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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的几十年里，殖民地的居民渐渐意识到自己身处一个有独特文化的大不列颠美洲社会。北美殖民地的发展并未伴有为了经济开发而建立的集权机构，也不像西班牙帝国那样有征服的决心。英国是在寻找贸易和经济机会、宗教信仰自由（如马萨诸塞的清教徒）和宗教宽容（如马里兰的天主教徒）的过程中建立了殖民地。因此，殖民地的人民坚持要求“生而自由的英国人”(23)的自由，这很容易地转变为对更多自由的呼吁，包括对英国主权不容挑战这一观点的否定。商人、律师以及富裕的地主，诸如身居社会阶层顶端的弗吉尼亚人乔治·华盛顿（1732—1799）和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领导着北美殖民者。他们憎恨英国军队在殖民地的长期驻兵，以及英国的官员试图将英国本土的纪律标准强加于殖民地军队的做法。北美殖民地的人民坚信，他们有权利以自由为名，抵制不公正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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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3年，乔治·格伦维尔（1712—1770）继任皮特，成为英国首相，他想要增加税收的政策，这让殖民地民众与祖国之间本已紧张的关系进一步恶化。1765年，议会通过了《印花税法》，强迫美洲人为几乎每一份印刷品买印花。一年后，费城的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在下议院为殖民地民众辩护。他声称，这一法案代表着英国对其帝国另一部分的不公正统治。下议院废除了《印花税法》，但是随后政府又开始征收其他税。不但如此，议会还于1766年公布了《公告令》，声称议会有权向殖民地任意征税。一年后，《唐森德税法》出台，对殖民地进口的纸张、茶叶和其他产品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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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英国辉格党人开始站到以辉格党人自居的殖民者一边，他们宣称，腐败正在威胁大不列颠立宪体制下的君主与议会的制衡关系。他们将两场运动视为为了自由而同时发起的斗争。对英国的激进分子而言，腐败选区象征着对自由的威胁；而对美洲殖民者而言，正如约翰·亚当斯宣称的那样，“没有美德和独立，就不会有自由，正如没有灵魂的人不能生存和运动一般。”殖民者提出自己纳税却无代表权的宣言，这使英国的激进分子占到优势。美洲的政治小册子以及传单受到了英国商人、制造商、工匠和其他渴望为议会所代表的人的充分注意。殖民者们在英国游说，宣称“美洲的事业也是这个王国的事业……这两个地区存在相同的不满，因此需要相同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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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起初出现了分歧，不确定应该如何处理国内的示威浪潮和殖民地的骚动。公众的抗议表明英国当时对美洲十三个殖民地的控制有限。1770年3月，在波士顿，英国士兵向喧嚣的人群开枪，后者正对英军在这个城市驻扎表示抗议。“波士顿大屠杀”夺去了5名抗议者的生命，让殖民者们义愤填膺。同年，乔治三世任命诺思勋爵弗雷德里克（1732—1792）为英国首相。诺思温和、明智，与国王的私交很好，也善于调和各派意见。他在下议院还是一名才华横溢的辩论家。他发起了1773年《茶税法》，希望允许东印度公司将过量的茶叶运载至北美，并由英国政府在茶叶抵达北美港口后征收关税，如此给予公司帮助。这一举措可以让殖民地的茶叶价格下降，但也将维持英国政府主张的对殖民地进口货物征税的做法。此外，它还会威胁到当时美洲流行的致富方式——走私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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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3年12月16日，殖民者们装扮成印第安人，强行登上停靠在波士顿的英国商船，他们将船上的茶叶倒入大海。英国议会为回应波士顿倾茶事件，通过了《不可容忍法案》，宣布封锁波士顿港，直到殖民者向商人和政府赔偿倾倒的茶叶损失。1774年9月，各殖民地代表召开第一届大陆会议。本杰明·富兰克林明确区分了“未腐化的新国家”和“腐化的旧国家”，前者指殖民地，后者之一似乎正企图对自由发动战争。英国向北美派遣了更多的军队。1775年4月，殖民者和大不列颠的正规军发生了第一次公开战斗，英国军队在康科德、列克星敦、马萨诸塞搜寻武器，殖民地民兵与英军旗鼓相当。随后在波士顿附近的邦克山的激战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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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里维尔描绘的波士顿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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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潘恩（1737—1809）的著作《常识》（1776）在殖民地的发行量高达10万册。在这部著作里，他猛烈攻击英国国王。《常识》反映出启蒙运动的影响，特别是卢梭的“社会契约”思想。潘恩反复重申洛克的观点：政府的“正当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同意”。他帮助说服了第二届大陆会议的代表在1774年7月4日接受托马斯·杰斐逊的《独立宣言》。《宣言》宣布，在“不可剥夺的权利”的基础上，人人平等，政府之正当权力，则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还提出在政府侵犯人民的“生命权、自由权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等“不可剥夺的权利”时，人民就有权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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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的反抗逐渐变成独立战争。大陆会议任命乔治·华盛顿为大陆军司令。英国政府希望以最小代价使殖民地问题恢复原状，因此在漫不经心且往往无能的英军司令的领导下，其战斗水平也大打折扣。英国最初的孤立并惩罚叛乱分子的政策很快失败，要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与意志越发坚定的敌人作战，英国军队人数太少。接下来，英国采取了常规的军事行动。但是殖民地的部队却开始分散作战。1776年，华盛顿的军队设法渡过了哈得逊河，进入新泽西。到了1776年年底，海军上将理查德·豪（1726—1799）试图与叛乱分子协商之时，殖民者拒绝接受，因为他们没有理由妥协。12月，华盛顿占领了特伦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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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英军，殖民地军队是真正的自给自足，且受到殖民者的广泛支持。这支军队已绝非一名亲英分子（英国事业的支持者）所藐视的“流浪儿大军，酬劳在账面上，衣衫褴褛，心灵更为劣等”。当时最重大的战役是以典型的欧洲的对抗方式进行，而非游击的爱国者与英国正规军的对抗。英国士兵在他们控制的领地上征用物资、维持秩序，其野蛮行径反而对自己不利。同时，超过6万美洲亲英分子离开美国，他们中间许多人在英国更为遥远的领地，如加拿大、加勒比海地区和非洲等地重新安顿下来，有的带着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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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8年2月，法国与美洲叛军结盟，同意为他们提供大量黄金贷款。