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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进程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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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现代化”？现代化并不等于工业化，它意味着发达的社会化的商品经济、民主与理性，归根结底是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即人的现代化）。它可以是资本主义的，也可以是社会主义的。马克思曾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人从“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发展为近代市民社会中的独立个人的历史。他还把人类社会发展史分为三个阶段，即自然经济下的“人的依赖关系”、发达商品经济下“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及公有制基础上的“自由个性”[1]。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并非因为后者倡导自由个性，恰恰相反，是因为私有制使人的自由个性异化而走向其反面，使人“自由地”成为资本的奴隶，社会主义将反其道而行，在公有制基础上实现人的复归，即人的自由个性的复归，从而达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样一种境界。可见，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尽管代表着资本主义时代彼此对立的两大阶级，因而具有完全对立的行为方式，但二者作为社会化商品经济土壤的产物，作为现代文明的体现者，在深层心态即价值取向上亦有一致之处，即摈弃人身依附，崇尚自由个性。可叹的是不少“社会主义者”没有充分认识这一点，倒是与现代文明及人类为敌的法西斯主义者看到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根据原子论的社会概念”，这种“资产阶级和马克思——犹太人的世界观”与法西斯主义否定独立人格的“有机的社会观”及“国家社会主义”是绝对不能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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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所谓人的自由个性不能理解为一个道德命题。某些人把马克思关于人的复归的学说曲解为对资本主义冷酷自私的道德批判和“复归”东方式温情的企望，是十分荒谬的。人的自由个性是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文化命题，“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2]。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与理性，也正是以此为基础的。不难理解，保留了人的依附性的“民主”（如斯拉夫式的“村社民主”之类）如果不是专制的遮羞布，就只能在实质上体现为自然经济下的散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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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发达的社会化商品经济和以人的自由个性为实质的民主与理性三位一体，构成了现代化的主要内容。而近代以来的俄国史与苏联史，就是现代化过程与俄罗斯传统宗法文化剧烈冲突的历史。它以十月革命为界分为具有明显连续性的两个阶段，表现为现代化（先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对传统宗法文化桎梏的革命，包括社会化商品经济（先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后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对宗法自然经济、现代的自由所有制（先是资本主义自由私有者所有制，后是社会主义自由人联合体所有制）对宗法共同体、民主（先是资产阶级民主，后是社会主义民主）对宗法专制主义、理性对宗法式的蒙昧（皇权主义及其变种个人迷信）、人的自由个性对人的依赖关系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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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人为了现代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向资本主义寻出路。1861年改革与1907年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在这条路上迈出了重要步伐。但是这种普鲁士式的现代化道路具有强烈的反人民的性质，因而受到俄国人民的顽强抵制，另一方面正因其反人民，也就无法真正培植起人民的自由人格。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派”在俄国如果不是不存在，至少也是毫无力量的原因。俄国的所谓自由派以政治上依附于专制统治为条件推行其经济自由主义，自然难以完成俄国现代化的任务。当然，如果经济自由主义果真高度发展，不是没有可能在经历漫长痛苦与曲折之后逐渐侵蚀、瓦解专制统治，培养出政治民主精神，从而实现俄国现代化。但人民反抗运动，尤其是世界大战造成的社会总危机使这一理论上的可能性化为乌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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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的传统“民主派”——代表村社农民的民粹主义者——从行为方式上看是坚决反专制主义、反农奴制残余的，因此他们也是一股现代化力量。但从社会价值取向上看，其学说却潜藏着一种“类专制主义”的宗法心理机制，即认为个人应依附于共同体并受其庇护。