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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 俄罗斯传统文化与苏联现代化进程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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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国家目前正经历一场深刻的反思运动，从批评领袖个人及个别政策的错误，到对理论、制度模式的反省。而对于中苏等国来说（与因苏军占领而“输入”社会主义的东欧诸国不同），追溯旧模式的社会—文化根源，对旧模式中反映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进行全民族的自我反省，可称为反思的第三阶段，也是更为深刻的阶段。这一阶段在我国已全面展开，在苏联自1987年起也已为少数思想敏锐者所提出。但背着“发达的超级强国”包袱、国内民族问题又十分尖锐的苏联，进行这种反思显然比已在民族危机中挣扎了100多年的中国更困难。西方学者对此虽然注意较早，但出于反社会主义偏见，往往简单地把“斯大林现象”与历史上的沙皇专制作类比，因而也难以科学地看待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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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与苏联革命前同是不发达国家，有某些类似的文化传统，又长期实行苏式体制，因此这个问题对我国目前的改革与反思运动也有重大意义。作为外国人研究俄罗斯传统有困难的一面，但也有“旁观者清”的优势，不受俄国民族情绪和西方反社会主义偏见的影响，科学地认识苏联历史的传统文化之根，应该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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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村社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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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诸民族多属“海岸民族”或受海岸文明影响而进入文明社会的草原民族。俄罗斯人是唯一的例外，起源于欧洲腹地的内陆森林。尤其是14世纪西北罗斯衰落后，作为后来统一中心与近代俄国文化直接创造者的东北罗斯又是三支罗斯文明中最具内陆性的。在彼得大帝“为出海口而战”之前，俄罗斯人几与海洋隔绝。在这以后，俄国基本上也还是个内陆国家，至今，苏联的21个百万人口以上大城市中，只有一个（列宁格勒）位于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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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先民既不是航海者，也不是骑马者，甚至也不同于大河流域的农民，他们是“伐木者”。在寒冷森林地带的严酷环境中以“砍烧农业”而迎来文明的东斯拉夫人历来是以共同体的形式活动的，独立个人的自由个性成长异常缓慢。村社就是一切，乃至于就是“世界”——在俄语里，“村社”与“世界”是同一个词。这种封闭的村社文化对俄国的历史发展与民族性格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1000多年来，这种古斯拉夫人的内陆文化先后与瓦兰吉亚征服者带来的维金文化、东正教的拜占庭文化与金帐汗国时代的阿尔泰-蒙古文化相结合，形成了近古俄国史上的土地公有、定期重分、集中居住、封闭排他、政社合一，以连环的形式集体对国家负责的村社制度。它把古斯拉夫人的封闭性、维金人的宗法自治、拜占庭的邻里公社及蒙古人巴思哈制度下的连环责任制融为一体，形成了一种以强调个人对共同体的依附为特征的宗法文化。自从东北罗斯在金帐汗卵翼下兴起，并征服、统一了保持维金-斯拉夫文化传统的西北罗斯与保持拜占庭-斯拉夫文化传统的西南罗斯后，在专制主义国家的大力培植下，在不断的对外征服中膨胀起来的民族沙文主义情绪刺激下，这种文化传统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它的主要特点是：1. 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宗法共同体内部的简单协作传统，如劳动组合、共耕地、插犋耕作等等。2. 在价值观念上轻视自由个性，强调整体和谐，把个人视为共同体的附属物而否定其独立人格。3. 在民族性格上，村社生活使俄国人重视邻里关系的和谐，这使俄国人成了一个重感情的民族。因此俄国人性格外向，浪漫主义有余，理性精神不足。所以近代俄国在文学上群星灿烂，享誉于世界，却罕有伟大的哲学家。4. 民族性格中理性精神的缺乏是权威崇拜与群众性歇斯底里得以产生的文化土壤，而“宁可全部土地归沙皇，只要不归地主”的村社观念更直接产生了俄国式的皇权主义以及从宗法角度对西方民主的鄙视。5. 严重的轻商抑商传统，经商被认为是贪婪的犹太人的可鄙的营生，由此又产生了俄罗斯人反犹排犹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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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村社把宗法共同体对人的束缚与“保护”巧妙地结合起来。在村社里，“平均”与剥削、“民主”与专制取得了田园诗般的和谐，体现了中世纪束缚——“保护”的对立统一和“权利与义务的美妙协调”，同时又体现了斯拉夫传统特点，因此在俄国根深蒂固。这种“村社精神”具有强大的力量。俄国近代文化中长期存在崇尚个人价值的“西方派”与崇尚“集体主义”的“斯拉夫派”的斗争，而“斯拉夫派”始终牢牢占据优势，无论统治者阵营或被压迫者阵营，也无论革命前还是革命后都是如此。1907年以前，俄国的沙皇与贵族保守派一直是村社文化的狂热鼓吹者。他们声称：“公社是俄国人民的特点，侵犯公社就是侵犯特殊的俄罗斯精神。”而坚决反专制的俄国传统民主主义者，从赫尔岑到民粹派，更对村社寄予了极其浪漫的希望。他们的民主主义是以反对“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这与西方民主观念中“通过契约建立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原则大异其趣。无怪乎赫尔岑等人都曾毫不含糊地声称自己是“斯拉夫派”。俄国专制统治者与传统民主派的势不两立，体现了俄国社会尖锐的阶级矛盾，然而双方都号称斯拉夫派，都热衷于村社文化，这并不奇怪，因为两者毕竟都是在传统宗法社会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萌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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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当时统治者与无产阶级政党对俄国人尤其是俄国农民的“村社精神”实际上都估计不足。