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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法院与王室之间的冲突时期开始于1749年。主计长想将廿一税（贵族和平民都需缴付）变成永久性税收。这引起了高等法院强烈的反对。而教会再一次强迫法国神职人员服从教皇的《唯一诏书》，尽管这一举措没有成功。许多主教威胁说，参加圣礼者须持有由一位神父签署的证明书，证明此人过去是向一位接受教皇敕令的神父忏悔的。7年后，教皇试图通过禁止此类证明书来平息这场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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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教皇的让步并未平息巴黎高等法院的愤怒。许多法院被一小撮詹森派的地方法官和律师所控制，他们成功地说服他们的同僚：法国接受教皇敕令将导致法国失去对教会的世俗事务的最高权力。而国王拒绝倾听高等法院的抱怨，他明确地指出他认为高等法院不过就是些橡皮图章，一种公布国王意志的工具。当耶稣会继续讨伐詹森派时，巴黎高等法院对此的反应是在1761年下令关闭所有耶稣会学校，依据是这些耶稣会士曾经发誓效忠教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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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场连续的围绕詹森主义的危机也许已削弱了法国的王权，因为这使巴黎高等法院和几座省高等法院可以宣称：它们正保护宪法自由和高卢教会（因为詹森派自认为属于高卢教会）的独立性，抵挡王室侵犯和来自罗马的危害。这些围绕詹森主义的危机在法国削弱天主教会的权威，也使专制王室的名誉有所下降。1758年，当巴黎高等法院赢得了对许多教士事务的判决权后，詹森主义不再是一个政治问题。詹森派的危机留下了一种影响：地方法官自称代表了公共舆论、保护至高的国家政治意志不受权力滥用之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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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每个法国君主在财政问题上愈发束手无策，法国的经济特权阶级也随着国家权力的拓展而大量增多。尽管改革的呼声越来响亮，但就连批评者对专营权(24)的大声质疑在本质上也并非要求结束特权。恰恰相反，他们中许多人希望能够分享这些特权，消灭那些似乎以不公平的方式让其他人获利的“不公正”的垄断。因经济变革而发财致富的平民想获得贵族所拥有的特权，尤其是免交许多种税的权利。因此，税收问题促使一些高等法院对抗君主，因为它引发了有关法国特权等级和专制权力的限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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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1年，大法官勒内尼古拉·德·莫普（1714—1792）试图让廿一税永久化，激怒了高等法院。许多贵族害怕税收的总体性上涨会导致农民起义，而农民起义中贵族无疑会损失最大。随着抵制的呼声越来越高，路易十五废除了高等法院，然后建立了更加听话且不会对抗王权的新法院，其中任职的法官们的职位不再世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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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等法院和大法官莫普的冲突中，双方都呼吁公共舆论的支持。一些高级贵族发表声明，称国王试图建立“没有约束、不受限制，因而也没有人民的权利的暴政”，如此已践踏了“政府的宪法和人民的权利”。贵族们主张其拥有“集会的权利”，并回忆起“在会议中，国家使高等法院有了保护国家权利的责任”。受到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律师们号召司法改革、宗教宽容、终止滥用特权。当王室企图让这些律师保持沉默时，他们将法院变成发表政治反对意见的论坛。律师们探究国家主权的概念，并将高等法院作为对抗王室的事例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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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这一理念逐渐成为政治讨论的话题，当君主利益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大众有可能最终会选择完全忠实于国家。大众认为高等法院保护国家免受暴政之害，这种观念无法完全消除。虽然莫普的“政变”仅仅持续了三年半，但它深刻影响了对王室的反对的性质。它表明高等法院不够强大，无法保护“国家”与王室的暴政相抗衡。对一些人而言，这也意味着似乎只有像三级会议这样的机构可以做到这一点，而三级会议自1614年以来再也没有召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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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大法官勒内尼古拉·德·莫普；（右图）他的支持者安罗贝尔·杜尔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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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欢迎对路易十五来说是一种常态。人们认为他既懒惰又冷漠无情，谣传他对他心爱的情妇言听计从、百依百顺。七年战争让法国国库空虚，不但如此，英国从法国手中夺去了加拿大和一些加勒比海岛屿。名誉和经济收益两方面的损失使更多的人批评国王。专制统治体系似乎无法有效管理这个麻烦的国家，也无法支付其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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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4年路易十五的去世并未解决财政危机。在一系列示威游行和支持高等法院的大量出版物的逼迫下，20岁的路易十六（统治时期：1774—1793）罢免了莫普，恢复高等法院。公共舆论似乎帮助击退了一次公众眼中的暴政攻击，其攻击对象是对专制统治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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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臣安罗贝尔·杜尔哥坚信君主制国家的财政困难源自特权对经济的阻碍，他进行了大胆的改革（见第九章）。他的目标是割去特权网络的一角，从而让国家更有效率。虽然巴黎高等法院表示反对，但杜尔哥说服年轻的国王下达敕令，取消了贵族和教士的免税权，废除了行会，使国内粮食贸易自由化(25)，取消农民每年花一定的时间维修道路的劳役。他希望，经济的自由化能够提高农业产量、使制造业发展，因而使财政税收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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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和路易十五试图践踏高等法院的传统角色的做法一样，杜尔哥的改革也激起了激烈反对。贵族们——只有极少数例外——团结在一起抵制他提议的财政改革。高等法院依旧对几年前莫普和路易十五的行径怀有怨恨之心，它们拒绝登记曾支持莫普的杜尔哥的改革提议，因此未赋予杜尔哥的改革法律地位。