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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警察手段与经济手段（农民银行）并用，政府官员与学界力量齐上，雷厉风行，一步到位，堪称沙皇统治晚期一大举措。列宁用的“勇敢”、“彻底”、“无情”、“纯粹”和“丝毫”不让步等形容词，可谓用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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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守原则。这里所谓保守并不是体制上的保守（保留旧制度），而是利益上的保守（维护既得权益）。改革基本上只拿农民村社开刀而不触及地主权贵。之所以说是“基本上”，是因为在当时的大潮流下，上层集团想只有所得而无所失，事实上不可能。通过农民银行对农民购地的支持，在改革时期有一部分贵族土地流入了农民之手，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看做是部分实行了自由派在1905-1907年间提出的赎买政策。不过从总体上看，毫无疑问这次改革是循着“保住地主，扶植富农，牺牲贫弱，分化农村，培养亲政府势力，维护沙皇统治”的思路进行的。改革带来的风险、代价与义务基本上由农民承受，而机会、利益与权利则由上层享有。改革措施即使从表面上看也缺乏形式上的公正，具有明显反道德的“原始积累”特征，这是一次彻底的（就其意图而言）但却不公正的“分家”。这又可以从以下诸点中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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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少数决定原则”。这是对“村社民主”的多数决定原则的决裂，但却不是对近代个人自由与公民权利的认同。斯托雷平法令在退出村社与土地整理等问题上都实行“只要一户要求，公社就得满足”的原则。而份地这东西不像银行里的存款，存取无妨他人，也不像上市的股票，买卖尽可自便。在当时插花交错的条田制下，一户单独改变作物品种与轮作方式都会给周围的人及全公社带来麻烦，何况把几十条狭条地并成一大块这样的事，一户既动就必然牵及全社。在这种情况下，“一户决定”原则必然会造成少数人对大多数人利益的侵犯。当时一般人在“众怒难犯”的情况下是不敢贸然行使斯托雷平法令授予的这一权利的。敢于行使“一户决定权”的往往是些地头蛇式的人物。而如果说地头蛇当社长还有些“保护者”的职能的话，地头蛇“决定”下的土地整理就难免会产生“恶霸”行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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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强制原则。“少数决定”在逻辑上必然导致多数人的非自愿行为，更何况斯托雷平还用法令形式或在实际操作上经常施加行政与警察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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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锦上添花与雪上加霜原则。斯托雷平的整个改革设计是以“强者”为出发点的，因此它不仅承认强者在竞争后取得优势结果，而且在竞争之前就加强强者的起点优势。在农民银行贷款与土地整理中，都实行“扶强抑弱”的方针。如农民银行收购土地时，地主土地购价高，农民份地购价低，前者全国平均每俄亩121卢布，后者仅79卢布。[18]有些地区更甚，如乌克兰农民份地每俄亩只折30~80卢布，而市场售价却达250卢布。[19]在土地整理中常常不仅把村社最好的土地划给富农，而且有意截断从村子到草原、河流和森林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必须选择：要么留在贫瘠的土地上，要么同意转让份地。这就迫使那些已无力同贫穷、饥饿作斗争的贫苦农民自己递上申请书。于是，整个改革便形成了马太效应，不是在起点平等的基础上承认竞争后的不平等的结果，而是以起点不平等来人为加剧结果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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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雷平下了如此决心搞的这次改革，进展究竟如何？关键的指标是到底有多少农民和土地脱离了村社体制，多少农民与土地变成了家庭农场（独立农庄与单独田场）。然而在这方面至今可以说是一笔糊涂账。大致有这么几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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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改革进行期间的1915年，经济学家М.И.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在其所著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就公布说：截至1913年5月1日，全俄份地已私有化的农户为178.7万余户，已申请份地私有化的农户为250.6万余户，加上350万因所在村社长期未实行土地重分而被1910年法令规定为“自行私有化”的农户。“总的说来，村社社员的人数由于推行1906年和1910年的法令大约减少了1/2。1906年前，农民约有75%占有归村社所有的土地，而现在占有归私人所有的土地的农民人数却大大地超过了占有村社土地的人数。”