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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 [:1706474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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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成果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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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由于阻力巨大而进展不尽如推行者之意，但“公社农业”毕竟积弊太深，因此改革的有限进展对经济所起的刺激效应仍是十分明显的。斯托雷平改革的8年（1907-1914年）常被人称为沙俄经济史上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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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成就首先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治疗了俄国农业中的“村社病”，突破村社束缚而进行大规模土地整理，无论是对于俄国的农村资产阶级成长，还是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及提高劳动生产率都具有积极意义。在原来村社耕地交错、地块分散的情况下是无法发展资本主义农业的，因为在窄小的地块上无法使用现代化的农业机器。另外，土地距农宅太远也耗费劳动时间和工具，生产效率低。为改变这种状况，斯托雷平发出指示：“在千方百计促进农民个体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必须改善农民土地使用的条件，作为提高农作物产量的第一步。”[30]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土地整理工作首先在耕地交错和地少的地方展开。如中央工业区土地整理面积占总面积的22.6%，伏尔加河中游占20.3%。从1913年政府对12个县的调查数字也可以看到土地整理的积极作用。原先大部分农户有4~41块地块，有的农户地段甚至多达100多块，整理后集中为1~3块。[31]土地整理还将距离较远的地块调整到庄园附近。19个县中，土地整理前地块在5俄里以上的占36.4%，而整理后则为17%；土地整理前，67.5%的农户土地距庄园1俄里多，12.1%的农户土地距庄园5俄里以上，由于土地整理，70%的农户在庄园附近得到了土地。单独田场和独立农庄的地块变化更大，整理前他们的土地在庄园附近的仅占0.6%，而在整理后则达70%。[32]土地插花、分布混乱的状况在改革后明显改善，从而为面向市场的集约型现代农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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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后兴起的独立农民农场与村社农业相比，除了农学上的优势（消除插花、分散、远距离等不利于集约经营的弊病）外，更具有社会一经济学上的优势：它有经营自主权与积极性，适应市场需求，土地投入积极性较高，生产组织与监督成本低，等等。总之，它比村社农业更能发挥生产者的个性创造力与主体意识。如果说村社农业更多的是习俗—命令经济与统治—服从关系相联系的话，那么独立农民农业就更多的是与市场经济及产权—契约关系相联系的，村社农业向独立农民农场过渡，实质上是从传统农业或中世纪农业向近代型小资产阶级农业企业的过渡。从这时起，才开始了农奴制的真正废止和农民真正步入资本主义发展轨道。尽管完成斯托雷平改革的方法不公正，但它毕竟是俄国农业发展中的转折点，也是俄国土地制度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俄国在公社份地外虽然已有农民的私有土地，但不仅数量少，而且并未得到法律的认可。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第一次承认了农民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利，并使2478224个农户的16919203俄亩土地经法律认可成为私有财产，农民取得了对这些土地的支配权，可以自由买卖，从而使土地变成了商品，卷入了商品流通。原来与份地连在一起的农民等级身份制也最终消失，贫苦农民有可能完全脱离生产资料成为两种意义上的自由人，资本也有了进入农村购买地产与劳务的可能。随着地产、劳务、资本等要素市场的形成，农业市场化程度加深。所以农民土地私有制的出现在俄国历史上是一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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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中崛起的独立农民经济，无论是产量、效率、生产集约化程度、技术水平、商品率，还是横向经济合作的积极性都大大高于传统村社农业。[33]在19世纪时，俄国商品粮的90%是由地主经济所生产，村社农民的粮食生产基本上供自己消费，而到改革后的1913年，俄国商品粮的一半已由“富农”生产，加上其他阶层农民的产出，商品粮生产的大半已移到了农民农场。