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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究竟什么样的人算是富农，以及总共有多少富农，一直众说纷纭。但在“非常措施”以前，联共党内的执政派（即以斯大林为首的所谓“中派”）的说法，以及各政府职能机关的统计，却都比较审慎，提出的数字也十分近似。按这些数字，在农村商品关系最活跃、政策最宽、富农经济相对极盛的1925-1927年间，富农约占农户总数的3.2%~3.9%，即约八九十万户。例如：莫洛托夫在苏共十五大所作的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中，说当年（1927）农户中3.7%是富农。[289]这年中央统计局主持了对全苏各地61.54万农民的抽样调查，农业人民委员会组织了对全苏2307.7万个独立农户的普查，人民委员会苏联居民赋税研究小组提出了农村税收统计报告，这三个单位提供的资料在普查范围、统计方法上各有不同，对农村各阶层比例的计算结果也不一样，但其中富农的数字则基本一致，即1927年农户的3.9%是富农，[290]绝对数字（据农业人民委员会）为89.6万户。这是在“非常措施”实行以前有职能部门的统计资料为依据的最高数字。然而，在“非常措施”时期，随着富农经济的迅速萎缩，“富农”的户数与比例却迅速扩大。1928年11月19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断言：“已经证实：在我国富农约占5%。”[291]他是怎样“证实”这一点，人们至今还不清楚。但从此后“一百多万户富农”的提法就广泛地见于各种论著中，成为定论了。据税务部门报告，1928-1929年度富农交纳的农业税总额为2亿卢布，[292]每产富农平均税额，在1926-1927年度为100.77卢布，1929-1930年度为172.49卢布。[293]据此可知：1928-1929年度税务部门所掌握的“富农”户数在116~200万之间，大约比1925年增加了一倍。还有更高的估计，如1930年出版的《建设地方经济的五年计划》一书就提出，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被没收财产的那种富裕农民，在1927年末已占农村总人口的10%。[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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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状况意味着“富农”标准的降低，十五大以前，人民委员会曾与中央统计局召开委员会，决定富农的标准为具备下列5条之一者：1. 雇佣两人以上，其中一人一年之中至少雇佣半年者；2. 有3或4头以上耕畜。10或12、14、16俄亩以上耕地（各地不同）者；3. 拥有至少雇工一人的小作坊，或在经营的其他方面雇佣工人者；4. 即使没有雇工但有商铺者；5. 私有现代化农业机械或具有其大部分所有权者。[295]这个标准显然不算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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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28年，中央统计局在分析1927年抽样调查材料时提出了如下标准：“一切与农业经济有关并以此作为货币收入主要来源的农户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列为企业家（按即富农）：1. 占有1600卢布以上生产资料并出租生产资料者，或一年中雇工50天以上者；2. 占有800卢布以上生产资料，一年雇工75天以上者；3. 占有400卢布以上生产资料，一年雇工150天以上者。”[296]这个标准比之前一个标准显然大大降低了：从雇工两人并需有一人为长工，降为只需雇一人50~150天，从3~4头耕畜、10~16俄亩地降为2.3头与9俄亩（这是最高等级的平均拥有量）。但它只用来对调查材料进行统计分析，并未被基层用以确定农民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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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5月21日，人民委员会作出决议，确定富农为具备下列5条之一者：1. 经常使用雇佣劳动干农活，或在副业与手工作坊中使用雇工（因此而没有被剥夺选举权者例外）；2. 拥有磨坊、油坊以及其他有机械动力的企业；3. 经常出租有机械动力的复杂农机具；4. 经常或季节性地出租某些有设备的住房与企业用房；5. 有非劳动收入成员（经商、放债、充当商业经纪人，包括宗教人士）。[297]这个标准比前两个有如下显著特点：1. 完全没有明确的数量概念，这使它比前两个标准更难掌握；2. 尤其重要的是非经济因素的出现：选举权与宗教。如下所述，这是导致“富农”队伍大为扩充的两个重要原因。实际上，这个决议在划定“富农”方面没有起什么作用。“富农”的扩大，主要集中出现在1928年春的“个别征税”、同年年底的地方苏维埃选举运动，特别是1929年底以后的“消灭富农”运动这三个时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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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4月，苏联实行农业税制改革，决定对富农中的“最富裕者”进行个别征税。原定的征收面为农户的2%~3%，但结果许多地方都征收到10%~12%，乃至更多，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当时中央曾严厉批评基层违背中央精神“触犯了中农”。[298]但实际上，造成扩大化的原因在于当时规定的个别征收法本身就有很大的弊病，它以收入作为确定征收对象的唯一标准，而且定得很低。如俄罗斯联邦就规定农户应税收入总额在400卢布以上的，都要交纳个别“附加”，[299]而符合这一条件的农户，竟占到全部农户的15.75%。在某些地区，这一标准甚至降到300卢布以上。[300]事实上，在1925-1927年间，富农的收入水平大约为600~800卢布以上。[301]可见个别税法等于把富农的标准大大降低了，这就难免要引起扩大化。[302]后来中央虽然批评了这种倾向，但并未制定出新的征收标准。在当时的形势下，“个别税”很快具有了身份性的意义，“个别税成了证明属于富农阶级的标志”。[303]到1929年，政府干脆规定所有的富农都交纳个别税，从而正式确认了富农与“个别税户”这两个概念的同一。