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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的自由树被连根拔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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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拿破仑政府在“秩序党”的支持下，宣称社会秩序正受到一个巨大阴谋的威胁。法国大革命自身的各种象征，包括吟唱《马赛曲》，都变成非法。政府还宣布戴红帽、系红腰带为非法，因为红色是左派的颜色。警察逐一砍倒自由树。政府限制了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并取缔了许多工人协会，包括一些在1848年得到国家基金以创办生产和消费合作社的组织。许多城镇的国民自卫军被解散。支持左派的市长和教师被替换下台，与民主社会主义事业相关联的咖啡馆被迫关门。许多激进的共和派和社会主义者的领袖被关进监狱。其中有让娜·德鲁安（1810—1894），她是一名社会主义裁缝，也是一名女性主义者。尽管妇女没有选举资格，也不能投票，但是她在1849年仍试图参加选举。1850年3月，制宪会议通过了《法卢法》，允许天主教神父创办中学和在教育委员会任职。此法律实施的一个实际后果是如今乡村可以将它们的学校交给神职人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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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年5月，制宪会议增加了选民居住地要求，取消了许多到各地寻找工作的工人的选举资格，从而结束了男性普选制。这使选民人数减少了300万人，占原选民数的三分之一。许多被剥夺投票权的人居住在较大的都市，在那里拿破仑和他的候选人曾得到冷遇。这场镇压成功地打击了法国大部分地区的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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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南部和中部的一些地区，这次镇压迫使左派结成秘密会社，其成员大部分是工匠和农民，他们发誓效忠并捍卫“民主社会共和国”。这些会社最初出现在城镇，逐渐蔓延到周边农村地区。在此前20年里因经济发展（包括经济作物农业和乡村手工业）而有更多的来自乡村的工匠和农民定期来到城镇的地区，这种结社现象尤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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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使总统只能任职一届，为期4年。尽管在原则上，路易·拿破仑的总统任期已接近结束，但是他却无意下台。1851年12月2日是纪念他伯父在奥斯特利茨的胜利以及拿破仑·波拿巴加冕称帝的日子，当天巴黎人民醒来阅读官方通告后，发现制宪会议已经解散。秘密会社随后发动了法国19世纪规模最大的全国性起义。超过10万人为了保护共和国而拿起了武器。但是以生锈的步枪和干草叉战斗的衣衫褴褛的工匠和农民部队未能坚持多久就被正规军轻易瓦解。军事法庭审判了超过2.6万名民主社会主义者，将近受审人数的一半的人流亡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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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总的来说，在法国，路易·拿破仑的政变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政变后的公民投票显示，同意拿破仑接管大权的人数与反对的人数比例超过10∶1。巴黎股票飙升。路易·拿破仑宣布了新宪法。1852年12月2日，他加冕成为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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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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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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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动的凛冽寒风残酷地冷却了“民族之春”。镇压的浪潮使全欧洲的自由派、共和派和民族主义者的希望破灭。后人往往带着后见之明评论道：在1848年，至少对普鲁士和其他德意志邦国而言，欧洲历史已经到达转折点，但未能完成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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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各国在1848年革命后变得更加强大。革命最初胜利是因为法普奥当局缺乏充分的军事准备。这三个国家很快吸取了教训。随着革命者的失败，柏林、维也纳和巴黎人曾要求的市民或国民自卫军的时代从此结束。职业化的军队增强了反革命势力，恢复了哈布斯堡王朝在波希米亚、匈牙利以及意大利北部的统治；普鲁士的军队毁灭了德意志各个邦国内革命的最后的希望；法国军队镇压了路易·拿破仑政变后的抵抗。路易·拿破仑的公民投票强化了法国中央集权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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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哈布斯堡帝国内起义的将军们：耶拉契奇、拉德茨基和温迪施格雷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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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1848年革命标志着工人首次有组织地提出要求政治权利。不但如此，法国南部激进的农民帮助人们消除了认为农民必定保守的谬见。尽管1848年革命最终失败，但是它们留下了至关重要的政治遗产。这是法国的共和主义、德意志和意大利城邦的民族主义的政治演习时期。葡萄牙建立了议会制政府，从而完成了始于1820年的自由主义革命。1848年革命不单是独立的民族现象，而且该进程引领了19世纪最后数十年中各国大众政治的兴起。虽然革命者的目标中有许多以中产阶级对自由主义改革（如新闻自由）的要求为中心，但是1848年革命也有大众的一面，其特征是对男性普选权的要求，以及一些对妇女政治权利的要求。