那么这些共同体的代表者会不会把对共同体的依附变为对自己的依附呢？这除了取决于代表者的良好意愿外，据说还有“民主”可以制约，但作为依附者的“民”果真做得了“主”吗？如果说1905年以前的沙皇能够打着“抑强扶弱”的旗号充当农村公社——俄罗斯精神——的代表，把“农民民主派”作为“专制制度的支柱”，并以此排斥那“只有富人当选”的西方式民主政府，又怎能保证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体制不如此行事呢？[3]过去说民粹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之别在于前者保留了“小私有者”，但这只是表象，因为民粹派的最高理想也是要建立“一个单一的经济体制，该体制是由单一的管理意志来驱动的”[4]，独立的小私有安在？其实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民粹派以自然经济下宗法共同体的眼光，把理想中的“公有制”仅仅看作“人人有饭吃”的逃避竞争与分化的庇护所，而科学社会主义则把公有制看作“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得以驰骋的广阔天地。如果说民粹派的构想并不能使人们摆脱私有制的羁绊，那只是因为这种构想没有提供任何可行的办法来防止庇护所的“所长们”利用职权化“公”为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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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以上评价是把民粹主义极端化了，实际上民粹派活动家们多是受过现代思潮熏陶的先进知识分子而不是普加乔夫再世。在俄罗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碰撞中，他们不少人都放弃了这种陈旧的价值观念，变成了自由主义者或科学社会主义者。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民粹派介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小资产阶级两重性”，然而从逻辑上说民粹主义还有第三种更典型的发展方向却常为人所忽略，这就是列宁多次指出的“警察民粹主义”即普鲁士式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幽灵。被称为“彻底民主主义”者的民粹派的主要组织——社会革命党，曾是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的骨干。这一时期的俄国成了“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西方一些学者更为这个“民主”政权被“极权主义”的布尔什维克推翻而惋惜。似乎十月革命断送了本来已到手的政治现代化——民主化。的确，那种把历史必然性绝对化的宿命论观点值得商榷，倘若不是列宁的英明与克伦斯基等辈的无能，二月“民主”政体未必寿不逾年。然而它的发展却未见乐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东欧一些国家也曾出现过民粹派类型的政党执政的“农民政府”，后来不都法西斯化了吗？从民粹主义的价值观念，从俄国宗法文化的心理积淀和社会生活的宗法成分看，断言二月政体的命运至少不会比德国的魏玛政体更好，应非妄语。如果说“普鲁士式道路”痛苦而漫长，那么“美国式道路”对俄国是否是条捷径，亦属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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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现代化既走不通，在“大难临头，出路安在”的情况下，俄国现代化的重任便落到布尔什维克肩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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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东渐”与村社制度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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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彼得一世以来的俄国曾出现过三次“西学东渐”高潮：彼得大帝建科学院，启蒙思想进入俄国；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入侵，正统资产阶级文化即自由主义文化进入俄国；19世纪70年代后西方正统无产阶级文化——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但这些西方资本主义土壤上成长起来的新文化都有个俄国化的过程，即与俄国文化的传统土壤相结合的问题。拒绝这种结合的“西化派”往往有振聋发聩之绩，却难收建功立业之效。当年彼得一世请来创办科学院的西方学者后来大都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他们的学生、以罗蒙诺索夫为代表的斯拉夫派启蒙学者却以其对“俄罗斯精神”的热爱而成为一代宗风；当年在“西方瘟疫”的影响下倡导自由主义改革的“亲法派”斯毕兰斯基很快被赶下历史舞台，至今苏联人还很少说他的好话。而当俄国化了的自由主义在1861年终于粉墨登场之时，它既不是法国式的——废除一切宗法羁绊，也不是普鲁士式的——既废除农奴制也废除村社残余，而是“解放农奴”与“强化村社”并举的独特模式。与自由主义一样，社会主义在俄国也经历过一个被传统文化改造的过程。它以“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面貌传入俄国时具有强烈的反传统色彩。普列汉诺夫大骂民粹派是斯拉夫主义的极端性，大反村社，否定农民，倾向于与西方式的自由主义结盟来对抗斯拉夫传统的专制主义与民粹主义。所以不少西方学者认为他代表了俄国工人运动中的一种“欧化（西方化）倾向”。普列汉诺夫作为启蒙者开创了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但他本人却很快被这一运动抛弃了。他的理论在逻辑上似乎完美无缺，但在俄国却行不通。