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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9世纪俄国的农村工业出现了相当显著的进展。而且随着市场经济成分的增长，还出现了由糊口型、副业型家庭手工业和手工工场这两个形态向经营家庭工场转化的趋势。前一个方向比较好理解，由于农业经营条件的恶化与比较效益的下降，也由于市场的制约作用，农户的家庭手工业生产逐渐由糊口型向经营型发展，并成为收入的主要来源。只是由于村社份地制的存在，他们还没有完全放弃农业。但家庭手工业已不再是副业了，“恰恰相反，农业才是家庭手工业者的副业”[22]。而第二个方向则似乎是与一般所理解的常规（家庭生产为工场生产所替代）相反，“不是家庭手工业经过长期的演变发展成工场手工业和工厂，恰恰相反，是工场手工业发展出家庭手工业”。例如，俄国18世纪中叶以后兴起的棉纺织业，一开始集中在大型手工工场中，但由于是手工生产而无需大量原始投资，因此农户能够成功地与工场生产进行竞争。久而久之，甚至资本家也感到把棉纱送到工人家里去织布，要比这些织工集中在大工场中更有利。于是在1825-1850年间，俄国的棉织业发生了迅速的分散过程。大工场逐渐变成了对农民家庭企业进行供料收货的包买商，而农家的副业性生产则发展成独立的家庭企业，并几乎垄断了织布的生产。此后有些家庭企业甚至进一步拓展经营，摆脱包买商的控制，又从为包买商生产的依附形式发展成独立的自由形式[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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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到了19世纪前半期，许多地方农民“离土不离乡”已成风气。在中央非黑土诸省，许多农村变成了“工业村”，著名的如莫斯科省的伊凡诺沃村、科斯特罗马省的达尼洛夫村、特维尔省的基姆拉村等等。这些村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由于村社内的合作习惯与互相仿效，往往整个村子从事同一行业，因而出现了专业化与“一村一业”的趋势。如纺织村伊凡诺沃、冶金村巴甫洛沃、制鞋村基姆拉、制钉村乌罗姆斯基、制炉村布尔马基诺、制锁村巴甫洛夫斯克、角制品村马卡里耶夫等，当时都闻名全俄，有的甚至在整个欧洲都有影响。不少乡村企业就地“坐大”后开始向外扩张业务，在外地投资，实行工商联营。如“伊凡诺沃村来的工厂主”当时便经常成为许多城市传媒议论的话题。而他们那种“游击队”式的灵活经营方式也对城里那些惰性十足的官办企业、领有企业形成了冲击，以至于“莫斯科工厂主几乎都来仿效伊凡诺沃村人及其他农民工厂主”了[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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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村”中不仅有农民私人企业，也有村社办的企业。在“农之子恒为农”已难乎为继、农民改业离土之风已成的情况下，为了维护“公社精神”，当时官府曾竭力提倡后一种企业。如维特伯爵（他后来成了力主废除村社的“改革派”，但在当时，他还是“公社精神”的狂热鼓吹者）就曾主张“公社作为一个集体组织工作在有设备的非农企业中：打猎、制盐、采石、开矿、捕鱼等等。在公社与劳动组合中，农民可以建造酒厂，并构筑公共设施”[25]。维特转变为“个人解放”论者以后，曾这样解释统治者当时对这种“公社生产”的热心：“从行政警察的角度看，村社也更为方便，放一群牲口总比一头一头地放来得轻松。”[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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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这种农民工业的发展，许多“工业村”还流入了大量外来劳动力，从而使聚落规模不断膨胀。但在当局不愿改变村民身份的情况下，它们总也不被承认为“城市”（город），而只是由“村”（село）变成了“大村庄”（слобода，又译“村镇”、“市郊”，当时特指由非“市民”组成的大型聚落）。前述的伊凡诺沃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大村”，在这个土地贫瘠的地方，原属贵族舍列美切夫领有的农奴—村社社员纷纷变成了棉纺织业主，一时农民企业云集，竟使它与附近另一个“纺织大村”沃兹涅先斯克连成一片，成为闻名全俄的“农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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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制的废除与“离土不离乡”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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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当市场经济之潮涌来之时，处在层层束缚之中的俄国农民出于生存的本能与发展的欲望，捆着手脚在商海里游泳，居然也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称之为“奇迹”亦不为过。但是，这一切与其说是因为村社这类羁绊有什么积极功能，毋宁说是因为与农民相竞争的那些成分，诸如行会商业与官商、领有工厂与官营企业积弊太重，以至于连受到束缚的农民经济都比它们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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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村社—领主的庇护功能在某些特定条件下也能发挥有利作用，如“一村一业”现象的出现就与村社内技艺传授的传统有关，而某些顶着领主名义去经商的农民也能收到“拉大旗作虎皮”的效果。但总的来看，传统共同体羁绊对农民走向市场绝不是有利的，而上述农民等级中边缘群体的出现，也绝非出自农民之所愿。“农民工人”、“经商农民”与“工业村”，都是在农民改得了业却改不了身份，脱离了土地却脱离不了共同体羁绊的情况下出现的。劳役性质的工厂“编入农”固然曾被农民“视为极大的不幸”而百般规避，19世纪上半叶甚至还发生了频繁的“编入农”暴动。当时的档案也说，他们“从农村生活向工厂生活的转变是如此艰难与悲惨”，“与美洲种植园中饱受折磨的黑奴之遭遇十分相似”[27]。即使非劳役性的自由打工农民，也因其身份未变而被迫从微薄的打工收入中支付相当部分用于履行“农民”义务。至于“经商农民”更是不愿戴着“农民”这顶帽子，而极力要求取得与城里企业家平等的地位。沙皇当局虽然在他们出色的商业成就面前不得不一再放宽对他们的限制：1799年正式批准他们可以凭赎买来的证书经营商业；1804年向其开放零售业，但限制经营某些商品种类，禁止批发，并禁止雇工超过2人；1806年又开放批发业与外贸商业；1824年才正式承认他们可以经营市民等级所能经营的一切业务，但须花额外费用领取特别的证书。正由于这一连串歧视，不少“农民企业家”都力求花巨款“赎身”成为正式市民，但领主们视他们如摇钱树，往往对他们花高价“赎身”也予以拒绝。由于身份制的束缚，他们的经营目标与投资取向都受到扭曲，从而成为一种“特殊的变态的经营人口”，而他们的资本也成了“变态的商业资本”[28]。“一村一业”的农民非农化，虽然得益于村社传统，但它的进一步发展也为这种传统所阻碍。在村社的圈子里，“工业村”无法城市化，村民也无法成为自由商品生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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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反过来看，这些农民边缘社群的出现，却是对公社世界的一大冲击，它表明狭隘的共同体已不可能有效地禁锢其成员，农民已经不满于它的束缚，同时也不那么依赖它的保护了。从这个角度说，身份性农民的非农化浪潮是一种过渡性现象，它终将通过身份壁垒的崩溃而走向农民的“市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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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之潮的冲击下，俄国终于在1861年废除农奴制，身份性户籍随即取消。1906年的斯托雷平改革，开始废除村社制度。至此，19世纪前期一度使用频繁的“农民工人”（рабочий мужика）、“农民匠户”（промыслы крестьян）、“经商农民”（торгующие крестьяне）、“农民企业家”（крестьянский промышленик）之类称呼逐渐消失[29]。