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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8月，艾伯特求助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1878—1929）组建政府。施特雷泽曼曾经是个君主主义者，因右翼暴力活动转而拥护共和政府，他在社会民主党的支持下以法令统治国家。他说服矿工恢复工作，停止鲁尔山区的消极抵抗。法国和比利时结束了为期9个月的占领，它在财政上对法国与比利时造成的损失与对德国同样严重。政府的印钞机不再大量印刷10亿面值的纸币，开始发行新马克。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终于得到了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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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特雷泽曼希望尽可能满足协约国的要求，以便扫清障碍，让德国恢复尊严，重新成为欧洲大国。他也希望这可能使协约国将来在德国东部毗邻波兰的有争议的边界的问题上作出让步。施特雷泽曼说服英法给德国提供贷款，帮助德国渡过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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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由美国银行家查尔斯·盖茨·道威斯（1865—1951）担任主席的国际联盟委员会延长了德国赔款的期限。道威斯计划使德国帝国银行受一位将会监督德国付款的美国委员的管理，但是原先规定的赔款数目不能减少。同时美国减少了协约国欠它的战争债款，减少额度从30％（英国）至80％（意大利）不等。但道威斯计划仍改善了协约国和德国的关系，并且1924年欧洲经济开始复苏，赔款问题变得不那么至关重要。随着经济终于开始好转，魏玛共和国似乎得到了稳定。德国的工业变得越来越有竞争力，失业率也开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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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成为外交部长的施特雷泽曼的谨慎和有效的外交政策逐渐见效。1925年，英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德国签订了《洛加诺公约》（事实上这是5个独立的条约）。缔约国承诺用和平的方式处理将来的纷争，保证德国西部边界将和一战结束时一样。在洛加诺，德国政府拒绝将东部边界的确定纳入协议，法国便和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签订了安全条约，以在某种程度抵消德国东部边界尚未确定造成的影响。欧洲领导人和报纸开始使用“洛加诺精神”一词指代日趋浓烈的国际合作气氛。次年，德国加入了国际联盟，成为理事国，作为交换条件，它同意不再寻求改变与法国和比利时接壤的西部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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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德国右翼党派绝不原谅施特雷泽曼和社会主义者合作一事。魏玛共和国在获得成功时，共和体制反对者对它的谴责似乎比在它失败时更为激烈，因为成功可能催生稳定和存续。魏玛共和国虽然似乎取得了外交胜利，德国大选却反映出了右翼势力的加强；1925年艾伯特去世后，普鲁士斗士兴登堡老将军被选举为德国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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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5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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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确立的民主国家：英国和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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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和法国在战后也不能免于政治紧张局势。特别是英国，它还依旧是一个阶层隔离的社会。欧洲没有一个国家像英国那样财富集中如此显著。位居顶层的1％的人口拥有三分之二的国家财产，0.1％的人占着三分之一的英格兰土地。教育、职业、服饰、口音、阅读的报纸和休闲活动都界定和揭示了一个人所属的社会阶层。体面的乡村绅士和约克郡的工厂工人，戴高礼帽的银行家和戴布帽的伦敦东区码头工人，他们之间的差距仍和18世纪一样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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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党的衰退使工党获益，19世纪自由党最重要的议题是自由贸易，如今受其吸引的选民减少了。工党获得了大多数新选民的支持。善于言辞的詹姆斯·拉姆齐·麦克唐纳（1866—1937）进入了最上流的社会圈子，1924年他组建了第一个工党政府。但是几个月后麦克唐纳政府就倒台了，证明了英国保守党在英国人民的帮助下东山再起。麦克唐纳政府是第一个承认苏联的政府，此后他遭到了保守党的谴责。新闻煽动着“红色恐惧”（redscare），与当时席卷美国的恐惧相似。一家报社发表了一封号称是共产国际领导人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的书信，信中详细地向英国共产党说明了如何破坏政府的稳定。事实上，这封信是由一个波兰反布尔什维克分子伪造的。重新掌权的保守党决定恢复财政稳定，拒绝工人阶级的要求。1925年，政府恢复了英国的金本位制度，这意味着英镑可以按照固定的比率和黄金兑换。但这大量消耗了支持着英国货币的黄金储备，导致英镑的汇率高估。英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变得更贵，尤其是在其他欧洲大国将本国货币稳定在低汇率的时候。一个多世纪以来，英国制造业是国家繁荣的关键，如今也已停滞，国内市场逐渐受到了来自美国和日本的商品的挑战。美国成了世界第一大债权国。纽约则成为新的国际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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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工业家和工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1926年开始引起公众关注。矿场雇用的工人还有100多万。战后矿业公司减少了薪水并延长工作时间。1926年3月，一个政府的委员会建议公司营造更加安全的工作环境，但矿工也得接受更低的工资。