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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 19世纪俄国的“离土不离乡”：身份性农民的非农化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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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的“农民工业”有了惊人的发展，由此出现了种种浪漫的解释。然而在浪漫之余，我们不应忽略某些简单的事实，为此看一下世界史上的同类事例似乎是必要的。19世纪俄国或许就是这样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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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世界”的危机与身份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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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认为前资本主义社会是“以共同体为基础”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希克斯（J. Hicks）认为“前市场”的传统经济是“习俗—指令经济”。这些前近代社会的特点实具有普世性，而农奴制改革前的俄国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的社会。通过14~16世纪俄国的公社化、农奴化、专制集权化三位一体的进程，古典罗斯的农户地产演化成了“公社份地”，自由农民演化成了农奴，准私有的世袭领地演化为国家分授的封地，古典色彩的“地主”演化为官府权贵型的“公社主”，松散型的“黑乡”演化为紧密型的农村公社（МИР，音译“米尔”），而松散型的诸侯联盟与霸主政治也演化为中央集权专制国家，古俄国的传统体制至此遂告成立。在这一体制中，农民隶属于公社，公社隶属国家，而国家将其赐予贵族并形成公社社员与农奴的身份合一，从而实现专制国家对包括贵族与农民在内的全部臣民的严格控制。于是，俄国成为一个“公社世界”[7]。具有基层政权与经济组织双重职能（即“政社合一”）的米尔公社，除了具有土地公有、份地平均、定期重分的基本特征外，还具有劳动组合、共耕地、强制轮作、强制聚居、连环保、赋税统征（即征赋对社不对户、贫户所欠富户补的“大锅饭”式税制）、份地—身份合一乃至公仓、公匠、公牧等传统。[8]而米尔原则不仅支配着乡村，也存在于城市（俄国式行会就是米尔的城市版）。因此正如当时官方宣布的：“米尔是俄国人民的特点，侵犯米尔就侵犯特殊的俄罗斯精神，公社自古存在，它是凝结俄国人民生活的水泥。”[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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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公社世界”里，个人依附于共同体，而共同体的一般成员则依附于共同体的人格化身（从“公社主”贵族到“公社之父”沙皇）。前者既受其严厉的束缚，又处于其“保护”之下。它既能保证传统权贵从统治—服从关系中得到各种等级的待遇，并形成森严的等级—身份壁垒，又可以在农民中“抑强扶弱”，防止竞争与分化。共同体给每个人都安排了不容竞争也不可改变的位置，即载诸户籍、世代相传的身份等级。那时的“农民”等级分为“国有农民”、“宫廷农民”与“领地农民”三个亚等级，前两者有村社与国家（皇室）两个“主子”，而人数最多的“领地农民”还有第三个主子即领主（“公社主”）。农民要离村外出，须首先经村社批准，征得领主同意并交纳额外代役租（外出“挣钱”须给主人好处作为批准费），然后可到官厅领取短期外出护照。在这一过程中，村社、领主与官厅哪一关过不去都不行，否则便是盲流——逃亡农奴，会受到追捕。在传统状态下，农民事实上是很难离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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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公社世界”中虽然缺少公民个人权利，却不缺少物欲。17世纪后期市场之潮渐兴。蓄之既久，其发必速，被禁锢在公社中的俄国人在市场经济初临时，就爆发了一场西方人都深感吃惊的“全民经商”之潮，“俄国各阶层普遍参加买卖活动，造成过分激烈的竞争”。小本经营的零售小店铺、小货摊随处可见，多是农民或手工业工人在出售自制产品或是趸购来的商品。中等商人经营食盐、毛皮与谷物生意，有时也开办面粉厂、酿酒厂和盐场。像斯特罗甘诺夫家族那样财力雄厚的企业家为数极少。这个家族的商业活动范围北起阿尔汉格尔斯克，西至莫斯科，中贯伏尔加河流域，东贯西伯利亚全境。就连沙皇本人也大肆参加交易活动，以至于当时的奥地利驻俄大使从一个贵族普遍轻商的国家初入莫斯科时，不免在送交国内的报告中对俄国的世风咋舌称奇：“一切有身份的人，甚至连奉派出使外国君王的大使都在公开经商。他们买进卖出或进行交换而毫无愧色，使他们令人肃然起敬的显赫声威拜倒在贪欲的脚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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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不父”则“子不子”，在上既如此德行，在下亦难以自安。