[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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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的《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的C.兹达诺维奇的《村苏维埃与土地公社》一文，认为在十月革命前夕，欧俄47省中已有800万农户使他们的土地成为私有财产。同时另外740万农户仍然组成米尔来共同拥有它。[21]这一资料为当代英国学者M. 莱文所同意。[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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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苏联研究“第二次解放”的权威C.M.杜勃洛夫斯基在其曾经再版的名著《斯托雷平土地改革》中公布说，包括因村社不再重分土地而自行私有化的农户（46.98万）在内，截至1916年1月总共退出村社的农民为2478224户，带有土地共15919208俄亩，分别占公社农户总数的26.1%和公社份地总数的13.8%。[23]这样，斯托雷平土地改革摧毁公社的目的没有达到，公社仅失去了其成员的1/4和土地的1/7。这组数字在苏俄学界最常引用。80年代格拉西缅科与90年代阿弗列赫的著作都沿用其说。[24]A. M. 安菲莫夫与П. Н. 泽里亚诺夫的著作中引用截至战前的数字称：1907-1914年间欧俄47省有195万农户从村社中分离出来，共带走土地1690万俄亩。[25]户、地的比重亦为1/4与1/7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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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П. 达尼洛夫50年代末引用1922年别尔辛在莫斯科出版的《俄国独立地段》一书称：1916年在欧俄47省，独立农庄和单独田场共达161.27万户，约占农户总数10.5%，拥有土地面积也达1602.09万俄亩。[26]美国学者贾斯尼与英国学者A. 诺夫出具的数字大体相似。[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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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白俄史学家维尔纳茨基在20年代末著成《俄国史》一书，认为截至1911年时已有600万农民离开村社成为土地私有者[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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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斯托雷平改革所导致的村社解体率各种估计值在10%~50%不等，大体上是改革中与改革后初期的估计较为乐观，而后来的估计较为悲观。不过有个问题需要注意，即独立地段（独立农庄与单独田场）比率与土地私有或退出村社的比率是两个虽有密切联系但却不能混淆的概念。前者与土地整理相联系，指“并大块”的土地，后者与地权相联系，指可买卖、继承的土地。退出村社而未经整理（未并成大块）的土地和经过土地整理但未退出村社的土地当时都是存在的。相对而言，独立地段比率要比土地私有化比率小些，但就改革的目的而言，实际上是要造成既为私有又并成了大块的独立农民农场，而这很可能属于上述几组指标中最小的一组（即10%左右）。从这个角度看，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目标确实远未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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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还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是改革在各地进展不均衡。村社解体情况最严重的是俄国西南部、“新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中央黑土地区各省农业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地区。在这些地区，退出村社的农户约占村社农户总数的1/3，在西南部这个百分比则接近一半（占48.6%）[29]。在这些地区，改革中的社员退社与改革前已有一定发展的私人农场相加，已经完全改变了“公社农业”的混乱状况。在这些地区，改革的成效最为显著，改革后的农业繁荣以及由农业而推动的市场整体繁荣也最为突出，以至于上述各地的很大一部分后来又成为村社复兴运动与摧毁独立农民经济浪潮最猛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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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从全俄范围看，改革成果的绝大部分是在改革的最初3年内取得的，尤其是1908-1909这两年的进展占整个改革时期总进展的54%左右。我们知道，斯托雷平土地法虽号称1906年11月9日法令，但由于杜马拒绝通过，该法令并未马上生效，而是次年六三政变后才正式施行的，当1905-1907年革命刚被镇压时，“斯托雷平领带”高悬，当局的强制力量一时达于最大，因此此后的两年内“退社潮”最为可观。