1907年沙皇当局在力图摆脱封建束缚的农民运动冲击下发动了普鲁士式的“彻底革命”即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瓦解村社，解放农民，取消束缚，促进竞争，以为这样一来便可得到农民私有者自发势力或农村中自由主义势力的支持。当时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这下子农民陷入自由竞争中，不会起来革命了，就连列宁也曾一度考虑过这种可能。然而局势的发展却是戏剧性的，农民宁愿受村社的庇护而不愿独立，宁愿“逃避自由”而不愿竞争，改革的结果非但没有在农村中形成当局所希望的自由主义势力，反而强烈刺激了村社农民的宗法情绪，非但没有为当局赢得“农民私有者”的支持，消除革命危机，反而给因沙皇未能“保护”他们而造反的村社农民火上浇油，加速了“改革者”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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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上，俄国自1861年后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在政治制度上，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共和制也曾昙花一现；但在文化形态、社会价值取向与心理素质方面，俄国的中世纪性质仍很突出。实际上，即使在二月革命后，俄国还谈不上形成了近代资本主义的民族精神。作为自由商品经济逻辑产物的，以自由个性为最高价值取向的正统资本主义文化，不要说在全民族中，就是在资产阶级中，乃至在资产阶级“自由派”中，也没有真正扎根。俄国的“自由派”中，有依附于传统俄罗斯专制主义的“自由派”地主，有植根于传统村社精神的“自由主义民粹派”，甚至还有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自由主义者如司徒卢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等人，唯独少有奉亚当·斯密、洛克·卢梭、潘恩、边沁等人学说为正宗的“正统自由主义者”。这不能不说是俄国史上的有趣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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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样的俄国传统文化在本质上是与自然经济、宗法共同体及人身依附相适应的。这种社会存在与文化心态，是近代俄国史上的主要惰性力量，是俄国走向现代化的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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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进程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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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现代化”？现代化并不等于工业化，它意味着发达的社会化的商品经济、民主与理性，归根结底是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即人的现代化）。它可以是资本主义的，也可以是社会主义的。马克思曾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人从“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发展为近代市民社会中的独立个人的历史。他还把人类社会发展史分为三个阶段，即自然经济下的“人的依赖关系”、发达商品经济下“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及公有制基础上的“自由个性”[1]。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并非因为后者倡导自由个性，恰恰相反，是因为私有制使人的自由个性异化而走向其反面，使人“自由地”成为资本的奴隶，社会主义将反其道而行，在公有制基础上实现人的复归，即人的自由个性的复归，从而达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样一种境界。可见，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尽管代表着资本主义时代彼此对立的两大阶级，因而具有完全对立的行为方式，但二者作为社会化商品经济土壤的产物，作为现代文明的体现者，在深层心态即价值取向上亦有一致之处，即摈弃人身依附，崇尚自由个性。可叹的是不少“社会主义者”没有充分认识这一点，倒是与现代文明及人类为敌的法西斯主义者看到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根据原子论的社会概念”，这种“资产阶级和马克思——犹太人的世界观”与法西斯主义否定独立人格的“有机的社会观”及“国家社会主义”是绝对不能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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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所谓人的自由个性不能理解为一个道德命题。某些人把马克思关于人的复归的学说曲解为对资本主义冷酷自私的道德批判和“复归”东方式温情的企望，是十分荒谬的。人的自由个性是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文化命题，“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2]。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与理性，也正是以此为基础的。不难理解，保留了人的依附性的“民主”（如斯拉夫式的“村社民主”之类）如果不是专制的遮羞布，就只能在实质上体现为自然经济下的散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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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发达的社会化商品经济和以人的自由个性为实质的民主与理性三位一体，构成了现代化的主要内容。而近代以来的俄国史与苏联史，就是现代化过程与俄罗斯传统宗法文化剧烈冲突的历史。