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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英国乡绅对其土地的审视也许与许多满足于坐享得自农民的收入的法国、西班牙和普鲁士贵族的方法完全不一样。尽管国家有兴趣增加农业产出，以产生更多的税收，但是大部分的王室官员、领主以及教会神职人员首先是寻求更好的方法来榨取农民盈余，而非增加产量。王室时不时地尝试减少或改变农民的义务，如将劳役改为缴付金钱或实物，但贵族们抵制这些措施。此外，农民的大部分产出都要上缴给领主、国家，以及教会，其中交给教会的部分较小。一位巴伐利亚的农民问道：“为什么我应该建一座更好的房子来让我领主的口袋能塞满我必须缴纳的费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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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奴对创新的兴趣比其他农民更低。在中欧和东欧，有一句古老的格言，“没有一块土地是没有领主的”，因为在大部分地区，只有贵族、王室或教会才有权拥有土地。没有独立的自耕农为农业发展带来了难以克服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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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英国相似的欧洲大陆上的变化主要局限于欧洲的西北部。在法国北部、佛兰德、荷兰共和国、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意大利北部部分地区，以及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肥沃的土地和雄厚的资金促进了对农业商业化的投资。不但如此，这些地区的土地一般由所有者自己耕作，因此这些农民有更强的动力来提高产量。不过即便是在欧洲东部和南部的人口较为稀少的乡村，仍然有更多的土地被开垦耕作，正如在俄国，那里的人口扩张到了东部边境的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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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些因素也促进了西欧农业的发展。在18世纪，整个欧洲的气候都比较温暖和干燥，特别是在夏天，与17世纪的寒冷潮湿形成了鲜明对照。这种气候对人口、农业产量和贸易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荒地开垦工程将更多的土地变成耕地。荷兰人继续填海造田，在南尼德兰（比利时）和勃兰登堡的荒地开垦活动大大地增加了这些地区的耕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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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西北部地区，出现了圈定分散的条状土地，以及合并或买卖公共土地的现象，虽然没有达到英国那样的程度，却使“农业个人主义”得以发展。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丹麦的国家政策催生了农民持有的小农场，使得其农业从农奴制下的停滞状态走向相对的繁荣。王室法令鼓励圈地，并迫使农民承担的劳役改为支付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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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标志着农业进步的一些技术也逐渐传到欧洲大陆。有着革新思想的地主和佃户开始采用轮作制（种植叶类作物，以提高土地的肥力），取代传统的三田轮作制，这样就只有少量或完全没有土地需要休耕。正如在英国的情况，萝卜、土豆和大米提高了饮食营养。尽管土豆几乎可以在任何地点、任何条件下生长，但许多农民囿于传统，拒绝种植或食用土豆（俄国农民称之为“魔鬼的苹果”）。甜菜（可用于制糖）、番茄（尽管一些农民认为有毒）和栗子（“穷人的面包”）的栽培也传播开来，支撑着人口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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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也受益于进步的技术。牛、骡，特别是马可以比农民更轻松地拉犁。更多的牛提供了作为肥料的粪便，还提供了作为营养品的肉和奶。养羊业发展迅速，为人们提供了食物和羊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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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地主组成社团，讨论农业问题，少数人还创建了模范农场。这些社团的成员包括贵族、富裕的中产阶级，以及神职人员。法国的重农主义者相信土地是所有财富的来源，他们督促地主让土地产生更多的利润，并鼓励国家政策取消粮食限价。与农业相关的出版物的数量也急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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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大陆上的少数统治者采取了一些干预措施来促进农业的发展。1762年，巴伐利亚选帝侯免除了农民十年的赋税，希望农民在休耕地上种植叶类作物。德意志莱茵兰的一些诸侯提倡对牛进行选择育种。1768年，奥地利皇后玛丽亚·特蕾西亚下令，在哈布斯堡王朝领地的部分地区划分公共牧场，并建立一些农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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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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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口在18世纪从大约1.2亿增长到约1.9亿（见表10.1）。历史学家们研究堂区的出生、婚姻和死亡登记，长期以来一直在讨论这场人口革命的原因和影响。欧洲人口的出生率提高，在1740年后尤其明显，而每年的死亡数量（死亡率）下降得更加迅速。农业生产力特别强的人口密集地区最早且最显著地发生了这些变化，如英国、荷兰、佛兰德、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北部（见地图10.1）。这表明，若要解释欧洲人口开始增长的原因，农业产量增加是最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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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1 欧洲人口，1700—1800年（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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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 1750 1800 大不列颠 9.0 10.5 16.5 法国 19.0 21.5 28.0 哈布斯堡帝国 8.0 18.0 28.0 普鲁士 2.0 6.0 9.5 俄国 17.5 20.0 37.0 西班牙 6.0 9.0 11.0 瑞典 1.5* 1.7 2.3 尼德兰联省共和国 1.8 1.9 2.0 *瑞典的数据来自富兰克林·D．