但1910年后随着非常状态的压力减退，“退社潮”也迅速回落。尽管改革的立法到这时才趋于完善，1910年6月14日法律，1911年5月29日土地整理法相继出台，农民银行与土地整理机关的设置与运作也是这时才健全起来的。但这一切并未推动改革加速进行，反而出现了改革进展趋缓乃至相对停滞。1911-1915年虽占改革时间总进程的大半，但改革进展量却只有1/4左右，最后两年更几乎无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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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成果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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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由于阻力巨大而进展不尽如推行者之意，但“公社农业”毕竟积弊太深，因此改革的有限进展对经济所起的刺激效应仍是十分明显的。斯托雷平改革的8年（1907-1914年）常被人称为沙俄经济史上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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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成就首先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治疗了俄国农业中的“村社病”，突破村社束缚而进行大规模土地整理，无论是对于俄国的农村资产阶级成长，还是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及提高劳动生产率都具有积极意义。在原来村社耕地交错、地块分散的情况下是无法发展资本主义农业的，因为在窄小的地块上无法使用现代化的农业机器。另外，土地距农宅太远也耗费劳动时间和工具，生产效率低。为改变这种状况，斯托雷平发出指示：“在千方百计促进农民个体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必须改善农民土地使用的条件，作为提高农作物产量的第一步。”[30]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土地整理工作首先在耕地交错和地少的地方展开。如中央工业区土地整理面积占总面积的22.6%，伏尔加河中游占20.3%。从1913年政府对12个县的调查数字也可以看到土地整理的积极作用。原先大部分农户有4~41块地块，有的农户地段甚至多达100多块，整理后集中为1~3块。[31]土地整理还将距离较远的地块调整到庄园附近。19个县中，土地整理前地块在5俄里以上的占36.4%，而整理后则为17%；土地整理前，67.5%的农户土地距庄园1俄里多，12.1%的农户土地距庄园5俄里以上，由于土地整理，70%的农户在庄园附近得到了土地。单独田场和独立农庄的地块变化更大，整理前他们的土地在庄园附近的仅占0.6%，而在整理后则达70%。[32]土地插花、分布混乱的状况在改革后明显改善，从而为面向市场的集约型现代农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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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后兴起的独立农民农场与村社农业相比，除了农学上的优势（消除插花、分散、远距离等不利于集约经营的弊病）外，更具有社会一经济学上的优势：它有经营自主权与积极性，适应市场需求，土地投入积极性较高，生产组织与监督成本低，等等。总之，它比村社农业更能发挥生产者的个性创造力与主体意识。如果说村社农业更多的是习俗—命令经济与统治—服从关系相联系的话，那么独立农民农业就更多的是与市场经济及产权—契约关系相联系的，村社农业向独立农民农场过渡，实质上是从传统农业或中世纪农业向近代型小资产阶级农业企业的过渡。从这时起，才开始了农奴制的真正废止和农民真正步入资本主义发展轨道。尽管完成斯托雷平改革的方法不公正，但它毕竟是俄国农业发展中的转折点，也是俄国土地制度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俄国在公社份地外虽然已有农民的私有土地，但不仅数量少，而且并未得到法律的认可。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第一次承认了农民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利，并使2478224个农户的16919203俄亩土地经法律认可成为私有财产，农民取得了对这些土地的支配权，可以自由买卖，从而使土地变成了商品，卷入了商品流通。原来与份地连在一起的农民等级身份制也最终消失，贫苦农民有可能完全脱离生产资料成为两种意义上的自由人，资本也有了进入农村购买地产与劳务的可能。随着地产、劳务、资本等要素市场的形成，农业市场化程度加深。所以农民土地私有制的出现在俄国历史上是一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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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中崛起的独立农民经济，无论是产量、效率、生产集约化程度、技术水平、商品率，还是横向经济合作的积极性都大大高于传统村社农业。[33]在19世纪时，俄国商品粮的90%是由地主经济所生产，村社农民的粮食生产基本上供自己消费，而到改革后的1913年，俄国商品粮的一半已由“富农”生产，加上其他阶层农民的产出，商品粮生产的大半已移到了农民农场。