脱离村社的贫苦农民成为两种意义上的自由人而大量流入城市，一方面导致农村劳动力短缺，另一方面增加了商品粮需求，这就刺激了农村资本主义大农业的发展，从1906-1912年，农业机器的消费金额从2790万卢布激增至10920万卢布，农机设备的供应额也从1906年的3830万卢布猛增到1912年的13116万卢布，增长达342.4%。1905-1912年间俄国农业化肥消费量也从1470万普特增长到3890万普特，其中磷肥几乎增加了35倍。[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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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农业生产的总体水平，这一时期也有了很大发展。自给自足的状况被打破，地区间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分工更加突出，从而加深了农业经济商品化程度。一方面农业进一步成了轻工业，如纺织业、酿酒业、制糖业、烟草业等工业的原料基地；另一方面增加了对机器、肥料等工业品的需求，变成了工业的销售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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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后的俄国无论是土地利用率、谷物播种面积，还是谷物及其他农产品产量都比改革前有较大提高。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商品性越高的作物增产越显著，市场导向十分明显。此时俄国农产品出口的增长更为惊人，俄国的“欧洲谷仓”之誉、世界最大农业出口国与第二大农业生产国之地位都奠定于这一时期。1901-1905年俄国农产品的出口值是7.01亿卢布，1911-1913年已增加到12.26亿卢布，仅谷物出口一项，每年就可多得5亿多卢布，居世界第一位。当时谷物出口运输几乎占铁路运输量的一半。[35]到1913年俄国生产的小麦占世界产量的1/4，黑麦占世界产量的1/2，大麦占1/3，俄国农业生产的粮食超过阿根廷、加拿大和美国粮食产量的总和，成为俄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现象。[36]此期间的俄国粮食生产商品率在整个苏联农业集体化前时代都未能再次达到（集体化以后的“征购”率并不是正常商品率，故不可比）。粮食的出口是俄国资本积累的主要源泉之一。所以，俄国农产品出口的大量增加促进了俄国的资本积累，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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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国民经济的整体水平而言，从1900年到1913年，俄国人口增长了22.35%，但钢铁产量增长48%，煤产量增长121%，仅仅在斯托雷平改革的几年间，俄国资本投资总额即从26亿多卢布增到51亿卢布，其中外贸由9亿多增至19亿多，均增长1倍左右。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农业拉动型十分明显，如1913年与1900年相比，俄国国民收入增长78.8%，制造业中国民收入增长83%，而农业中的国民收入却增长达88.6%，呈现出“奇怪”的倒序特征（即一般情况下农业增长慢于总经济，更慢于工业）。[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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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要提一下斯托雷平改革对俄国农民的心理影响。作为俄国传统文化重要因素的村社瓦解，使俄国农民的文化价值观发生了明显变化。村社这种封闭的宗法团体通行的是家长制原则。“村会”是家长会议，实际上往往把持在“长老”们手中，“现代民主概念，例如选举或其他公民权利等等，无法进入农村生活。”[38]然而，随着村社的瓦解，农民的生活世界开阔了，价值观念发生显著变化，皇权主义传统淡薄，自由个性、独立人格逐渐形成，公民意识与民主精神开始进入农村。农民对政治生活的关心增长，社团与政党活动打破了宗法式的沉闷气氛，农民联合会、劳动派、社会革命党等民主主义组织在农村影响日增，尤其是社会革命党由城市民粹派知识分子的小集团迅速发展成拥有51万党员的农民政党。在俄语中“米尔”与“世界”本是一个词，但现在，随着米尔的狭隘眼界与共同体的封闭状况被冲破，农民日益看到了天外有天，“世界（米尔）”之上还有大世界，米尔已经解体的地区自不待言，就是米尔仍然存在的地区，它的内部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在一些地区，甚至连原来宗法性最强的长老会议也开始变质，出现了年龄在35岁以下的“长老”。[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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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斯托雷平改革的不公正性，当权者以暴力破坏村社、抢劫村社进行原始积累，在加快资本主义步伐的同时给大多数农民带来沉重的苦难。正如维特所说的，这场改革“注入了浓厚的警察色彩”，实际上成为有权势的私有者对“无权的或半无权的私有者——农民”进行的掠夺。