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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当年的反对派知识分子便陷入了空前的尴尬中。海外“政治侨民”日久无聊，内讧成习，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内的派系愈来愈多，而社会民主党内的两派更于1910年彻底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两党，彼此从政见直到经费之类的琐事都斗得不亦乐乎。而俄国国内的自由主义者更出现了急剧的分化，有的如马克拉科夫，成了支持当局镇压“弱者”捣乱的政治保守主义者，有的如别尔嘉耶夫，由鼓吹西化急变为宏扬“国粹”，成为不问政治的东正教“寻神派大师”，有的如米留可夫，反对保守主义，但却越来越走向了民族主义。[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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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俄国自由主义作为一股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社会运动，在斯托雷平时代逐渐消解了。这倒不是说俄国不再有“自由派”，但是，那种作为社会公正象征的自由主义反对派，那种在变局来临时“既能说服庄稼汉，又能说服小市民”的理性力量，却已然消失。这是1917年的俄国与1905年的最大的不同之处。或许可以说，俄国那时就已差不多注定与自由宪政无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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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知识界日益保守化、边缘化的同时，下层社会却积累了日益强烈的激进情绪，这一过程实际上在斯托雷平时代以前已经开始。沙俄司法部门统计的政治罪，即所谓“反国家罪”的分布表明，1890-1903年间受过大学教育的贵族、军政公职人员与自由职业者等知识阶层在“反国家罪”“案犯”中的比重下降了一半，而体力劳动者的比例则相反地上升了一倍半，两者的地位恰好来个颠倒：1890年前“反国家”者中大多数为知识阶层，而1903年时，“反国家”的人中体力劳动者已占3/5，比知识阶层高出一倍多。这样的趋势到了1905年以后更加明显，据一份统计，在政治性“罪案”中贵族、教士与富商所占比例已由49.1%，下降为16.4%，而下层市民（包括工人在内）则从27.5%增至43.9%，农民也从19.1%增到3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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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雷平改革大大加速了这一变化。“父夺子利”式的不公正改革，首先使得“父亲”声望扫地，随着沙皇从“公社之父”变成“公社破坏者”，传统皇权主义的民众心理基础被破坏。随着改革的进展，精英层对沙皇的敌意在淡化，而大众对沙皇的敬意却消逝得更快。其次，“父亲唆使长子抢夺家产”的做法也导致了“兄弟”矛盾加剧，俄国农村除了农民反对贵族之外又出现了公社农民反对独立农民（退社者）的潮流。据统计，从1907年改革开始到1914年9月1日止，递交土地私有申请的269万农户中，只有71.8万户即26.6%得到了村社的允许，183万户（67.8%）是强行分离的，而1/10的分离者“由于害怕同村社人的打击而撤回了自己的申请”。[97]90年代的档案研究也表明“农民骚乱”中的“反改革”案件在这几年急剧上升，1907年只占总发案的5.1%，1908年为14.3%，1909年为23.3%，1910年已达75%。[98]社会上维护公社的情绪从鼓吹“村社社会主义”的社会革命党之兴衰明显可见。该党在改革前对农民影响很小，在农民联合会与第一、二届杜马的农民代表中屡受冷落。然而改革后其势力即迅速上升，从微不足道的小团体一举成了1917年有百万之众的全俄第一大党，不仅在农村苏维埃中一统天下，在城市苏维埃中也曾有半壁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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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改革的公社复兴运动不仅使改革进展有限，而且这一进展的后果也出乎斯托雷平所料。改革前的公社内部存在着贫富利益差别，难于一致行动，而沙皇却可以以凌驾于贫富人等之上的仲裁者身份利用公社。改革后富裕者大都退出公社建立独立农庄。他们是改革的受益者，但处于一盘散沙状态，不可能成为斯托雷平所设想的政府社会支柱，“长子”支持“家长”维持统治的希望落空。而公社本身却因富人的退出而变成了贫弱户的均一化团体，成为绝望者采取集体行动的最佳组织方式。到1917年，这种内部认同大为提高并且一致对外仇视富人的公社组织终于成了“农村大雪崩”的巨大动力，而改革受益者完全不能对其形成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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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斯托雷平改革虽然成功地消解了自由主义反对派运动，但却使民粹主义死灰复燃，“肮脏的进步”导致了“干净的反动”，“传统多元主义反对现代化专制”的斗争又一次排挤了“现代化多元主义反对传统专制”的运动。