粮食商人与行会表示强烈反对。普通民众也发起抗议，将粮食短缺时期面粉和面包价格的上升归咎于粮食贸易自由化。许多人指责他人大量囤积粮食。1775年春季的“面粉战争”期间，由妇女主导的粮食骚乱席卷全国。而律师们再次坚持认为专制统治与暴政统治存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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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国王罢免了杜尔哥，从而结束了在欧洲大陆最重大的改革尝试。当北美殖民地人民宣布脱离英国独立时，法国与他们结盟，从而迫使路易十六以高利贷形式借了更多的钱，并出售了更多官职和贵族头衔（大约3700个可购买的官职附带贵族头衔）。这促使贵族阶层内的势力重心从处境不利的“佩剑贵族”转向靠购买职位或头衔而成为贵族的“穿袍贵族”。后者虽支持贵族特权，但看待世界的方式有所不同。那些最新成为贵族的家族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是局外人，其头衔来源于世俗的成就，因此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贵族地位通过继承流传下来的本质。同时，法国王室的财政危机越来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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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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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改革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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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情况下，改革运动自下而上发展。在日内瓦的瑞士共和国，土生土长的工匠们在1765年到1768年间要求与那些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拥有同等权利。他们的要求被日内瓦的富人断然拒绝，后者尝试通过减税平息他们的愤怒。1782年的起义推翻了统治的寡头，此后法国、撒丁以及瑞士伯尔尼州的介入平息了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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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1年，在地中海的科西嘉岛发生了一场以“祖国和自由”为名义的起义，它结束了意大利北部港口城市热那亚的统治。法国在7年后占领了科西嘉岛。1770年，希腊人在俄国的帮助下发动起义反抗土耳其的统治。俄国急切地想介入地中海的政治，因为它的最终目标是征服君士坦丁堡。1762年叶卡捷琳娜大帝继位，结束了俄国长期的皇位继承危机、宫廷阴谋和暗杀，使俄罗斯帝国稳定下来。她派遣一支陆军和一支小型舰队支援希腊，希望希腊人的胜利也许会激励其他民族起义反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土耳其的军队镇压了起义，但由于古典时代的希腊在西方文明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希腊独立运动帮助引发了泛希腊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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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丹麦，国王在1660年废除议会，并拒绝咨询等级议会，如此推行专制统治。18世纪70年代早期，一股改革之风出现。这部分是出自一位德国医生的激励，他的名字叫约翰·施特林泽（1737—1772）。施特林泽说服了国王克里斯蒂安七世（统治时期：1766—1808），为了发展国家经济，必须进行改革，这样就可在俄国的帮助下，消除瑞典犹存的称霸波罗的海的野心。于是国王废除了审查制度和盗贼的死刑，扩大了宗教宽容范围，并为了建立一个自由农阶层，许诺将进行更多的农业改革。但是国王孀居的母亲和一些贵族发动阴谋阻挠改革。施特林泽遭到审判，罪名之一是“没有信仰和道德”，1772年，施特林泽被处以死刑。但是在10年后，施特林泽所倡导的改革成为未来发展计划的一部分，并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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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荷兰共和国的政治斗争（如同大不列颠辉格党与王室之争）进行过后，议会之外的普通群众要求政治改革。荷兰各个城市的摄政捍卫三级议会所体现的共和国的联邦制，反对笨拙的奥兰治的威廉五世（执政时期：1751—1795）的政策。这些摄政于1780年对英宣战，期待以此削弱他们的贸易对手。在战争处于胶着状态的同时，他们还试图摧毁威廉五世如君主一般的权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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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5年，处于政治危机中的荷兰共和国与法国结盟。结盟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对付奥地利的重新开通斯海尔德河、恢复安特卫普昔日繁荣的计划，这将有损阿姆斯特丹的繁荣。法国可能吞并南尼德兰，这让英国政府心神不安，也进一步激怒了亲英派的执政威廉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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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主要由中产阶级与工匠组成的激进派“爱国者党”提出民主改革。他们受到美洲革命者的成功的鼓舞，要求三级会议中有更多的民主代表。这些荷兰改革者推翻了执政。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统治时期：1786—1797）的妹妹是奥兰治的威廉五世的妻子，他于1787年派遣军队，占领阿姆斯特丹，结束了人们对威廉五世执政权力的挑战。法国似乎马上要对“爱国者”施以援手，但是却被自身愈演愈烈的政治危机分散了注意力，在支持威廉五世的普鲁士和英国的反对下屈服。大国之间再次维持了势力均衡。荷兰的“爱国者”难民则大量涌入奥属南尼德兰和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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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属尼德兰也经历了政治骚乱。有权有势的贵族反对奥地利国王约瑟夫二世的开明改革，这些改革危及他们的特权。1789年，贵族们将奥地利的军队赶出了南尼德兰。不但如此，这个地区也出现了要求将等级会议改为代表会议的民主改革运动，民主派号召将贵族的议会变成全民代表议会。荷兰人的情绪(26)似乎具有感染性。1789年10月，荷兰爱国者进攻南尼德兰，赶跑了奥地利人。但是公众运动对贵族的吸引力甚至小于奥地利的统治。在神职人员的支持和大部分农民的默许下，贵族从大多来自都市的改革者手中夺取了对这个短寿的国家的控制。到了1790年，奥地利军队在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回到了南尼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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