“农民”自此不再是一种身份而只是一种职业，改了业便不再是“农民”，而许多“工业村”也不再是“村”了。如前述的伊凡诺沃村，便于1871年（农奴制改革不久）与沃兹涅先斯克村合并，设置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市——俄国纺织工业中心之一。离土不离乡的俄国“农民”很快便汇入现代市民社会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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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离土不离乡，即脱离了农业却仍保持“农民”身份的现象，并不是什么玄妙事物。它与“文化传统”没什么关系，也不能仅从产业意义上把它等同于“兼业”或“原始工业化”。事实上，伊凡诺沃的“农民”已经专业务工而不再兼营畎亩，其技术水平也不比当时的城市企业“原始”多少。然而只要有身份制存在，则农民要改业就必然会出现改了业改不了“农民”身份的局面；身份制一旦取消，也就不再有这种事了。这时哪怕仍有农工、农商兼营者，也与城里的“多种职业者”一样不再构成一种特殊的身份性群体。“离土不离乡”的实质不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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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6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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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俄语中МИР意为村社，亦意为世界，即村社与世界在传统俄国人心目中是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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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参见金雁等：《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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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谢·尤·维特：《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第1卷，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3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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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美］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上册，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5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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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R. Nikalas: Russian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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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В. Н. Яковцевский: Купеческий капитал в феодально-крепостнической России（雅可夫柴夫斯基：《封建农奴制时期俄国的商人资本》），М. 1953г. С.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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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А. Семенов: Изучени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сведений о российской внешней торговле и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с половины XVII столетия по 1858г.（谢明诺夫：《17世纪中叶至1858年俄国对外贸易及工业的历史资料研究》），Ч.3, СПб. 1859г. С.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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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ЦГАДА：《俄罗斯中央古代文献档案馆》，Ф.259，КН.4109，ЛЛ.453~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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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梁士琴科：《苏联国民经济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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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ПСЗ：《法令全集》.Т.XIV，№ 10486，С.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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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ЦГАДА, Ф.259, КН.3608, ЛЛ.629~630, ПСЗ, Т. XXXIX, № 30115, С.609; ПСЗ, Т. XVIII, № 13247，С.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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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истории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купечества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приговоры)（《莫斯科商人史料（社会团体决议案）》），Т.I，М. 1892г. С.330~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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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История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купе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莫斯科商会史》），Т.II，М. 1906г. С.254~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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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政治经济学原理》，上册，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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