尽管时间短暂，但数十万普通民众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这些发生在世纪中叶的革命影响到了每一个在1848年的春天爆发革命的国家随后的政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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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列颠是一个反例。但英国1848年的经历很能说明问题，因为1848年，英国没有革命。在英国，政治改革发生在妥协而非革命之后。与法国在1830年与1848年革命前的中产阶级自由派不同，英国的中产阶级自由派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促使工人上街对抗权威，他们害怕在无意中引发无法控制的起义。宪章运动——19世纪40年代要求男性普选权的大众请愿运动在1848年得到了最后一次机会。英国政府逮捕被怀疑的激进派，并调遣8000人的军队进入伦敦以镇压一次预计在4月10日爆发但实际并未发生的运动，还任命了由15万平民担任的“特别警察”。商人预计宪章派的示威会带来麻烦，他们拿出了猎枪，在办公室外设置路障。宪章派是渐进主义者，除了极少数的激进派支持使用“暴力”。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自1798年的起义失败后进入了休眠状态，1848年再次苏醒，部分是因为当时居于美国的爱尔兰移民的革命热情。英国当局搜寻来自美国的船只，寻找可能用于起义的武器和资金。但是爱尔兰有英国军队，大量爱尔兰人移民至美国，这使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在那个革命之年的努力只体现为一次小规模的起义。激进的爱尔兰同盟与宪章派中的“暴力派”本可能达成的同盟从未实现。与此同时，新闻诋毁“爱尔兰佬”酗酒、不可信赖、有潜在的革命趋向，与此同时，精英阶层对爱尔兰起义的恐惧让英国人民族性中的反天主教思想经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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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反革命运动让一代坚定的共和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遍布世界大部分地区。几千名法国人被流放到阿尔及利亚，德意志和意大利政治流亡者来到美国。他们传播了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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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布斯堡王朝也熬过了1848年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挑战。年轻的哈布斯堡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向他的母亲吹嘘：“我们已经将宪法抛下船，如今奥地利只有一个舰长。”奥地利政府利用克罗地亚人的军队对抗匈牙利人的起义，巧妙地操纵着民族间的紧张关系。局势相当复杂，以至于一名匈牙利人指出：“匈牙利国王向克罗地亚国王宣战，奥地利皇帝保持中立，这三位君主是同一人。”1848—1849年，匈牙利大约至少有10万人死于战火，它仍是君主国内奥地利的下级伙伴。但是农民如今摆脱了先前要为领主服的劳役。尽管自由主义的克罗梅日什宪法被扔到一边，但是1849年3月的奥地利宪法确实建立了议会。然而许多匈牙利人、捷克人、波兰人以及其他民族的目标依旧没能实现。在意大利半岛，哈布斯堡王朝控制着伦巴第和威尼托，独立城邦众多，且大部分人对意大利民族主义漠不关心，这些依旧是挡在意大利统一之路上的令人沮丧的障碍。但即使在败局中，意大利各个城邦中的革命只不过使意大利民族主义者更加坚定地致力于民族统一的事业。同样地，匈牙利和波希米亚革命的失败，以及维也纳激进派的革命的失败，绝未使哈布斯堡王朝的挑战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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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革命让更多人支持德意志民族主义。一名普鲁士大臣认识到：“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重现。回到过去衰败的环境就像竹篮打水。”但革命的确让普鲁士创建宪法和民选议会，1849—1850年国王开始控制局势后，对此只是稍微进行了一些改变。对许多德意志人而言，1848年革命在中欧的失败说明德意志只有在普鲁士或者奥地利的帮助下才能统一。而普奥任何一方支持下的德意志统一可能会给欧洲的国家体系带来巨大的变化，改变欧洲、特别是中欧的势力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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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若真是如此，爱尔兰应该也会发生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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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直到1844年，拉丁语一直是匈牙利的官方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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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拉德茨基精力旺盛，79岁时他还生了一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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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月柏林起义爆发后，普鲁士全体男性投票产生该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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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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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第五部分 大众政治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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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年，欧洲的三大国分别是英国、法国和沙俄。然而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意大利和德意志的统一改变了中欧的均势，极大地改变了国际动向。此外，在觉醒的民族意识影响下，哈布斯堡帝国中的少数民族尤其要求更多的权利，给欧洲之后的冲突埋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