资本主义在俄国尚未结出文明之果便催化了社会危机，阶级斗争的白热化、专制主义与民粹主义、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行为方式上的对立高度发展，使它们在价值观念上的共通之处黯然失色，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结盟来反对专制主义和民粹主义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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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的斯托雷平改革对俄国此后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这影响不在于它的瓦解村社、促进普鲁士式发展方面取得了多大成就，而在于俄国地主以反人民的方式与传统决裂，在俄国文化的土壤上实现了专制主义与自由主义这两种理论上不相容的东西的奇异融合。它一方面使“自由原则”从民主运动中脱离出来变成一种反民主的手段，另一方面使宗法共同体——村社——从民主革命的逻辑对象变成了维系农民群众进行民主斗争的纽带。普列汉诺夫从这里看到了“宗法势力”对资本主义的反动，对之忧心忡忡，他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与革命实践的距离日益疏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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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列宁则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迎接并指导了这一革命。他也对民粹派理论进行了严厉批判，但同时对自由主义并不抱幻想，特别是斯托雷平改革后他更清楚地看到，正如自由主义在俄国不同传统专制主义合流就无法立足一样，马克思主义也必须与传统民主主义结盟才能扎根。他根据“在经济学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历史上可以是正确的”这一原则，跳出了困扰着“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的二律背反，强调在行为方式上与传统民主主义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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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俄国革命是马克思主义—传统民主主义联盟反对自由主义—传统专制主义联盟的革命，所以从民主革命（反对专制主义）到社会主义（反对自由主义）的转变就出奇的顺利。而在这一转变中列宁主义与传统民主主义的结合后来发展到这样的程度——社会革命党根据民粹主义理论制定的、以全国村社化为主要内容的土地纲领为布尔什维克完全接受，并领导农民在十月革命中把它付诸实施，而社会革命党本身却因其自由主义（而不是民粹主义）倾向“背叛了自己的纲领”，从而为农民所抛弃。在这一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先后与各民粹派组织决裂，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列宁主义与民粹主义决裂，相反，正是在左派社会革命党叛乱后列宁宣布：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布尔什维克“从来不拒绝”同民粹主义结成联盟[5]。在这一时期，各主要民粹派政党先后瓦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反映传统宗法村社文化的民粹主义也破产了，相反，十月革命的胜利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列宁主义的胜利，另一方面也是村社制度前所未有的复兴、俄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新民粹主义”（不仅作为一个学术流派，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文化心态）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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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十月革命打倒地主、资本家，推翻了剥削阶级的统治，这不仅在俄国而且在世界上都是划时代的伟大功绩。她开创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但她是否结束了民主革命的时代？过去我们把民主革命简单地理解为打倒地主，打倒得越干净，民主革命的胜利越彻底。然而70年后的今天，人们对“斯大林现象”进行反思时，不免要提出：何以在民主革命取得了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更“彻底”的胜利的苏联，却长期缺乏起码的民主，而且至今仍要为民主而付出极大努力？道理很简单，我们所谓的“民主”是指近代民主，它的实质是发达商品经济下的人的自由个性。所谓民主革命，也就是社会化商品经济取代宗法自然经济，现代自由人所有制取代宗法共同体，政治民主取代宗法专制，理性与主体意识取代蒙昧与权威崇拜，总而言之是人的自由个性取代人的依附性的革命。打倒宗法秩序的代表者——封建主阶级，是这种革命的决定性步骤，然而却不是它的全部内容。正如社会主义革命不仅仅是剥夺资本家，还要消灭资本主义的土壤——自由商品经济与自由私有制一样，民主革命也不能仅仅理解为推翻帝制，打倒地主，它还要消灭人身依附关系的土壤——自然经济与宗法共同体，打倒地主只有同后者联系起来，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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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达国家，上述任务已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完成。而苏联这样的不发达国家，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只是推翻了地主（实际上这也是十月革命后才完成的），而战胜自然经济、宗法共同体与人的依赖关系乃至筑基于其上的整个文化心态结构的任务还远未完成。