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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路易·布丰（1707—1788）将科学革命与启蒙运动联系起来。布丰最初提交给法国皇家科学院的研究著作是关于跳房子赌博的概率论研究，然后他成为了皇家园林的负责人。在实验室里，他被猴子和獾包围，进行了实验，有些成功了，例如研究通过透镜的阳光的点燃效果；另一些则没有成功，如研究鸟类的情感生活。布丰还进行了冷却金属的实验，所以在勃艮第的家附近建造了一座大型熔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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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思想家承认17世纪晚期的科学方法倡导者们所作出的贡献。伏尔泰向牛顿致敬，因为牛顿呼吁科学家和哲学家们“去检查、称重、计算和测量，但绝对不要胡乱猜想”。休谟坚信，所有的知识来自批判性探究和科学的发现，推理能力使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许多受到科学革命影响的启蒙思想家发现宗教的起源并非理性，而是信仰和习俗，他们认为宗教是一种社会现象，并且和其他现象一样需要被科学地研究。休谟还猛烈地抨击宗教真理通过《圣经》启示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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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思想家支持的原理的普遍性让其中一些人提出，道德观念（是非观念）也许因文化而异，因为它来源于人类的天性，而非宗教的教诲。德尼·狄德罗受到洛克的影响，声称感官刺激（或者对于盲人来说则是感官被剥夺的情况）会影响个人的道德反应，并且盲人的道德观可能或多或少与那些能够看见东西的人不一样。在他的叙述中，那些在遥远的塔希提岛上的人民建立了一种理性的社会秩序，但是却与教会的说教毫无关系。休谟还呼吁为基督徒建立“道德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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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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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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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思想家对改革的呼吁有时微不足道，有时又大胆热烈。然而他们并没有领导暴动，当他们努力改变人们的思考方式时，笔杆子就是他们唯一的武器。他们交流想法的媒介是信件、未出版的手稿、书籍、小册子、宣传册，以及小说、诗歌、戏剧、文学艺术批评和政治哲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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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中的人们有时候会将这个非正式的启蒙思想家国际团体称为“文人共和国”，启蒙思想家赞颂共和国内各作者的平等和相互依存。到了18世纪中期，伏尔泰稍嫌夸张地声称，职业作家如今站到了社会之巅。他、孟德斯鸠以及狄德罗在自己的著作中多少都抨击过君主制，但他们都接受了威望甚高的法兰西学院的甄选，这反映了他们对于君主制的矛盾心理。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能做到名利双收，但像伏尔泰和孟德斯鸠那样仅靠写作就能养活自己的作家极为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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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思想家可能都认同启蒙的基本思想，但是他们彼此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他们的社会阶层、辈份、国籍都不同。如同任何共和国里的人一般，他们往往意见相左，有时是当面争论，有时通过信件和发表的著作争论。例如，一个理想的国家到底应该是开明仁爱的君主制、受到代表贵族的议会机构制衡的君主制，还是直接民主制，对此他们就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他们对宗教的看法也不一样。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卢梭都是自然神论者。因为科学研究似乎已证明，世界保持运动并不需要上帝的持续干预，所以他们认为上帝就像一个钟表匠，他让世界根据自然法则运动，并使人通过发现和行动才可获致知识和人类的进步。狄德罗则与他们不同，他成为了一名无神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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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胳膊抬起者）主持启蒙思想家的晚宴，德尼·狄德罗坐在最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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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观点丰富、庞杂的文人共和国里，有四位哲学家用惊人的社会、宗教与政治思想主导着启蒙运动的议论，他们分别是：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以及卢梭。他们每一位都值得单独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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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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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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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夏尔-路易·德·塞孔达，1689—1755）在其父亲死后，继承了波尔多附近的一座封建城堡和一小笔收入。他研习法律，后来又从富有的亲戚处继承了更多的财产、孟德斯鸠男爵的头衔和波尔多贵族高等法院院长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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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1年，在搬到巴黎后，孟德斯鸠出版了《波斯人信札》。这部著作以两个游历巴黎的波斯人寄回家乡的信件的形式，详尽地描述了西方在政治与社会方面的不公。孟德斯鸠以游记形式抨击18世纪的法国，因此躲过了王室审查制度。这部著作引发教会的不满，因为书中暗讽教皇是个“魔法师”。关于法国的国王，波斯人写道，他“是欧洲最强大的统治者。他不像其邻居西班牙国王那样拥有金矿，但是他比西班牙国王更为富有，因为他的财富来自更取之不竭的源泉：其臣民的虚荣心。他发动并进行了大规模的战争，除了出售荣誉的头衔所得的财富之外，并没有其他资金”。