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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的制造业和农业生产力急剧下降。只有那些远离战场的国家经济有所增长，比如美国、加拿大、印度和澳大利亚。但是到了战争结束时，这些国家同样逃不过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失业。欧洲各国之前借贷大量资金投入战争，现在政府开始印制纸币来偿还。这加重了通货膨胀（见表24.1）。比起战前，英国的物价增加了2倍，德国增加了4倍，而如一种恶兆一般，奥地利增加了1.4万倍，匈牙利增加了2.3万倍。工人和富人之间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让工人们心生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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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新闻报道了那些处境良好的企业家，他们在战争期间向政府出售战争物资而大发横财，当其他人为国殒命、大家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却十分滋润。保守党政客斯坦利·鲍德温称在战后第一次选举中被选入议会的商人为“看似得益于战争的板着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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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1 批发价格指数（19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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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格尔德·哈达赫，《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7年），第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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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钢铁巨头和德国军火生产商在获得了庞大的利益后从战争中崛起。其行业内的卡特尔协议使其可以垄断生产、规定价格，提升了其利润。比起小公司，大公司从军工产业中获得的利润更多，如在德国，战争原材料公司给大企业提供必需的原料。德国的化工巨头法本公司就是由许多小公司联合形成。工业家的声望和政治影响力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战时政府在经济优先导向、资源分配和劳工招募方面起到了主导作用，如今拥护过去自由放任的古典自由主义原则的人减少了。一些商人和国家官员，特别在德国、意大利和法国，对战争时期国家、商人和工人合作的程度印象深刻。他们希望各主要行业能建立起法人实体以协调生产，消除公司之间的竞争。他们称自己为“社团主义者”，称其思想为“社团主义”。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社团主义者认为，通过建立将依靠同一行业的所有人会聚起来的类似卡特尔的公司，便可为了“国家经济共同体”（nationaleconomiccommunity）的利益消除公司与公司之间有害的竞争、老板和工人之间的冲突。这种卡特尔协议通过形成国家、大企业和工人等各方利益有组织的同盟，很可能减少甚至消除资本主义经济体固有的社会和政治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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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欧洲的商业精英怀着些许焦虑迈入战后时代。大约半个多世纪以来，欧洲的经济精英一直设法维护自己的权力不受有组织的工人和左翼政党发起的越来越多的挑战之害。他们的做法包括：设法保持高等教育的精英特征；给政府施压，牺牲消费者利益以维持高关税壁垒；限制政府对工厂条件的干涉；保持约束罢工权利的立法。许多有钱人尤其想方设法阻止国家实行男性普选制度或成为民主国家。但尽管精英们百般阻挠，在战前10年间，西方各国议会机构的作用就已有所扩展，男性普选制开始出现在法国、意大利、比利时、挪威、瑞典，甚至是德意志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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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运动是在战争期间有不少收获的争取民主化的力量之一。女性团体在战时暂缓了选举权运动，现在要求人们承认她们战时的贡献，在那时女性代替入伍者从事工业和农业生产。战后妇女获得投票权的国家有德国、瑞典和其他几个西欧国家，还有东欧的新兴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匈牙利。妇女法律地位最高的国家可能是英国。1918年12月，妇女第一次在英国的选举中投票，而且很快第一位女议员入选下议院。1919年颁布的《排除性别无资格法》为妇女打开了进入此前将她们排除在外的行业的大门。但在战时代替男人工作的妇女逐渐失业或主动放弃其职业，许多人开始重操家务。20世纪20年代，英国女工的比例几十年里第一次出现下降。尽管如此，女性可获得的工作变得更加丰富多样。在接下去的20年里，许多妇女在纺织工厂、商业和交通运输部门任职，有的还在服务业找到新工作，如理发师、百货公司店员或话务员。对于许多妇女而言，这些工作岗位代表着机会和工作条件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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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刚结束不久，工人运动就很快得到了发展。在法国，劳工总联盟在战后吸收了几十万新成员，1920年成员已达200万，虽然跟英国比起来，加入工会的工人比例还是较低。在意大利，战后前两年就有超过300万工人加入工会。工会组织大规模运动，以使经济界变得更加民主，这个目标比工作时间、薪水和工作条件这些与基本生活相关的议题更具革命性。罢工在所有西方国家扩散。一些英国人开始认为：他们的国家在19世纪与欧洲大陆的对手不同，避开了起义与革命，如今则很可能遭到由受布尔什维克影响的不满的工人发动的起义的侵害。在格拉斯哥，工人们在市政厅升起共产主义红旗，要求实行一周40小时工作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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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工人保卫自身利益的动员产生了什么效果，那就是促成了保守党在战后的选举中的成功。英国保守党在1918年12月的“卡其”选举(28)中大获全胜。商业利益的影响同样帮助了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的保守党在战后选举中赢得权力。法国雇主协会印出数千张海报，表现了一个口衔染血利刃的布尔什维克的形象。“国民集团”（NationalBlock）利用穿蓝色军装的法国士兵得胜后兴起的爱国热潮，使民族主义者在1919年“地平线蓝”（horizonblue）的下议院中占绝大多数席位。许多法国保守党人士在战前渴望复辟君主制，或者通过军人推翻共和政府，现在也开始支持共和制，只要当权者是保守党。1920年5月，一次总罢工彻底失败。工会未能争取到关键工业国有化，比如法国的铁路，以及德国和英国的煤矿。工人希望工厂委员会将和雇主一同确定生产目标、薪水及工作条件，但这种组织没几年就在德国被取缔，在意大利也很快被禁止，在法国甚至都没成立过。英国的铁路工人、矿工和码头工人三大工会组成“三角同盟”，准备举行一场总罢工，却于1921年4月15日惨遭覆没，这一天也成为了英国工人的“黑色星期五”。