这样，本来是通过阶级成分来确定征收标准的，现在成了通过征收标准来确定阶级成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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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12月苏联各地进行了地方苏维埃选举，它成了又一次“揭露富农”的大规模政治运动。选举前两个月，联共（布）中央通过了检查贫农团工作的决议，使战时共产主义结束后几乎已不存在的贫农团再度活跃起来，其数量在一个月内翻了几番。贫农团成员3/4为贫雇农，1/4为“贫困中农”，其任务是组织贫农参加选举运动，“在农村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期消除富农与阶级异己分子在苏维埃中的影响”。与此同时数万城市工人下乡“直接参加农村选举运动”，[304]以帮助贫农，声势十分浩大。这一运动与粮食征购中第二次“非常措施”高潮紧密相连，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余粮收集制时期的贫农委员会运动。贫农委员会对于内战时期的农村工作有贡献，但其“左”倾错误是人所共知的。而在“中农化”过程已进行了10年之久的和平时期重新发动这种实际上是中立中农、打击“富农”的运动，其“左”倾偏向更难以避免。选举运动很大程度上是“和揭发富农并剥夺他们的选举权相联系的”。[305]苏联富农历来没有选举权，所以毫无疑问，这次“剥夺”的是原来的中农或发了家的贫农。用苏联官方历史著作中的话说就是“扩大了划定富农成分标准中的项目”。[306]没什么数字能说明这次运动在多大程度上扩大了“富农”队伍，但如前所述，正是在选举运动中斯大林“证实”了有5%即约125万户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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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运动中被剥夺选举权的主要根据，就是缴纳个别税，同时，作为参加贫农团资格的“贫雇农”与“贫困中农”概念也以新税法为基础：前者是“免纳农业税者”，后者是“纳少额农业税者”。[307]这实际上是把以税收作为划定阶级成分的唯一根据的做法固定了下来，而当时的税法是以收入多少为唯一标准的累进所得税。这样，复杂的阶级划分问题就被简单化为一个收入多少的问题，而置“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于不顾。这种做法在理论上与实践上的错误之明显，自不待言。征税与选举运动实际上奠定了后来“消灭富农”运动扩大化的基础。《布尔什维克》杂志曾刊载一篇文章，指出：“村苏维埃没收富农的办法非常简单、机械和形式主义……在这过程中个别课税与剥夺选举权常常混为一谈。对中农增加税收（按：指‘个别附加’）通常被看成是个别课税，而这又导致剥夺选举权，后者又成为‘没收富农’的基本前提。所以很明白，把‘没收富农’强加于中农头上的情况是非常多的。”[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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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税收与选举运动中的这些问题，当时不少人有意见，如《贫农报》的一名工作人员切尔诺夫在选举前曾给斯大林写信，建议：1. 废除“目前实行的这种税制”；2. “修改选举细则，把剥削性的富农经济的界限划分得更明确些”。他的意见未必都对（累进税还是必需的），但显然有合理成分。而斯大林则一概斥之为“要求给富农自由”的“谬论”，[309]未予理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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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富农”队伍扩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宗教。1928年秋季，苏联各地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反宗教运动，大批教堂被毁，全部修道院被强行封闭，“成千上万”的修道士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其中不少人是自食其力的农业生产者。[310]在这种形势下，1929年5月21日人民委员会决议第一次把“僧侣、教士”等宗教人士列为“富农”的标准之一。此后在“消灭富农”运动中农村中的反宗教运动更加发展，在任何村子里集体化的决议中通常都包括封闭教堂等内容，“从拆下教堂的钟来着手组织劳动组合”[311]的现象盛极一时。结果“许多并不很富有的农民试图阻止毁掉教堂，但自己却被捕、流放了”，相当多的人“不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而是因为他们信仰宗教”而被定为“富农”并遭到剥夺。[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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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消灭富农”运动中出现的严重问题，不是一时的偶然现象，它是一个时期以来，特别是“非常措施”时期农村工作中一系列“左”倾偏向（尤其是税收、选举、宗教、粮食等问题上的“左”倾偏向）发展的逻辑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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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苏共十五大以后，在“非常措施”时期，苏联对富农政策发生了急剧变化，实际上已经转入由排挤进而消灭富农经济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富农经济扩大再生产乃至简单再生产的道路完全被堵死，到1929年“消灭富农”运动开始之前，富农经济作为一种使用雇佣劳动从事商品生产以榨取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实际上已经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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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所谓富农经济的“自行消灭”，只是针对1929年冬以后的大规模暴力镇压与剥夺而言，它既不是富农“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也不是富农“破坏活动”所造成，而是苏维埃政权打击富农政策的成果。