到了18~19世纪之交，危机开始显露。首先是农民改业离农者日众，导致与农村公社并行的身份等级制度发生了变化。当时俄国人中的诸等级，乃至亚等级仍然不可改变，各等级的法律地位与社会职能有明确规定：“在这个国家里，每一个等级都有它的作用：僧侣祈祷、贵族负责战争与和平，农民耕地养活人民，商人提供人们所需要的东西。”[11]跨等级谋职是不许可的，而作为农奴的农民等级更是连离开村子都要向当局领取护照。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初兴，社会流动增大，身份等级遂与职业逐渐分离。如18世纪晚期的“商人”等级中，“有50%只是在法律上属于商人阶层，实际上他们居住乡村，从事农业和做佣工”。[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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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方面，农民等级（即农奴—村社社员身份或有“农民”户籍者）中却逐渐有越来越多的人放弃农业，他们或者“离土不离乡”，或者成了非正式城市居民。但无论在城在乡，他们都是“离土不离农”，即虽已不从事农业，但却仍持有“农民”户籍，在村社中拥有（或者说被分摊有）份地，在法律地位与人身权利上受到种种歧视。然而他们却以其在市场经济下激发出来的个性、进取心和“置于逆境而后顺”的精神，同时也以摆脱传统道德与共同体行为规范的那种“不择手段”的方式迅速创业，势头猛劲。他们在充满了因等级壁垒和垄断性而造成的怠惰风气的俄国经济生活中形成了异军突起之势。与这些迅速崛起的农民企业家并行的，还有日益增多的“农民工人”——是在“农民企业”、市民企业或国有企业中做工却仍具有“农民”户籍与村社份地的特殊工人。当时有两个现象可以看出这种趋势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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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领取离村护照的农民日益增多。当时规定，外出农民经村社批准并向领主交纳额外代役租后。可在省财务厅取得有权“离村三年”的护照与谋生证明书。18世纪末，这些护照在一些地区（主要是中央非黑土诸省）的散发量相当大：雅罗斯拉夫尔省的护照散发量相当于成年男子的19%，科斯特罗马省相当于5%~20%，莫斯科省有10%。19世纪时，农民护照的有效期缩短，但颁发数量则大为增加。1848-1850年间给农民发放的一年或半年期护照平均每年达100.2万张，此外还有200万张短期凭证。[13]当时农村劳动力总共约3000多万，可见农村劳力外出年/人次数在农奴制改革前已颇为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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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旧式户籍与聚落管理日益困难。作为“公社世界”的俄国传统社会，在市场型或契约型组织功能极不发达的同时，超经济的或行政型的组织能力却很高，当时不仅农村有公社，城里也有行会与小市民米尔。专制国家把户籍与城乡聚落管理都纳入行政官僚体制。居民点由官方定为村落或城市，居民户籍也相应定为农民或市民。然而市场经济萌芽后，便出现了许多“村”庄全不务农的现象。反之官方把“村”改定为“城市”时，无论这是否符合“农民”自己的意愿，他们都一律被强制变为“市民”；如不愿意，他们就必须申请“调”到其他村社。如1772年沃尔斯克、赫瓦雷斯克、阿特卡尔斯克、谢尔多波尔等一批村庄改定为“城市”时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奥廖尔省德米特罗夫斯克在1792年由“村”改“城”时，全村377人中有350人加入市民等级（其中36人加入“商人”亚等级，314人加入“小市民”亚等级），其余27人仍愿为农民，于是便提出申请，请求允许他们离开德米特罗夫斯克。[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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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等级中的“边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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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变迁，农民等级中的“边缘人”群体不断扩大，他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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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民工人”。这个群体自彼得一世时就开始形成。在彼得的“工业化”计划中，带有军工性质的国营大型企业，尤其是乌拉尔地区发展起来的冶金业占有首要地位。