它以十月革命为界分为具有明显连续性的两个阶段，表现为现代化（先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对传统宗法文化桎梏的革命，包括社会化商品经济（先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后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对宗法自然经济、现代的自由所有制（先是资本主义自由私有者所有制，后是社会主义自由人联合体所有制）对宗法共同体、民主（先是资产阶级民主，后是社会主义民主）对宗法专制主义、理性对宗法式的蒙昧（皇权主义及其变种个人迷信）、人的自由个性对人的依赖关系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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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人为了现代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向资本主义寻出路。1861年改革与1907年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在这条路上迈出了重要步伐。但是这种普鲁士式的现代化道路具有强烈的反人民的性质，因而受到俄国人民的顽强抵制，另一方面正因其反人民，也就无法真正培植起人民的自由人格。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派”在俄国如果不是不存在，至少也是毫无力量的原因。俄国的所谓自由派以政治上依附于专制统治为条件推行其经济自由主义，自然难以完成俄国现代化的任务。当然，如果经济自由主义果真高度发展，不是没有可能在经历漫长痛苦与曲折之后逐渐侵蚀、瓦解专制统治，培养出政治民主精神，从而实现俄国现代化。但人民反抗运动，尤其是世界大战造成的社会总危机使这一理论上的可能性化为乌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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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的传统“民主派”——代表村社农民的民粹主义者——从行为方式上看是坚决反专制主义、反农奴制残余的，因此他们也是一股现代化力量。但从社会价值取向上看，其学说却潜藏着一种“类专制主义”的宗法心理机制，即认为个人应依附于共同体并受其庇护。那么这些共同体的代表者会不会把对共同体的依附变为对自己的依附呢？这除了取决于代表者的良好意愿外，据说还有“民主”可以制约，但作为依附者的“民”果真做得了“主”吗？如果说1905年以前的沙皇能够打着“抑强扶弱”的旗号充当农村公社——俄罗斯精神——的代表，把“农民民主派”作为“专制制度的支柱”，并以此排斥那“只有富人当选”的西方式民主政府，又怎能保证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体制不如此行事呢？[3]过去说民粹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之别在于前者保留了“小私有者”，但这只是表象，因为民粹派的最高理想也是要建立“一个单一的经济体制，该体制是由单一的管理意志来驱动的”[4]，独立的小私有安在？其实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民粹派以自然经济下宗法共同体的眼光，把理想中的“公有制”仅仅看作“人人有饭吃”的逃避竞争与分化的庇护所，而科学社会主义则把公有制看作“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得以驰骋的广阔天地。如果说民粹派的构想并不能使人们摆脱私有制的羁绊，那只是因为这种构想没有提供任何可行的办法来防止庇护所的“所长们”利用职权化“公”为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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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以上评价是把民粹主义极端化了，实际上民粹派活动家们多是受过现代思潮熏陶的先进知识分子而不是普加乔夫再世。在俄罗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碰撞中，他们不少人都放弃了这种陈旧的价值观念，变成了自由主义者或科学社会主义者。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民粹派介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小资产阶级两重性”，然而从逻辑上说民粹主义还有第三种更典型的发展方向却常为人所忽略，这就是列宁多次指出的“警察民粹主义”即普鲁士式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幽灵。被称为“彻底民主主义”者的民粹派的主要组织——社会革命党，曾是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的骨干。这一时期的俄国成了“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西方一些学者更为这个“民主”政权被“极权主义”的布尔什维克推翻而惋惜。似乎十月革命断送了本来已到手的政治现代化——民主化。的确，那种把历史必然性绝对化的宿命论观点值得商榷，倘若不是列宁的英明与克伦斯基等辈的无能，二月“民主”政体未必寿不逾年。然而它的发展却未见乐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东欧一些国家也曾出现过民粹派类型的政党执政的“农民政府”，后来不都法西斯化了吗？从民粹主义的价值观念，从俄国宗法文化的心理积淀和社会生活的宗法成分看，断言二月政体的命运至少不会比德国的魏玛政体更好，应非妄语。如果说“普鲁士式道路”痛苦而漫长，那么“美国式道路”对俄国是否是条捷径，亦属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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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现代化既走不通，在“大难临头，出路安在”的情况下，俄国现代化的重任便落到布尔什维克肩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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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东渐”与村社制度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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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彼得一世以来的俄国曾出现过三次“西学东渐”高潮：彼得大帝建科学院，启蒙思想进入俄国；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入侵，正统资产阶级文化即自由主义文化进入俄国；19世纪70年代后西方正统无产阶级文化——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但这些西方资本主义土壤上成长起来的新文化都有个俄国化的过程，即与俄国文化的传统土壤相结合的问题。拒绝这种结合的“西化派”往往有振聋发聩之绩，却难收建功立业之效。