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475814
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 [:1706474746]
1706475815
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 苏联集体化前夕富农经济“自行消灭”问题
1706475816
1706475817
苏联史上所说的“消灭富农”，是指“全盘集体化”时期对100多万富裕农民的扫地出门。但实际上，作为一种经济形态的富农经济并未延续到那个时候，而是在集体化前“粮食危机”时期当局的一系列打击下就已“自行消灭”了。后来所“消灭”的，只是这些农民的正常生活乃至生存权。
1706475818
1706475819
本文试图对集体化前夕“富农”经济“自行消灭”的问题作些新的探索。
1706475820
1706475821
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 [:1706474747]
1706475822
1928-1929年间对富农的政策
1706475823
1706475824
苏联“富农经济”，在新经济政策下，经过1921-1922年间的半合法阶段、1922-1925年间的合法发展阶段与1925-1927年即联共十四次党代会与十五大之间的相对极盛阶段后，发展到顶点。十五大决定收缩对富农的政策，制定了“加紧进攻富农”、“更坚决地从经济上加以排挤”的方针。然而当时的出发点是富农在相当长时期内仍须继续存在，因此宣布了不得剥夺富农，并重申十四大提出的继续肃清战时共产主义残余的精神。
1706475825
1706475826
然而十五大刚闭幕，就爆发了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它使大会刚通过的一系列方针无法付诸实施。为了解决危机，对富裕农民采取了“非常措施”，即使用暴力强制征购甚至没收余粮。这虽然取得了暂时的效果，但却打乱了原定的整个经济部署，引起了次年更加严重的危机。在这种恶性循环的状态下，“非常措施”欲罢不能，从十五大闭幕到消灭富农运动前夕，除1928年7~11月的短暂间断外，农村大部分时间处在“非常措施”之下。强制征粮中大量出现“强迫命令、破坏革命法制、挨户巡视、非法搜查、封闭集市”等类似余粮收集制时代的行为，不但农民储备的机动粮被征购一空，甚至在收成的好坏尚未定局的情况下强行以低价征购农民的防荒粮。[253]1929年2月26日，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再次决议，进一步扩大村苏维埃对“故意抗交粮食者”采取行政手段的权限，非常措施更加强化，[254]许多地区实际上已经走向完全剥夺富农。在这种打击下，富农经济从相对极盛的顶峰骤然跌落下来。大批“富农”为逃避“非常措施”，出卖生产资料、减少播种面积，满足于自给自足，把生产规模缩小到中农的水平。
1706475827
1706475828
在“非常措施”的影响下，党对富农经营所作的行政限制也大大超出了十五大的精神。如十五大规定缩短土地租佃年限，但并未禁止富农承租土地，1928年7月18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关于土地出租最大期限的决议》体现了这一精神，但同年12月15日，在第二次“非常措施”高潮中中执委通过《土地使用与土地整理的基本原则》的决议，绝对禁止了富农户承租土地。同一决议还规定新经济政策高潮时的1925年雇佣劳动法不再适用于所有富农雇主，两个月后专门制定的《关于富农经济运用劳动法典条例》中，对富农雇工规定了严格的条件，这些条件在当时情况下足以使雇工经营几乎完全无法获利。在生产资料供应方面，除了一直禁止向富农提供现代农业机器（如拖拉机等）外，从1928年起“富农得到的复杂农具（指非现代的畜力农具）已等于零”，甚至简单农具的供应也“急剧减少”。[255]不久又强制没收了私人手中原有的拖拉机。在信贷方面，经过多次提高对富农贷款的条件与利率之后，自1929年起完全断绝了对富农的贷款。[256]在流通领域，早在1925年末，“私人资本已被全部从谷物采购方面排挤出去”，到了1928年初，“为了杜绝投机商人和粮食收购者走漏粮食的门路，取消了谷物饲料和面粉的私商。替富农工作的磨坊也没收了。”[257]
1706475829
1706475830