地广人稀的乌拉尔本地几乎没有劳力来源，所以乌拉尔的大企业（其他地方的国有企业也类似）大都使用“编入农”劳动。“编入农”即从国有农民中征调而“编入”工人的人。这种“编入”属劳役征调而不属雇佣关系，“编入农”的等级身份、隶属关系不变，村社中保留有份地，但他们被“编入”的时间越来越长。在1807年，大约6%的“编入农”被定为“永久工人”，其余的则按规定不允许厂方强制留用。但实际上，各工厂仍然大量羁留非“永久工人”的“编入农”，于是形成了所谓的“工厂农民”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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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国营大厂外，“领有企业”（按农奴制劳役原则组织的贵族企业）、国有而租给贵族经营的企业也大量使用“工厂农民”，甚至平民私人企业亦“普遍地采用编入农的强制劳动作辅助工作”。[15]19世纪初，“编入农”和“买进的工人”占2419个登记企业劳力总数的31.7%，临时征调的领主农民占20.6%，雇佣工人只占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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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入农”进工厂，对公社体制的冲击还不太大（因为他们无论在村社还是在工厂，都不过是“命令经济”中的强制性劳动者或者说是劳役）。但19世纪后日益增多的持护照进城打工的农民就不同了，他们在城谋职已属雇佣性质。但农民的户籍等级、农奴—公社社员的身份和耕种份地的义务都仍然如故，这势必产生许多问题。到19世纪中叶，这种农民在“农民工人”中已占了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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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商农民”，或译作“商农”。在“公社世界”的身份等级制下，经商本是一种特权，它往往由官商和商人行会所垄断。农民经商是不被允许的，尤其是不许进城经商。如1777年彼得堡市政厅文件就规定：“农民在城市和工商业区，绝对不许自己或代他人进行交易，也不能开设店铺或酒窖。”1755年的海关条例也指出，“农民到海港进行贸易是不被允许的”。[16]但是，对市场的向往仍然使许多农民不顾禁令，进城闯天下。初看起来，他们经营的条件是极为恶劣的：他们不仅受到官厅和商人行会在政治、法律上的排斥，而且受到行会垄断组织在价格、渠道等方面的经济排挤。由于农民不能加入行会，他们常常只能单枪匹马地向高度组织化的传统商业挑战。由于在很长一个时期，农民在城没有合法置业权甚至经营权，他们只能在行会之外“非正式地”经营，或者顶着“公社主”——领主——的名义经营，而且要付出很大代价租用别人的铺面或店堂。他们不仅在城里缴纳的商税税率远比行会商人高，而且还要负担原有农奴义务，并为领主与村社允许其进城预支额外的费用。连沙皇在1812年5月22日的敕令中也认为：“加在经商农民身上的赋税对他们来说是极为沉重的，因为它与他们大部分人的买卖不相称。”最后，更为致命的是他们并非自由人，领主与村社有权“随时停止自己农民的商业活动，使他破产，把他招返农村，并且迫使他在田里耕作”[17]。当然，实际上这种事例并不多见，因为在经商农民集中的欧俄中部非黑土各省，人多地少，农村劳动力过剩，把他们招回去对村社、对领主都没好处。但领主、村杜却可以以此要挟经商农民，迫使他们付出更高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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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经商农民占有几项行会商人所不及的优势：一是他们与农民经济、农村市场的直接联系，使他们在构成不发达社会的市场主体的这一领域中如鱼得水。用苏联时代学者的话说，就是他们更善于“剥削农民”。二是他们虽无行会的特权，但也没有行会的惰性；虽然得不到行会的保护，却也不受它的束缚，因此其经营的积极性与灵活性都为行会商人（当然更不要说官商）所不及。三是他们那种“置于逆境而后顺”的创业精神，以及摆脱了传统道德与行会规范的那种不择手段的行为方式，也是颇有些贵族气的行会商人所无法相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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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先天不足的经商农民很快在城里崛起。他们先在零售贸易，后来又在批发贸易甚至海外贸易方面与行会商人展开了竞争。资本庞大而又享有各种专买专卖特权的行会商业在这些进城农民“商业游击队”式的打击下迅速败落，一时惊呼四起。早在1766年，彼得堡502个行会商人便联名向元老院申诉说：“在彼得堡以本地商人的名义出现的大量增加的农民把所有生意都抢到自己手中，无论在海外市场或是在整个彼得堡、在街头、在居民住宅里、在酒窖店铺中、在十字路口的摊头上，（农民）到处都在做买卖，而且还到全城各处和各住户去兜售。农民越来越多，就把商人的生意全部夺去。”到1825年，莫斯科商会也惊呼：“大量的经商农民，完全占有了为此前商人和工商业区居民所从事的城市各行业和商业的大多部分。”“当这些农民来到城里时，他们不安于在店铺里做生意，而多半是到客店或各住户去兜销。