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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促进了中世纪色彩的村社残余的瓦解。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农村的村社[81]由于当时的平均主义政策而得到加强，[82]从1916年到1922年，独立农户减少2/3以上，在农户总数中所占比重由16.7%降为8.41%。[83]但这种落后的形态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由于频繁地重分土地，使耕作趋于粗放，在革命后头几年，俄国因而休耕的土地达4000万俄亩。[84]同时，这种结构在政治上也对苏维埃政权造成潜在的危险，即所谓“与城市对立的村社团结”，“在整个农民阶层中，由于某些共同利益和感情的一致。他们团结起来反对城市，他们抱成一团对抗遥远而集权的政府，所以当贫农有困难时，他们宁肯求助于提出苛刻条件的富农，而不求助于党和政府”。[85]但在当时党内，由于民粹主义的影响与对农村分化的担忧心理，许多人仍然主张加强村社的地位，并自觉不自觉地把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它身上。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苏维埃政府曾于1918年7月19日与11月2日两次拨款支持村社的存在。[86]有人还“把农村公社称之为对抗富农的最后屏障”。[87]显然，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正如列宁多次指出的，在俄国，想用维持村社的办法来阻止分化是“荒谬而有害的”，党“永远反对”这种措施。[88]新经济政策以后，苏维埃政府也逐渐认识到了“村社是农业发展的障碍”，[89]开始对村社频繁重分土地进行限制，并赋予“任何个人或小组在共同分配土地时带着土地退出某一组织的权利”。[90]1925年中央四月全会也指出，不得给建立独立地段的农户设立障碍。[91]当时商品经济是瓦解村社的主要力量，而允许“富农”存在的政策对此起了一定作用。在很多地区，“退出农村公社的农民都是些能干的，生活富裕的企业家”。[92]一般农民，乃至贫雇农当时大都希望脱离村社。1925年库拉金乡的贫农告诉工农检查院的代表说：所有的人都想离开村社，只是没有足够的生产工具，离开村社就无以自立。[93]因此，当时生产资料租赁与雇佣、租佃关系在一定范围内的存在，是这些农民能够离开村社的前提，显然这有助于使农业尽快摆脱古老共同体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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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那些宗法式小生产严重存在的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富农”经济在一定范围内的存在，也有利于中世纪残余的消灭与生产的进步，这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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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助于解决农村相对人口过剩的问题。内战时期以及以后一段时间，由于农村生产力受到破坏与耕作的粗放化，许多劳动力找不到出路，尤其在贫苦农民中这种现象更为普遍。1927年10月，联共中央与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指出：这是“现在农村中的一种最显著的不良现象”，“是国内的普遍落后性的残余的反映”，并指出解决问题的出路除了加快工业发展外，就是“农业的集约化”。[94]在当时农业中进行集约经营的，除了为数不多的国营农场与集体农庄外，主要还是富裕农户。因此，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富农”经济的发展，是有利于缓和这一矛盾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雇农的减少有一定虚假成分，因为当时大量的过剩劳动力当了“非法”雇工，所以，新经济政策时期对租赁雇佣关系限制的放松，尽管也有利于富农，但主要还是在贫雇农的请求下进行的。苏维埃政权“满足了贫农的要求，容许租赁并借以大力帮助贫农”。[95]如前所述，在苏维埃政权保护下新经济政策时期雇农的收入增长快于富农，因此这种政策符合贫苦农民利益，并有可能帮助他们最终摆脱富农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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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供了大量商品粮与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资金。苏联农业的商品率，革命后曾大幅度下降。这除了生产力水平低下外，重要的原因是革命后贫苦农民生活改善，消费量增加，而另一方面，革命不但消灭了原先采用集约经营或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商品率很高的大庄园，而且助长了农民分家的趋势，农户总数从革命时的2000万户增加到1928年的2560万户，10年间增加1/4以上。[96]这就使农业生产单位更加细小，自给自足性加强。这对工业化是个很大的不利因素，在当时集体化与国营农场还无法全面推广的情况下，集约经营水平与商品率都比较高的“富农”经济起着相当大的作用。1926-1927年度，国营农场、集体农庄所提供的商品粮只占6%，而富农提供的达20%。[97]这个比重意味着革命前富农几乎垄断商品粮生产的状况一去不复返，也显示了当时条件下“富农”经济对社会仍有一定作用。同时，由于“富农”经济的增长，更由于苏维埃政府不断提高累进税率，富农经济所提供的农业税增加得很快，从1923-1924年度至1925-1926年度，播种面积不到10%的富农提供的农业税从16.9%增加到21.2%，[98]从而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积累。此外，在新经济政策初期，虽然政府大力给予农民信贷支持，但由于元气未复，国家能提供的贷款为数有限，然而农村信贷合作社在这一时期却发展很快，这些合作社的资金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富农的积累。虽说这时信贷合作制中还存在种种缺点，但贫苦农民仍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这些资金。1924-1925年度，信贷合作社向110万农户发放了贷款，其中大部分是中、贫农。[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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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由于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富农”经济的发展，引起了竞争，从而也刺激了国营、集体经济中经营管理的改革，有利于整个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国营、集体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管理水平低，分配方式混乱，吃大锅饭，平均主义倾向突出。集体农庄“松松垮垮”，[100]“处于名副其实的养老院的状态”。[101]国营农场的生产“在绝大多数场合下还不如个体农民”。[102]甚至少数贫农户，由于平均主义思潮影响，也养成了“依赖心理”，“他们指靠国家政治保卫局，指靠领导，随便什么都指靠，只是不指靠自己”，以致战时共产主义结束后，他们“却很不体面地诉起苦来了”。[103]因此，新经济政策一实行，这些松松垮垮的养老院式的生产单位就在个体农户的竞争下迅速垮台，从1921年到1924年，集体农庄从160982个减少为13523个，[104]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从22.79万户降为21.17万户，[105]耕地面积从58.35万公顷下降为21.6万公顷。[106]但这绝不是什么“倒退”，相反，正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在与个体农民，特别是与富农经济竞争的条件下，由于无产阶级政权的支持，集体农庄运动经过调整、改革、整顿，在实事求是与农民群众自愿原则的基础上有了扎实的开端。集体农庄的组织形式发生变化，适合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初级集体农庄——共耕社发展很快，从1920年的695个发展到1928年的19914个，在全部集体农庄中所占的比重从6.6%上升为59.8%。[107]集体农庄的劳动报酬制度也逐渐健全，按劳分配原则得到了体现，而革命后因某种政治条件一度盛行的吃大锅饭、过军营式生活的“农业公社”则基本被淘汰。到1926-1927年度，国营农场与集体农庄的粮食生产商品率已达47.2%，[108]达到并略微超过了革命前资本主义大庄园的水平。