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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殖民地的英国人远离当地土著人。上流社会试图创造复制版的剑桥和牛津大学(30)以及伦敦绅士俱乐部的公共休息室，其中穿梭着印度、非洲和亚洲的侍者。殖民地的英国女性只给她们的客人上英国菜。在印度，英国的“山中避暑地”起初是世外疗养院，让英国人从热带气候和疾病中恢复健康，后来也作为指挥高地，让英国人对殖民地加以监视。这些地方成为了帝国系统的一部分，不仅是权力中心，而且是封闭的英式社区，是一座座复制了英国乡村建筑风格和生活方式的“白人孤岛”。在肯尼亚和罗得西亚，殖民者社区确实是在动荡甚至危险的环境中围绕着大家同为“白人”的信念组织的；新来的居民被劝说不要跨越种族界限，因为其他人担心这种联系会削弱殖民者间的凝聚力。在德属非洲殖民地，德国女性自认为是文化大使，而殖民官员把她们当成德国文化的代表，甚至德国文化的保障，使得他们在殖民地生养的孩子能像德国人一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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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的城市建筑处处流露出西方统治的色彩。在印度支那如今成为越南的地区，建造在河内的歌剧院模仿了巴黎歌剧院。法国建筑师打算为西贡的大教堂建造盛期哥特式的拱顶，却没有考虑到法国和东南亚显著的气候差异，导致建筑通风不好。巨大的公共建筑和长长的林荫大道将法国的统治以现代建筑的形式延伸到法国移民和殖民地土著的日常生活中。在马达加斯加，医科学校的课程设计也更适合里昂，而非热带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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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们必须斟酌这样一种观点：帝国主义者和土著民族完全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而且这两个世界必定是对立的。有些帝国主义者形成了新的文化认同，兼容并包东西两方，比如他们收集(31)印度教雕像或各种埃及工艺品，这些都是他们认为能代表东方的东西。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融入了两个世界。同时，孟加拉国贵族也收藏代表欧洲文明的物件。跨文化的交流，表明帝国主义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这是一个协商、学习和交流的过程。一些帝国主义者在搜集代表被殖民者的物件的同时，也在改变他们自身的文化认同。伦敦和巴黎的博物馆摆满了他们的收藏品。来自殖民地的物品也成为了帝国主义物质文化的一部分，在中产阶级家中也越来越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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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对欧洲帝国主义目标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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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经将欧洲大国开拓疆土的目的总结为“上帝、黄金和荣誉”，或者如地理学家、传教士和探险家戴维·利文斯通说的“基督教、通商和文明”。如果其中有“新帝国主义”背后最重要的动因，又该是哪一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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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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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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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殖民者坚定地认为上帝是站在他们这边的。寇松勋爵曾经非常激动地称赞大英帝国是“上帝的意志下世界上有过的永远最好的工具”。而一名南非人则从更现实的角度评论道：“你们来的时候我们拥有土地而你们有圣经；现在我们有了圣经而你们拥有了土地。”在“新帝国主义”时期，“教化”仍然是一些欧洲传教士的动机。成千上万的天主教和新教的传教士前往非洲、印度和亚洲，以上帝的名义让人们皈依宗教。1900年，大约1.8万名新教传教士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定居。法国天主教和新教的传教士日益认为，自己在通过法国人的“教化使命”，为当地人带去好处。几十年来法国传教士与代表世俗的法兰西共和国的官员关系并不友好，但他们逐渐使自己适应了由他们的工作支撑的帝国计划。一些英国官员认为英国国教和卫理公会的传教士非常令人厌恶。大多数荷兰、比利时和意大利的神职人员较少宣称“教化”土著人，基本上只是满足他们的军队和移民的精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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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女王将《圣经》授予一名中非打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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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使命”的一个方面是一些改革家尝试限制或停止虐待土著民族的行为。在一些地方，神职人员迫使欧洲人停止或至少减少了虐待当地人的行为。传教士团体可能是欧洲殖民运动的“良心”，而有点良心总比没有要好。对英国改革者而言，本世纪初“教化使命”的基本目标是在大英帝国范围内废除奴隶制，这一目标在1833年达成。19世纪80年代，来自英国自由党的压力帮助遏制了运送中国人去南非矿井做契约劳工的行为。未来的印度领袖、当时年轻的（圣雄）莫罕达斯·甘地（1869—1948）和其他人一起，揭露了南非纳塔尔省的印度劳工悲惨的遭遇，让英国政府十分尴尬。法国的宗教领袖发起运动，反对非洲残余的阿拉伯奴隶交易。英国官员抗议葡萄牙和比利时企业家对劳工的残忍，但英国政府拒绝采取措施减少或停止向非洲销售武器和酒，因为这两样商品对英国商人来说利润极高。与此类似，英国政府也拒绝禁止英国商人在中国销售印度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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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殖民官员弗雷德里克·卢吉勋爵（Frederick Lugard，1858—1945）发明了一个词“双重使命”，用来形容他认为殖民国家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必须做的事。他认为欧洲大国有责任“教化”当地人民，并让他们“打开国门”迎接西方技术带来的物质生活的改善。欧洲大国建立“托管统治”。作为交换，欧洲人可以开采原材料并获得其他产品。