也就是说，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仍然处于一个曲折而艰巨的民主革命时期，只是与以前的民主革命有了质的区别，它要建立的商品经济、民主制度已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的。我们既不能像普列汉诺夫那样迂腐地认为在十月革命时的社会条件下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这种革命看作以资本主义为主要对象、以克服自由异化为主要目的的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史是社会主义民主革命的历史，其国内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宗法残余的矛盾，人的自由个性与人的依附性的矛盾，从文化形态上说，也就是俄罗斯传统宗法文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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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无疑存在着资本主义残余，存在着小资产阶级即小商品生产者的自发势力，但在整个苏联史上除了外国资本主义干涉时期外，仅仅国内的资本主义势力是不足以造成社会危机的。从根本上说，苏联社会中的历史惰性力量的根源在于革命前普鲁士式发展造成的一种二律背反：政治上专制主义的反动与经济上自由主义的进步混在一起，而政治上反专制的民主革命却在某种意义上成了经济上宗法依附性因素的藏身之处。斯托雷平式的反人民的改革使民主运动带有维护村社的性质，从而使俄国带着一身的宗法因素迎来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这一矛盾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民主革命、通过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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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原来设想土地革命后的“美国式道路”会自然解决宗法村社问题，然而十月革命的戏剧性结果却是，俄国并未走上“美国式道路”，社会主义农业还只是远景，而95%以上的农民回到了传统的村社中，独立农民几乎消失。就这一点而言，土地革命等于开了斯托雷平改革与“普鲁士式道路”的倒车，农村中自然经济与宗法共同体的色彩更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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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后的苏联有3/4居民是宗法共同体——村社——的成员，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流通在1921年一度降至只有战前的1/70，这两个数字无疑反映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经济起点呈现出多么严重的宗法面貌。然而在民族文化心态方面宗法传统的影响比这两个数字反映的还要严重。俄国工人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进城农民”，在本世纪初有94%的工人出身农家，斯大林时代高速工业化带来的城市人口膨胀更是以市民成分农民化为特征的。他们不像西方工人那样主要从中世纪市民阶层的下层发展而来，没有受过市民文化的熏陶，成为工人后所处的社会经济形态改变了，但文化心态尤其是价值观念并未能随之改变的，1905年俄国工人随加邦牧师向沙皇请愿事件中所反映的“皇权主义”对工人的影响就是例子。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后建立的国营企业与产品经济从社会经济形态上说当然不是宗法共同体与自然经济，但在文化心态上的革命没有跟上的情况下，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宗法共同体的眼光看待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其“优越性”的。“大锅饭”“铁饭碗”“人身的部门单位所有制”等观念由此而来。这种观念不是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看作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得以形成的条件，而是看作逃避竞争、泯灭个性的庇护所。而这个庇护所的“保护作用”（从另一面来说即束缚作用）当然是保留了小私有的农村公社所远不能及的。这种状况在社会主义民主革命不彻底的条件下恰恰成了农民心态、宗法观念、依附关系的比农村公社更适宜的温床。因此毫不奇怪，在斯大林模式下会出现“大生产”中的工人比“小生产”中的农民、国有经济劳动者比集体劳动者、集体劳动者比个体劳动者更留恋“大锅饭”，个人崇拜、非法镇压等中世纪风习从文明的城市起源而后向乡村扩散等现象。作为民族文化大众传播中心的城市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农民文化”的中心，而向广大农村反馈着（有时甚至是强制反馈着）“农民文化”。从表面上看，斯大林模式似乎具有明显的“反农民”特征，从粮食危机时的“非常措施”、集体化中的强制手段与此后对农民抽取“贡税”，处处牺牲农民利益。然而从实质上看，在“反农民”的背后不正是农民意识与传统宗法村社文化的扩张，不正反映着“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6]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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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冲突中重构苏联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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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史是社会主义民主革命史，是新生的社会主义与她脱胎而出的宗法社会的社会关系、文化关系残余斗争的历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俄罗斯传统宗法村社文化激烈冲突的历史。