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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转引自叶书宗：《苏联富农政策研究》，载《苏联历史问题》1983年第4期，第8页；闻一：《苏联二十年代的土地租佃与雇佣劳动问题》，载《世界历史》，1984年第1期，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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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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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南冰、索真：《苏联税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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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3卷，第6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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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见《苏联历史问题》1983年第3期所载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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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个别附加”与“个别税”虽有区别，但当时政策对此规定不明确，而且二者都是一种惩罚性个别税，纳税者是入另册的，所以很多地区把二者混为一谈，见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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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3卷，第6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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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勃·阿布拉莫夫：《布尔什维克党——消灭富农阶级斗争的组织者》，莫斯科，1952年，第47~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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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勃·阿布拉莫夫：《布尔什维克党——消灭富农阶级斗争的组织者》，莫斯科，1952年，第49、50~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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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萨姆索诺夫：《苏联简史》第2卷上册，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3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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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勃·阿布拉莫夫：《布尔什维克党——消灭富农阶级斗争的组织者》，第49、50~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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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勃·阿·安加罗夫：《村苏维埃与消灭富农之为阶级》，见《布尔什维克》，1930年第6期，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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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47~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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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罗·亚·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续篇》，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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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斯大林选集》下卷，第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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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罗·亚·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续篇》，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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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 “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典型实践：苏联集体化时期的“消灭富农”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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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论”到“贡税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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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苏联在“粉碎”了布哈林“右倾”集团后发动了结束新经济政策并转入“全盘集体化”的“大转变”运动，并同时开始大规模地“消灭富农阶级”。笔者前已著文指出：作为一种经济形态的富农经济不仅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从未发展到形成“农村资产阶级”的程度，而且作为商品率稍高的家庭农场，它事实上已在1927年底开始的“粮食危机”期间受到严重打击而“自行消灭”了。[313]因而在集体化运动中“消灭”的与其说是一种经济形态或一个“阶级”，毋宁说只是这些农民的正常生活乃至生存权。这场运动的灾难性后果在苏联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之后就已逐渐披露，如今更为世人所熟知。虽然对灾难程度的估计仍有考据上的争论，但其性质已渐有公论。本文就不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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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探讨的是这样一场运动的发生机制。按照通常说法，苏联的意识形态要求在农村中消除两极分化，解决贫富矛盾。把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之路。而全盘集体化就是在这种思路引导下发生的“过火”、“冒进”之举，是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左”倾错误。但已有学者指出，消灭剥削、平均共富的道德理想并非这场运动的真正思想动因。据查，在“大转变”前的一年里斯大林13次提到集体农庄的好处，其中只有一次原则性地讲到集体化是消除分化、共同富裕的理想制度，其余讲的都是集体农庄能够大量提供廉价“商品粮”，而这是国家不可能从小农那里弄到的。实际上，“集体化—消灭富农”运动正是在1927-1928年粮食收购危机、国家从小农那里采用“非常措施”强购廉价粮而遭到消极抵制之后才发动的，它的“原始积累”性质显然比一般的乌托邦狂要实在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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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后不久，新生的苏俄在内战中借“红色恐怖”之势实行“余粮收集制”，无偿夺取农民粮食来供给苏俄创业所需。为了替这种做法寻找理论依据，著名布尔什维克学者米·斯·斯米尔诺夫在《真理周刊》上撰文，套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积累”之前先要有“所谓原始积累”的说法，认为“社会主义积累”之前也要先有“原始积累”，他称之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这个观点很快为当时苏俄理论界所普遍接受。布哈林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中就大谈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并指出它的实质是“过渡时期的‘超经济’强制”。[314]而托洛茨基一派的理论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更于1926年出版《新经济学》一书中，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并把它列为过渡时期经济中互为矛盾的两大规律（另一个是价值规律）之一。宣称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在经济规律上便表现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与价值规律的斗争。该书认为，正如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曾以抢来本钱做买卖的方式获得前提条件一样，社会主义苏俄在国营经济能按计划经济规律实现“社会主义积累”之前，也要先以强制手段“剥削”农民来建立国营经济，这一过程“在同社会主义生产的关系上的经济实质正像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在同资本主义生产的关系上的经济实质一样”。唯一的区别是：由于苏俄国家的强制与垄断权力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大，因而其“采用非经济的强制方法进行的积累”能力也更强。另一方面，由于苏俄没有可供“剥削”的“殖民地”，因而也更需要对本国农民搞“原始积累”。所以苏俄国家的任务不是从小生产者——农民——那里“拿得比资本主义从他们那里拿得更少”，而是要比资本主义“拿得更多”。[315]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用增加明税的办法“剥削”农民会引起反感，更不能用“余粮征集制”的办法向农民公开强取，但苏维埃政权可以利用国家在工商业中的垄断地位提高卖给农民的工业品价格，压低从农民那里收购的农产品价格，利用剪刀差形成的“暗税”来“剥削”农民；把农村作为国营工业的“殖民地”，把“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小生产”作为“社会主义成分”的原始积累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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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并不认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是合乎社会主义理想的，也就是说它与消灭分化、共同富裕这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固有的追求不同。正如奴隶制与海盗行径并非资本主义本身，以这种野蛮手段搞的原始积累也是“资本主义生产范围之外的积累”一样。资本主义发达起来以后就可以用资本主义积累（等价交换、自由市场形式下的积累）来取代这种资本主义“之外”的原始积累。而资本主义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如果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也可能用不着再经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阶段，而可以直接依靠原有的强大工业在国有化计划经济内部进行“社会主义积累”。但俄国这样的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那里继承的工业积累薄弱，只靠工业内部（即社会主义经济内部）积累来扩大再生产，那速度必然极慢，所以越是不发达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越需要搞“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即越需要靠“剥削”农民来搞工业化。以后随着国有工业的壮大，自我积累能力增强，对“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依赖会逐渐减少。同时计划成分逐渐成长并排挤市场成分，使过渡时期价值规律在经济中的作用也不断缩小。到国家工业化完成，不再需要“剥削”农民，并且可以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把农民组织成为计划经济大生产的社会主义“谷物工厂”，于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与“价值规律”均告失效而为“社会主义积累规律”取代，计划最终战胜市场（包括等价交换的资本主义市场与不等价交换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市场），过渡时期也就结束，而社会主义时代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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