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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左倾度”的计算公式为：，其可能的数值在+2与-2之间。为g负表示右派占主导，为正表示左派占主导，数值愈大，左倾的程度越高，从表中可见当时政坛越来越左的明显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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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人们对这一后来被称为“十月革命”的事件并未感到过于吃惊，以为不过是8个月来的第6次政府更迭罢了。直到次年1月立宪会议被解散，6月左派社会革命党被赶出政府，人们才恍然大悟：“人民专制”中更严厉的铁腕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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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过程中我们很难看到“两次革命”。事实上，80年代学术界已有1917年是“一次革命的两个阶段”[114]之说，然而“两个阶段”其实仍是过于清晰的划分。过去的论著都说，从二月到十月俄国出现了“无产阶级的”苏维埃与“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两个政权并立”之局。然而实际上这“两个政权”本来都是过客匆匆的“流水席”，首届苏维埃与末届临时政府基本上是同一批人（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115]）所主持，何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分？十月冬宫之夜，冬宫内外双方不仅很难说是阶级之分，甚至很难说是主义、政党之分：双方都是社会民主党人与社会革命党人的混合体，而且双方都同意结束战争，按民粹派原则解决土地问题以及召开立宪会议厘定国是[116]，双方都既反对沙皇，也反对科尔尼洛夫的“军官救国”企图和罗将柯、李沃夫的“渐进改革”主张，亦即：双方大体上都是“社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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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的分歧实际只在于：冬宫里的一批人有“革命护国主义”倾向。他们未必赞成“帝国主义战争”（不少人在沙皇时是反战的），但却认为革命后战争的性质就起了变化：德奥土保皇帝们与英法俄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成了专制与共和之战，类似于法国大革命后新法国与反法联盟之战那样。因此他们反对向德求和，因而也就反对那导致军队瓦解的“自发的土地革命”，主张先“保卫祖国”，再在立宪会议上解决土地问题——同样是重建公社世界，只不过要有序些，免得发生大乱而为“革命的敌人”（德国人）所乘。事实上，布尔什维克在掌权之后自己也转向了“革命护国”。但在此之前，不拘一格的列宁首先想的是怎样把政权夺到手。因而在土地与和平问题上都号召“马上就要”而不容稍缓，于是急不可待的群众便转向了这个原先影响不大的党并支持它夺取了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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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并不是方向的转变。实际上真正的转向就是二月，在这一大潮中，“个人主义”的斯托雷平改革一开始就成为过街老鼠。无论持何种“主义”的政治力量，当时都在抨击斯托雷平的“个人主义”，并许诺要重振公社世界之雄风。临时政府的最高土地委员会首任主席Д. 波什尼科夫在5月19日该委员会首次会议开场便谴责斯托雷平改革。在联合临时政府中任农业部长的社会革命党领袖切尔诺夫也宣布，政府将在废除斯托雷平法案之后，“在农村公社的深度与隐秘之处找到（土地）法律的新源泉”，“新的改革将从这些深层生活中涌现”[117]。然而公社世界的“深层生活”中能涌现市场经济与议会民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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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立宪民主党，这时的处境与1905年判若霄壤。在既不能“说服庄稼汉”又不能“说服小市民”的情况下，这个以“立宪”为名的党一反常态，力图推迟立宪会议，因为它预感到这个会议将是法国大革命中国民会议的再版。没想到这个会议刚开场，就被比它更“激进”的苏维埃所驱散。但即使不驱散又怎样？“立宪”民主党在“立宪”会议选举中只得到2%强的席位，整个会议是民粹派控制的。而民粹派就其思想而言是“人民专制”论者，很难设想他们会搞宪政民主——尽管他们的被驱散使人们把他们看成失败的宪政的象征。而像米留可夫这样的立宪民主党人对立宪会议则不抱希望，宁可支持科尔尼洛夫的军事独裁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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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以“人民专制”重建公社世界的大潮中，宪政民主几乎不可能立足。当然，这并不是说布尔什维克取胜是必然的。在1917年二月的形势下应当说社会革命党最有夺魁的可能。因为它的民粹主义纲领与公社复兴的大潮最合拍，反斯托雷平最坚决，大潮初起时其人多势众声望高亦为各党所不及，甚至到十月之后仍在立宪会议选举中占优势。如果不是囿于“革命护国主义”的书生之见而在土地与和平问题上动作迟缓，让长于谋略的列宁抢占了潮头，新的“公社之父”很可能就是社会革命党人而不是布尔什维克。俄国历史上便可能出现民粹派对自由派与社会民主派实行“人民专制”的一幕——但这与布尔什维克主导下俄国后来的实际进程有多少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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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改革与革命，俄罗斯走过的路的确是令人浩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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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后的“超级公社”与传统俄罗斯公社世界之间的文化联系是明显的，今日的俄共也十分明白，久加诺夫不是有“俄罗斯思想就是深刻的社会主义”之名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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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联系并不是宿命的。在现代化进程中，俄国人也曾有过通过公正的“分家”摆脱公社世界，建立以公民权利、个性发展为基础的社会的冲动，尤其当反对派运动以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为主流，而当局又由开明改革派主导的时候，这种冲动曾经有过通向成功的良好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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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俄国人未能把握这一机遇。随着“要否分家”之争被“如何分家”之争所取代，不公正的“分家”方案击败了公正“分家”的要求。一场“家长霸占家产驱逐子弟”的改革赢来了一时的繁荣，却种下了不祥的种子，当反对派运动主流转为民粹主义，而当局则扮演“贪婪的家长”角色时，建立公民社会的前景便渺茫了。以“分家”为满足的自由派丢弃了公正的旗帜，也就埋下了为“贪婪的家长”殉葬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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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当危机爆发时，“重建大家庭”便成汹涌大潮，此时再谈如何“分家”已不合时宜，回归公社世界势成必然，剩下的问题只是谁来当新的“公社之父”？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出奇制胜的一幕，但对俄国的去向而言它已不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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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多年后俄国人又重作努力，试图跳出历史的怪圈。然而，别人会不会又跳入这个怪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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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1997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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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R. 沃尔克：《震撼世界的六年》，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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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H. A. 别尔嘉耶夫：《俄国共产主义起源及其涵义》，莫斯科，1990年，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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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M. 沃约科夫：《俄国革命的选择：资产阶级的二月和无产阶级的十月》，国际十月革命研讨会论文，199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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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改革还是革命？——俄国1861—1917年》国际史学家圆桌会议论文集，圣彼得堡，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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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A. A. 伊斯肯德罗夫：《俄国君主专制、改革与革命》，见《历史问题》1992年第1、6期，1993年第3、5、7期；1994年第1期，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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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前引伊斯肯德罗夫文便是贬维特而扬斯托雷平的代表作。90年代俄国出版了多种斯托雷平传记，其基调大率皆如此，参阅A. H. 阿弗利霍：《П. A. 斯托雷平和俄国改革的命运》，莫斯科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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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П. H. 泽利亚诺夫：《1907—1914年欧俄农民公社》，莫斯科，1992年，第3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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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C. A. 斯杰潘诺夫：《1905—1914年的俄国黑帮》，莫斯科，1992年，第10、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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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T. 沙宁：《作为发展中社会的俄国》，伦敦，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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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第18卷，“公社”词条，莫斯科，19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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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B. A. 亚历山德罗夫：《封建俄国的公社土地占有制》，见《苏联历史》1983年，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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