展让戈尔巴乔夫不安，没有人谴责这篇文章，利加乔夫运用这篇文章推行自己的、与戈尔巴乔夫改革不同的纲领，因此，戈尔巴乔夫在3月24～25日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戈尔巴乔夫并不反对刊登这篇文章，他反对政治局某些同志把它当成是标尺，他认为“这篇文章发表在二月全会之后，是企图修正总书记的讲话，修正中央全会的决议的一次尝试”。[67]1988年4月5日《真理报》刊登了雅科夫列夫、梅德维杰夫、博尔金会同该报工作人员写的反驳文章《改革的原则：思维和行动的革命性》，苏共高层实际上分裂了。通过这一事件，利加乔夫的影响力下降了，逐渐失去了主持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的权力，雅科夫列夫的地位加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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