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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留可夫认为，在一定条件下一个自由派甚至可以成为一个革命者，因为，人们不能要求自由主义的政治行为不但符合法制，而且符合任何统治者给定的任何一道法律。如今我们不能不说米留可夫是有道理的，因为“法制”一词在自由主义语汇中实际上是“公民权利规范”的同义语，它当然不能等同于某些无视公民权利的具体法律，比如说难道自由主义者的行为必须符合希特勒的屠犹法律，否则便违背了“法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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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米留可夫主张保持自由主义者的反对派立场，然而面对如此“彻底”的斯托雷平改革，这一立场的基点在哪里呢？当自由派仍在进行种种论证以说明应该从公社的束缚中解放农民的时候，“大家长”们已经很不耐烦地一脚把农民从公社“大家庭”里踢出来了！你自由派的书生们还有什么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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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问题也许在于能否坚持“公正的自由”的立场。如前所说，立宪民主党在1905年时之所以众望所归，原因在于它不仅主张“分家”而且主张“分家”的方式必须公正。大家长不能独霸家产而一脚把子弟们踢出大家庭了事。它的“强制赎买”主张实质上与社会民主派的“收回割地”类似，都是要求索回被“大家长”盗走的“家产”而后再公平“分家”的。然而在1909年米留可夫可以仍然坚持“自由”，却很难坚持“公正”立场了。因为这时被不公正的改革所激怒的社会下层已经涌起了重建“公社世界”的反改革运动，而这与自由派的理念是格格不入的，一边是“改革的”专制政权，一边是“复旧的”“民主运动”，一边是不公正的“自由”。一边是反自由的“公正”，叫米留可夫们表个什么态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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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米留可夫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时的无所作为，与其说是出于苏联官方史学所称的“软弱性”，毋宁说更多地出于斯托雷平式改革中自由主义者所处的尴尬境地。而另一个情况又使得米留可夫们的反对派立场更加模糊。这就是当时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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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时代，以“公社之父”面目出现的沙皇，以“抑强扶弱”的“俄罗斯独特的公社精神”作为凝聚国民的精神支柱。“宁可一切土地归沙皇，只要不归地主”是俄国人忠君思想的现实基础，斯托雷平改革摧毁了“公社精神”，使这一支柱不复存在。为了填补这一空缺，斯托雷平政府的办法是极力强化民族主义与大国沙文主义。斯托雷平提出了“俄国是俄罗斯人的俄国”的口号，并一手扶植、建立了鼓吹大国沙文主义的“民族主义党”。他一向以“你们需要大动乱，我们需要大俄罗斯”为号召，攻击反对派企图涣散俄罗斯民族。他还在其任内多次出征芬兰等地，亲自主持强化俄国的殖民统治。而俄国的自由知识分子颇有些人很吃这一套。于是随着俄国在民族主义的膨胀中一步步迈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米留可夫他们也在向右转，而“马克拉科夫类型的温和派则在转向更右”，终于使立宪民主党逐步沦为杜马（斯托雷平的乖戾“选举法”产生的第三、四届傀儡杜马）中诸保皇大党的小伙计，而整个杜马又变成了沙皇与斯托雷平政府的小伙计。立宪民主党正如米留可夫自己在党内论战中一再提醒要避免的那样，已经落入了一个圈套：“当他们不可能对政府施加影响时，他们在人民眼中已经是政府的伙计了。”[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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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俄国自由主义作为一股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社会运动，在斯托雷平时代逐渐从历史舞台上“缺席”了。这倒不是说俄国不再有“自由派”。相反，由于斯托雷平式的“分家”对传统体制起着强烈的腐蚀作用，到1917年前夕这部貌似庞大的统治机器已经“自由”得松松垮垮，所谓文官要钱不要命，武官怕死更爱钱，个个都“自由化”得可以，仍然具有忠君报国传统信念者已如凤毛麟角。但是，那种作为社会公正象征的自由主义反对派，那种在变局来临时“既能说服庄稼汉，又能说服小市民”的理性力量，却已然消失。这是1917年的俄国与1905年最大的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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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化”的精英与“激进化”的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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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当局还是反对派，人们都往往把知识分子的情绪等同于“社会情绪”，而把社会情绪的激进化归结为某种精英的意识形态引导。这往往会引起一种幼稚的主张，即只要知识分子放弃了“革命崇拜”，革命就不会发生。然而，俄国的情况却是：当19世纪70~80年代知识分子中激进情绪高涨时，社会却十分“保守”，尤其是农民，那时都还指望着沙皇的“抑强扶弱”。而当1913年前后知识分子作为整体而言趋于保守化的时候，社会却积累了越来越强烈的激进情绪。