同时，苏维埃政权还积极运用古老村社的形式排挤富农。众所周知，革命前俄国的富农主要就是从脱离村社的独立农庄（从住宅到土地都脱离了村社束缚的个体农户）与单独农田（仍居住于村社之内而耕地已脱离村社支配者）中发展起来的。革命后村社（所谓“土地协会”）与独立农民的矛盾仍然存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特别是十四大以后，政府基本倾向于认为村社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古老桎梏，允许农民自由退出村社。但十五大以后，上述政策迅速改变。这次代表大会把村社列为“对发展农业合作化与机械化最有利的土地利用方式”，要求全力促进它的发展，并要求坚决减少独立农庄的产生。[258]1928年4月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土地使用与土地整理的新法令草案》，空前扩大了土地协会的权力，它禁止农民移住到那些“可因移住而发展成富农的地方去经营独立农庄”，“对于旨在形成单独农田的土地整理申请，可以到最后来处理，如果单独农田的形成会导致富农的发展与巩固时，这种申请甚至可以完全不予受理”。它不仅严禁富农出租、承租土地，甚至对于富农作为村社社员使用份地的权利，也作了极严厉的规定。如该法令第九条说：“领取土地供自己劳动使用的权利，被剥夺选举权者（按：基本上指富农而言）要轮到最后才能享有。”斯大林时代一部反映当局观点的著作解释这种立法精神时说：“法律规定进行强制的土地整理。这意思就是要剥夺富农的大部分土地，并把富农迁移到较坏、较远的土地上去。”[259]同时，苏联政府还利用村社从政治上向富农施加压力，从1928年起，剥夺了富农参加村社自治组织——村会的权利，从而“把富农从它最后的避难所中驱逐出去”。[260]在这一政策下，“1928-1929年的农村，与其说是受地方苏维埃领导，毋宁说是受传统的、现在被谨慎地称为农村协会的传统公社的领导”。[261]这些村社强烈地发挥了米尔的平均主义职能，使农村进一步中农化、平均化与自然经济化。村社在抑制富农经济方面的作用，常为目前的许多论著所忽视，这是不妥当的。[262]
1706475831
1706475832
这一时期，根据苏共十五大精神对富农进行经济性排挤的许多措施也迅速强化并逐渐演变成超经济的行政手段。1928年4月颁布了统一农业税法，大幅度提高了对农村富裕阶层的累进税率，1928-1929年度，向富农与富裕农民征收的税额在农业税总额中所占比重从前一年的49%激增为60%。[263]这与十五大以前加重对富农征税的趋势是一致的，但那时富农的经济力量处于上升过程，加税是对富农力量增长的限制，而这时正如下文所述，富农的实力正迅速崩溃，因此加税是促使富农消灭。这种趋势发展到1931年，富农应缴税额常常超过其全部收入，富农为纳税不仅倾其所入，而且要交出财产。粮食征购也是如此，对富农规定了很高的征购额，如不能完成，须变卖家产以偿。[264]这样，这些措施的性质就由经济性的排挤转变为行政性的剥夺。1928年起，规定对那些“普通税法不能充分节制其收入”的“最富裕的富农”实行一种特别的个别课税，结果“许多地区征收面扩大到（总农户的）10%或12%，甚至更多”。[265]它很快也由经济措施变成了政治措施：“个别课税和取消选举权往往混杂在一起。”[266]于是在1928年底苏维埃选举前的审查运动中，大批富裕农民甚至一些党员与苏维埃干部纷纷“被人揭露并被剥夺选举权而孤立起来”。[267]
1706475833
1706475834
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 [:1706474748]
1706475835
富农经济的“自行消灭”
1706475836
1706475837
在一系列经济的、行政的甚至刑法的打击下，富农经济完全失去了扩大再生产与简单再生产的条件，迅速萎缩了。从1927年到1929年，全苏富农的播种面积减少近2/3，其中乌克兰与俄罗斯富农谷物播种面积猛降42.4%，产量下跌42.7%，商品粮更锐减68.6%。全苏富农拥有的牲畜总数下降16%，平均每户占有生产资料价值下降21.4%。[268]作为富农经济存在标志的各项指标也剧烈下降：[269]
1706475838
1706475839
1706475840
1706475841
1706475842
这些数字意味着：
1706475843
1706475844
1. 严格意义上的富农经营方式，即使用雇佣劳动从事商品生产以榨取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农业已基本消灭。在1929年被认为富农的农户中，使用雇工的在下伏尔加4户中找不到一户。在北高加索10户中才有一户，在乌克兰7户中才有一户，而在中部俄罗斯农业区，20户富农中也找不出一户雇主，可以说富农使用雇工的现象在这里已几乎绝迹。这里可以举出一个对比数字：1927年时中农中使用雇工户比例也达23%~34%，[270]远远高于1929年“富农”的水平。1927年农村私人雇工数为184万（或云193万、170万），而1929年急剧下降为64.9万[271]（一说42万[272]）。在战时共产主义登峰造极、富农经济几乎无立足之地的1920年，农村私人雇工也在80万以上！此外，雇工期限急剧缩短，1927-1928年一年之隔，雇工期超过25天者就从32%猛跌到6.2%。[273]可以说，这时雇佣劳动在农民经济中已没有多少意义了。
