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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6]拉德钦斯基：《苏联农业的社会化》，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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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7]罗·亚·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第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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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8]斯多伯诺夫：《苏联集体农庄所有制的产生和发展》，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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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9]维尔茨安等：《苏联集体化历史中的几个问题》，《历史问题》196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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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瑙姆·贾斯尼：《苏联的社会化农业：计划和结果》，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313~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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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罗·亚·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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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罗·亚·麦德维杰夫：《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7~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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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参见奇波拉：《欧洲经济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中译本，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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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 苏俄历史观之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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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坚持俄国的公社制度方面，极左与极右离奇地结合起来”。最“革命”的民粹派与最反动的“警察”都在大力鼓吹集体主义、米尔精神、公社制和“共耕制”，极力抵制“个人主义”与自由财产，都力图维护俄罗斯“国粹”而反对“西方瘟疫”，并且为实现这一切又都寄希望于农民，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历史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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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 俄罗斯传统文化与苏联现代化进程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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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国家目前正经历一场深刻的反思运动，从批评领袖个人及个别政策的错误，到对理论、制度模式的反省。而对于中苏等国来说（与因苏军占领而“输入”社会主义的东欧诸国不同），追溯旧模式的社会—文化根源，对旧模式中反映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进行全民族的自我反省，可称为反思的第三阶段，也是更为深刻的阶段。这一阶段在我国已全面展开，在苏联自1987年起也已为少数思想敏锐者所提出。但背着“发达的超级强国”包袱、国内民族问题又十分尖锐的苏联，进行这种反思显然比已在民族危机中挣扎了100多年的中国更困难。西方学者对此虽然注意较早，但出于反社会主义偏见，往往简单地把“斯大林现象”与历史上的沙皇专制作类比，因而也难以科学地看待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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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与苏联革命前同是不发达国家，有某些类似的文化传统，又长期实行苏式体制，因此这个问题对我国目前的改革与反思运动也有重大意义。作为外国人研究俄罗斯传统有困难的一面，但也有“旁观者清”的优势，不受俄国民族情绪和西方反社会主义偏见的影响，科学地认识苏联历史的传统文化之根，应该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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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村社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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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诸民族多属“海岸民族”或受海岸文明影响而进入文明社会的草原民族。俄罗斯人是唯一的例外，起源于欧洲腹地的内陆森林。尤其是14世纪西北罗斯衰落后，作为后来统一中心与近代俄国文化直接创造者的东北罗斯又是三支罗斯文明中最具内陆性的。在彼得大帝“为出海口而战”之前，俄罗斯人几与海洋隔绝。