它体现了新经济政策末期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与农村经济的社会主义趋势，但也包含着较严重的“左”倾偏向。在当时条件下，消灭“富农”为时过早，对经济造成了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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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这一时期“左”倾偏向的突出表现，就是“富农”越排挤越多，在富农经济迅速萎缩的同时被认为是“富农”的队伍却迅速扩大，从而人为激化了阶级斗争，最后造成了集体化过程中的严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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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苏联历史问题》198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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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3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5l页；《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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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勃·阿布拉莫夫：《布尔什维克党——消灭富农阶级斗争的组织者》，莫斯科，1952年，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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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米·斯·斯米尔诺夫：《苏联共产党为准备群众性集体农庄运动而斗争》，莫斯科，1952年，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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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2卷，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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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勃·阿布拉莫夫：《布尔什维克党——消灭富农阶级斗争的组织者》，莫斯科，1952年，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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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苏维埃经济的发展》，学习杂志社，1955年，第3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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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勃·阿布拉莫夫：《布尔什维克党——消灭富农阶级斗争的组织者》，莫斯科，1952年，第46~47页。我国土地革命时期“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政策，就是受苏联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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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米·斯·斯米尔诺夫：《苏联共产党为准备群众性集体农庄运动而斗争》，莫斯科，1952年，第58页；《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3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4~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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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弗朗科·巴蒂斯特拉达：《布哈林与二十年代新民粹主义》，见上海师院《布哈林问题论文资料汇编》，第4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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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参见拙稿《十月革命后苏联的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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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勃·阿布拉莫夫：《布尔什维克党——消灭富农阶级斗争的组织者》，莫斯科，1952年，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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