结果出现了一个极为矛盾的现象，改革极大地活跃了人的思想，但活跃起来后的人们却日益表现出强烈的“反改革”情绪，这大约是斯托雷平改革在使俄国尝到甜头的同时所结下的一个“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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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走向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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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吞下这颗“苦果”的人就是斯托雷平本人。他的改革虽出自一片忠君之忱，然而据说尼古拉二世却并不喜欢他。他为保住贵族们的“家产”而殚精竭虑，然而一部分仍怀念“大家长”统治的“公社世界”的守旧贵族却对他怀恨不已，而像维特那样的自由派贵族又不能原谅他破坏宪政。因此当时极右派与左派都有人想暗杀他，在几次未遂的行动之后，1911年他终于被革命民粹派人士[40]刺杀而死于非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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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啃上了改革酸果的绝不只是斯托雷平一人。斯托雷平的改革一起步，就遇上了巨大的阻力。这个阻力固然也有来自贵族中的极端保守派，他们留恋“公社世界”中的宗法权威，不愿斯托雷平扰乱他们的宁静。但是，这时他们的力量已无足轻重了。关键的问题是面临着被“解放”者的反抗。1861年时人们的反抗还可以说是因为“解放”不彻底：虽不是领主的农奴，但仍是村社的农奴，而这次“解放”用列宁的话说，却是够“彻底”的了，但它却使俄国的状况发生很大变化，在斯托雷平改革以前，俄国基本上是要求改革的社会在冲击着不愿改革的统治者，而现在，事情仿佛是要求改革的统治者在面对“不愿改革”的社会。这在俄国的历史上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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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雷平的改革，论方向无疑是符合市场经济与现代化历史大潮的，论程度至少就发动者的愿望而言，也是力争“彻底”而“丝毫”不想妥协的。但是，论改革的方式却是有欠公道的。所谓欠公道，并不是一般的指改革后出现了贫富分化、财产不均，因为这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既要竞争，就不能结果都一样。但同样，既要竞争，就不能没有公正的规则，不能没有公民基本权利意义上的“起点平等”。而斯托雷平改革恰恰在这些方面是应受指责的，它是以权贵利益本位为出发点的。这场改革“注入了浓厚的警察色彩”，实际上成为有权势的私有者对“无权的或半无权的私有者——农民”进行的掠夺。“结果是骚乱四起，农民中无疑产生了千千万万的无产者”。维特预言，这样的搞法“将来很可能招致严重的革命动乱”[41]。维特于1915年去世，仅仅不到两年后，他的预言便成为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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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以前俄国的农村公社内部存在着较多的贫富利益差别，难以一致行动。而沙皇却可以以凌驾于贫富人等之上的仲裁者身份利用公社。斯托雷平改革后富裕者大都退出公社建立了独立农庄，他们是改革的受益者，但处于一盘散沙状态，不可能成为斯托雷平所设想的政府社会支柱。而公社本身却因富人的退出而变成了贫弱户的均一化团体，成为绝望者采取集体行动的最佳组织方式。到1917年，这种内部认同大为提高并且一致对外仇视富人的公社组织终于成了“农村大雪崩”的巨大动力，而改革受益者完全不能对其形成制约。这是因为改革后的不公正获利使人丧失道德感，助长投机心理，从而出现了“大难临头各自飞”的状况。1917年2月庞然大物的沙皇帝国统治机器从基层到中央几乎在顷刻间土崩瓦解，与这种“改革腐蚀症”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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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俄罗斯学者Г. A·格拉西缅科的研究很有代表性。他引用30多种报刊上的大量材料证明，在斯托雷平改革所涉及的47个省、463个县、49568个村社中，都普遍存在着农民的反抗。政府政策的每个步骤都遇到农民的抵制，尤其是在“反对土地整理与反对村社分离者”的斗争中“农民形成了巨大的战线”。[42]农民竭力阻挠在他们的村社里安置独立农庄与单独田场，并且一有可能就“消灭它们”。改革的政治后果出乎沙皇预料：它在经济上固然把“富农”的生产提高到了相当的水平，但“分离者”们并未形成团体，其政治力量仍相对弱小，无法成为政府的政治基础。然而随着村社中富裕成员的离去，丧失了在村会中的发言权和当选为村社机构成员的权利，于是使村会与村社机构趋于“贫农化”。沙皇政策的拥护者越来越少而反对者越来越多。“村会与乡会的选举于是就成了选举改革的反对派，也就是农村居民中更民主更激进的代表”。[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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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西缅科认为，“这种村社政治的反常现象在1917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成社会主义革命时的农民斗争中得到了表现。”农民群众中多年积累起来的不满“以1906年11月9日法令和1910年6月14日法令为借口而出现了总爆发”。