各种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一般说也都超过个体农民的平均水平。例如在列宁格勒省（现圣彼得堡市），如以个体经济单位面积产量为100计算，那么集体农庄的单位面积产量就是：冬黑麦——163，冬小麦——300，大麦——1500，亚麻——127。[109]从而为集体化运动进一步开展（当然不是像“全盘集体化”那样的开展）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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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新经济政策下，允许“富农”经济在一定范围内的发展，允许中农、贫农中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结果，使整个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见下表：[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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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当时对富农经济限制、改造、利用的尺度掌握得还是可以的。“富农”经济在这期间绝对量虽有上升，但相对量即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却在下降。社会主义经济的优势不断加强，农村“分化”并未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正如斯大林后来所承认的那样：“假如我们那时给富农极严重的打击，事实上现在我们会得到怎样的结果呢？我不怀疑，这样做我们就会失败，就不能把播种面积扩大到现在这样的规模，就会破坏为工业建立粮食和原料基地的可能性……就会使中农脱离我们，也许现在国内就会发生极严重的政治混乱。”[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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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全文，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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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对富农的划分是不科学的和模糊的。这导致了苏共党的政策的若干偏差，造成了人们思想中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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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该看到，十月革命前的富农和苏联农业集体化以前的富农有很大的不同。后者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农村资产阶级，而基本上是农民小资产阶级上层。对这类农民是可以通过限制、利用的办法来加以改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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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就当时苏联所谓的富农经济（它的概念经常被人为地扩大到它应有的涵义以外）来说，它的存在在当时有一定的合理性。允许“富农”经济有某种程度的发展的政策，对这一时期苏联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对瓦解古老的村社，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时富农经济发展造成的“分化”并不是资本主义条件下贫富两极的分化，而是在当时条件下，要使农民逐步富裕起来的必然现象，只要把握得当是不会造成农村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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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苏联历史问题》198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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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俄国民粹派文选》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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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俄国民粹派文选》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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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俄国民粹派文选》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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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苏联人民委员会苏联居民赋税研究小组报告《苏联的税收负担》（莫斯科，1929年）等书的有关栏目中，都以这个名称代表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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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弗朗科·巴蒂斯特拉达：《布哈林和20年代新民粹主义》，载《布哈林问题论文资料汇编》（下册），1932年，第4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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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弗朗科·巴蒂斯特拉达：《布哈林和20年代新民粹主义》，载《布哈林问题论文资料汇编》（下册），1932年，第4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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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姆科·杰瓦诺夫斯基：《苏俄史》下册，伦敦，1975年，第2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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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卡尔：《一国社会主义》，麦克米伦公司，1968年，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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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斯蒂芬·F. 科恩：《布哈林和通向社会主义之路》，载《论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译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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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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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布哈林问题论文资料汇编》，下册，第4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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