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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格尔家族发家致富的历史，与欧洲中部经济发展以及国家的建立密不可分。这个家族成为欧洲最富有且最有影响力的国际银行家族，为忙于战争的欧洲各国提供财力支持，并将贷款提供给出价最高的申请者。1519年，富格尔家族为诡计多端的哈布斯堡家族提供资金，使他们能以此贿赂担任选帝侯的德意志各国君主。哈布斯堡家族因此将查理五世推上神圣罗马皇帝的宝座。通过富格尔家族筹集并转运资金，各个帝国的外交政策才成为可能。这个家族通过借贷给野心勃勃的统治者、教皇以及军事企业家们(1)，获得了诸侯般的地位，并帮助各国君主巩固了自身领地。他们向欧洲各国商人和制造商提供贷款，从而促进了地中海地区、德意志邦国以及欧洲北部各国经济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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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和制造业的发展最终改变了欧洲的面貌。1500年，经济的繁荣发展使当时许多欧洲人意识到他们正生活在一个复兴的时代。在意大利，一场文化运动，即我们熟知的文艺复兴方兴未艾。这场运动还沿着贸易路线，从意大利传播到阿尔卑斯山另一边的北欧地区（见第二章）。商业贸易和殖民探险日渐带动了思想交流，并让欧洲各国变得更加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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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银行家雅各布·富格尔，教皇和各国统治者的债权人；（右图）进行贸易的塞维利亚港口，它是前往新世界进行殖民活动的始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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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尽管饥荒、疾病和战争(2)依旧在欧洲大陆肆虐，人们的生活质量还是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从15世纪晚期到16世纪晚期，欧洲人口一直持续增长：从1500年的7000万，升至1600年的9000万。(3)这百年间人口的持续增长弥补了14世纪中叶黑死病造成的灾难性损失，当时欧洲三分之一人口死于那场瘟疫。人口的增长还促进了欧洲贸易的复兴，特别是地中海地区、英格兰以及欧洲西北部地区。在那里，富格尔家族和其他商业银行家们资助新兴产业和贸易。这些地区的城镇数量增长，当地商人们愈发富裕，在靠近市场的地方造起优雅的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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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发明的出现，加速了欧洲迈向现代世界的步伐。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在14世纪被欧洲人用于战争，导致战争变得更加致命，重装骑兵也逐渐消失。15世纪中叶印刷机的发明，引发了一场文化革命，首先体现在宗教生活中，人们可以更加广泛地阅读《圣经》和其他宗教文献，并与他人讨论甚至辩论相关内容。而在11—12世纪首先被中国和地中海航海家用于定位的指南针，如今帮助欧洲的探险家们进行跨洋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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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征服者以及商人们在新世界寻求财富，并建立起欧洲最早的跨洋帝国。人口增长；贸易和制造业的发展使思想的交流更为方便，让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逐渐提高；火药和指南针得到应用，印刷术大为发展；这些都刺激并促进了欧洲列强建立海洋对面的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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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中世纪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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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欧洲四分五裂，唯有英法两国逐渐成为主权国家。一些较小的领地开始合并成为更大的领地，他们的统治者也开始巩固并拓展自身的权威。欧洲社会之后的数百年间的面貌在此时开始定型，欧洲的三大阶层——神职人员、贵族以及农民建立起相互依存的关系，互尽义务。此时大多数农民尽管依旧只能实现温饱，但随着始于11世纪的商路的扩大和贸易的发展，总体上来说，他们的生活还是有所改善。不但如此，到了12—13世纪，随着城市的发展，特别是在意大利和欧洲西北部地区，小规模的纺织制造业也兴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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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五裂的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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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世纪罗马帝国灭亡后，大量新民族涌入欧洲。来自东方的马扎尔人（匈牙利人）定居在中欧，并皈依了基督教；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所谓北方人（挪威或维京人）来到乌克兰，且他们大部分人成为基督徒；阿拉伯人在8世纪时入侵了欧洲，随后其影响力扩展到北非和西班牙地区；15世纪蒙古帝国开始崩溃之前，蒙古人大量涌入如今的俄罗斯和乌克兰地区，并于13世纪30年代洗劫了基辅；曾经是蒙古帝国属国的莫斯科公国逐渐扩张，其领土一直到达乌拉尔山脉南部和里海，成为一个王朝国家。所有这些因素，让欧洲在政治和文化上处于分裂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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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500年，这个支离破碎的欧洲，由约1500个小国构成，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各地的经济、政治以及司法体制都各不相同。