尽管在西欧，帝国主义开始和保守民族主义相联系，但有一小部分社会主义者相信帝国能够改善殖民地民族的生活条件。但整体而言，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并不把帝国主义问题作为首要的关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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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早期，法国人认为他们的“教化”使命就是让法国文化同化殖民地民族。人们普遍认为，这样一来殖民地民族就会成为法国人。但是到世纪末的时候，同化的目标被“联合”的理论取代。该理论与卢吉的英式双重使命类似，认为尽管殖民地民族不能吸收法国的文化，但法国殖民者应该帮助他们开发经济资源，使双方受益。只有在西非的塞内加尔市区殖民地出生的儿童可以自动成为法国公民；1914年，塞内加尔选民选出了第一位法国下议院的黑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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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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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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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传教士登上非洲或亚洲的海岸时，他们常常发现商人和探险者已经在那里寻找金子、象牙和橡胶了。的确，塞西尔·罗兹曾经说过，对于经营殖民地来说，“慈善很好，但是百分之五的慈善更好”。19世纪80年代，寻找新市场已经迫在眉睫，对于英国制造商来说尤为如此，因为欧陆国家一个接一个地提高了保护性关税。1897年，英国首相对驻伦敦的法国大使说：“如果你们不是这么顽固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也就不会看到我们如此热衷于吞并领土。”塞西尔·罗兹的哥哥的观点则有些强词夺理，“（乌干达的）干达人叫嚷着要鞋子、袜子和看戏的望远镜，每天都培养出新的欲望”，这使制造和兜售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商品的英国制造商和商人赚了满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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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受到南非布尔战争的影响，激进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1858—1940）在文章中把帝国主义称为“在当今西方世界政治中最具影响力的因素”。他同样认为，大国寻求殖民地是因为本国经济要求为本土生产的产品和投资资本寻找新出口。按照霍布森的观点，商人，尤其是伦敦的金融部门，真正决定了大英帝国的政策。传教士和士兵帮助商人实现他们的目标。霍布森认为，争夺殖民地只是缓解了英国的核心经济问题，并没有加以解决，因为资金流入帝国最终导致工业品内需不足。如果政府采取措施提高工资，对富人征收累进税，那么一种更公平的财富再分配机制将使普通人能购买更多商品。这样就没有必要进行帝国主义了，而中国和其他亚洲和非洲国家也能够自主发展。当今的全球化对经济和社会也产生了影响，而霍布森对于帝国主义的看法正预见了我们对此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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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森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的观点和卡尔·马克思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马克思从没使用过帝国主义一词，他在《资本论》中指出资产阶级需要“为其产品而存在的持续增长的市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认同霍布森将工业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联系的观点。俄国革命领袖列宁进一步发展了霍布森的分析。他认为资本无休止的扩张最终不可避免会带来殖民竞争和战争；在这一资本主义发展的最终阶段，“国际托拉斯”会分割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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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霍布森、罗兹和列宁曾围坐一桌，他们一定会在很多问题上产生分歧。但是他们会一致认为，欧洲帝国主义时代和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密不可分。一旦经济关税增长，对殖民地的渴望也就变得强烈：很多人会认为，原材料和市场大概已满足不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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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贸易商和17—18世纪时一样，指望在亚洲和非洲找到储量丰富的矿藏和未经开发的市场。19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在南非发现的金矿和钻石矿引得勘探者蜂拥而来，激发了殖民者的梦想。沿海商人在西非进一步进行殖民扩张。奴隶买卖不再进行，取而代之的是棕榈油交易，棕榈油可被用以生产大量肥皂和甘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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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求经济利益真的是欧洲人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进行狂热殖民最重要的因素吗？而殖民大国是否真的在探索与征服的过程中赚取了大量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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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的是，殖民地给欧洲市场提供了一些珍贵商品。刚果的象牙和橡胶，达荷美、尼日利亚和科特迪瓦的棕榈油，法属塞内加尔的花生，南非的黄金和钻石，英属锡兰的咖啡和马来亚的糖都是利润颇丰的商品。随着自行车的流行，尤其是汽车开始出现在路上，法属印度支那、荷属印度尼西亚、刚果和英属马来亚的橡胶贸易迅速发展了起来。1905年，英国在尼日利亚和黄金海岸的殖民地生产的可可占世界总产量的4％，10年后这个数字增长为24％。1840—1900年间，主要产自中国和锡兰的茶叶的消费量增长了将近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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