1706475845
1706475846
2. 由于富农生产规模的缩减，1929年“100多万户”富农的播种面积降为500万俄亩左右，[274]平均每户5俄亩。而同年全苏播种面积为1.082亿俄亩，平均每个农户约4俄亩。[275]考虑到富农家庭人口数显著高于全部农户平均数，所以可以认为富农的经营规模已降低到全部农户的平均水平。从粮食产量与商品率来看也是如此，富农的每户粮食产量、商品粮产量与商品率曾比一般农户高得多。1926-1927年度3.9%的富农产粮6.17亿普特，占全苏总产量的13%，其中商品粮1.26亿普特，占全苏商品粮的20%。[276]而到1929年，5%的富农户产粮3.53亿普特，只占全苏总产量的8%，其中商品粮3956万普特，只占1928-1929年度商品粮的5.9%，[277]每户产量与全部农户平均水平相差无几，而商品率甚至低于平均水平。
1706475847
1706475848
3. “富农”租地经营缩减，但在某些地区仍有一定意义，如在下伏尔加、北高加索两个边区，仍有过半数的“富农”租进土地。但他们是地租支付者而非收取者，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即当其成为富农扩大资本主义经营的手段或成为使用雇佣劳动的场所时，这些租地才具有资本主义性质。而如前所述，这个前提基本上已不存在。
1706475849
1706475850
4. 在富农雇工经营基本消亡，流通领域又受到强烈排挤和“非常措施”的打击情况下，生产资料租赁在富农所剩下的剥削手段中再次居于首位，但其规模也大为缩小了。当时生产资料租赁中役畜的租赁居统治地位，而由于富农纷纷出卖生产资料，1928-1929年一年之隔，俄罗斯与乌克兰农村中多畜户（拥有不少于4头牲畜者）锐减51.1%，而无畜户则有33.4%上升为有畜户[278]。据苏联学者伊夫尼茨基统计，1929年富农平均每户拥有生产资料价值已下降为1259.9卢布，[279]而所有农户的平均数为730卢布，[280]考虑到人口因素，应该说两者差距已不大。（而1927年两者曾有3~5倍的差距。）根据新经济政策高潮时的标准，富农的定义为有生产资料1400卢布或1600卢布以上者。[281]如按此标准，1929年富农就已“消灭”了。尤其需要指出，此时富农生产资料的构成也发生了极大变化，复杂机器所占的比重急剧下降，1926-1927年度，富农曾占有农村拖拉机的11%，而1929年这个比例已下降为零。[282]只是由于富农经营规模的萎缩速度大大高于其生产资料减少的速度，使生产资料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相对过剩，才使得富农中出租生产资料户的比例暂时没有急剧下降。但必须指出，从理论上说，生产资料租赁本身并不反映某种特定的生产关系，只有当生产资料由剩余价值的积累所构成，即它具有资本的属性时，生产资料租赁才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层次。否则，例如在当时广泛存在的中农乃至贫农出租生产资料的情况下，这种租赁的性质就只不过是物化劳动与活劳动的一种交换而已。因此就整个社会来说，只凭生产资料租赁是形成不了一个富农阶级的。值得注意的是，与富农经济崩溃和富农各种剥削活动（包括生产资料租赁在内）急剧消灭的同时，在这两年间，随着中贫农经济的活跃，整个农村的生产资料租赁是趋向繁荣的。如乌克兰全体农户中1927年出租生产资料户的比例达56.9%，1929年更上升为60.2%。[283]这种状况绝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膨胀。因此，在雇工剥削与其他领域内的剥削基本被制止后，在“富农”转为自给自足经营之后，残存的“富农”出租生产资料的现象其性质究竟如何，是很值得研究的。
1706475851
1706475852
因此，在1928-1929年，即“消灭富农”运动开始之前，对富农的剥夺已进行到相当程度，富农的力量基本已被摧毁，他们的实力已大大地下降到新经济政策以前即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受打击最严重时的水平之下。[284]（1920年富农播种面积占20%，而1929年还不足5%。）整个地说，这时的“富农”大约只相当于苏共十五大前的上中农。笔者在以前的文章中曾指出，新经济政策时代的“富农”虽然有私人资本主义成分，但整体来看它基本上仍属于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小商品生产者，即农村小资产阶级上层，那么在1929年更可以这么说了。事实上，作为一种经济形态的“富农经济”，亦即私人资本主义农场经济，在运动之前基本上已经消灭。一些学者常把这个时期富农的衰亡称为“自行消灭”。斯大林在“消灭富农”运动开始后，也曾指出一些富农在全盘集体化之前因害怕被剥夺而“自行消灭”的现象，[285]并把它作为富农的一种破坏活动，号召与之进行斗争。