参加工会的工人比例下降。有关同一行业中的工人和老板是如何拥有相同目标的“社团主义”言论在德国和法国逐渐消失。雇主依旧发号施令，值得注意的例外是国家加强控制的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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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反布尔什维克海报反映了法国人对俄国革命的态度：“如何投票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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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5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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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和福利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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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重创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1914年，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分成两派：主战派和反战派。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的社会党参与本国的战争工作，尽管他们反对这场他们眼中的资本主义者之间的战争。1917年的俄国革命同样也使社会主义者产生分歧。俄国布尔什维克出人意料的胜利在一些人看来说明社会主义者可凭借组织严密的分层的政党结构夺权。1920年12月在图尔召开法国社会党代表大会，四分之三的代表同意加入第三共产国际。此前1919年在莫斯科成立了第三共产国际，就是为了在所有国家推进共产党组织。这些代表创建了法国共产党。那些仍忠于法国社会党的代表继续接受改良主义，因此也接受对共和政府及本党派的民主组织的效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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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昂·布鲁姆（1872—1950）是法国社会党的领袖。他出生在巴黎一个条件优越的犹太人家庭中，获得法律学位后成为文职人员，是知识分子和文学评论家。布鲁姆崇拜在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被刺杀的法国社会党领导人让·饶勒斯，布鲁姆和他一样都是理想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从哲学角度来看和他心目中的法国大革命的人道主义一脉相承。他始终坚信可以通过选举进程来实现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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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共产党而言，20年代经济的萎靡似乎证明资本主义即将退败。两年之内，法国共产党就达到了社会党的规模。1922年，在莫斯科的指示下，党内清洗了知识分子成员。共产党在阴暗的巴黎工业郊区吸收了许多追随者，那里是环绕法国首都的“红色地带”（redbelt）。共产党主控的市政府提供社会服务，比如失业救济，以及为草率建成且有害健康的住宅提供照明和饮用水。与之不同的是，成立于1920年、受到工党排斥的英国共产党至多只能吸收几千个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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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主义在战后欧洲的左翼党派中相当盛行。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分别加入了支持魏玛共和国与法国温和派中间偏左政府的议会联盟。英国工党和工会密切合作，战后在英国成为第二大党派。这三个党派在很大程度上都要依靠本国改良主义工人运动的支持。在某种意义上，工会已经变得和其他利益团体一样，和政府及雇主谈判议价。这么说来，共产主义者对工会改良主义的批判也许是正确的，他们警告改良主义让工人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结构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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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出现的福利国家的雏形反映了来自左翼党派和工会的压力。而世界大战之前几十年，大部分国家已采取了社会改革计划（见第二十章），福利国家的起源必须在这样的背景下考察。欧洲的共产党至少在原则上支持工人阶级革命，而社会主义者和多数工会成员要求国家给予工人最低限度的保护。在斯堪的纳维亚，丹麦、瑞典和挪威演变为社会民主国家，提供开创性的社会服务。维也纳的社会主义市政府为工人阶级建造了有吸引力的公寓，里面提供洗衣房、澡堂和幼儿园等公共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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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曾答应给退伍的士兵“一个适合英雄居住的国家”。现实远没有这么美好。但是迫于目前已是下议院第二大政党的工党的压力，1919年的《住宅与城镇规划法》给予镇议会补贴，以鼓励建造廉价的排屋。这使一些人口拥挤的贫民区消失，使许多工人阶级家庭获得集中供热和浴室。在老城市范围内，由镇议会出资建造的“公营”公寓为一些最贫穷的工人提供更加廉价的住房。1920年，英国政府扩大失业保险的投放范围，涵盖了大部分工人，到了1925年，议会为战争留下的寡妇和孤儿提供抚恤金，这一事件标志着英国向福利国家迈进了一大步。法国下议院于1930年为1000万工人提供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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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5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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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政治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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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0月，意大利总理奥兰多称，日益增强的幻灭感“如同一阵毁灭与狂乱暴力的无法控制的旋风”威胁着欧洲，这体现了战争结束不久后普遍的不确定感。战后的经济危机和随之而来的政治动荡在德国表现得最为明显且最具破坏性，魏玛共和国在左翼和右翼的夹缝中寻找着平稳之道。在拥有已确立的议会制政府的英国和法国，接踵而来的左右翼分歧也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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