当年的民粹派曾经是真正的“革命狂”，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从“到民间去”到舍身行刺，使出浑身的解数要发动“革命”而“革命”就是不来，到1917年2月，“革命”却在所有政党，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都未曾去“发动”，甚至始料不及的情况下突然降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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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俄国知识界与社会大众在这一问题上的双向演进早已开始。19世纪的俄国盛行精英革命家，从贵族身份的十二月党人到知识分子的民粹派。但到世纪之交便起了变化，最明显的指标，就是沙皇俄国司法部门统计的政治罪，即所谓“反国家罪”的职业分布中，工农比例迅速增长，而知识分子比例日益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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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84-1903年，这10来年间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反国家罪”由知识分子行为到工农行为的演变[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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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雷平改革大大加速了这一变化。这一改革的具体操作过程本文无法详述，但通俗地概括就是：在1861年“家长”偷走了一半“家产”的情况下，斯托雷平又允许“子弟”们中的“兄长”放手抢夺剩下的另一半“家产”，并把“弟弟们”一脚踢开，以此来完成“分家”并换取“兄长”对“家长”偷窃行为的支持，最终达到一方面完成“分家”的变革，一方面又维护了“家长”统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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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社世界”到私有产权，从传统村社经济到近代农场经济，这在经济学上无疑是一大进步。然而这种“分家”的方式是极不公平的，因此斯托雷平改革一方面创造了“经济奇迹”，一方面却又在社会下层积聚了危机因素，而与改革前相比，这时下层的不满有几个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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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随着沙皇的形象从“公社之父”变成“公社破坏者”，传统皇权主义的民众心理基础被破坏。因此，随着改革的进展，精英层对沙皇的敌意在淡化，而大众对沙皇的敬意却消逝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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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1861年时，农民更多地感受到公社的束缚，而1907年后，农民更多地感受到公社的保护。由于改革以权贵利益为本位，代价、风险与成果、机会的分布极不公正，因而大众中积聚了强大的反改革心理。在皇权崇拜消失的同时，“公社崇拜”却日益强化。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对抗改革的公社复兴运动在斯托雷平年代里形成了社会下层日渐汹涌的暗潮，在平时它成功地抵制了改革的深化，而一有机会，它就有可能泛及于社会表层，形成以“人民专制”重建“公社世界”的民粹主义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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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斯托雷平的铁腕固然使社会一时趋于“安定”，然而它毕竟与以“公社世界”为基础的传统权威不同，在压制反抗的同时也在消解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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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雷平改革对城市反对派运动的作用也十分微妙。如前所述，这一改革成功地消解了自由主义反对派运动，但另一方面它却使民粹主义反对派运动死灰复燃。后者举起了自由主义放弃了的社会公正旗帜，以反改革为号召，与下层的公社复兴运动迅速结合。民粹派的社会革命党因而从1905年时微不足道的小团体一举成了1917年有百万之众的全俄第一大党。“二月雪崩”之后，它不仅在农村苏维埃中一统天下，在城市苏维埃中也曾有大半壁江山。与苏联官方史学的描述相反，当时沙俄流放地与苦役地中充斥的主要是这些民粹主义者，而布尔什维克（它的成员主要是政治侨民）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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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改革的另一影响，是造成了民粹派与社会民主派的“双向异化”。迄今人们谈到俄国革命，无论贬者褒者都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作用。其实如果就史实而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在俄国反对派中的作用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仍小于自由派与民粹派。而且俄国的正统民主党人的直接导师与其说是马克思，不如说是那时从革命党日益向议会党演变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这些俄国人虽然从马克思主义中接受了社会主义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诸理论，但按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论，那都是资本主义发达后的事，而在当时的俄国，他们则要求发展资本主义与议会民主，反对民粹派的“公社社会主义”与“人民专制”论。