然而这个发展过程由于两个因素变得十分曲折、复杂，一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水平的时代局限，二是国际背景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即“一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列强包围圈的斗争对国内的影响。从宏观上看，70年的苏联史可分为三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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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月革命到1929年底的“大转变”为第一阶段，其高潮便是2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按传统的苏联史体系，新经济政策的意义无论怎么强调也无法与“斯大林革命”相比。但从社会主义民主革命的角度看，新经济政策的革命实质就非常明显。如果说十月革命铲除了中世纪依附关系与宗法秩序的代表——地主阶级，那么新经济政策就是对这种依附关系与宗法秩序的土壤——宗法自然经济的革命；如果说十月革命废除了宗法土地关系的逻辑结果——地主土地所有制，那么新经济政策就对宗法土地关系的基本细胞——宗法村社——提出了挑战。新经济政策绝不是“暂时维持现状”的政策，而是对现状进行革命的政策，它的意义不在于对“小商品生产者”的让步，而在于社会化商品经济对宗法式小生产的根本改造，在使商品生产摆脱宗法共同体束缚的前提下，通过以商品生产者自由契约为基础的联合体——合作制——走向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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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社会主义民主革命的进程不是直线发展的，由于理论上的时代局限，由于国际资本主义的威胁在人们心理上形成的巨大压力干扰了搞活经济的努力，由于政治体制没有随商品经济的发展得到相应变革，地下时期与战争年代形成的集权体制随着新经济政策时期党内斗争的发展反而步步强化，对经济基础的民主化改造带来不利影响。最后，从根本上说也由于许多世纪以来传统宗法文化、习惯势力的历史积淀并非新经济政策时期商品经济的一次浪潮就可清除，因此，新经济政策最后未能完成其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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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由“大转变”到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即所谓“斯大林模式”形成与全盛的时代。斯大林模式用类似于圈地运动的手段结束了宗法共同体对农村的统治，实现了社会主义农业的“原始积累”，并在以超经济强制取得所谓“贡税”的基础上集中全力实现了高速工业化，从而建立起一个政治上高度集权、经济上高度集中的体制。从“世界历史中的苏联部分”的角度看，应该说这一体制为“一国社会主义”在险恶的国际环境中立足作出了不朽的贡献。然而，如果从苏联自身发展的角度看，斯大林模式的地位就很值得研究。如果说新经济政策时期是社会主义民主革命的一次高潮，那么“斯大林革命”能否像传统苏联史体系所描绘的那样作为进步的里程碑，是大可怀疑的。诚然，这期间社会主义公有制有了急剧发展，但苏联社会为此付出了极大代价。所谓代价不仅指集体化、饥荒与肃反所造成的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更重要的是指社会主义民主革命与现代化进程许多领域的倒退。超经济强制代替了市场机制，“社会主义自然经济”代替了形成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国家所有制代替了形成中的社会所有制，终身制、等级特权与个人崇拜破坏了民主、平等与法制，蒙昧的教条主义与迷信代替了理性与科学，以及民族问题上的大俄罗斯主义、泛斯拉夫主义与排犹主义回潮等等。总之，从社会主义民主革命进程的角度看，斯大林模式是很难视为一种进步的。问题不在于这种模式搞得“太早”，而在于它从根本上背离了社会主义民主革命的方向，不在于它太“激进”，而恰恰在于它体现了俄国传统宗法文化的保守特征。如果说它具有某种“反农民”的外观，那正是因为农民文化本身就具有小农“自己不能代表自己”的本质特性。“斯大林革命”以后，原来意义上的自然经济与宗法共同体固然不复存在，然而它们的许多特点继续保留在斯大林模式之中，使这一模式明显地表现出俄罗斯传统宗法村社文化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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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苏共二十大至今，是苏联史的第三阶段。“斯大林模式”总的来说是不符合苏联社会主义民主革命及社会主义现代化方向的，只是由于卫国战争以及战争胜利带来斯大林魅力的提高，它才能维持到50年代。这时，这一模式的弊端逐渐暴露，人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水平提高，“一国社会主义”孤立状态与战争阴影消除，使社会主义民主革命的新发动有了可能。而20世纪60年代后冷战的结束，“阵营”的解体与南北对立的发展，冲淡了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的主要矛盾色彩，反馈到苏联国内，原先被这一矛盾掩盖着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宗法传统的矛盾日益突出，加上近年来新技术革命的影响，所有这一切，使改革的浪潮势不可挡。经过赫鲁晓夫改革，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到戈尔巴乔夫改革，苏联的社会主义民主革命在曲折坎坷中前进，形成了新经济政策以来的又一个高潮。这些改革形式、手段各异，但总的趋势正如戈尔巴乔夫所说，是“更多的社会主义，更多的民主”。实际上，还有更多的市场机制、更多的理性与更多的自由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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