[44]他认为农民反改革的斗争实际上一直在高涨，“在1917年2月后变得特别显著”，并直接推动了从二月到十月的进程。由此他得出结论说，农民反改革运动“对1917年十月革命事件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它形成了十月革命的社会经济前提，造就了革命的社会主义政治力量。”[45]总之，没有不公正的改革就没有如此强大的反改革心理，没有这种心理就不会有十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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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出版的П. H. 泽里亚诺夫的著作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更详尽的剖析。他的研究特点是针对“农民骚动”中的“反改革成分”作了定量化区分，他以中央黑土区的沃罗涅日、非黑土区的莫斯科与伏尔加河沿岸的萨马拉三省作为不同类型地区的代表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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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1914年间三个省份农民骚乱案件统计[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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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表来看，一般性质的农民反抗与具有反改革特定内容（主要是反对“分离者”与反对土地整理）的反抗具有不同的升降趋势与不同的地域特点。就一般性的农民反抗而言在1907年革命失败后一直处于明显的退潮过程中，直到1913年后才出现了重新活跃的趋势，但就农民的“反改革”斗争而言，则从1907年到1914年在中央黑土地带主要农业区这种斗争一直持续激化，在非黑土地带先升后降，于1910年前后形成高峰。在伏尔加河区趋势不明显，但似乎也有上升迹象。而就整个农民反抗活动中“反改革”成分的增加来说，趋势就更明显，在以沃罗涅日为代表的黑土农业区，反改革斗争在农民反抗中所占的比重从1907年的1.6%逐年上升，到1914年达64.3%。在以莫斯科为代表的中央非黑土诸省，1907年农民运动中反改革的成分为50%，1909年为67%，而从1910年以后均为100%，全部农民骚乱都是冲着斯托雷平改革而来的。以萨马拉为代表的伏尔加河流域，反改革运动在农民斗争中的成分也从1907年的7.7%上升到1911年的50%和1914年的33%。就三省总的情况来看，农民运动在总体上的反改革性质，随着斯托雷平改革的深入而越来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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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1907年后农村的反改革倾向并不仅仅体现为一系列“案件”的数字，它还体现在各个方面。维护村社的运动在斯托雷平改革不久便十分明显地出现。由于农民对“村社分离者”的抵抗，到1914年9月1日止，递交了把土地固定给个人占有申请的269万农户中，只有71.8万户即26.6%得到了村社的允许，183万户（67.8%）是强行分离的，而1/10的分离者“由于害怕同村人的打击撤回了自己的申请”。[47]农民中维护村社的情绪之强烈从鼓吹“村社社会主义”的社会革命党之兴衰可以清楚地看到。1902年成立的社会革命党在斯托雷平改革以前对农民的号召力并不大，在农民联合会与第一、二届杜马的各地农民代表中他们屡次受到冷落。但到1907年以后，社会革命党在农村的影响迅速上升，很快成为最大的农民政党，到二月革命后在各地农民代表苏维埃中他们已居绝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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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革命后，农民的自发夺地斗争在1917年4~8月间形成高潮，以村社形式夺取地主土地并打击独立户是这些斗争的特点，斗争多由村社权力机构——村会以及各村代表组成的乡会——领导，许多地方的这类会议因村社职能消亡已长期未开，此时又恢复了活力。到3月21日止，坦波夫省埃拉托姆斯克县26个乡中的19个乡建立了乡会；到6月，维亚特卡省所有的乡都开了乡会；8月，下诺夫哥罗德省的253个乡中已有220个开了乡会。4月中旬一个地主从萨拉托夫写道：“许多地方传来消息：新近召开的乡会和村会正在作出建立在农民希望夺取农场主与（村社）脱离者的土地基础之上的非法决定。”[48]在农村，划分村社土地与独立土地的界石到处被拔除，村社周围的（私有）土地被合并于这种传统的共同体中。[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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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运动的村社色彩也体现在地域分布上。据统计，1917年发生的农民骚动有近40%发生在中央黑土地区与伏尔加中部11省中，这些地方正是传统的村社势力最大的地区。而在北方、西北、波罗的海沿岸与中央非黑土地带的15省中，所发生的骚动只占全部骚动的17%，而这些地区独立农民势力最大。“正是在村社情绪最强烈、土地租佃流行的地区，骚动的水平及其中包含的破坏因素最高”。[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