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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达国家，上述任务已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完成。而苏联这样的不发达国家，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只是推翻了地主（实际上这也是十月革命后才完成的），而战胜自然经济、宗法共同体与人的依赖关系乃至筑基于其上的整个文化心态结构的任务还远未完成。也就是说，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仍然处于一个曲折而艰巨的民主革命时期，只是与以前的民主革命有了质的区别，它要建立的商品经济、民主制度已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的。我们既不能像普列汉诺夫那样迂腐地认为在十月革命时的社会条件下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这种革命看作以资本主义为主要对象、以克服自由异化为主要目的的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史是社会主义民主革命的历史，其国内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宗法残余的矛盾，人的自由个性与人的依附性的矛盾，从文化形态上说，也就是俄罗斯传统宗法文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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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无疑存在着资本主义残余，存在着小资产阶级即小商品生产者的自发势力，但在整个苏联史上除了外国资本主义干涉时期外，仅仅国内的资本主义势力是不足以造成社会危机的。从根本上说，苏联社会中的历史惰性力量的根源在于革命前普鲁士式发展造成的一种二律背反：政治上专制主义的反动与经济上自由主义的进步混在一起，而政治上反专制的民主革命却在某种意义上成了经济上宗法依附性因素的藏身之处。斯托雷平式的反人民的改革使民主运动带有维护村社的性质，从而使俄国带着一身的宗法因素迎来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这一矛盾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民主革命、通过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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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原来设想土地革命后的“美国式道路”会自然解决宗法村社问题，然而十月革命的戏剧性结果却是，俄国并未走上“美国式道路”，社会主义农业还只是远景，而95%以上的农民回到了传统的村社中，独立农民几乎消失。就这一点而言，土地革命等于开了斯托雷平改革与“普鲁士式道路”的倒车，农村中自然经济与宗法共同体的色彩更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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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后的苏联有3/4居民是宗法共同体——村社——的成员，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流通在1921年一度降至只有战前的1/70，这两个数字无疑反映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经济起点呈现出多么严重的宗法面貌。然而在民族文化心态方面宗法传统的影响比这两个数字反映的还要严重。俄国工人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进城农民”，在本世纪初有94%的工人出身农家，斯大林时代高速工业化带来的城市人口膨胀更是以市民成分农民化为特征的。他们不像西方工人那样主要从中世纪市民阶层的下层发展而来，没有受过市民文化的熏陶，成为工人后所处的社会经济形态改变了，但文化心态尤其是价值观念并未能随之改变的，1905年俄国工人随加邦牧师向沙皇请愿事件中所反映的“皇权主义”对工人的影响就是例子。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后建立的国营企业与产品经济从社会经济形态上说当然不是宗法共同体与自然经济，但在文化心态上的革命没有跟上的情况下，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宗法共同体的眼光看待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其“优越性”的。“大锅饭”“铁饭碗”“人身的部门单位所有制”等观念由此而来。这种观念不是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看作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得以形成的条件，而是看作逃避竞争、泯灭个性的庇护所。而这个庇护所的“保护作用”（从另一面来说即束缚作用）当然是保留了小私有的农村公社所远不能及的。这种状况在社会主义民主革命不彻底的条件下恰恰成了农民心态、宗法观念、依附关系的比农村公社更适宜的温床。因此毫不奇怪，在斯大林模式下会出现“大生产”中的工人比“小生产”中的农民、国有经济劳动者比集体劳动者、集体劳动者比个体劳动者更留恋“大锅饭”，个人崇拜、非法镇压等中世纪风习从文明的城市起源而后向乡村扩散等现象。作为民族文化大众传播中心的城市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农民文化”的中心，而向广大农村反馈着（有时甚至是强制反馈着）“农民文化”。从表面上看，斯大林模式似乎具有明显的“反农民”特征，从粮食危机时的“非常措施”、集体化中的强制手段与此后对农民抽取“贡税”，处处牺牲农民利益。然而从实质上看，在“反农民”的背后不正是农民意识与传统宗法村社文化的扩张，不正反映着“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6]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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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冲突中重构苏联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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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史是社会主义民主革命史，是新生的社会主义与她脱胎而出的宗法社会的社会关系、文化关系残余斗争的历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俄罗斯传统宗法村社文化激烈冲突的历史。