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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剧变令人头晕目眩，彼得格勒著名的布尔什维克活动家B. 卡万罗夫后来说，“谁也没有想到可能发生的革命会如此临近”。事实表明，这次革命既不是布尔什维克，也不是任何一个左派政党有计划地组织发动的[62]。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姆斯季斯拉夫斯基回忆说：“革命来临时，我们这些党人还像福音书中熟睡的无知少女一样。”而中派社会革命党人晋季诺夫则说：“革命犹如晴天霹雳，不仅使政府惊慌失措，也使杜马与各个社会团体措手不及。对我们革命者来说，它也是一件十分出人意料而又令人高兴的事情。”正如苏联早年著名革命史作者H. 苏汉诺夫所言：“没有一个党直接参加了革命的准备工作”，“几乎谁也没有把2月23日在彼得堡开始的那件事情看成是革命的开端”。反对派是如此，沙皇一方亦然。当尼古拉二世读完杜马主席关于首都开始发生革命的电报后，他说了一句被载入史册的话：“这个胖子又来对我胡说八道，我甚至无需回答他。”[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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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谁也没想到的剧变仍然发生了，而且一旦发生便一泻千里，不可遏止。从2月到10月，俄国社会几乎是处在一个急剧“激进化”的连续过程中，不想被大潮所淘汰的各种政治力量不管原来信奉什么“主义”，此时都卷入了一场“激进比赛”之中。正如卢森堡所说：沙皇的傀儡“最反动的”第四届国家杜马一夜之间“突然变成了一个革命机关”[64]。从国家杜马临时执行委员会到后来的四届临时政府，俄国政坛8个月之内五易其主，一届比一届更“左”。其主导力量从温和自由派、自由民主派演变为社会民主派与革命民粹派，最后在10月的冬宫之夜，后两派中的最激进者（社会民主党（布）与左派社会革命党）又推翻了两派中较正统者（社会民主党（孟）与社会革命党）控制的末届临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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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大潮中，“个人主义”的斯托雷平改革一开始就成为过街老鼠，尽管斯托雷平改革中俄国人（包括下层在内）绝对生活水平实际都有提高，但社会上的不公正感在战时困难的触发下一下便燃起了清算的怒火，无论持何种“主义”的政治力量，当时都在抨击斯托雷平的“个人主义”，并许诺要重振公社世界之雄风。临时政府的最高土地委员会首任主席Д·波什尼科夫在5月19日该委员会首次会议开场便谴责斯托雷平改革，斥责斯托雷平“为私人而对公有土地发动掠夺”[65]，并表示临时政府将立即纠正这种“专横的”不公正。在联合临时政府中任农业部长的社会革命党领袖切尔诺夫也宣布，政府将在废除斯托雷平法案之后，“在农村公社的深度与隐秘之处找到（土地）法律的新源泉”，“新的改革将从这些深层生活中涌现”[66]。对改革的清算引出了“公社”对“个人”的专政，作为“个人自由主义者”的知识分子也厄运难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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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代表知识界的立宪民主党，这时的处境与1905年判若霄壤。在既不能“说服庄稼汉”又不能“说服小市民”的情况下，这个以“立宪”为名的党一反常态，力图推迟立宪会议，因为它预感到这一会议将是法国大革命中国民公会的再版，然而没想到这个会议刚开场，就被比它更“激进”的苏维埃所驱散。而苏维埃政府一建立，就宣布要“肃清俄国土地上的一切害虫”，其中最主要的是“在哪一个街区，哪一个工厂，哪一个村子没有自称为知识分子的怠工分子？”而“公社和村庄”则应在“肃清”他们方面展开竞赛[67]。接着在取缔了立宪民主党后，又宣布把“近立宪民主党”的知识界都列入镇压对象。列宁并为此致信高尔基，劝他不要“为腐烂了的知识分子诉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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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俄改革与自由知识分子的历史已经过去80年，如今俄罗斯面临又一次变局，于是学者们又在讨论：到底是狂热的知识分子折腾了人民，还是狂热的人民折腾了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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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官司也许是永远也扯不清的，但回顾这段历史，我们至少可以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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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社会大变动时期，理智与公正常常是互为因果的，只有成功地树立起社会公正形象，才有可能成功地呼唤理智。而这个形象自由主义者不去树立，民粹主义者就会去树立，这恐怕才是自由知识界的厄运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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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知识分子中否定“革命崇拜”是有学理价值的，但切不要天真地以为，只要知识分子“告别革命”，革命就不会发生。1917年2月司堪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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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改革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是革命的替代物。“改革引起革命”在历史上不乏其例。不少俄国学者认为没有斯托雷平改革就没有2月“雪崩”，这不无道理。因此，要使改革真正取代革命，这场改革应当不仅是理智的，而且是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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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段历史更基本的启迪在于：知识分子不仅应当是社会的头脑，更应当是社会的良心，平时是如此，在大变动时期更是这样。“良心”膨胀到企图充当宗教裁判官，固然是可怕的，但“良心”萎缩到无视公正时，“痞子革命”恐怕也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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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东方》199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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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关于这一点可以列出长长的目录，仅举一例。俄国最重要的史学杂志《历史问题》1993—1994年间连续以6期连载了该刊主编A. A. 伊斯肯德罗夫《俄国的君主专制，改革与革命》一文，这在该刊实属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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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金雁，卞悟：《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出版，本文多取材于此书，不另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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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T. 沙宁：《从俄国1905—1907年：作为一瞬间真实的革命》，伦敦，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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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列宁全集》第19卷第362页、第14卷第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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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谢·尤·维特：《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第2卷，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2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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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B. G .罗森塔尔，M. 波哈切夫斯基—克米亚科主编：《精神革命：1890—1924年俄国的价值危机》，纽约，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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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H. A. 别尔嘉耶夫：《俄国共产主义起源及其涵义》，莫斯科，1990年，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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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E. J. 西蒙斯主编：《俄国与苏联思想史中的延续与变革》，哈佛，1955年，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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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N. H. 米留可夫：《三次试验：俄国历史上的立宪主义》，巴黎，1921年，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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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T. 沙宁：《从俄国1905—1907年：作为一瞬间真实的革命》，伦敦，1986年，第26页；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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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姚海：《二月革命领导权问题探讨》，载《世界历史动态》1988年第9期第21~22页；柳植：《十月革命与历史选择性》，载《苏联历史问题》198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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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德阿宁：《克伦斯基等目睹的俄国1917年革命》，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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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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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R. 布隆德尔，A. 克伦斯基主编：《俄国临时政府》，斯坦福1961年版，第538~5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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