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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3.3 激进的宗教改革 图中标明了胡斯派、饼酒同领派、再洗礼派以及门诺派所在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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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大部分的激进派都相信《启示录》，他们确信世界即将毁灭，最后真正信仰上帝的人将战胜魔鬼的大军，而那些与他们信念相左或不接受他们观点的人就在魔鬼的大军中。一些与茨温利在苏黎世分道扬镳的激进派被称为再洗礼派(16)。再洗礼派认为路德和茨温利都未能充分改变宗教道德和公共生活，他们以《新约》为蓝本实践“虔诚的生活”。他们在《圣经》中没有发现给婴儿洗礼一说，因此，他们在1525年违背茨温利的意愿，给成年人施洗。他们相信只有成人才能表明真正的信仰，所以只有成人才应受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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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洗礼派在受到新教改革影响的地区生根发芽，这些地区包括苏黎世、尼德兰、意大利部分地区，以及波兰。再洗礼派内部也并不一致，许多教徒主张集合式的组织形式，因为对他们来说成为其中一员是通过自愿或自由选择，而不是像天主教、路德派和茨温利派那样通过教会在一定区域内进行组织。但团体之间仍有很大的差异。一些瑞士和德意志南部的教徒组成了寻求与罪恶的俗世中的争斗和诱惑相隔绝的团体，他们称此为“远离不义”。这些再洗礼派不但不接受世俗政府的统治，也拒绝作为公民宣誓、纳税、出任政府职位以及服兵役。不过其他再洗礼派信徒确实力图与当地统治者结盟，成为他们忠实的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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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天主教和新教的诸国认为这些激进团体会煽动叛乱，挑战上帝赐予教会和国家的权力，因此采取行动进行镇压。1529年的施派尔会议上，查理五世偕同帝国内天主教和路德教派的领袖们，宣布信仰再洗礼派属犯罪行为，应处以死刑。作为一种刻意的嘲讽，死刑的执行方式通常是将他们淹死，即让他们进行“第三次洗礼”。一些激进派教徒因此逃匿进入蒂罗尔和摩拉维亚的山区，或躲入尼德兰。而另一些人则选择殉教，或是公然反抗迫害他们的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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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4年，在明斯特地区，由当地一位牧师领导的再洗礼派激进团体在选举中获胜，他们控制了当地政府。而那些不赞同再洗礼派主张的人可以选择自由离开或被驱逐出境。很快，好几千名再洗礼派信徒涌入这个小镇，其中有从像尼德兰这么远的地方赶来的人，他们相信这个地方会成为“新耶路撒冷”，他们自己则是受到保护的上帝的选民。再洗礼派建立了一个十二人议会，负责处理天主教会的财产，废除了私有制，禁止货币流通。他们还确立起公有财产和以物易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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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明斯特的领主和他的盟军围攻了这个小镇。而在明斯特内部，荷兰人莱顿的约翰成为领袖和先知。他说服小镇的长老和牧师废除私有制，这种做法可以在《圣经》中找到依据——当基督回归人间时，他的信徒们不再需要任何财产。此外，共同分享财产可以帮助他们在遭到围攻时进行商品配给。他们还开始实践一夫多妻制度，部分原因是镇上女性的数量是男性的4倍。而莱顿的约翰成为明斯特的国王，他拥有16个妻子，是一夫多妻制的带头人。他还下令烧掉明斯特除了《圣经》外所有的书籍。1535年6月，路德教派和天主教派的诸侯国军队猛攻该镇。他们将莱顿的约翰以及其他次级的领袖折磨致死，并将他们残损的尸体投入铁笼。这些铁笼至今还悬挂在明斯特一座教堂的尖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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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斯特陷落后，由前天主教神父门诺·西门斯（1496—1561）领导的荷兰的再洗礼派尝试通过宣扬有纪律的、虔诚的生活和基督教的和平主义来保留成人洗礼。他们被称为门诺派（Mennonites）。在一个世纪后，这个教派中有些人为了寻找宗教宽容，去了美洲。再洗礼派的激进分子还建立起另一分支——为成人施洗的摩拉维亚的胡特派（Hutterites），这个教派后来有一群教徒去了美国中西部和加拿大大草原，并在那里定居下来。此外，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一位论派（Unitarians），该教派源于反三位一体的理论，认为上帝只有一位，而非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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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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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和宗教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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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也为宗教改革提供了丰饶的土壤。法兰西王室自古以来顽固地独立于罗马教廷。1516年，教皇利奥十世曾与法王弗朗索瓦一世签署了《博洛尼亚协定》，赐予法王任命法兰西境内的主教和修道院长的权力。最初这个瓦卢瓦王朝的统治者忙于和查理五世、哈布斯堡家族的战争，以至于完全忽视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德意志僧侣言辞激烈的宗教文章。直到1521年，他才意识到宗教异端的威胁，并下令没收、烧毁路德的文章。但是新教的宣传还是从德意志来到法兰西。1534年，改革者们在巴黎张贴公开谴责弥撒的海报，他们甚至将海报贴到了弗朗索瓦在昂布瓦斯城堡的卧室门上。“海报事件”促使法王严肃地对抗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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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加尔文（1509—1564）是宗教改革第二次高峰的代表性人物。他出生于法兰西北部小镇努瓦永，他的父亲是当地主教的秘书，母亲则在他约5岁时去世。他的父亲将他送到巴黎学习，让他成为一名神父。然后他认为他的儿子应该成为一名律师，因为律师赚的钱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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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晚期的人文主义，特别是伊拉斯谟的教诲在虔诚的、年轻的加尔文学习法律时，引发了他对宗教改革的兴趣。