矿工以“工时一分钟不加，工资一便士不减”的口号拒绝这些结论。1926年5月，工会委员会为了维护工会，发动了一次矿工总罢工。绝大部分工会中的英国工人团结起来罢工。这次罢工激怒了上层和中层阶级，所有公共交通的停工给他们造成了不便。保守党的温斯顿·丘吉尔怒斥罢工者为“敌人”，要求他们“无条件投降”，就像在谈论一座战争中的德国地堡。工党同情工人们的困境，工人为了捍卫原则在罢工中的确遭受着苦难，但是工党还是保持了安全的政治距离。军队负责运载食物，商人们和来自牛津、剑桥的学生们开着巴士或者货车帮助人们进出伦敦。两个星期之后，大部分工人回到了工作岗位，虽然矿工的罢工持续了7个月。罢工最后还是失败了。一年之后，议会通过了《劳资纠纷法》，禁止“同情罢工”，即其他行业的工人为支持罢工工人而罢工。这等于是英国工人的一次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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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直认为法国的法郎不会受到经济冲击的影响，但1924年的财政恐慌中，法郎价值大跌，法国右翼政府也随之垮台。激进派和社会党的联盟组成了一个中间偏左的政府，这两派只有在反教权主义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是当社会党建议对资本征收较重的税来解决经济危机时，联盟分裂了。政府部门阶段性地设立和撤销，让人眼花缭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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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保守党人普恩加莱再次担任总理。他提高了消费税，比起资本税富人更喜欢这种税，因为负担不会落在他们身上。富人们从国外带回财产，买入当时迅速升值的法郎，法郎稳住了。普恩加莱被认为是法国货币的拯救者。但是他认为法国的政见统一，这和认为法国是欧洲最强国的信念一样，只不过是个幻觉。许多法国平民相信“钱墙”依旧绑架着国家，它与根深蒂固的官僚机构一同阻止社会改革。从制度上来说总统力量很弱，而人们越来越认为下议院是一个有效应对国内和国际危机的争吵不休的团体。政治和社会的紧张局势一方面使法国共产党等极端政党对民主感到幻灭，另一方面促进了受贝尼托·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夺权事件激发的初生右翼法西斯运动（见第二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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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伦敦大罢工期间的路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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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5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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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荒原中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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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样在欧洲的思想和艺术生活中留下了清晰的烙印，作家和画家与一场毁灭性的斗争造成的后果在搏斗，这场斗争是现在与一个不复存在的世界之间的巨大鸿沟。一个在战壕待过的老兵说，战争的灾难性破坏如同“一道分隔时间的巨墙，高一千英里，厚一千英里，是横亘在我们生命中的巨大的屏障”。由此导致的文化上的不确定性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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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之后，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叛逆的现代主义是艺术领域内针对传统文化习俗的反抗的一部分，同样也是对中产阶级社会的控诉。比如在英国，人们还在读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和爱情诗歌，但这些作品似乎无法解释欧洲哪里出错了。许多对战争感到惊骇的画家和作家如今拒绝那些曾灌输民族主义价值和盲目顺从的社会传统。美好年代的“局外人”在战后至少成了艺术世界中的“局内人”。可以肯定的是，大部分战后艺术表现手法上的重大变化源自战前时期，比如，采用心理的、主观的题材和手法进行绘画和写作（见第二十章）。战争不但毁灭了几百万人的生命，同样也毁去了画家和作家借以定义现实的标志物。美国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1874—1946）频频穿梭于伦敦和巴黎的画家、作家朋友之间，她称战争幸存者为“失落的一代”。法国诗人保罗·瓦莱里（1871—1945）在1922年的演讲中说：“风暴虽然平息，但我们依然不安宁，不自在，就像风暴即将袭来……所有这些受伤的事物中就有心灵。心灵着实受到了残忍的伤害……它深深地怀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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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美国的诗人和批评家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1888—1965）作于1922年的阴郁的诗歌《荒原》反映了战争对欧洲的破坏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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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堆破碎的形象，受着太阳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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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枯树没有阴凉，蟋蟀不使人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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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石头发不出流水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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