在这以后，俄国基本上也还是个内陆国家，至今，苏联的21个百万人口以上大城市中，只有一个（列宁格勒）位于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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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先民既不是航海者，也不是骑马者，甚至也不同于大河流域的农民，他们是“伐木者”。在寒冷森林地带的严酷环境中以“砍烧农业”而迎来文明的东斯拉夫人历来是以共同体的形式活动的，独立个人的自由个性成长异常缓慢。村社就是一切，乃至于就是“世界”——在俄语里，“村社”与“世界”是同一个词。这种封闭的村社文化对俄国的历史发展与民族性格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1000多年来，这种古斯拉夫人的内陆文化先后与瓦兰吉亚征服者带来的维金文化、东正教的拜占庭文化与金帐汗国时代的阿尔泰-蒙古文化相结合，形成了近古俄国史上的土地公有、定期重分、集中居住、封闭排他、政社合一，以连环的形式集体对国家负责的村社制度。它把古斯拉夫人的封闭性、维金人的宗法自治、拜占庭的邻里公社及蒙古人巴思哈制度下的连环责任制融为一体，形成了一种以强调个人对共同体的依附为特征的宗法文化。自从东北罗斯在金帐汗卵翼下兴起，并征服、统一了保持维金-斯拉夫文化传统的西北罗斯与保持拜占庭-斯拉夫文化传统的西南罗斯后，在专制主义国家的大力培植下，在不断的对外征服中膨胀起来的民族沙文主义情绪刺激下，这种文化传统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它的主要特点是：1. 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宗法共同体内部的简单协作传统，如劳动组合、共耕地、插犋耕作等等。2. 在价值观念上轻视自由个性，强调整体和谐，把个人视为共同体的附属物而否定其独立人格。3. 在民族性格上，村社生活使俄国人重视邻里关系的和谐，这使俄国人成了一个重感情的民族。因此俄国人性格外向，浪漫主义有余，理性精神不足。所以近代俄国在文学上群星灿烂，享誉于世界，却罕有伟大的哲学家。4. 民族性格中理性精神的缺乏是权威崇拜与群众性歇斯底里得以产生的文化土壤，而“宁可全部土地归沙皇，只要不归地主”的村社观念更直接产生了俄国式的皇权主义以及从宗法角度对西方民主的鄙视。5. 严重的轻商抑商传统，经商被认为是贪婪的犹太人的可鄙的营生，由此又产生了俄罗斯人反犹排犹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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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村社把宗法共同体对人的束缚与“保护”巧妙地结合起来。在村社里，“平均”与剥削、“民主”与专制取得了田园诗般的和谐，体现了中世纪束缚——“保护”的对立统一和“权利与义务的美妙协调”，同时又体现了斯拉夫传统特点，因此在俄国根深蒂固。这种“村社精神”具有强大的力量。俄国近代文化中长期存在崇尚个人价值的“西方派”与崇尚“集体主义”的“斯拉夫派”的斗争，而“斯拉夫派”始终牢牢占据优势，无论统治者阵营或被压迫者阵营，也无论革命前还是革命后都是如此。1907年以前，俄国的沙皇与贵族保守派一直是村社文化的狂热鼓吹者。他们声称：“公社是俄国人民的特点，侵犯公社就是侵犯特殊的俄罗斯精神。”而坚决反专制的俄国传统民主主义者，从赫尔岑到民粹派，更对村社寄予了极其浪漫的希望。他们的民主主义是以反对“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这与西方民主观念中“通过契约建立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原则大异其趣。无怪乎赫尔岑等人都曾毫不含糊地声称自己是“斯拉夫派”。俄国专制统治者与传统民主派的势不两立，体现了俄国社会尖锐的阶级矛盾，然而双方都号称斯拉夫派，都热衷于村社文化，这并不奇怪，因为两者毕竟都是在传统宗法社会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萌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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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当时统治者与无产阶级政党对俄国人尤其是俄国农民的“村社精神”实际上都估计不足。1907年沙皇当局在力图摆脱封建束缚的农民运动冲击下发动了普鲁士式的“彻底革命”即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瓦解村社，解放农民，取消束缚，促进竞争，以为这样一来便可得到农民私有者自发势力或农村中自由主义势力的支持。当时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这下子农民陷入自由竞争中，不会起来革命了，就连列宁也曾一度考虑过这种可能。然而局势的发展却是戏剧性的，农民宁愿受村社的庇护而不愿独立，宁愿“逃避自由”而不愿竞争，改革的结果非但没有在农村中形成当局所希望的自由主义势力，反而强烈刺激了村社农民的宗法情绪，非但没有为当局赢得“农民私有者”的支持，消除革命危机，反而给因沙皇未能“保护”他们而造反的村社农民火上浇油，加速了“改革者”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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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上，俄国自1861年后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在政治制度上，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共和制也曾昙花一现；但在文化形态、社会价值取向与心理素质方面，俄国的中世纪性质仍很突出。实际上，即使在二月革命后，俄国还谈不上形成了近代资本主义的民族精神。作为自由商品经济逻辑产物的，以自由个性为最高价值取向的正统资本主义文化，不要说在全民族中，就是在资产阶级中，乃至在资产阶级“自由派”中，也没有真正扎根。俄国的“自由派”中，有依附于传统俄罗斯专制主义的“自由派”地主，有植根于传统村社精神的“自由主义民粹派”，甚至还有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自由主义者如司徒卢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等人，唯独少有奉亚当·斯密、洛克·卢梭、潘恩、边沁等人学说为正宗的“正统自由主义者”。这不能不说是俄国史上的有趣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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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样的俄国传统文化在本质上是与自然经济、宗法共同体及人身依附相适应的。这种社会存在与文化心态，是近代俄国史上的主要惰性力量，是俄国走向现代化的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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