脱离村社的贫苦农民成为两种意义上的自由人而大量流入城市，一方面导致农村劳动力短缺，另一方面增加了商品粮需求，这就刺激了农村资本主义大农业的发展，从1906-1912年，农业机器的消费金额从2790万卢布激增至10920万卢布，农机设备的供应额也从1906年的3830万卢布猛增到1912年的13116万卢布，增长达342.4%。1905-1912年间俄国农业化肥消费量也从1470万普特增长到3890万普特，其中磷肥几乎增加了35倍。[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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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农业生产的总体水平，这一时期也有了很大发展。自给自足的状况被打破，地区间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分工更加突出，从而加深了农业经济商品化程度。一方面农业进一步成了轻工业，如纺织业、酿酒业、制糖业、烟草业等工业的原料基地；另一方面增加了对机器、肥料等工业品的需求，变成了工业的销售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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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后的俄国无论是土地利用率、谷物播种面积，还是谷物及其他农产品产量都比改革前有较大提高。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商品性越高的作物增产越显著，市场导向十分明显。此时俄国农产品出口的增长更为惊人，俄国的“欧洲谷仓”之誉、世界最大农业出口国与第二大农业生产国之地位都奠定于这一时期。1901-1905年俄国农产品的出口值是7.01亿卢布，1911-1913年已增加到12.26亿卢布，仅谷物出口一项，每年就可多得5亿多卢布，居世界第一位。当时谷物出口运输几乎占铁路运输量的一半。[35]到1913年俄国生产的小麦占世界产量的1/4，黑麦占世界产量的1/2，大麦占1/3，俄国农业生产的粮食超过阿根廷、加拿大和美国粮食产量的总和，成为俄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现象。[36]此期间的俄国粮食生产商品率在整个苏联农业集体化前时代都未能再次达到（集体化以后的“征购”率并不是正常商品率，故不可比）。粮食的出口是俄国资本积累的主要源泉之一。所以，俄国农产品出口的大量增加促进了俄国的资本积累，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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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国民经济的整体水平而言，从1900年到1913年，俄国人口增长了22.35%，但钢铁产量增长48%，煤产量增长121%，仅仅在斯托雷平改革的几年间，俄国资本投资总额即从26亿多卢布增到51亿卢布，其中外贸由9亿多增至19亿多，均增长1倍左右。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农业拉动型十分明显，如1913年与1900年相比，俄国国民收入增长78.8%，制造业中国民收入增长83%，而农业中的国民收入却增长达88.6%，呈现出“奇怪”的倒序特征（即一般情况下农业增长慢于总经济，更慢于工业）。[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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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要提一下斯托雷平改革对俄国农民的心理影响。作为俄国传统文化重要因素的村社瓦解，使俄国农民的文化价值观发生了明显变化。村社这种封闭的宗法团体通行的是家长制原则。“村会”是家长会议，实际上往往把持在“长老”们手中，“现代民主概念，例如选举或其他公民权利等等，无法进入农村生活。”[38]然而，随着村社的瓦解，农民的生活世界开阔了，价值观念发生显著变化，皇权主义传统淡薄，自由个性、独立人格逐渐形成，公民意识与民主精神开始进入农村。农民对政治生活的关心增长，社团与政党活动打破了宗法式的沉闷气氛，农民联合会、劳动派、社会革命党等民主主义组织在农村影响日增，尤其是社会革命党由城市民粹派知识分子的小集团迅速发展成拥有51万党员的农民政党。在俄语中“米尔”与“世界”本是一个词，但现在，随着米尔的狭隘眼界与共同体的封闭状况被冲破，农民日益看到了天外有天，“世界（米尔）”之上还有大世界，米尔已经解体的地区自不待言，就是米尔仍然存在的地区，它的内部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在一些地区，甚至连原来宗法性最强的长老会议也开始变质，出现了年龄在35岁以下的“长老”。[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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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斯托雷平改革的不公正性，当权者以暴力破坏村社、抢劫村社进行原始积累，在加快资本主义步伐的同时给大多数农民带来沉重的苦难。正如维特所说的，这场改革“注入了浓厚的警察色彩”，实际上成为有权势的私有者对“无权的或半无权的私有者——农民”进行的掠夺。结果出现了一个极为矛盾的现象，改革极大地活跃了人的思想，但活跃起来后的人们却日益表现出强烈的“反改革”情绪，这大约是斯托雷平改革在使俄国尝到甜头的同时所结下的一个“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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