1534年，天主教会和法王亲自镇压宗教改革运动，加尔文也流亡到瑞士小镇巴塞尔。但此时的他可能依旧认为自己是天主教会内部的伊拉斯谟的追随者。在巴塞尔，他撰文批评教皇，并呼吁法王停止宗教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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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的一生都处于焦虑和自我怀疑之中，他父亲对他实际上的抛弃以及他后来的被迫流亡助长了这些情感。他还慑服于强大的自然之力，特别是被认为显现上帝力量的暴风雨，这点他和路德比较相似。他经常使用一个比喻，对他来说，人类仿佛就身处深渊的边缘。他害怕海平面会上升，人类被彻底冲走。加尔文环顾四周，只看到了一个没有秩序、混乱不堪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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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16世纪早期的许多思想家，加尔文坚信他身处一个道德极端败坏的时代：“奢侈之风日渐增长，无法无天的激情被点燃，人类还是那么罪恶而放荡，比任何时候都更不知羞耻。”对加尔文来说，本应团结世人的教会，其意义正在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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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声称，天主教会强调为了最后的救赎，人们必须多做善行，这让信徒感到焦虑。他认为，信徒们完全不知道到底应该做多少善行才能获得救赎，这份焦虑使他们开始祈求圣徒的力量。加尔文尤其激烈地批评告解圣事：“这种残忍的活动以最可怕的方式撕裂了那些因认知到上帝而受感动的人的灵魂……到处都只见天空和大海，没有可以停泊的港口。”他还抵制上个世纪以来越来越接近人类的上帝和基督的形象。不同于路德，加尔文强调的不是通过信仰与上帝达成和解，而是服从上帝的意志。他希望创建一种使人们重新坚信上帝的恩典和自身救赎的教义。他心怀希望，相信人可以顺利走出人生的迷宫——这是另一种他常用的意象。强制引入一种基于《圣经》所述道德规定的秩序，便可解决一些时常困扰人心的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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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约翰·加尔文；（右图）加尔文教派的仪式。注意：教堂布置得极为朴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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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样的想法后，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1536—1559）中阐述了上帝拣选的理论，或称预定论：“上帝永恒的裁决……万物绝非生而平等，上帝早已注定了一些人得到永恒的生命，而另一些人得到永恒的毁灭。”预定论的提出让人们怀疑善行的有效性。若一个人的命运早已决定，而他的善行（天主教会声称靠善行本身即可获得拯救）无法让他得到永恒的救赎，那为何要过正直的人生呢？加尔文相信善行是被上帝拣选获得救赎的体现，尽管行善本身并不意味着就能升入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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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神学家谴责借贷生利，但是加尔文不同于路德，他认为高利贷和生产贷款是不同的，后者可以增加资本，并改善整个社会。为追求神圣，他宣扬适用于集体的戒律，取代了强加于个人的戒律即忏悔。后来加尔文派肯定经济活动的作用，认为富足和“审慎的生活”都是被上帝拣选的标志。到19世纪晚期，这种理念逐渐被称为“新教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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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6年下半年，加尔文迁往瑞士湖边城市日内瓦，这是一座人口大约1.3万人的城市。德意志商人首先将关于宗教改革最初的成功事例的消息传至日内瓦，此后这座城市也脱离了信仰天主教的萨伏依王朝的统治。那一年的早些时日，来自已接受茨温利改革的伯尔尼州的军队占领了日内瓦，在这座城市建立保护国，日内瓦保持着名义上的独立。地方官员和两个代表会议的成员由市民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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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建立一个正直的社会，加尔文希望在这个城市施行基督教戒律和禁欲主义。他的“教会法规”（Ecclesiastical Ordinances）可以成为经历改革的日内瓦的宗教生活组织的规范，但这套法规威胁到了当地议会的权力。加尔文认为教会法庭——由无神职的长者（称为长老［presbyter］）组成的改革派教会的司法机构，有权管理所有市民，并严惩违反日内瓦宗教法的人，惩罚手段包括逐出教会、流放、关监狱，甚至处以死刑。加尔文还希望市政官员来监督人们的宗教生活，但是议会却并不情愿将权力交到这个法国人手上，也不乐意担任监督者。在1538年，议会让加尔文离开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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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1540年，日内瓦的大部分市民坚信他们的城市与伯尔尼之间的关系限制了他们自己的主权。市民们选出新的地方长官，他们处死了亲伯尔尼派的领袖。然后两个议会邀请加尔文回日内瓦，监管宗教改革。他们还接受了加尔文的教会法规。于是加尔文回到了这个他曾称为“极其不道德”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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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格兰改革者约翰·诺克斯而言，日内瓦似乎是“自使徒时代以来最完美的基督的学校”。但是许多日内瓦的市民抵制严格监督他们生活的教会法庭。一个人将他的狗命名为“加尔文”以示抗议。加尔文总是警惕着“撒旦每天引诱我们的诸多陷阱和隐秘的诡计”，他强迫一名公开批评他的人穿着刚毛衬衣（用粗糙的兽毛制成的衬衣）慢慢走过全城，在街角停步、祈祷、承认加尔文的权威。加尔文自行判定即将成婚的新郎有无性病、能否在日内瓦结婚；对欺骗顾客的商人处以何种惩罚，也由他来决定。如果酒馆内无人唱淫秽歌曲或打牌，摆放《圣经》供人随时阅览，用餐前做饭前祷告，那么可以允许它营业（事实上加尔文的部分薪资是以桶装酒支付的）。此外，布道时禁止放声大笑、禁止算命或是赞美教皇，违反这一切都要遭到教会法庭的惩罚。1564年加尔文病逝，他生前罹患多种疾病。他长期处于疲劳和对改革堕落而罪恶的世界的焦虑之中，这很可能加剧了他的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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