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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斯托雷平年代，俄国的反对派运动逐渐由自由主义运动变成了民粹主义运动，由知识分子运动变成了工农运动。在工农心目中，知识分子的形象也由公道与正义的化身逐渐变成了与贪官污吏类似的人，他们的道德感召力极度下降，引导与影响公众的能力也大为削弱，以至于运动一起便无人能加以约束，出现不“哗众”便不能“取宠”的态势，“激进比赛”也就势不可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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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意识形态低落，精英思潮的保守化与社会上革命（动荡）因素的增加与躁动形成了强烈反差。斯托雷平改革不仅造成了社会不公，还削弱了社会忍受不公的精神耐力；斯托雷平的“强者”哲学与“官方个人主义”打碎了传统道德秩序，也冲毁了公社精神、教会集体主义所烘托起来的沙皇作为共同体化身的形象，消除了公众对“皇权”的敬畏和期待它作出公正仲裁的心理。人们不仅感到不公，而且失去道德规范的耐力资源。酗酒率上升，理想主义失落的同时，“乱世心态”却在滋长，形成了某种一哄而起，趁乱发泄的心理土壤。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并不是什么“激进主义”的宣传造成秩序的解体，而是秩序的解体造成了一种哗众取宠的“激进比赛”，而这种比赛的终点线便是“公社世界”复兴加上“人民专制”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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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崩”、“人民专制”与自由主义知识界的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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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初的俄国虽然处于世界大战的艰难岁月，但从精英层面看并没有什么“革命”先兆。虽然苏联时期的官方史学极力描述布尔什维克如何精心组织了“二月革命”，但实际上该党当时不仅人很少，而且主要活动于海外“政治侨民”中。就在这年的1月，身居瑞士的列宁还不无悲凉地写道：“我们这些老年人也许看不到未来的革命了。”看来此时才40多岁的列宁已在作终老他乡的打算。然而只过了10天，意外的惊喜便从天而降：革命爆发了！而且转眼便胜利了！胜利之快使他甚至来不及回国，只好在瑞士连呼：“料想不到的奇迹”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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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1917年二月革命显得那么“突然”，从沙皇到列宁，从极左派到极右派，无不感到大出意外。它起因于一件“小事”：2月23日（俄历）彼得格勒“由于运输设备不足”使得商店里面包脱销，导致不满的居民上街，很快便演变成“自发性罢工”。沙皇怀疑杜马参与了骚乱的组织，于26日下令解散杜马，不料杜马抗命不遵。次日便局势突变：派去镇压骚乱的首都卫戍部队有几个团率先哗变，迅即引起全面倒戈。杜马要求沙皇退位，沙皇调兵遣将却无人理睬，终于被迫在3月2日服输，临时政府同日成立。历经300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仅仅在几天之内便几乎未经流血就土崩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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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剧变令人头晕目眩，彼得格勒著名的布尔什维克活动家B. 卡万罗夫后来说，“谁也没有想到可能发生的革命会如此临近”。事实表明，这次革命既不是布尔什维克，也不是任何一个左派政党有计划地组织发动的[62]。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姆斯季斯拉夫斯基回忆说：“革命来临时，我们这些党人还像福音书中熟睡的无知少女一样。”而中派社会革命党人晋季诺夫则说：“革命犹如晴天霹雳，不仅使政府惊慌失措，也使杜马与各个社会团体措手不及。对我们革命者来说，它也是一件十分出人意料而又令人高兴的事情。”正如苏联早年著名革命史作者H. 苏汉诺夫所言：“没有一个党直接参加了革命的准备工作”，“几乎谁也没有把2月23日在彼得堡开始的那件事情看成是革命的开端”。反对派是如此，沙皇一方亦然。当尼古拉二世读完杜马主席关于首都开始发生革命的电报后，他说了一句被载入史册的话：“这个胖子又来对我胡说八道，我甚至无需回答他。”[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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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谁也没想到的剧变仍然发生了，而且一旦发生便一泻千里，不可遏止。从2月到10月，俄国社会几乎是处在一个急剧“激进化”的连续过程中，不想被大潮所淘汰的各种政治力量不管原来信奉什么“主义”，此时都卷入了一场“激进比赛”之中。正如卢森堡所说：沙皇的傀儡“最反动的”第四届国家杜马一夜之间“突然变成了一个革命机关”[64]。从国家杜马临时执行委员会到后来的四届临时政府，俄国政坛8个月之内五易其主，一届比一届更“左”。其主导力量从温和自由派、自由民主派演变为社会民主派与革命民粹派，最后在10月的冬宫之夜，后两派中的最激进者（社会民主党（布）与左派社会革命党）又推翻了两派中较正统者（社会民主党（孟）与社会革命党）控制的末届临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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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大潮中，“个人主义”的斯托雷平改革一开始就成为过街老鼠，尽管斯托雷平改革中俄国人（包括下层在内）绝对生活水平实际都有提高，但社会上的不公正感在战时困难的触发下一下便燃起了清算的怒火，无论持何种“主义”的政治力量，当时都在抨击斯托雷平的“个人主义”，并许诺要重振公社世界之雄风。临时政府的最高土地委员会首任主席Д·波什尼科夫在5月19日该委员会首次会议开场便谴责斯托雷平改革，斥责斯托雷平“为私人而对公有土地发动掠夺”[65]，并表示临时政府将立即纠正这种“专横的”不公正。在联合临时政府中任农业部长的社会革命党领袖切尔诺夫也宣布，政府将在废除斯托雷平法案之后，“在农村公社的深度与隐秘之处找到（土地）法律的新源泉”，“新的改革将从这些深层生活中涌现”[66]。对改革的清算引出了“公社”对“个人”的专政，作为“个人自由主义者”的知识分子也厄运难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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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代表知识界的立宪民主党，这时的处境与1905年判若霄壤。在既不能“说服庄稼汉”又不能“说服小市民”的情况下，这个以“立宪”为名的党一反常态，力图推迟立宪会议，因为它预感到这一会议将是法国大革命中国民公会的再版，然而没想到这个会议刚开场，就被比它更“激进”的苏维埃所驱散。而苏维埃政府一建立，就宣布要“肃清俄国土地上的一切害虫”，其中最主要的是“在哪一个街区，哪一个工厂，哪一个村子没有自称为知识分子的怠工分子？”