俄国反对派的主流由自由主义再次复归民粹主义。然而与19世纪70年代的民粹主义不同的是：那时知识分子鼓吹革命，而人民却寄希望于“公社之父”，而今天完全倒了过来。随着反对派由自由主义运动变成民粹主义运动，由知识分子运动变成工农运动，在工农心目中，知识分子的形象也由公道与正义的化身逐渐变成了与贪官污吏类似的人，正如米留可夫所担心的：“他们并不能对政府的政策产生决定性影响，但在人民眼中他们已经是政府的伙计了。”[99]。知识界道德形象的极度下降，在革命后不久访俄的瞿秋白的记录中可见一斑。瞿秋白曾在图拉访谈一老农，该老农对托尔斯泰一代的知识分子崇敬至极，而对当时的知识界却是如此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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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阶级负罪不小。俄国人的心念中，知识阶级向来和普通平民分得清清楚楚，革命初起，他们就已谈什么宪法、国会，人民看得他们和皇上一样高高在上。等到事情急了，他们又都抛弃了人民逃到外国去了——不来帮着人民共负大业。怪不得无产阶级也走极端：那几月风潮汹涌的当口，看见戴眼镜的人都指为知识阶级、怠工者，拼命排斥，于是知识阶级更逃得厉害，至今弄得需要人办事的时候，人手太少了。[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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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 [:1706474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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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世界”的复兴：“反传统”还是“超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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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俄国迎来了1917年。笔者曾撰文指出：[101]当年的“二月革命”并无任何组织策划发动，完全是在偶然事件触发社会积怨而政府公信力又极差的情况下突发的。从身居瑞士以40多岁之年已作终老他乡打算的列宁，直到远离首都驾幸军中的沙皇，以及当时在首都的各党首领，对此都大出意外。如今讨论这场革命是否“必然”发生是困难的。有人认为倘若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可以沿着斯托雷平之路走完权贵资本主义加“现代化专制”的普鲁士式进程。但应当指出，大战本身与斯托雷平改革就有一定关系。正是斯托雷平改革摧毁了“公社精神”，使帝国传统的精神支柱不复存在。为了填补这一空缺，沙皇政府的办法是极力强化民族主义与沙文主义。斯托雷平提出了“俄国是俄罗斯人的俄国”的口号，并一手扶植、建立了“民族主义党”。他一向以“你们需要大动乱，我们需要大俄罗斯”为号召，攻击反对派企图涣散俄罗斯民族。他还在其任内多次出征芬兰等地，亲自主持强化俄国的殖民统治。于是俄国在民族主义的膨胀中一步步迈向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战争触发的危机便成了革命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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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1917年革命虽然发生在首都，根子却在农村。这不仅因为俄国工人在世纪初94%出身农家，本身具有浓厚的“农民性”，与西方市民文化背景下的城市无产阶级不同，[102]也不仅因为革命本身的民粹主义色彩与农村中的公社复兴，还因为士兵——“穿军装的农民”——在革命中的特殊作用。战时俄军曾达1500万人，部署在首都一带的就有320万，远比首都工人多。由于要保证军工生产，俄军极少征招工人，基本是一支纯农民队伍。而革命中产生的彼得格勒苏维埃虽号称“工兵代表苏维埃”，其产生却以军队为主：工人每1000人选一代表，士兵则每连（100人左右）就有一代表，总共士兵代表达2000名，工人代表却仅800名。[103]从二月到十月的整个期间士兵都显得比工人更激进。因此有学者指出：“在任何情况下处处都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人就是前线的士兵和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士兵已经绝对控制了群众”。[104]俄历2月23日彼得格勒的街头妇女骚动之所以演变为革命，是由于派去镇压的部队哗变。革命的成功则是由于俄军的普遍抗命（这也是后来临时政府垮台的原因）。而军队瓦解的主要原因又是农村普遍发生“雪崩”，“穿军装的农民”急于回乡夺取土地。有趣的是：十月之夜攻打冬宫的主要就是“穿军装的农民”，而唯一进行了抵抗的则是“穿军装的知识分子”——士官生。