地区和城市受制于混乱、职能重叠的辖区管辖。意大利城邦以及德意志北部的贸易城镇设法摆脱其领主的影响，维持着自己的独立。它们的城墙除了保护当地居民免于土匪和瘟疫流行时期疾病的威胁，也是城市特权的象征。例如，巴黎城里，到处都是天主教的飞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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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欧洲的四分五裂是由这个地区的三大法律体系导致的。它们分别是：民事法、教会法以及习惯法。从法律的概念、原则和程序上来说，民事法来自罗马法，后者是基于对涉及人类事务的成文法的合理解释。民事法由统治者颁布并由他们来决断制裁，他们的权威也多少来自创建或执行法律的权力。因此，民事法的发展，有助于主权国家的发展，因为它使统治者的权力与法律的效力密不可分。而教会法最初是教皇为西方教会创立，用拉丁语将教会会议的法规编成法典，显示出《圣经》以及教会神职人员的权威。如同民事法，教会法至少在原则上肯定了教会的精神领袖们，即教皇、红衣主教以及主教们的权威，因为总的来说，法律与信徒们必须尽忠的教会统治者的权威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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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到了中世纪晚期，人们往往需要同时忠诚于世俗和教会权威。效忠者为了自身利益，只要有可能，就充分利用这一制度挑拨这两大权威在管辖权方面的冲突。有时这会加强多重权威的影响，如此则统治者们的有效权威可下达很远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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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法，又称普通法，是将约定俗成的习俗编撰成法典，这就意味着裁决者们需要参考早先法官们作出的裁决。它是未使用罗马法的地区通用的法律模式。在西欧，习惯法是从封建习俗发展出来的（见下文），封建主义是一系列促进了权力分散的互利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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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的普通法使各地区的习惯法得到统一，法律由地方法庭监管，从而分散了英格兰的王室权力。英格兰的习惯法不同于罗马法，后者帮助人民树立起这样一种意识：统治者是拥有至高权力的立法者，可以凌驾于习俗之上。而习惯法通过至少在原则上可推翻统治者对法律程序的干预的判例，帮助法人团体（如行会，即手工业的协会）或个人维护自身的利益或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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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政治上的分裂伴随着文化上的分裂，而不同的语言进一步强化了彼此文化的不同。拉丁语是文化的语言，在巴黎“拉丁区”之类的大学城中仍在使用。出行与交流的距离很远，也十分艰难。邮件有时要花数月时间才能到达目的地。从马德里到威尼斯最短需要22天；若受恶劣天气的影响，需要花费的最长时间则是最短时间的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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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的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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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如今处在文明和宗教的十字路口（见地图1.1）。1054年，在罗马帝国灭亡后，基督教世界发生大分裂，形成罗马天主教会以及东正教会。罗马主教即教皇宣称有权统帅所有东方的基督教徒(5)，导致基督教的大分裂，以罗马教皇将君士坦丁堡牧首驱逐出教会为事件的高潮。到了1500年，在俄国和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人成为东正教会忠诚的信徒。而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的世界在中欧东部地区交会，那里的波兰、波希米亚以及匈牙利倾向于依靠西方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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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世界称自己为一个普遍国家，它替代国家获取忠诚和权力，构成国家权力的潜在障碍。它也带来了一种通行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共同文化。随着教会和君主的权力变得越发集中，二者之间的冲突变得不可避免。从罗马帝国灭亡时起，教会就是一个集权的宗教权力机构，这使得罗马教皇独立于欧洲的世俗统治。11世纪中叶以后，教皇由教会的红衣主教们选举产生，而红衣主教由前任教皇任命。主教和修道院的院长都宣誓效忠教皇，作为回报，他们将获得修道院土地的使用权以及神职人员的俸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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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斯曼帝国，苏丹一人独掌宗教和政治的最高权力。与此不同的是，欧洲的领主们成功地获得独立于教会权力的较大程度的自治权。尽管教会相当富有，也非常强大（拥有加泰罗尼亚和卡斯蒂利亚约25％的土地，可能拥有意大利南部65％的土地），君主们却不希望教会干涉他们的统治，即使他们通常是由教会高层人物加冕的。在14世纪和15世纪，世俗统治者们不允许在他们的领地内建立教会法庭。教皇下令要求他们的主教和其他神职人员忠于世俗国家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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