然而这个发展过程由于两个因素变得十分曲折、复杂，一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水平的时代局限，二是国际背景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即“一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列强包围圈的斗争对国内的影响。从宏观上看，70年的苏联史可分为三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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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月革命到1929年底的“大转变”为第一阶段，其高潮便是2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按传统的苏联史体系，新经济政策的意义无论怎么强调也无法与“斯大林革命”相比。但从社会主义民主革命的角度看，新经济政策的革命实质就非常明显。如果说十月革命铲除了中世纪依附关系与宗法秩序的代表——地主阶级，那么新经济政策就是对这种依附关系与宗法秩序的土壤——宗法自然经济的革命；如果说十月革命废除了宗法土地关系的逻辑结果——地主土地所有制，那么新经济政策就对宗法土地关系的基本细胞——宗法村社——提出了挑战。新经济政策绝不是“暂时维持现状”的政策，而是对现状进行革命的政策，它的意义不在于对“小商品生产者”的让步，而在于社会化商品经济对宗法式小生产的根本改造，在使商品生产摆脱宗法共同体束缚的前提下，通过以商品生产者自由契约为基础的联合体——合作制——走向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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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社会主义民主革命的进程不是直线发展的，由于理论上的时代局限，由于国际资本主义的威胁在人们心理上形成的巨大压力干扰了搞活经济的努力，由于政治体制没有随商品经济的发展得到相应变革，地下时期与战争年代形成的集权体制随着新经济政策时期党内斗争的发展反而步步强化，对经济基础的民主化改造带来不利影响。最后，从根本上说也由于许多世纪以来传统宗法文化、习惯势力的历史积淀并非新经济政策时期商品经济的一次浪潮就可清除，因此，新经济政策最后未能完成其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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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由“大转变”到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即所谓“斯大林模式”形成与全盛的时代。斯大林模式用类似于圈地运动的手段结束了宗法共同体对农村的统治，实现了社会主义农业的“原始积累”，并在以超经济强制取得所谓“贡税”的基础上集中全力实现了高速工业化，从而建立起一个政治上高度集权、经济上高度集中的体制。从“世界历史中的苏联部分”的角度看，应该说这一体制为“一国社会主义”在险恶的国际环境中立足作出了不朽的贡献。然而，如果从苏联自身发展的角度看，斯大林模式的地位就很值得研究。如果说新经济政策时期是社会主义民主革命的一次高潮，那么“斯大林革命”能否像传统苏联史体系所描绘的那样作为进步的里程碑，是大可怀疑的。诚然，这期间社会主义公有制有了急剧发展，但苏联社会为此付出了极大代价。所谓代价不仅指集体化、饥荒与肃反所造成的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更重要的是指社会主义民主革命与现代化进程许多领域的倒退。超经济强制代替了市场机制，“社会主义自然经济”代替了形成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国家所有制代替了形成中的社会所有制，终身制、等级特权与个人崇拜破坏了民主、平等与法制，蒙昧的教条主义与迷信代替了理性与科学，以及民族问题上的大俄罗斯主义、泛斯拉夫主义与排犹主义回潮等等。总之，从社会主义民主革命进程的角度看，斯大林模式是很难视为一种进步的。问题不在于这种模式搞得“太早”，而在于它从根本上背离了社会主义民主革命的方向，不在于它太“激进”，而恰恰在于它体现了俄国传统宗法文化的保守特征。如果说它具有某种“反农民”的外观，那正是因为农民文化本身就具有小农“自己不能代表自己”的本质特性。“斯大林革命”以后，原来意义上的自然经济与宗法共同体固然不复存在，然而它们的许多特点继续保留在斯大林模式之中，使这一模式明显地表现出俄罗斯传统宗法村社文化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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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苏共二十大至今，是苏联史的第三阶段。“斯大林模式”总的来说是不符合苏联社会主义民主革命及社会主义现代化方向的，只是由于卫国战争以及战争胜利带来斯大林魅力的提高，它才能维持到50年代。这时，这一模式的弊端逐渐暴露，人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水平提高，“一国社会主义”孤立状态与战争阴影消除，使社会主义民主革命的新发动有了可能。而20世纪60年代后冷战的结束，“阵营”的解体与南北对立的发展，冲淡了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的主要矛盾色彩，反馈到苏联国内，原先被这一矛盾掩盖着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宗法传统的矛盾日益突出，加上近年来新技术革命的影响，所有这一切，使改革的浪潮势不可挡。经过赫鲁晓夫改革，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到戈尔巴乔夫改革，苏联的社会主义民主革命在曲折坎坷中前进，形成了新经济政策以来的又一个高潮。这些改革形式、手段各异，但总的趋势正如戈尔巴乔夫所说，是“更多的社会主义，更多的民主”。