由于农民到各县跑远路生意的流行，在很多城市中，商人的贸易就完全衰落或者减退，其中大部分人只得脱离行会转为小市民”，“城中的全部零售贸易，都转到经商农民手中了”。1823年莫斯科商人乌沙科夫说：“我们的国内贸易大部分已转移到农民手中。”1840年，另一莫斯科商人又诉说道：“由于对农民的宽容，城市中整个（传统）商业不仅停顿了，而且简直可以说是已经死亡和消灭了。”“经商农民每人经常有10到20个伙计被派到各乡推销其商品，致使城市商店的商品全部积压。整个商业系统完全衰落并彻底瓦解了。”1841年，莫斯科商行报导“经商农民”数量一年比一年增加，把原有的商人挤出了商业。而彼得堡则有人写道：“至少有5万农民像寄生虫那样在经营那些不允许他们做的生意。”[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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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行会商人的惊呼当然有些言过其实，但“农民企业家”的崛起确实令人惊讶。在莫斯科省，1766年时“经商农民”约占全部经商人口的2.7%，而到了1845年已增至44.2%，数目已超过行会商人（31.2%）和小市民（24.6%）。1766年，整个莫斯科省只有经商农民1103人，而到了1845年，仅在市区的经商农民就已达5563人[19]。不少“农民企业家”由商而工，甚至成为富可敌国的巨擘，如著名的莫罗佐夫家族、格拉乔夫家族、布特里莫夫家族与博里索夫家族等等。他们拥有大量商店、工厂与作坊，富比贵族，役使了数以千计的工人，而且脱离农业达几代之久。但直到1861年农奴制改革前，他们在户籍上仍是“农民”（农奴—村社社员），而且在村社中仍保留有份地，只有少数经过“赎身”而转入其他身份的人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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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罗佐夫（C. B. Морозоб，1770~1862）是这少数人中的佼佼者。他原先是“领主农民”（农奴），曾在村社中种地，当过牧人、马车夫与织布工，还曾因负债而立下卖身契，每年只得到5卢布纸币伙食费。1797年他开始独立经营分活站，逐渐发家。1820年，他与4个儿子一起花1.7万卢布（当时是一笔巨款）赎身后成为市民，其经营范围也由丝织业扩展至毛纺、织布、纸品等诸厂。到他儿子手里时，莫罗佐夫家族已拥有四大公司、上万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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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业村”现象。除了进城的“农民工人”与农民企业家外，还有更多的农民“离土不离乡”，就地脱离了农业。中央非黑土地带诸省因人多地少，土壤贫瘠，而交通又比较方便，距离主要消费中心不远，便成了这种现象的发源地。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并不全是农业劳动力过剩，以下几个因素也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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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俄国气候寒冷，冬闲时间特别长，因而农户可用这段时间从事工副业。由于“闲了也是白闲”，劳动力价值几乎等于零，因而即使边际产出率与劳动报酬极低，农民也乐此不疲。因为“挣得少总比不挣好”。例如，用大麻或者亚麻纺线是俄国农村姑娘冬季最主要的活计，如果计其货币收入，每人每周仅能挣60~70戈比，那实在是微不足道。但这个行业直到十月革命时仍然盛行不衰。原因很简单，如果不纺线，农村姑娘的劳动力就只能闲置[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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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俄罗斯，城市的功能不仅与西欧式的市民自治社区与工商业中心不同，也有异于像诺夫哥罗德那样的古罗斯市民社会。专制政府对城市的严密控制使它成为军事—行政堡垒，这对民间工业的发展并不十分有利。因此，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俄国的城市基本上是行政与商业中心，工业主要分布在农村”[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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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这也是最重要的，由于领主—村社—专制国家对农民的身份性限制，使他们难以“离乡”，或者说“离乡”的机会成本与经济成本都十分大，同时由于这些限制阻碍了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劳力的价值无法体现，上述第一个原因才能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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