斯科特的《瑞典：国家的历史》（卡本代尔，伊利诺伊州：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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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纽约：古典书局，1989年），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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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10.1 1780年的欧洲人口 1780年欧洲人口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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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和传染病，以及长期的营养不良，都间歇性地遏制人口增长。许多君主能够登上王位，是因为其兄长死得早，如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他之所以能登上王位，就是因为他的两位兄长都没能撑过自己的一岁生日。穷人在疾病面前显得尤为脆弱，婴儿的死亡率也依然非常高。流感、斑疹伤寒、天花和鼠疫等传染病时不时地使人遭难。在1719年，巴黎有1.4万人死于天花。18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西班牙，疟疾流行病频繁出现。1781—1783年间，奥斯曼帝国的萨洛尼卡（塞萨洛尼基）出现鼠疫，每天都有超过300人死亡。这个世纪中叶有15年的时间，仅仅百日咳一种疾病在瑞典就夺去了至少4万个小孩的生命，在布列塔尼，一年内就有超过10万人死于细菌性痢疾。在18世纪70年代早期的莫斯科，一半人口死于各种疾病。一些国家为了阻止疾病的到来，试图关闭边境和港口，或者对到达的人进行隔离，但是这些措施往往只是徒劳。连续几年的粮食歉收带来了饥荒，又使疾病愈发肆虐，受到最严重影响的是处于生命周期两端的人口——婴儿与老人。苦难变成了灾难。仅1769年一年，多达5％的法国人口可能是饿死的。而城镇依旧是不健康的地方，这里的死亡率高于出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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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疾病对人口施虐的频率和致命性的降低，预期寿命逐渐增加。总的来说，富人的寿命比穷人长。但是，在这个世纪下半叶，法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仍然只有29岁，在相对长寿的国家瑞典，这个时期的男性平均预期寿命为33岁，女性则是36岁。天花疫苗至少在西欧地区逐渐证明了其有效性，虽然大规模接种还无法实现。奎宁水拯救了发高烧的病人。科学和医学团体提倡城镇要监管垃圾处理，并且在埋葬死者时要更加小心，禁止在城墙内实行土葬。棉纺织业的发展提供了衣服，特别是比羊毛及其他材料更容易清洗的内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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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曾在17世纪遏制了人口增长，如今已变得不再那么具有毁灭性。军队变得职业化，更多地受控于更加强大的王朝国家。军事纪律和军队供应得到改善，使平民无需卷入曾在前几百年造成严重死伤的漫长、血腥的战争（如三十年战争）。新世界成为各个大国的新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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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手工业的发展等经济机会促使年轻人早婚（在英国大约是20岁出头）并生育更多的孩子。当时的人们也意识到人口的增长。对于英国神职人员托马斯·马尔萨斯（1766—1834）而言，欧洲人口的增长令人担忧。马尔萨斯在他的《人口原理》（1798）中预测，自然对人口增长的遏制（如瘟疫和疾病、饥荒、战争和婴儿死亡，他称之为“大自然用红笔进行的审计”）会变得越来越弱。他相信人口会“增长到超过为其准备的营养可支撑的限度”，即粮食只能算术级数增加（2-3-4-5，以此类推），但是今后的人口却是几何级数增加（2-4-8-16-32……）。可以肯定的是，人口增长给土地带来更多压力，特别在大多数土地面积小、且往往过于细分以至于不利于营利性经营的地方。但是马尔萨斯并没有考虑到正在提高的农业生产力，也没有考虑到有些人已经开始限制其家庭的规模。我们只有一些蛛丝马迹，比如英国作家詹姆斯·博斯韦尔曾巧妙地提到，他的性行为是在“盔甲”中。在法国，性交中断避孕被认为促使出生率在1770年后小幅下降。但退一步说，那时的节育是不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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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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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行会和家庭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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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的欧洲，作坊依旧是制造业的基础。在大部分国家，商人和工匠根据他们售卖和制造的产品加入集体的行会。行会给予他们一种特权，因为统治者赋予行会生产或销售某种商品（特别是奢侈品）的专营权。匠师行会和帮工协会将权利和地位授予工匠；它们还约束并监管对作为学徒的男孩的训练，学徒大约从十二三岁就开始接受训练。在法国，帮工在完成“环法旅行”的同时完善其技术，而“环法旅行”正是现代自行车竞赛的起源。一名帮工会花几年的时间在许多城市停留；他会住在那些城市的手工业协会的“母亲之家”，为匠师服务并学习，然后带着习得的技艺回到家乡，并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成为匠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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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一名帮工而言，成为匠师变得越来越难，若他的父亲或其他男性亲属没有用钱为他铺平道路，则更为困难。到了18世纪70年代，特别是在西班牙和法国，需要技能的行业已经饱和。巴黎的行会面临着摆脱了行会控制的外来者的竞争，例如住在城市郊区、生产细木工制品等商品的工匠，其生产成本低于需为商品缴税的巴黎竞争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