然而在斯托雷平以前，在农民与农民出身的军人普遍是皇权主义者的年代，士官生曾经是俄军中最具激进思想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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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虽然不能说斯托雷平改革“必然”要引起革命，但革命确实与斯托雷平改革激起的公社复兴运动有直接联系。正如维特所抨击的，这场改革“注入了浓厚的警察色彩”，因而很不公正，“将来很可能招致严重的革命动乱”。[105]维特于1915年去世，仅仅不到两年后，他的预言便成为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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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月到十月，导致冲突的主要事件与其说与工人，不如说与农民（包括穿军装的农民）利益有关。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的第一号令便是恢复军队秩序，而彼得格勒苏维埃的第一号令则是实行“军队民主”。十月革命中，核心问题是“土地与和平”，革命中召开的苏维埃“二大”上通过的是“土地法令”与“和平法令”（而不是工厂国有化之类的法令）。在当时，土地与和平两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问题：士兵们急不可耐地“现在就要和平”为的是赶快回乡参加遍及全俄农村的自发性“土地革命”，而坚持作战就意味着要至少暂时地维持农村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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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当时出现的完全是个自发的（如果不是纯粹自发的话，那起了作用的就是民粹派——社会革命党人）“非斯托雷平化”过程。十月革命中通过的土地法令是根据社会革命党人主持的农民代表苏维埃提供的文本制定的，它在理论上规定一切土地属国有，但实际上正如列宁所解释的：“在由谁掌握土地的问题上，我们让土地公社在解决这一问题时居第一位。”所以，土地国有化实际上是村社化。[106]在名义上，《土地法令》附件曾规定：“使用土地的方式不应受任何限制。”农业人民委员部在土地改革的指令中也认为，独立农庄仍应保持原状，“但这个决定只在独立农庄不属于富农时才适用”。然而，当时何为“富农”并无规定，而且不久后为征集余粮又恢复了早在1902年就废除了的村社连环保，所以真正允许存在的独立农庄很少。在主要农业区，更实行了强制消灭独立农庄的制度。如弗拉基米尔省一些乡规定：“所有独立农庄与单独地段，无论份地还是买来的地，一律并入村社。今年春乡土地委员会已命令全部独立农庄与单独地段主迁入村社，秋天应拆除其全部建筑物”。[107]在南方、东南与中央黑土地带，独立农民制度几乎全部被消灭。在萨马拉省其比重由19%降到0.1%；在萨拉托夫省由16.4%降至0.01%；在斯塔夫罗波尔省从24.9%降至0.4%；在顿河区由10.4%降至0.6%；在中央黑土区从4.1%~10%降至0.1%~1.2%。在西部与西北地区一些农业地位不高的省份中虽仍有一些独立农民，但数量也减少了。总之，在全俄范围内，“独立农庄主开始‘自愿’回到重分公社中，对那些顽固者则采取强制手段，直到收回他们的土地”。[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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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村社不仅在十月革命中“复活”了，而且发展到空前的程度，甚至包括了那些历史上本来早已没有村社的地方。在主要农业区，几乎全部土地（98%~99%）都属于村社，即使在村社化程度最低的西部和西北地区也占到70%左右。就全苏而论，直到新经济政策时期的1927年仍有96%的土地与95%的农户在村社中。革命前的村社中，除了重分型村社外，还有许多非重分型村社，而革命后的村社只有土地重分社这一种类型，[109]土地重分频率也大大提高。革命后初期平分土地都是临时的，大多数情况都只管1918年一次春播或秋播。在沃龙涅什省，1918-1919两年间所有村社都重分土地一次以上，而大部分（70.3%）的村社竟然重分了三次以上，“革命后逐年间在村社成员中土地使用最大限度平均的倾向越来越严重”。[110]尽管这带有革命初期的非常性质，但此后土地重分也很频繁。据1925-1926年调查，主要农业区北高加索、中央黑土地区及乌拉尔等地许多省份每年都要重分村社土地，沃龙涅什省近半数的村社是二三年一分。同时村社的插花分散的条田制及由此而来的强制耕作、强制聚居等都比斯托雷平改革前更严格，每户份地块数更多，面积更小，交错、分散程度更严重，平均距离更远，村社对农户耕作方式、作物品种、茬口乃至农活的硬性规定更多，从而削弱了农户经营自主权与适应市场的能力，阻碍了正常的社会分工。这样，村社的自然经济性即宗法性也更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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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上的宗法性造成了政治上的宗法性。