实际上，还有更多的市场机制、更多的理性与更多的自由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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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十月革命后，俄国从资本主义现代化转向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但这条路上充满了民族传统的惰性因素与现代化进程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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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三个阶段中，只有第二阶段（斯大林模式）走完了它的历程。这一模式建立起来的是俄国式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农民型的社会主义，是保留了大量的俄国传统宗法文化色彩的社会主义。为此，分析一下斯大林模式与俄罗斯传统民主主义——民粹主义的关系是很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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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农民有不同于西方农民的集体主义“特殊性”，可以通过村社走向社会主义，这是民粹派的传统观点。而在全盘集体化前，1927-1929年间苏联也确实出现过一个强化村社职能、以村社排挤独立农民的阶段，当时党的决议也把“改良的村社”视为“最有利于向集体化过渡的形式”。甚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在西部新领土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也是先恢复村社制度（这种制度在当地数百年前已消失），然后再由村社过渡到集体化，当时还把这些村社称之为“农业合作化的初级形式”。在集体化高潮中，斯大林曾发表讲话称恩格斯关于对私有者农民过渡到社会主义要有持久耐心的观点只适用于西欧农民，不适用于俄国农民，因为俄国农民没有私有传统。苏联集体农庄的一些特点是直接继承传统村社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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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大林模式建立过程中也曾对“新民粹派”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甚至在1930年的“劳动农民党”案中把大批新民粹派知识分子作为敌人予以消灭。然而对“新民粹派”的批判不是批他们的“村社社会主义”的宗法谬误，却是指责他们企图搞独立农庄！十月革命中，社会革命党人被自己纲领的逻辑结果吓坏了，他们“背叛”了自己的纲领而走向自由主义，布尔什维克却接受了他们的纲领并领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时隔10余年，历史惊人地重演。集体化前夕，“新民粹派”被村社农业的困境所烦扰，他们“背叛了”村社社会主义而转向独立农庄，斯大林却接过了他们的设想，通过强化村社走向了全盘集体化。如果说前一现象是出于对农民的让步，那么后一现象在新经济政策商品经济初潮之后，就不能视为高明之举了。斯大林时代对民粹派进行了严厉批判乃至镇压，但批判的与其说是民粹主义本身，不如说是这些民粹派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倾向；与其说是批判民粹主义纲领，不如说是批判他们对这些纲领的“背叛”！其结果，作为一种“小资产者自发倾向”的民粹主义被批倒批臭，销声匿迹了，而作为一种反现代化的俄罗斯传统村社文化、作为一种与现代商品经济对立的宗法思想的民粹主义却未被触动，乃至事实上得到了弘扬，并以价值观念与深层心理积淀的方式，在斯大林模式中留下了它深深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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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社会的发展道路上，充满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俄罗斯传统文化桎梏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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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陕西师大学报》198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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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0~21页，第104~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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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8~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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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列宁全集》第19卷，第27页；第18卷，第277页；第6卷，第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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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恰亚诺夫选集》第3卷，海牙1967年版，第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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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列宁全集》第28卷，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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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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