当年彼得一世请来创办科学院的西方学者后来大都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他们的学生、以罗蒙诺索夫为代表的斯拉夫派启蒙学者却以其对“俄罗斯精神”的热爱而成为一代宗风；当年在“西方瘟疫”的影响下倡导自由主义改革的“亲法派”斯毕兰斯基很快被赶下历史舞台，至今苏联人还很少说他的好话。而当俄国化了的自由主义在1861年终于粉墨登场之时，它既不是法国式的——废除一切宗法羁绊，也不是普鲁士式的——既废除农奴制也废除村社残余，而是“解放农奴”与“强化村社”并举的独特模式。与自由主义一样，社会主义在俄国也经历过一个被传统文化改造的过程。它以“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面貌传入俄国时具有强烈的反传统色彩。普列汉诺夫大骂民粹派是斯拉夫主义的极端性，大反村社，否定农民，倾向于与西方式的自由主义结盟来对抗斯拉夫传统的专制主义与民粹主义。所以不少西方学者认为他代表了俄国工人运动中的一种“欧化（西方化）倾向”。普列汉诺夫作为启蒙者开创了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但他本人却很快被这一运动抛弃了。他的理论在逻辑上似乎完美无缺，但在俄国却行不通。资本主义在俄国尚未结出文明之果便催化了社会危机，阶级斗争的白热化、专制主义与民粹主义、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行为方式上的对立高度发展，使它们在价值观念上的共通之处黯然失色，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结盟来反对专制主义和民粹主义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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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的斯托雷平改革对俄国此后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这影响不在于它的瓦解村社、促进普鲁士式发展方面取得了多大成就，而在于俄国地主以反人民的方式与传统决裂，在俄国文化的土壤上实现了专制主义与自由主义这两种理论上不相容的东西的奇异融合。它一方面使“自由原则”从民主运动中脱离出来变成一种反民主的手段，另一方面使宗法共同体——村社——从民主革命的逻辑对象变成了维系农民群众进行民主斗争的纽带。普列汉诺夫从这里看到了“宗法势力”对资本主义的反动，对之忧心忡忡，他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与革命实践的距离日益疏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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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列宁则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迎接并指导了这一革命。他也对民粹派理论进行了严厉批判，但同时对自由主义并不抱幻想，特别是斯托雷平改革后他更清楚地看到，正如自由主义在俄国不同传统专制主义合流就无法立足一样，马克思主义也必须与传统民主主义结盟才能扎根。他根据“在经济学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历史上可以是正确的”这一原则，跳出了困扰着“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的二律背反，强调在行为方式上与传统民主主义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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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俄国革命是马克思主义—传统民主主义联盟反对自由主义—传统专制主义联盟的革命，所以从民主革命（反对专制主义）到社会主义（反对自由主义）的转变就出奇的顺利。而在这一转变中列宁主义与传统民主主义的结合后来发展到这样的程度——社会革命党根据民粹主义理论制定的、以全国村社化为主要内容的土地纲领为布尔什维克完全接受，并领导农民在十月革命中把它付诸实施，而社会革命党本身却因其自由主义（而不是民粹主义）倾向“背叛了自己的纲领”，从而为农民所抛弃。在这一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先后与各民粹派组织决裂，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列宁主义与民粹主义决裂，相反，正是在左派社会革命党叛乱后列宁宣布：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布尔什维克“从来不拒绝”同民粹主义结成联盟[5]。在这一时期，各主要民粹派政党先后瓦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反映传统宗法村社文化的民粹主义也破产了，相反，十月革命的胜利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列宁主义的胜利，另一方面也是村社制度前所未有的复兴、俄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新民粹主义”（不仅作为一个学术流派，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文化心态）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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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十月革命打倒地主、资本家，推翻了剥削阶级的统治，这不仅在俄国而且在世界上都是划时代的伟大功绩。她开创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但她是否结束了民主革命的时代？过去我们把民主革命简单地理解为打倒地主，打倒得越干净，民主革命的胜利越彻底。然而70年后的今天，人们对“斯大林现象”进行反思时，不免要提出：何以在民主革命取得了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更“彻底”的胜利的苏联，却长期缺乏起码的民主，而且至今仍要为民主而付出极大努力？道理很简单，我们所谓的“民主”是指近代民主，它的实质是发达商品经济下的人的自由个性。所谓民主革命，也就是社会化商品经济取代宗法自然经济，现代自由人所有制取代宗法共同体，政治民主取代宗法专制，理性与主体意识取代蒙昧与权威崇拜，总而言之是人的自由个性取代人的依附性的革命。打倒宗法秩序的代表者——封建主阶级，是这种革命的决定性步骤，然而却不是它的全部内容。正如社会主义革命不仅仅是剥夺资本家，还要消灭资本主义的土壤——自由商品经济与自由私有制一样，民主革命也不能仅仅理解为推翻帝制，打倒地主，它还要消灭人身依附关系的土壤——自然经济与宗法共同体，打倒地主只有同后者联系起来，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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