这种情形当然不是没有，但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它不是主要的。所谓富农的“自行消灭”，只是相对于1929年以后的暴力剥夺而言。其实并不是“自行”的，它是这期间苏维埃政权排挤、部分剥夺富农，使其丧失了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条件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并不是富农的破坏所致。事实上反映富农“自行消灭”的上述许多数字，也是在许多论著中作为苏维埃政权打击富农的成就而列举的。
1706475853
1706475854
当然，这里说的是富农的“消灭”，而不是富农赖以产生的基础（私有制）的“消灭”，后者只有当社会主义改造完全胜利后才能实现。同时，所谓富农的“消灭”也只是基本上的，并不排除在1929年还有少量残余存在。
1706475855
1706475856
如何评价1928-1929年间富农阶级的“自行消灭”呢？首先，它是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党、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坚持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是社会主义力量不断加强的产物，也与新经济政策时期党的农村政策，其中包括对富农政策的基本成功分不开。如上所述，这一时期对富农采取了一系列严厉的行政措施，乃至“非常措施”，但其严厉程度毕竟远不如贫农委员会与余粮收集制时期，然而对富农经济的打击却远比上述时期深刻得多、沉重得多。其原因就在于1927年的富农虽然活跃，毕竟远不能与1917年相比，而1927年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及其扶植下的中贫农经济力量的强大更是余粮收集制时代所没有的。1918年与1928年，经济方面的阶级力量对比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富农的“自行消灭”就是这一变化的结果，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联农村经济基础内部矛盾运动的必然趋势，也为进一步实现全面的社会主义农业改造打下了基础。
1706475857
1706475858
但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指出，在当时的苏联农村，消灭资本主义因素的条件还不成熟，过早、过于严厉地对富农采取压制措施，对搞活经济不利。当时的苏联农村，商品经济落后，城乡经济联系脆弱，宗法式的古老村社传统与农业的分散和自然经济状况阻碍着社会主义建设。在这种情况下，“富农经济”并没有完全失去存在的价值，这也是苏共十五大精神反对剥夺富农、主张继续肃清战时共产主义残余的原因。然而“粮食危机”使这一精神未能得到贯彻，由于急于实现工业化，丧失了用经济手段解决危机的任何可能性。为了得到粮食，只得对农村富裕阶层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结果随着富农“自行消灭”，反而使“农业特别是谷物业日益分散，赢利愈来愈少，出产的商品愈来愈少”，自然经济“有继续加强的趋势”。[286]尤其是在村社的基础上压制与消灭富农的政策，更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其结果是粮食产量从1926-1927年度的7683万吨，下降为1928年的7332万吨，再降为1929年的7174万吨。[287]计划收购的商品粮也连年减少，1928-1929年度比1927-1928年度少2%，比1926-1927年度少8%。[288]（当然其中也有气候方面的因素。）“非常措施”不但未能根本解决问题，反而使“粮食危机”更加严重了。然而在战争危险临近、工业化性命攸关的思想指导下，后退是不可能的。在危机的反馈作用下，苏联的农村政策只有越来越“左”，终于导致了破釜沉舟的“大转变”。
1706475859
1706475860
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 [:1706474749]
1706475861
富农标准的下降与“富农”队伍的扩大
1706475862
1706475863
农村政策日益“左”倾的突出表现，是在富农经济“自行消灭”，农村日益平均化与自然经济化的情况下，被划成“富农”的集团反而不断扩大，出现了越“排挤”而“富农”越多的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