而“公社和村庄”则应在“肃清”他们方面展开竞赛[67]。接着在取缔了立宪民主党后，又宣布把“近立宪民主党”的知识界都列入镇压对象。列宁并为此致信高尔基，劝他不要“为腐烂了的知识分子诉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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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俄改革与自由知识分子的历史已经过去80年，如今俄罗斯面临又一次变局，于是学者们又在讨论：到底是狂热的知识分子折腾了人民，还是狂热的人民折腾了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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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官司也许是永远也扯不清的，但回顾这段历史，我们至少可以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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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社会大变动时期，理智与公正常常是互为因果的，只有成功地树立起社会公正形象，才有可能成功地呼唤理智。而这个形象自由主义者不去树立，民粹主义者就会去树立，这恐怕才是自由知识界的厄运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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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知识分子中否定“革命崇拜”是有学理价值的，但切不要天真地以为，只要知识分子“告别革命”，革命就不会发生。1917年2月司堪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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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改革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是革命的替代物。“改革引起革命”在历史上不乏其例。不少俄国学者认为没有斯托雷平改革就没有2月“雪崩”，这不无道理。因此，要使改革真正取代革命，这场改革应当不仅是理智的，而且是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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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段历史更基本的启迪在于：知识分子不仅应当是社会的头脑，更应当是社会的良心，平时是如此，在大变动时期更是这样。“良心”膨胀到企图充当宗教裁判官，固然是可怕的，但“良心”萎缩到无视公正时，“痞子革命”恐怕也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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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东方》199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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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关于这一点可以列出长长的目录，仅举一例。俄国最重要的史学杂志《历史问题》1993—1994年间连续以6期连载了该刊主编A. A. 伊斯肯德罗夫《俄国的君主专制，改革与革命》一文，这在该刊实属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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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金雁，卞悟：《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出版，本文多取材于此书，不另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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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T. 沙宁：《从俄国1905—1907年：作为一瞬间真实的革命》，伦敦，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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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列宁全集》第19卷第362页、第14卷第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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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谢·尤·维特：《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第2卷，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2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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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B. G .罗森塔尔，M. 波哈切夫斯基—克米亚科主编：《精神革命：1890—1924年俄国的价值危机》，纽约，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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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H. A. 别尔嘉耶夫：《俄国共产主义起源及其涵义》，莫斯科，1990年，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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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E. J. 西蒙斯主编：《俄国与苏联思想史中的延续与变革》，哈佛，1955年，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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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N. H. 米留可夫：《三次试验：俄国历史上的立宪主义》，巴黎，1921年，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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