因此在1905年以前他们在俄国现实问题上的立场更接近于自由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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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雷平改革在使自由派陷于尴尬的同时，也给社会民主派与民粹派造成了难题。对民粹派来说是“时间恐惧症”问题。原来传统民粹主义把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于农村公社，公社解体，希望便渺茫了，所以民粹派历来有“时间是革命的敌人”之论，主张“马上就干，否则就没机会了”。而斯托雷平改革后公社眼看不保，民粹派的事业还能有希望吗？面对这一窘境，以切尔诺夫为代表的社会革命党人对传统理论作了重大修正，以“劳动主义”取代了“公社主义”。即认为只要是“劳动者”，哪怕他不是公社社员而是私有农民，也是革命的希望所在，因此斯托雷平改革对公社的破坏并不会使民粹派事业失去希望。这样民粹派便逐渐承认了私有产权，进而接受了政治自由原则，并把“公社主义革命”推到“劳动主义革命”胜利之后的下一阶段，实际上接受了正统社会民主派的二次革命论。这样，民粹派政党便日益社会民主主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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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正统社会民主派来说，斯托雷平改革带来的问题是人民的反抗情绪日益带有抵制资本主义现代化、恢复传统公社的“反动”性质，由此产生了“人民恐惧症”。在这些书生看来，为富不仁的统治者可厌，“反动”的人民可怕，于是只好独善其身，做纸面上的“革命”者。面对这一窘境，以列宁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人中的非正统派（布尔什维克）则从“夺到政权再说”的考虑出发，实际上把传统民粹派“公社主义”与“人民专制”之说变成了自己的理论，并转而斥责民粹派留恋“小私有”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时他们也与社会民主党的正统派决裂了。这样，在民粹派日益社会民主主义化的同时，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却日益民粹主义化了。这种民粹派与社会民主派的“双向异化”使得民粹主义在取代自由主义成为反对派主流的同时，又存在着社会民主主义化的民粹派被民粹主义化的社会民主派挤下去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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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斯托雷平年代，俄国的反对派运动逐渐由自由主义运动变成了民粹主义运动，由知识分子运动变成了工农运动。在工农心目中，知识分子的形象也由公道与正义的化身逐渐变成了与贪官污吏类似的人，他们的道德感召力极度下降，引导与影响公众的能力也大为削弱，以至于运动一起便无人能加以约束，出现不“哗众”便不能“取宠”的态势，“激进比赛”也就势不可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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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意识形态低落，精英思潮的保守化与社会上革命（动荡）因素的增加与躁动形成了强烈反差。斯托雷平改革不仅造成了社会不公，还削弱了社会忍受不公的精神耐力；斯托雷平的“强者”哲学与“官方个人主义”打碎了传统道德秩序，也冲毁了公社精神、教会集体主义所烘托起来的沙皇作为共同体化身的形象，消除了公众对“皇权”的敬畏和期待它作出公正仲裁的心理。人们不仅感到不公，而且失去道德规范的耐力资源。酗酒率上升，理想主义失落的同时，“乱世心态”却在滋长，形成了某种一哄而起，趁乱发泄的心理土壤。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并不是什么“激进主义”的宣传造成秩序的解体，而是秩序的解体造成了一种哗众取宠的“激进比赛”，而这种比赛的终点线便是“公社世界”复兴加上“人民专制”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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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崩”、“人民专制”与自由主义知识界的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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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初的俄国虽然处于世界大战的艰难岁月，但从精英层面看并没有什么“革命”先兆。虽然苏联时期的官方史学极力描述布尔什维克如何精心组织了“二月革命”，但实际上该党当时不仅人很少，而且主要活动于海外“政治侨民”中。就在这年的1月，身居瑞士的列宁还不无悲凉地写道：“我们这些老年人也许看不到未来的革命了。”看来此时才40多岁的列宁已在作终老他乡的打算。然而只过了10天，意外的惊喜便从天而降：革命爆发了！而且转眼便胜利了！胜利之快使他甚至来不及回国，只好在瑞士连呼：“料想不到的奇迹”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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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1917年二月革命显得那么“突然”，从沙皇到列宁，从极左派到极右派，无不感到大出意外。它起因于一件“小事”：2月23日（俄历）彼得格勒“由于运输设备不足”使得商店里面包脱销，导致不满的居民上街，很快便演变成“自发性罢工”。沙皇怀疑杜马参与了骚乱的组织，于26日下令解散杜马，不料杜马抗命不遵。次日便局势突变：派去镇压骚乱的首都卫戍部队有几个团率先哗变，迅即引起全面倒戈。杜马要求沙皇退位，沙皇调兵遣将却无人理睬，终于被迫在3月2日服输，临时政府同日成立。历经300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仅仅在几天之内便几乎未经流血就土崩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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