法国的君主意识到，与一个独立的合众国签订有利的贸易条约所带来的利益可能远超1763年法国丧失对密西西比河以东地区的一切权利所带来的损失。自此，法国海军开始侵袭英军的补给线路。1779年，西班牙站在美国一方加入战斗，以此希望重新夺得直布罗陀和西班牙海岸以东的梅诺卡岛。为了阻止北美殖民地从荷兰购买物资，英国也与荷兰共和国开战。英国要求俄国、瑞典、普鲁士、葡萄牙和丹麦削减与叛乱的美洲人的贸易，但是遭到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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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发动的战争已经超出了它所能承受的范围。其海军优势是其现代实力的基础，这种优势已被削弱。尽管英国派遣到美洲的士兵增长到了19万，但是陆上的战争进展仍然不顺。1781年10月19日，在弗吉尼亚的约克敦，康华里勋爵寡不敌众，向美法联军投降。1783年，英国签订《凡尔赛和约》，正式承认美洲殖民地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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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列颠已经失去了它最富有的殖民地，因此不希望再失去其他任何一个。1774年，当十三个殖民地的抵抗运动越发坚决时，英国议会通过了《魁北克法案》，意在防止属于英格兰圣公会的征服者与信仰天主教的魁北克人的紧张关系失控。要求所有官员在圣公会领受圣餐的《宣誓法案》在魁北克被废除，而天主教会取得国教地位。英国政府还加强对其他殖民地的控制。1784年出台的《印度法案》建立了一个对议会负责的董事会，东印度公司必须向该董事会汇报工作。1791年另一项议会法案通过，在加拿大建立起更加集权的行政体制，加拿大总督的权力远远大于由有限的选民选举产生的两个殖民地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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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杰明·富兰克林在法国极受欢迎，他与法国人的亲密关系代表着法国与美国共同对抗大不列颠的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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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希望继续扩大帝国版图，它下令绘制包含风向和洋流的系统的海洋图。1770年，詹姆斯·库克（1728—1779）环绕新西兰并沿澳大利亚东海岸航行，他宣称这片大陆一半归属英国。航至夏威夷群岛时，库克被当地土著杀死，表明了闯入陌生海域的危险。1788年，伦敦成立非洲研究所，以鼓励人们在澳大利亚进行探险，那里只有一些沿海地区为人知晓。同时，英国的福音派想象着将英国人通过贸易和帝国接触到的民族变为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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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海权以及不断扩大的商业帝国使全球贸易超出了过去占主导地位的奢侈品贸易的范围，在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后这一点尤为显著（见第十章）。英国的纺织品产量开始超越印度许多倍。一度在经济思想中占据统治地位的重商主义不复存在。英国成为世界资本的主要供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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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1784年小威廉·皮特（1759—1806）成为英国首相后，让英国恢复了政治稳定。第二年，皮特出台了一部范围很广的政治改革的法案。该法案提出降低获得选举权所需要缴纳的最低税，废除36个腐败选区，并将这些选区的代表权转给制造业地区和城市。但是这项法案遭到了乡村绅士和国王本人的反对，导致这项法案没能通过。但是皮特的确成功地去除了已成为闲职的无用职位，将更为准确的记账法引入政府，使消费税的征收更为方便。尽管乔治三世本人有种种缺陷，但是英国从18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动荡中重新崛起，其君主立宪政体也得到了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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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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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法院和法国君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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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18世纪70年代早期发生的交织在一起的两场斗争，挑战了专制统治。第一场是反对贵族与其他团体的特权之争，第二场是反对仿佛正在接近暴政的王室政策。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场辩论与英国的政治问题走向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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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改革者们致力于限制王权。这是个令人畏惧的任务，因为君主统治的本质就是专制。尽管如此，法王依靠高等法院的支持。这些法院主要由贵族组成，位于巴黎和12个行省。其主要职责是登记王室敕令，使之具有法律效力。它们可以通过拒绝登记敕令来阻碍专制国家的运作。因此，当国王的法令与提高税收或增添新税收有关时，有时候在高等法院内就会出现反对王室政策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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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让更多的普通民众可以接触到国王的官员。“公众”的观念油然而生，人们认为君主在某种程度上对“公众”负责，还有一些人认为法国社会各种层级的特权在“公众”面前似乎就不再是可被接受的事物。从18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王室与高等法院陷入危机，这帮助改变了公共舆论的走向，人们逐渐认为高等法院是“国家”权力的代表，受到了似乎正在以独裁方式统治的君主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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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森主义问题引发了君主对高等法院的传统特权的限制权这一宪政问题，使高等法院反对王权专制。詹森派（见第七章）是天主教会内部的异见者团体。1713年教皇的《唯一诏书》严厉谴责詹森派信徒，路易十五对此表示支持。但是问题是，詹森派在巴黎有许多支持者，特别是得到了一些高等法院的支持，这些高等法院认同詹森派反抗教皇对法国事务的过度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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