但是在《波斯人信札》的讽刺之下，孟德斯鸠声称，自然揭示了一个正义的普遍标准，不论是在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还是在信仰基督教的法国，该标准适用于所有时间和空间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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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的思想反映出欧洲人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接触增多。商人、士兵、传教士以及殖民者跟随着第一批欧洲探险家到达了美洲和亚洲等地区。各种游记的出版引发了欧洲上流社会的想象，他们对处于欧洲大陆边缘以及大陆以外地区的社会和文化很感兴趣。特别是美洲和中国，欧洲人非常着迷。但是，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中表达了对殖民远征的疑惑：“帝国就像一棵树，其树枝损耗了树干的所有力量。”他还是第一个批判性地考察奴隶制度的启蒙思想家。他抵制奴隶制，将其视为暴政的延伸，并总结道，“根据自然法，所有人都是生而自由且独立的，奴隶制违反了这条自然法”，因为“每个公民的自由都是公共自由的一部分”。因此，奴隶制危害“人类（和）社会的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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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的精神》（1748）开启了启蒙运动盛期。科学研究的核心原则是观察、实验和分析，孟德斯鸠用这些原则对待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基础。他描述了气候、宗教、传统之间的关系，以及一个国家的政治变革的历史。他认为，对法律要进行批判性探究和历史研究，因为法律随着时间发展。摆脱了教会影响的历史学家们如今可以研究“道德或物质的普遍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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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政治制度让孟德斯鸠着迷，他在英国住了两年。英国议会在历史上的角色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个代议制机构不同于法国的高等法院，尽管它们的名字极为相似(1)。英国议会似乎是一种“中间力量”，在英国内战期间，它阻止了大不列颠成为君主专制或孟德斯鸠视同于混乱的共和国。孟德斯鸠的观点是，每种政治制度和法律传统都以不同的方式演化。他担心的是，法国的君主制正显示出会变成独裁暴政的迹象，因为法国不像英国那样权力分立。只有立宪制度才能既保证秩序（由君主统治带来）又保证自由。孟德斯鸠相信，已经被法国专制王权削弱的贵族权利和城市特权可以暂时避免君主的独裁暴政。他还认为国王的最高统治权并非来自上帝，而是来自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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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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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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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弗朗索瓦-马里·阿鲁埃，1694—1778）才华横溢、聪明卓绝，以讽刺见长。在所有启蒙思想家中，他的作品最广为流传，被人们引用提及最多。伏尔泰也是最受人尊敬的启蒙思想家。他是一名公证人之子，其父亲通过有利的联姻提高了自己家族的地位。伏尔泰的父母希望他成为一名律师，将他送去巴黎接受耶稣会的教育。但是这位性急且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却利用戏剧和诗歌闯出了自己的天下，虽然他的许多早期作品几乎都被世人遗忘了。伏尔泰的笔逐渐变得像剑一般快而锋利。他的一些早期作品在法国被禁止出版；而他的所有作品在西班牙都被禁止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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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孟德斯鸠那样，伏尔泰也反映出在启蒙运动早期和盛期的启蒙思想家的亲英思想。伏尔泰大力颂扬英国、其商业帝国、相对宽容的宗教政策，以及新闻自由。伏尔泰相信，只有建立起类似英国下议院那样的代议制机构，才能在法国确保国王的子民们的自然权利。孟德斯鸠指望贵族保护人民抵御君主暴政，但伏尔泰却寄希望于中央集权国家的开明君主保护人民抵御贵族的利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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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宣称，每个国家的政治体制至少部分由其自身特殊的历史和环境决定。正如科学家们应该研究自然界那样，启蒙思想家们应该探究每个国家各自不同的发展轨迹。这一推理使他确信，孟德斯鸠有关能够将英国的政治体制成功移植到法国的观点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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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将他最尖刻的抨击对准了教会，该机构就像高等法院那样，似乎在其国家阻碍了自由的发展。他的座右铭是一句反抗教会教义的充满激情的呐喊：“打倒卑鄙！”他曾经抨击修士：“他们唱歌、吃饭、消化。”教皇和巴黎高等法院都谴责他那充满辩论色彩的《哲学辞典》（1764）。他的抨击相当精妙，并且是毁灭性的。例如，他精辟地描述道，中国人拥有“没有迷信和意图迫害的狂怒、值得赞扬的宗教”，几乎所有读者都认为这是在暗示法国的情况正好相反。伏尔泰相信，上帝创造了宇宙，然后让宇宙根据科学法则来运转。他推崇基于理性的自然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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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的《老实人》（1759）是一部控诉宗教狂热和迷信的作品。在这部篇幅不长的小说中，快乐的乐观主义者老实人接连不断遭遇灾难。伏尔泰在此质疑似乎存在于上帝的善和世间的恶之间的矛盾。他描写了1755年几乎毁灭里斯本的地震，当时有几千人遇难，葡萄牙的首都大半被毁。伏尔泰推断：若上帝全善全知，为何他会允许这样的惨剧发生？尽管如此，伏尔泰依旧相信宗教是有益的，因为它为人们提供了希望，让人们因此更能够忍受生活的煎熬。宗教也规范了人的行为：“若上帝不存在，一个人就不得不将他创造出来。我希望我的代理人、裁缝、仆人们，甚至我的妻子都去信仰上帝。我想，这样我被抢劫和被戴绿帽子的机会就会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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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受理的一个案件让他声名远扬。在此案中，有一个男人似乎被错误地指控谋杀。1761年，图卢兹的新教徒让·卡拉斯被控杀害儿子。他的儿子被发现吊死在家中的地下室里。小卡拉斯曾打算改信天主教。尽管儿子可能是自杀，但图卢兹高等法院还是宣判父亲罪名成立，并将他折磨致死。几年后，法庭撤销了前面的判决——唉，对于让·卡拉斯来说，为时已晚。但是，卡拉斯案件让启蒙思想家对宗教不宽容的批评成为了当时舆论的焦点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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