尽管苏俄当局力图对村社进行“民主化改造”，如规定村社为纯经济组织，不享有超经济权力即统治权力，村会不再是家长会议，而必须是全体成员会议等。但传统“村社民主”的根本缺陷——整体主义对个体权利的剥夺，却不仅未改，而且比昔尤甚。“米尔由于它实质上的优势效能，正排挤苏维埃并在乡村行政事务中起决定性作用”，村会专横跋扈，“仍然是革命前的旧斯霍特（СОХД长老会）”[111]。其最恶劣的表现便是20年代震惊全俄的“鲁多尔瓦伊事件”：村苏维埃与米尔首领操纵村社会议“集体决定”，一次便当众鞭笞了300多个违犯了“社会意志”的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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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1917年后的俄国一方面打倒了沙皇与地主，表现出强烈的“反传统”色彩，另一方面却以复活并强化了的公社世界消灭了独立农民，体现着一种“超传统”的方向。革命后的俄国与其说如列宁所言成了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不如说成了35万个传统公社的汪洋大海。村社经济的非市场化（自给自足）倾向与村会政治的专横倾向一直令苏维埃政府头痛，但他们不可能再搞一场“新的斯托雷平改革”。于是在拿不到“商品粮”时，他们不去责怪公社阻碍了独立农民的商品生产，反而归罪于“农村资产阶级的粮食进攻”，在面对村会的恶霸行径时，他们不去责怪共同体侵犯了公民人权，反而归罪于“资产阶级富农迫害了贫农”，不去保障村民的权利反而忙于剥夺米尔的自治。这样苏俄便在“超传统”之路上越走越远，直到以村社消灭独立农民之后又以集体农庄消灭村社，用一个全能的“全俄大公社”取代了35万个传统小公社——这就是世人皆知的斯大林体制。整个过程恰巧应了当年民粹派设计的“独特的俄国道路”：“从米尔（MИP传统公社）到康姆尼（commune共产主义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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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革命还是“十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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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1905年的俄国本可以有另一种选择，但1917年的俄国可以有别的选择么？这就涉及目前一个通行的见解，即把1917年的俄国划分为“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两段。于是“要二月，但不要十月”便成为苏联解体后的流行观点。如果俄国人在推翻沙皇后止步，是不是就能建立一个宪政民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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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触发1917年之变的已不是“现代多元主义反对传统专制”的斗争（如同1905年那样），而是“传统多元主义反对现代专制”的斗争，不是传统公社的束缚引起反抗，而是斯托雷平的不公正“分家”引起反抗，因此重建公社世界的大方向一开始就确定了。在很大程度上，二月里爆发的是谁也没想到的剧变。然而它一旦发生便一泻千里，不可遏止。从二月到十月，俄国社会几乎是处在一个急剧“激进化”的连续过程中，不想被大潮所淘汰的各种政治力量不管原来信奉什么“主义”，此时都卷入了一场“激进比赛”之中。正如卢森堡所说：沙皇的傀儡“最反动的”第四届国家杜马一夜之间“突然变成了一个革命机关”[112]。为了抢占潮头，这个右派比重很大的“黑帮杜马”不但抗旨逞强，而且竟在沙皇尚未退位时就宣布接替沙皇政府，代行其职能。从国家杜马临时执行委员会到后来的四届临时政府，俄国政坛8个月之内五易其主，一届比一届更“左”，其主导力量从温和自由派、自由民主派演变为社会民主派与革命民粹派，最后在十月的冬宫之夜，后两派中的最激进者（社会民主党（布）与左派社会革命党）又推翻了两派中较正统者（社会民主党（孟）与社会革命党）控制的末届临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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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2~10月间俄政局的急剧激进化[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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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表中“右派”指黑帮及各保皇派政团，“中右”指十月党、进步党及其他“温和自由派”，“中左”指以立宪民主党为代表的自由民主派，“左派”指各派社会民主党与社会革命党人及类似倾向的无党派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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